王百伶（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他者压迫与自我救赎—— 论孙犁晚年创作

王百伶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 要：文革后的孙犁，将创作筑基在历史和自己人生经历上，重新讲述“过去的故事”。在他这一时期的文学世界中，一直存在着“自我”与“他者”的两极对立。面对着权力世界中的人物与城市的“他者”压迫，孙犁将“自我”救赎的目光投向了另一时间和空间组合而成的“家”。

关键词：晚年孙犁；他者压迫；自我救赎；

孙犁在文坛上有“老”与“新”之分，人们通常把“文化大革命”前的孙犁称作“老孙犁”，而把“文化大革命”后的孙犁称作“新孙犁”。经过了“文革”劫难的孙犁，在时间的纵轴上，以个人经验为基础，重新讲述“过去的故事”，为人们提供“民族记忆”的版本。同时这一时期的创作成果，对于作者而言，“完成了从作家的孙犁到思想家的孙犁的转变”[1]。他这一时期的文学世界中，一直存在着“自我”与“他者”的两级对立：知识分子是被迫害、被压迫的“自我”一方，而权力世界中的人物与城市是压迫、迫害“自我”的“他者”。

一、“自我”天堂的沉落——知识分子的苦难

孙犁晚年的创作是“个人经历的记录”。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回诉中，将话语指向了“文革十年”，通过知识分子的“个体的悲剧”，叙说了“自我”的沉痛与苦难。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经阐释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分子其实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的一部分。”[2]他们所依仗的文化资本在文革时期不如权力、经济那样充满世俗力量，因此便沦为了“被统治阶级”。孙犁也曾说：“一旦有了名利权势之争……热心于学术者，表现虽能落后，但就保全身命来说，所处境地，危险还小些。当然遇到‘文化大革命’，虽是不问政治的书呆子，也就难以逃脱其不幸了。”[3]在这个“激情为欲望所冻结，正义为妥协所瓦解，精神为物质所知悉”的特别的历史时期，随着政治话语权利的被剥夺，具有高洁人格和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从拯救者变成了被拯救者，“处于几乎随时与现有次序相对立的状态”。他们不仅功绩被抹灭，而且在肉体上遭受凌辱，生命被剥夺。

《女相士》中阐释了那个时期的斗争目标就是老干部和有文化的人，他们被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走到哪里，都有人跟踪、监视。而当时知识分子所求的“安全”，就是可以避免革命群众和当地农场的工人、儿童的侮辱、恫吓，或随时抛来的砖头；刘纪这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受到批评、委屈，精神失常。此后他的记忆力很不好，常常丢失东西。他的高小老师，朴实憨厚，对人热情、坦率，读了一辈子进步的书，教出了许多革命有为的学生，但是在运动之后，患上了精神方面的病症；只因不愿意和两个疯哥哥在一起住，就被管房的人硬逼出来，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死去了（《三马》）；一个市文化局长，因受到批斗，精神沉郁，烦躁不安。“但他终日一句话也不说，谁去看他，他就瞪着眼睛问：‘你说，我是左派吗？’”（《青岛》）；老王运动中看到各种残酷场面，而这并不是他所能对付的，所以后来自裁了”（《地震》）；老邵心直口快，对工作负责严谨，在批斗中“一个打手把食指塞到老邵的嘴里，用力抠拉”，因为太痛苦，“老邵的眼里，含着泪花”（《记老邵》）；动乱中遭受磨难的王婉丈夫怀疑“这也是生活”（《王婉》）。

孙犁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很是深厚，主张“仁”“义”，认为人应该超越世间各种境遇，不仅要有道德勇气，有强烈的正义感，敢于担当，而且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因此在对具体的政治进行谴责与控诉、叙说苦难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向我们呈现了人类精神的美好，赞扬了以体认苦难、超越苦难的方式面对生存境遇的知识分子，“人是不朽的，并非在生物中惟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东西。他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4]。

