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践（中国人民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中庸》里的社会和谐思想

张践
（中国人民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中庸》是儒学重要的著作，集中阐述儒家的哲学思想，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和谐观念。为了维持社会和谐，儒家倡导“持中守正”的思想方法，反对任何极端主义的行为方式；为了使社会成员心态和谐，儒家提倡“素位守常”的生活方法；为了促进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和睦相处，儒家主张“并行不悖”的发展理念。《中庸》中的和谐思想，对于我们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儒学；《中庸》；中庸之道；和谐社会

《中庸》是儒家四书之一，集中讲述了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简单说，中庸之道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办事情不走极端。而实行“中庸之道”，就是要达到促使社会和谐的目的。子思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里实际上把“中”与“和”放到了“体”和“用”的位置上。“中”是根本的原则和方法，而“和”则是要实现的目标。即通过运用中庸之道，实现社会的和谐。在这里，《中庸》特别强调了中道对于建立和谐社会的价值。为此，儒家提倡思想方法上持中守正，生活态度上素位守常，发展观念上并行不悖。

一、持中守正的思想方法

《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以下凡引本书不再标注）君子、小人，是孔子评价人的时候最常用的概念，君子是士人应当追求的榜样。关于君子的概念，儒家经典中有多种论述，但是最基本的含义是指道德高尚之人。而小人在儒家的经典中，则多是指道德品质缺失的人。在这里，孔子明确把“中庸”和“反中庸”作为君子、小人的基本差异。为什么君子的行为应当是坚持中庸之道？因为君子以修德立身为根本，能够通过“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的反思过程，发现自己心中禀赋于上天的善良本性，然后再依照本性行事，就是“率性之谓道”，就自然符合包括“中庸之道”在内的各种道德。如首章所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能够自反本心的人，就会在行动上符合这种根本的大道。孟子通过尧、汤武说明君子如何“自返本性”。他说：“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孟子·尽心下》）

小人的行为正相反，是由于小人在为人处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素隐行怪”、“半途而废”就是小人反中庸的具体表现。第一种态度是“索隐行怪”，即在现实社会上遇到困难后，就放弃了中庸之道，而靠走极端方法博取社会的关注。“索隐”是指一些学者不去研究当务之急的现实社会问题，而是在一些隐逸偏僻的问题上做功夫。如朱熹注释说：“索隐行怪，言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盗名，故后世或有称述之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由于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有一定的风险，而且是否可行效果立显，容易被否定。而做那些偏僻古远的“学问”，既可以绕过尖锐的社会矛盾，又可以欺世盗名，吸引眼球。“行怪”则是指行为放荡怪癖，以自己不符合社会伦理规范的行动来引起社会的关注，其实这也是一种违反中庸之道的逃避行为。例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即曹魏正始年间（240～249）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和阮咸七人。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残酷，导致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但无法施展治世的理想，而且时时担忧生命，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竹林七贤”成了这个时期极端文人的代表。从正统的儒家立场看来，“素隐行怪”的作风是不符合中庸之道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不是也存在着“素隐行怪”呢？那些奇装异服，行为怪癖的青少年，例如“嬉皮士”、“朋克”等等，都是这样的典型。

第二种态度是“半涂而废”。涂通途，即半途而废。朱熹注释说：“遵道而行，则能择乎善矣；半涂而废，则力之不足也。”也就是说一些人开始正确选择了中庸之道，但是行至半途力不能及，所以放弃了。当然“力之不足”有多种情况，可能只是实力的不足，但可能更多的则是定力不足，因外界欲望的诱惑而放弃中庸之道，自暴自弃，随波逐流。夫子自谓：“吾弗能已矣”，就是说我是不能自已的。朱熹注释说：“圣人于此，非勉焉而不敢废，盖至诚无息，自有所不能止也。”因为孔夫子能够做到“率性至诚”，因此可以“志诚无息”，坚守中庸之道不辍。

