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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诗学的现代价值
——从济慈的生态诗学观谈起

2016-02-12徐玉凤

天府新论 2016年3期
关键词:济慈生态批评诗学

徐玉凤

生态诗学的现代价值
——从济慈的生态诗学观谈起

徐玉凤

摘要:生态诗学给诗歌传统研究以新的启示,为诗歌研究注入了活力。约翰·济慈的生态诗学观强调自然是一个活力生态系统,而人是整个自然系统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一样遵循时间节律繁衍生息。大自然可以给予人类以心灵的呵护与慰藉。济慈的诗歌体现了丰富的生态思想,其中充满了对生态和谐的向往和渴求。济慈生态诗学观的形成有其自身原因,也有时代原因,其生态诗学观对现时代仍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诗学 约翰·济慈 生态诗学观 诗歌研究 生态批评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生态批评在理论界引起了批评热潮,其衍生理论,如生态诗学、生态女性主义等,给当今文学批评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生态诗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分析方式,为诗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域,给传统诗歌研究以新的启示,让诗歌焕发出了新的意义、彰显出更大价值。

活跃在崇尚自然的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年-1821年)的诗歌本身与生态自然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生态美学只有在存在本体和审美本体论的研究中找到一种全新的价值根基,才能既继承现代美学的研究深度又超越其中的人类自我封闭倾向,‘自然’正是在这种新的价值根基探寻和本体反思过程中登场的。”〔1〕在济慈的诗歌创作中,生态诗学整体原则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一、生态诗学对审美价值体系重构的贡献

“生态危机”早已成为全球问题。许多国家在治理环境方面收到了显著成效,但是总有“治不胜治”之感。往往是技术进步解决了一个公认的问题,但是代价却是更多的全新问题的出现。很多专家学者已经看到单纯依靠技术手段并不能彻底解决环境问题,因此,主张从文化和人的思想意识上进行变革,重新审视人对自然的态度。对待自然的态度问题,归根结底是对待自己生活的态度问题,如何看待人生价值的现实问题。

对财富的贪欲是破坏自然的根源。只要人对自然没有正确的认识,贪欲就不能控制,对自然的破坏就会不断加剧。当人和自然的辩证关系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的时候,文化的复归便是必然之势。因此,“必须把目标放在开发人们的潜在的、处于心灵最深处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上面,以便使事态的发展能得到控制。”〔2〕马海良在《生态诗学的基本主张》一文中提到:“在生态危机全球化和全面化的严峻时刻,文学应承担怎样的责任?关于文学与生态之间关系的各种立场、观点、思想和理论可统称为生态诗学(e-copoetics)或绿色诗学(green poetics),也可称为‘生态文学观’。”〔3〕

“生态诗学主要研究文学与环境的关系,关注自然在诗歌等文学作品中的表征,重在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4〕生态诗学对审美价值体系的重构需要文化的复归。文化复归的核心问题,是要重新审视人对自然的态度,自觉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重新审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需要理论的引导。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指出,人与自然是互为对象、互相依赖、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体,“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人与自然的整体性乃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因素。但是,历史上人类没有就这一点形成自觉意识,人们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征服与被征服,索取与奉献的关系。正是这一错误的观念,导致人类对自然界盲目、贪婪地开发、利用,从而破坏了人与自然的统一,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以至结果祸及人类自身。

在生态批评的介入下,文学被赋予了新的职责。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视角过渡,吹响了创作进军物质世界的号角,同时也标志着审美乌托邦的破产和文学自恋时代的终结。而批评对环境的关注不仅重建了现实、文本和理论三者之间的联系,更增强了文学的社会责任意识。〔6〕

树立起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整体观念,乃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位的重要前提。20世纪40年代,英国生态学家斯坦利比较完整地提出了“生态系统”这一科学概念。他认为,自然界不仅包括从无机宇宙到有机生命的地球出现的天然自然,也包括人化的自然。如果人化的自然无节制地扩张,则将遭到地球生态系统的反抗。因而主张,必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的责任引入到自然界本身的进化历程中。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化了。美国社会学家杰里莫·里夫金和德特·霍华德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中谈到人类“作为个人也是地球上的过客,所以有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这样,后代们(包括人类和其他形式的生命)也能在将来享受到生活的甘美。”〔7〕在低熵社会里,把一切现象都看作是相互关联的整体离间方法取代了我们脱离生态系统活动的现代人类观。