这些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虽是“小人物”，但爱憎分明，勇敢忠义：老邵虽然被批斗，但是“他的回答，完全不像是批斗会上的那种单方认输的样子，而是像在自由讲坛上，那么理直气壮。有些话，不只是针锋相对，而且是以牙还牙的”（《记老邵》）；老王很快就觉察到，在一个同志受难的时候，不应该说落井下石的话。他立刻纠正了自己，宁可自杀，也没有“按”过任何人的头（《地震》）；看见有人把水搅浑了，虽然自己可能被钓住，穿在柳条上，有被出卖的危险。但万国儒仍没有避而远之（《悼万国儒》）；王兴“他真是诚心诚意地劳动着，改造着，没有怨言，甚至没有怨容。造反派一叫他的名字，他就应声而至，满脸笑容，所派任务，都完成得很好。”“他从不轻易批判、揭发别人，更不用说陷害别人了。他只管自己好好地去劳动，去改造，去学会各种技能。”[5,p129]马达遭遇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和人格的被侮辱，但是他能够置心澹定，自贵其生（《悼画家马达》）。

这些知识分子对人生有着深切体悟和感知，是具备道德沉痛感和价值关怀的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和苦难劈面相遇，超越苦难。

二、权力世界中的人物与城市的共谋

孙犁一直将权力世界作为憎恶的“他者”，而城市在他的话语中一直扮演、充当着黑暗的“权力空间”，每谈到城市，总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厌恶之情，“我是绝对走不出这个城市（指天津）了。一想到这里，就如同在梦中，掉进无边无际的海洋一样，有种恐怖感，窒闷感，无可奈何感”[6]。不仅“进入这个码头城市……很不习惯，不久就病了”，而且城市也阻碍了他的艺术创作，“人口太密，互相碰撞，这种想象难以产生，即使偶然产生，也容易夭折”[7]。

同时在这一空间内的某些存在者，也被孙犁定位是城市的共谋者。

首先是存在于城市中的善用手腕的阴险狡诈之辈。“四人帮”灭绝人性，使不会投政治之机、渔时代之利的知识分子陷入水深火热中，惶惶不可终日，但却使宵小不逞之徒，天良绝灭，邪念丛生：姓钱的传达室的老头，造反以后，常常对着邻居住的台阶，大吐其痰（《鸡缸》）；冯前是个大风派：谁得势，靠谁；谁失势，整谁。甚至为了自己的升职残害自己的老上级（《冯前》）；小D，“他是在报复，是对这些人，对这些过去比他地位高、比他富有，他曾经为他们服务过的人，进行报复。不只对这些人，也是对这些人的家属、子女”。“他想尽一切办法捉弄他们，虐待他们，往死的边缘推挤他们。”并“用一些从日本人、国民党那里学来的特务手段对付他们”[5,p183]，抄家、翻箱倒柜，派人跟梢、密探，制造一些冤案（《小D》）。

他们的邪恶行径不禁使作者感慨道：“十年动乱，是人性的大呈现。小人之用心，在于势利，多起自嫉妒。卑鄙阴毒，出人意表。平时闷闷，惟恐天下不乱。一遇机会，则乘国家之威，他人之不幸，刀砍斧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8,p300]

同样孙犁晚年也在不断地“解构”女性神话。女性曾看做为“神”，如诺依曼所说：假如我们把初民未成形的身体—世界等式同女性基本特征的等式—女人＝身体＝容器结合起来，我们便为人类远古时代得出了一个普遍的象征公式：女人＝身体＝容器＝世界[9]。歌德在《浮士德》也曾称赞到：“永恒的女性，领我们飞升。”孙犁的早期作品中也在不断地建构着“女性”神话，“从形象、行为、话语到兴趣、心理加以彻底的儿化、纯化、美化和驯化”，但是在新时期之后，在对城市女性人物的塑造中，他却在不断地解构“女性”神话，实现从“精心建构”到“自行解构”的创作转折。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妇女服饰大变，心态也大变。只要穿上一件新潮衣裙，理上一个新潮发型，就是东施嬷母，也自我感觉良好，忽然变成了天仙。她们听着脚下高跟的响声，闻着脸上粉脂的香味，飘飘然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8,p21]但“城市姑娘，虽然漂亮，我对她们终是格格不入”（《鞋的故事》），因为城市女人羞耻感越来越少，一步步想去依靠那些钱多的、势力大的男人，灵魂也随之一步步往下堕落：第二任妻子因为政治的原因，想找一个更可靠的靠山而与“我”离异（《续弦》）；“文化大革命”时，王婉是这个城市的大红人，掌握着这个城市的大权，并迫害他人（《王婉》）。