第三种态度是“遁世不见而不悔”，这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孔子生逢春秋战国的乱世，终生坚守中庸之道不易。孔子宁愿不为世人知晓，也不用“索隐行怪”的方法哗众取众，盗取功名。同时坚持实行中庸之道，即使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也绝不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因此在当时的社会上孔子及其学生们显得落落寡合，不合时宜，被一些世俗之人看成“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但是孔子本人对此只是一笑置之，仍然以无怨无悔的精神坚持死守善道，并通过著书立说，教育学生使之发扬光大，因此孔子才成为中华文化的圣人。

孔子非常推崇历代圣王处理事务的中庸方法，他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用今天的观点解读《中庸》这一章的思想，颇有一些领导科学的意味。从儒学发展史上看，子思是将孔子的认识论发展成了方法论。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也就是说，孔子在调查时，善于通过比较、推论获得新知。本来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不过通过对方的两方面的极端言论的诘难，综合分析而获得新知。《中庸》这段话，既包括认识方法，同时又产生出符合中庸之道的工作方法。笔者认为其中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朱熹注释说：“舜之所以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迩言者，浅近之言，犹必察焉，其无遗善可知。”“好问”就是在了解事物的时候，首先要放下主观成见，多听多问，看看民众是如何想的，他们对事物有什么看法。儒家一向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所谓的“天命”、“天道”，都是通过民众的眼睛看到的，通过民众的耳朵听到的。敬畏天命、遵循天道，首先必须尊重民意，了解民众的呼声。舜帝不仅“好问”，而且特别“好察迩言”，即听听普通民众浅显的言论。只有保持了这种谦逊的态度，才能真正听到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声音，把握社会发展的最深层的问题。

其二，“隐恶而扬善”，朱熹注释说：“即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其善者则播而不匿，其广大光明又如此，则人孰不乐告以善哉。”对于民众意见中善良的、美好的事物要大力提倡；对于其中恶劣的、庸俗的东西则要压抑、隐藏，不使之流传。传说舜在传位给禹的时候曾经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这里所说到的“允执厥中”，也包含了在善和恶之间的把握。因为“人心惟危”，故民众的意见不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让那些负面的东西得以流传，则丧失了圣王“道统”导民向善的宗旨。

其三，“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朱熹注释说：“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也就是说，对于收集到民众的言论，特别要注意其中两方面极端的言论，只有把握了两端才是全面的。但是对于差异极大的极端言论，不能都简单地当成民意全面用于施政。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更何况于人，更是千差万别，利益要求悬殊。因此在行政的时候不仅善于体察民情，并能够在两端之间保持中道，把握多方的利益平衡，用其中道于民，这样才能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欢迎。朱熹又说：“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总之，通过这“三步思维法”，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圣王的明道之法，行道之规。它不仅反映了舜帝认识事物时的精细审慎，也反映了舜帝处理事物时的辩证明达。我们可以作为一种良好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借鉴吸收。

二、素位守常的行为方式

为了在社会形成一种和谐稳定的氛围，儒家提倡“素位守常”的思想。子思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素其位而行”的内容是：每个人都要安于自己的身份、地位、职业，行所当行之事。这是一个教人们如何立身处世的态度问题，也是保证社会和谐安稳的大问题。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认为缺乏中庸之德是社会混乱的原因。很重要一点，就是人们不安于本分。当今社会舆情嚣嚣，网络上充斥着各种极端的言论，正是这种不安本分的心态的具体表现。

《中庸》一书没有回避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明确提出了“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社会存在富贵、贫贱，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态度。有人愤愤不平，有人怨天尤人，有人试图取而代之，有人主张赢家通吃……儒家的立场不同于这些观点。儒家并不认为富贵都是合理，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关键要看富贵是如何获得的，必须取之有道。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当社会上很多“富且贵”不可求的时候，儒家主张“素其位而行”，要安贫乐道。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先进》）颜回的快乐，绝不是对贫困的生活快乐，而是因为自己信守了道义的原则，不为原则出卖灵魂的快乐。子思说：“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就是讲君子的一种职业道德，就是要有干一行爱一行的良好心态，在每一个行业的奉献中找到成功的快乐。