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人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否则会遭到规律的惩罚。人与自然协调统一是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基本前提,可持续发展观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形成的。当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较之19世纪初,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更加深刻了,这离不开济慈等诗人、艺术家生态自然方面的书写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二、生态诗学整体原则在济慈诗歌中的表现

对自然的关注是济慈诗歌的重要主题。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将其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第四卷辟为“英国的自然主义”,并称“英国诗人全部都是大自然的观察者、爱好者和崇拜者……济慈尽管对古代风格和希腊神话非常热爱,却是一个感觉主义者,天生具有最敏锐、最广阔和最细腻的感受能力;他能看见、听见、感觉、尝到和吸入大自然所提供的各种灿烂的色彩、歌声、丝一样的质地、水果的香甜和花的芬芳。……换言之,自然主义在英国是如此强大,以致不论是柯勒律治的浪漫的超自然主义、华兹华斯的英国国教的正统主义,雪莱的无神论的精神主义、拜伦的革命的自由主义,还是司各特对以往时代的缅怀,无一不为它所渗透。它影响了每个作家的个人信仰和文学倾向。”〔8〕对济慈的生态诗学观进行探讨对于济慈及其诗歌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有着积极人生追求和认真处世态度的济慈具有对自然界强烈的责任感,关爱自然、赞美自然是济慈诗歌不朽的旋律。遵照遗嘱,济慈的墓碑上写着“这里长眠着一个名字用水写成的人”。〔9〕济慈遗言的本意不在于表现他作为诗人的独特风格,其深刻的寓意在于他要说明一个哲学问题:人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地球上最多的是水,水是生命之母,生于水又复归于水。

济慈早期的作品多模仿斯宾塞的风格。在斯宾塞诗歌的影响下,济慈对千变万化的大自然美景、清新悠闲的田园生活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和兴趣。同时,就个人特质来讲,济慈不喜欢枯坐书斋,在创作之外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喝酒、跳舞、玩牌、击球、看戏、交友,领略生活乐趣,用青年人热情好奇的眼光观察大千世界。为了开阔眼界,增广见闻,他和友人一道游览华兹华斯所住的湖边,在苏格兰一带穿行,将大不列颠最高峰本尼维斯山踏在脚下。这一切无一不影响济慈生态诗学观念的形成。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是人和所有生命失不再来的家园,是需要人类呵护的生态系统,而呵护自然先要发现自然的美与魅力。在济慈的笔下,大自然的美让人陶醉,人与自然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人、物、鸟都是这个活力系统中的一份子:

“你呀,一眼就能够看见/在你面前的邹菊和金盏花;/百合披着白羽,还有篱笆旁/初醒的樱草花在盛开怒放”;〔10〕

“打开的窗户紧挨着葡萄藤的新叶,/让新蕾的温馨与画眉鸟儿的歌声进来”;〔11〕

“长大的羔羊在山涧响亮地叫着;/树篱畔的蟋蟀唱着歌儿;菜园里/红胸的知更鸟百啭千鸣/天空中,群飞的燕子呢喃细语。”〔12〕

“……会听到/远处唱颂的丰收歌谣;/听到收割的谷穗窸窣作响,/听到可爱的鸟儿在清晨鸣唱/就在这同一时刻——听呀!/云雀在四月伊始鸣啭/忙碌的乌鸦呱呱乱叫着,/正搜寻着树枝和稻草。”〔13〕

太阳、月亮、羊群,披着绿荫的老树、新林,绿色王国里的水仙、清泉、麝香玫瑰……“我们感觉到,这些美的精华,不仅仅是/短暂的瞬间存在;不,正如寺院周围/呢喃密语的树木,很快会和寺院/一样宝贵,月亮也是一样/是激情的篇章,是萦绕我们的无限荣光,/萦绕着我们,直到他们变成/鼓舞我们灵魂的辉光,牢牢和我们相连,/不论是灿烂的朝晖,还是低垂的阴云/必定始终和我们在—起,/否则我们就会死去。”〔14〕诗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思想和人与大自然亲密无间的和谐关系。大自然给人类力量,鼓舞人类前行,而人类珍视自然,珍视大自然的杰作——大树如同珍视人类的创建——寺庙一样。大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是萦绕我们的无限荣光,这种对生态和谐的渴求铸就了济慈生态思想的根基。