这两种人都存在于现代都市之中，呼吸着城市污浊的空气，争夺权力和物质成为其生活的主色调，人间的温情已经逐渐淡漠，他们与所在的城市构成一种“利的共谋”关系。

三、苦难的“救赎”

经受了苦难与痛苦的孙犁，晚年一直在苦苦寻找着救赎之路，并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另一时间和空间组合而成的“家”。这里的“家”有两层意思：一是抽象的精神意义上的，一是具体的地理意义上的，前者指被空间“放逐的野地”，即充满生活气息的农村家园，后者指被时间抛后的历史，即快活的童年时代。

（一）空间放逐的野地——农村

孙犁晚年“被边缘化”的命运，使他将自己的济世思想封存起来，远离政治权利，“两次拒绝高官的宴会，而且觉得没有什么遗憾”“虽然当了副刊科的副科长，心里也根本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官儿”。

达天之命、甘于穷苦的他将思想触角伸到民间，久居城市，却越来越思念故乡，“我很想到那长堤上站一站，吹吹久别的农村原野的风沙”（《听乡音》）；“我不知道，我过去走过的山坡、山道，现在情景如何，恐怕也有很大变化！泉水还那样清吗？果子还那样甜吗？花儿还那样红吗？”（《我的绿色书》）而且对故乡的这种想念也越来越萦绕在意识的深处，形成不断的梦境——“梦中每迷还乡路”。他把农村作为在世俗人生中安放精神的寓存家园、归宿地，在此涵养性情，达到超脱。

在乡村，有孙犁挚爱的父老乡亲，他们朴实、善良，有着自己的道德操守，保留着农业文明的自然人性：母亲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的人，尽力周济，凡有求于她的过往行人，也无不热心相帮（《母亲的记忆》）；父亲即使在“我”未完成他的理想时，也从未责备于“我”；虽然贫困交加，但是凤池叔从来不向别人乞求一口饭，并绝对不露出挨饥受饿的样子（《凤池叔》）；光棍一般不在本村为非作歹（《光棍》）；进村的小贩，如是来卖针线的，便能和妇女打交道，如是卖玩具的，便能和小孩打交道，都规规矩矩，语言和气（《小贩》）；在城市中，面对如流的豪华车辆，各路的人物精英，他们即使睡在马路边上，吃着面包，但是仍无动于衷，甚至是不屑一顾（《民工》）。

这里也有孙犁想念的乡音、乡味：那时走过的路，踏过的石块，越过的小溪，都是他所眷恋的；手推车的有节奏的悠扬悦耳的声音——吱扭——吱扭——吱扭扭——吱扭扭，在孙犁看来是田野里的音乐，是道路上的歌，是充满希望的歌（《菜虎》）；农村的泉水不深，但很清澈，冬夏不竭。山顶上，有秋虫繁响，石鸡、鹧鸪飞动着，孕育着，唱和着（《在阜平》）；在农村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吹新鲜的风，是人们调整身心的好地方，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女孩子们，脸都很红润，整天说说笑笑，生活得快乐无比（《春天的风》）；“走在农村的、安静的、平坦的道路上，人的思想就会像清晨的阳光，猛烈投射到披满银华的万物上，那样闪耀和清澈。”（《某村旧事》）