儒家这种“素其位而行”的观念，与某些所谓的“现代观念”很不一致，因此容易引起很多人的误解。西方近代资本主义革命之后，“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似乎凡是有违平等的观念都是反动的，都应当在“革命”中被推翻。但是如果深入理解西方的价值观念，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西方所说的“平等”不是结果的平等，更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应当获得平等的财富，而仅指公民身份的平等。其实在各种社会机会面前，财产私有制度使那些含着金勺子出生的人，仍然有平民们无法企及的优势。不过西方经过对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企业利润最大化经营理念的反思，采用了普遍的福利政策，使得社会贫富差别缩小，因而使得社会能够和谐运转。当然这也需要生产力发展长期的积累，需要几代人为此付出坚苦的代价。而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渐进的量变过程。只有当社会生产力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才会发生质变。那种“杀富济贫”式的“不断革命论”，并不能自动带来生产力的发展，而只能在不断的动乱中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在社会发展的积累阶段，创造一种和谐安定的秩序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儒家“素其位而行”的观念，正好适合了社会稳定发展时期的需要。

“素其位而行”在具体做法是：“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在存在富、贵、贫、贱，等级差异的社会中，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居上陵下，在下援上。当然首先是在上位者要做出表率，不能欺凌下属。而我们的社会中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狐假虎威、炫富斗富等等，都会激起下层民众的极大反感，有违中庸和谐之道。同样居下位者攀附权势、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结党营私，也只能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所以子思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在存在差异的社会中，要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最终等待命运的决定。而那些没有道德的小人，则希图通过投机取巧获得侥幸的成功。因此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这里涉及到一个关于命运的问题。过去在极左的年代里，一提到命运一词就马上被批判为“唯心主义”。其实我们实事求是地看，社会人生确有一些个人意志无法左右的大形势、大环境，这也不是我们仅仅凭借愿望就可以改变的。比如人出生的时代、国家、家庭、身体先天条件等等，都是客观存在的。对于这些问题，不可能因为“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因此儒家不像墨家那样否定命运的存在，墨子说：“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墨子·非命上》）同时儒家也不像道家那样主张顺从天命。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儒家则主张在社会大形势不可改变的情况下，君子应当努力为善，按道德的标准行事，孟子说：“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尽心下》）孟子的这些思想，就是对子思“君子居易以俟命”思想的发挥。儒家的命运观，是主张在客观大环境无法人为改变的前提下，应当尽量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按规则行事，最终等待命运的裁决。后来这个思想就被通俗地演绎成一句俗话：“尽人事而听天命”。在承认“天命”的前提下，孟子还特别指出：“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孟子·尽心上》）“不立乎岩墙之下”就是“君子居易”的另一种说法，强调道德君子不干铤而走险的事情。

本章提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这个思想在当代社会是极富有教育意义的。当前我们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既然是市场经济，有人就认为必然需要有一定冒险精神，因此“富贵险中求”成为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的口头禅。其实这既是对真正市场经济的误解，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的背弃。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敢于冒险，追求高额利润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冒险家古往今来都有，但并没有促成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资本主义精神在于通过精确地计算赚取合法利润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就需要严谨的工具理性精神。而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确有一批冒险家利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尚不健全的机会发了大财，但这也对社会造成了一种非常不良的引导，使人们误以为市场经济就是要敢于冒险，于是大胆狂想、疯狂借贷、虚假宣传、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其结果只能是制造虚假繁荣，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他们所谓的“富贵险中求”并非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而是指寄希望于违规操作而不被发现的“侥幸”，这正是《中庸》所说的“小人行险以徼幸”，我们应当引以为鉴。