在发现自然美的同时,济慈不断体悟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发展规律。对这种关系的感悟和认知是济慈生态诗学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自然界万物生生不息,没有止境,这是规律,但任何事物包括人在内又总是有生有死,“生死天运循环”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人与自然万物一样沿着一定方向运动、变化、发展。春、夏、秋、冬四季依次循环,而自然万物遵循时间节律繁衍生息。了解自然、懂得自然规律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尊重。在这个意义上,济慈的生态诗学具有一定的辩证性。

“不要哭泣呵!不要流泪!/花儿明年会再放蓓蕾。/别再流泪呵!别再哭泣!/花苞正睡在根株的心里。”〔15〕花儿有开有谢,而人也有快乐和失意之时,无花之时花苞在长大,而人在落魄之时也不应哭泣,难熬的日子许是在积累幸福的力量。

“一年之中,四季来而复往;/人的生命中,也有春夏秋冬:/有蓬勃欢快的春天,天真的幻想/把天下万物变成美的胜景;/到了夏天,……他心灵里在秋天有了恬静的港湾……他也有苍白无力的冬天,失掉容颜/否则他就悖逆了天道的生死循环。”〔16〕人的生命如大自然的四季往复,人们应该安然接受和享受人生的每个季节。

“大地的歌声永远唱不尽:/在冬日落寞的黄昏,当严霜/把一切凝成静寂;炉灶旁却忽然/扬起蟋蟀的高歌,炉温渐升/炉旁半睡半醒的人,迷离倘恍,/仿佛听到蝈蝈吟唱自茂密草山。”〔17〕大地之歌无休无眠,让栖居的人类在冷暖交替间依然能感受大自然的奇妙和馈赠。

济慈眷恋人生、热爱自然,又笑对死亡。“诗歌、名誉和爱情固然值得用心追求,/但死更强烈——死是生命的最高酬劳。”〔18〕

大自然可以给予人类以心灵的呵护与慰藉,带人回归宁静与平和。“哦!若是你的眼睛受惑,倦慵,/那就去饱看大海的恣肆汪洋;/哦!若是你耳朵被喧哗震聋,/或者听腻了多少演奏歌唱,——/那就去坐在岩洞口,冥想种种……”〔19〕在济慈内心,当世俗的喧嚣使人疲乏,大自然会如母亲般带领人们的心灵回归平静。

一般意义上讲,处于孤独、困境中的人比其他人更易于接近自然和艺术。孤苦的身世和病弱的身躯使济慈在感情上更加强烈地热爱自然,也更强烈地渴望在自然中寻求力量,同时,强烈的情感也帮助济慈更容易地走进自然、体悟自然。

济慈的诗歌中,颂诗最为人们称道,而颂诗中读者关注最多的当属《夜莺颂》。诗歌的第二小节,济慈写到:“哦,来一口葡萄佳酿吧!来一口/久在深深的地窖里冷藏着的佳酿!/只要一尝,便会想起了花神,想起了绿油油的田野风光/舞蹈,普罗旺斯的歌和艳阳下的欢乐/来一大杯吧,盛满着南方的温热,/盛满着诗神的泉水,嫣红,清冽”。〔20〕

济慈所处时代的自然环境已经被破坏,绿油油的田野已不容易见到,所以诗人要借酒才能“想起”昔日的花海、绿地、歌舞升平。只有在葡萄酒的炫目色彩和麻醉中才能想起现实生活中已缺失的艳阳美景、轻歌曼舞。这里,诗人暗示了当时生态遭到破坏的现实。如在《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动派:1760—1830年间的英国文学及其背景》(Romantics,RebelsandReactionaries:EnglishLiteratureandItsBackground1760-1830)一书中,玛里琳·巴特勒(Marilyn Butler)描述了生态失衡给英国社会造成的灾难性后果:“1815年至1819年,英国动荡不安,严重的暴力大概比法国大革命期间任何时期更有一触即发之势。”〔21〕济慈宁愿“悄然离开这个世界”,与夜莺一起隐入幽深的丛林。