同时“农村是个神秘的，无所不包容，无所不能创造的天地”，是“文学的热土”，是创作的灵魂、艺术的源泉，“在农村，是文学，是作家的想象力，最能够自由驰骋的地方。我始终这样相信：在接近自然的地方，在空气清新的地方，人的想象才能发生，才能纯净”[10]。

（二）时间抛后的历史——童年时代

法国小说家莫里克说：一个人不达到一定的年龄是成不了真正的小说家的。所以说，一个年轻的作者除了写自己的童年和青年外，是不能成功地写出自己一生中其他任何阶段的——我的所有小说叙述的故事都发生在与自己青少年时期同时的阶段。它们全是追忆逝去的往事。作家都无法摆脱他的情感经历，童年的记忆更难以忘却，孙犁更是如此。“如果说我也有欢乐的时候，那就是童年，而童年最快乐的时刻，则莫过于春节。”这里有贴春联、树天灯、放鞭炮等带来的欢乐（《记春节》）；童年虽“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的”；根雨叔会捕鸟、编鸟笼，会编蝈蝈葫芦，会结网，会摸鱼，给小时候的我也带来很大的乐趣（《根雨叔》）。

爱默生曾说：“成年人是很少看得见自然本身的。大多数人都不曾看见过真正的太阳……但对于孩子们来说，太阳却能透过他们的眼睛照进他们的心田。”[11]对于孙犁来说，童年时代的欢乐也有源于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对自然之爱，“樵则依附山林，牧则依附水草，渔则依附江湖，禅则依附寺庙。人不能脱离自然”（《葛覃》）；“我不怕自然界的声响，我以为：无论雷电轰鸣，狂风怒吼，洪水暴发，山崩地裂，都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景观”（《装修》）。而童年是他得以享受自然的最惬意的时代，“儿童的欢乐……又多在春天和夏天，又常常和昆虫有关”，即使是一些捉黑老婆虫、摸爬爬儿、抄老道儿的亲近自然的游戏，“而孩子们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寂寞无趣却满有精神玩着长大了”[12]。

孙犁的童年的记忆为他在现实中的困难提供了“心灵的安慰”，在那里有着他精神上的依托、生命的依靠，在“那种生生不息的大化生命之流，体味人与自然契合的激动”。

四、结语

陈晓明曾说，“叙事就是对时间序列里发生的事件进行描述的一套有组织的话语体系”[13]，孙犁在时间的纵轴上，以自己深刻的人生经历为基础，呈现了“记忆中的现实”，符合了一定时期内读者的心灵期待和话语期待，将人们领进文本的那一时代，对“文革”进行倾诉、书写，在重温对错、美丑、善恶、爱恨中，寻找到着救赎的家园。

[参考文献]

[1] 张学正.观夕阳——晚年孙犁述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8, （3）:61-69.

[2] 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85.

[3] 孙犁.孙犁散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87.

[4] 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55.

[5] 孙犁.孙犁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6] 孙犁.风烛庵文学杂记.无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95.

[7] 孙犁.谈作家素质.陋巷集[M].广州:百花出版社,1987:147.

[8] 孙犁.转移.孙犁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9] 埃利希·诺依曼.李以洪,译.大母神——原型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122.

[10] 孙犁.读画论记.曲终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2012:143.

[11] R·W·爱默生.博凡,译.自然沉思录[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5

[12] 柄谷行人.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16.

[13] 陈晓明.“历史终结”之后:九十年代文学虚构的危机[J].文学评论,1999（5）:36-47.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Oppressed and Self-Salvation: Analyses of the Old Sun Li’s Creation

WANG Bai-ling
（The Faculty of of Liberal Art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un Li creates the preconditions on history and his life experience, to tell "the story of the past". In his literary world in this period, there has always been "self" and "the other" polar opposites. Facing the power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world and the city "the other", Sun Li looks for another time and space combination of "home".

Key Words:Sun Li; oppressed; self-salvation;

作者简介：王百伶（1987-），女，满族，河北秦皇岛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4-03-14

DOI：10.3969/j.issn.1009-9115.2016.01.021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6）01-007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