三、并行不悖的发展理念

子思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本章的内容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孔子思想的评价。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最大继承者，远承传说中的圣王尧、舜，近承周朝的开创者文王、武王、周公。同时孔子的思想又顺应自然的规则，符合天人合一之道。中华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连续性创新，而不是像其他文化一样创新必与前代文化断裂。在这里，孔子的“祖述”和“宪章”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古代的优秀文化赖孔子得以流传，后代的文化赖孔子以开新。所以后人形容孔子的文化价值“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第二部分是对儒家思想中“和而不同”、“殊途同归”性质进行了精辟的论证，这也是中庸之道的重要内容。“和”与“同”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古老命题，是对中国古代民族多元共生历史实事的正确反映。西周太史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在这里，史伯提出了“和”与“同”这样两个形式近似但是本质不同的概念。“和”是不同事物的矛盾统一，“以他平他”指不同事物的并存、交织、掺和、影响，故内部生机勃勃，形成“丰长万物”的生动局面。相反，同一事物的简单叠加就是“以同裨同”，不仅不能产生新生事物，而且自己也会衰老、枯竭、灭亡。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晏婴继承了史伯的和、同思想，他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洩其过。”（《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用烹饪作比喻，各种鱼、肉，必须加上不同的佐料，并使用不同的火候加工，才能做出美味佳肴。这是因为不同的原料性能不同，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弥补，才能使之达到最佳效果。晏婴用和同的关系告诉齐景公：“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同上）君臣之间不同的意见可以相互补充，纠正不足，防止偏差。孔子继承了史伯、晏婴的和、同思想，并将其进行了提升，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将和、同之辨上升到君子、小人的道德判断高度，认为盲目追求绝对同一的人是小人，而能够容忍不同意见的人才是君子。自此之后，儒家学者彻底否定了追求绝对同一的观念，而将“和而不同”当成文化的最高境界。《中庸》第一章提出了“中和”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易传》则提出了“太和”说，“天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追求不同事物的矛盾和谐，是儒家中庸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古代历史几千年中多民族可以和谐共生的指导思想。同时儒家学者认为，坚持各种不同的思想，走不同的道路人，最终都会走到一起，这就是“殊途同归”。《周易·系辞下》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中庸》第三十章讲和而不同，可以看到三层递进关系。第一层是说：“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天与地是不同的，但各具自己的功能和作用。地的作用是“持载”，天的功能是“覆帱”，既不能相互替代，又可以相互配合，并不存在谁战胜谁，谁消灭谁的问题。春夏秋冬四季的“错行”，日月昼夜的“代明”也是如此，不能说哪一个季节更好，太阳比月亮更重要。在儒家的辩证思维的系统中，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谁也离不开谁。第二层是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就是说，世界之大可以使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可以并行不悖，互不侵害。中华文明的这种认识，就与当今世界上另一主流文明——亚伯拉罕系文明的认识根本不同。它们这些宗教文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一神崇拜，认为世界上只有唯一的“真神”，只有皈依他们的“神”才能得到救赎，因此需要用自己的文明取代其他文明。他们从根本上认为各种文明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文明冲突论”。我们应当大力弘扬儒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点，用儒家的“和而不同论”替代“文明冲突论”。第三层是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小德”讲的是具体的道理，各说各的，各行其道；“大德”讲的是各种“小德”中包含着共同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遍原理，用基督教文明的话讲就是“普世价值”。朱熹注释说：“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并育并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体之分；大德者，万殊之本。”朱熹用自己的“理一分殊”说来解读“小德”、“大德”的关系：“小德”如川，各行其道，所以不悖不害，“大德”如水，能够反映天下所有水的共同性质，“敦化”、“并育”万物。在当今世界上，“理一分殊”说为各种文明的对话提供了一种根本性的思想方法，让人们在承认相互差异的前提下去寻找各种文明的共同点。当代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生动地比喻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也许就是对《中庸》的发挥吧。以“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精神处理世界各国关系，就会有一个和谐的世界。

[注释]

责任编辑：郭美星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6）04-0081-06

[收稿日期]2016-03-2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政教关系比较研究”（编号：12JJD730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践，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事上，一切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私欲蒙蔽了心中的善良本性。只有坚守心中善良本性的君子，才能时时处处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在财富面前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说“无欲则刚”，所以才能在办事的时候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相反小人为人处世，为了一己之私欲，就敢于做出各种违反中庸之道的事情。“无忌惮”就是孔子对小人“反中庸”之性的一种批判。当今的世界，各种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全盘西化论）大行其道，表面看上来他们都有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用各种貌似诱人的美好前景欺骗群众。但是如果剥开他们的画皮，人们看到的都是那些小人为了一己之私所行的种种“不义”。因此反过来说，当我们看到种种肆无忌惮的极端行为时，我们也可以推断其背后必有各种不可告人的私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