“玫瑰依然立在枝上,/任凭风儿亲吻、蜜蜂采撷,/盛开的李花仍披着朦胧的盛装,/湖水没被搅浑之前晶莹澄澈;/为什么为了美誉,人们愿意揶揄这个世界/信奉邪神而不想得到拯救呢?”〔22〕这是济慈对工业革命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的谴责。

三、济慈生态诗学观的现代价值与研究意义

维护人与自然自由和谐的存在是济慈诗歌创作中的重要议题。济慈反对战争,渴望和平与自由,因为战争既伤害人又伤害自然,是对生态活力系统的最严重破坏者。“和平”是维护自然这个活力系统最基本的条件。“和平”不但要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更要消除人与自然的冲突。“啊,和平!你的降临是为了赐福于/这被战火包围着的岛国的疆土;/用你安详的仪态慰抚我们的苦痛,/让英伦三岛四处洋溢幸福的笑意?”〔23〕但济慈对正义的战争英雄是持肯定态度的,他高度赞扬塔杜兹·科修斯柯*杜兹·科修斯柯(Tadeusz Kosciusko, 1746-1817),波兰爱国志士,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1777年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屡建战功;1786年返回波兰参加争取波兰独立的解放战争,兵败被俘。后流亡英、法、美,死于瑞士。:“善良的科修斯柯呀!单你伟大的名字/就是我们获得崇高思想的源泉;在我们听来,它如响自天庭的洪钟,/振荡着我们耳鼓,变为永恒的声音。”〔24〕

美国生态批评家伦纳德·西格杰将生态诗歌称为“可持续的诗歌”,生态诗歌尊重自然,把自然看作充满活力的、可自我调节和反馈的生态系统。〔25〕济慈诗歌中的自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立足当代历史文化发展的高度,回顾济慈所生活的时代的浪漫主义文学,济慈的生态诗学的基本思想是合理的,完全适合于现时代。因为文化的复归,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在更高的认识基础上积极地“扬弃”,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人类思维的螺旋式上升,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性质所要求的。济慈生态诗学观念的合理部分,以历史积淀的方式纳入了人类自然观历史发展的长河。

近代科学特别是力学的发展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由手工操作进入机械化。正是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的变革。自然界成了一个巨大的钟表,人类凭借数学和力学理论完全可以熟知其中每一个零件和每一根发条,完全可以驾驭这样一座按机械规律运转的时钟。这种自然观,充分显示了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类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的提高,但与有机自然观不同,机械观念起源于人类设计和创造机械的经验。

16世纪开始的工业发展,特别是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使机器的发明和使用成为欧洲人意识中的基本观念,即习惯于用力学的观点去认识、分析、评价一切。可以说这一观念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特征和人类认识自然的特点。这种机械性自然观,由于继承了古希腊人对自然概念理解上的唯理论传统,自然界中的物质存在及运动规律被简单化了。自然界仅仅成为被理智设计出来的,并驱动着朝同一方向演进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自然界被理解为单一的机械的世界。

济慈诗歌中的自然界就好比是一架机器,按照春、夏、秋、冬四季依次循环,而每个季节都有相应的动物、植物生息繁衍。人也有春、夏、秋、冬四季,也就是人从生到死有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

济慈生态诗学观念的形成,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说,观念是时代的产物。一定的观念总是属于一定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生态诗学观念也必然随时代变迁而不同,并与当时的历史文化发展状况联系密切。济慈作为消极浪漫主义的著名诗人之一,其生态诗学观念的形成与启蒙文学显然存在着密切联系。济慈与同时代浪漫主义诗人不同,更确切地说,他高于其他浪漫主义诗人的地方,正在于他继承了启蒙学派唯物主义自然观,这构成其诗歌创作的理论基础,“美即真,真即美”。

早在18世纪,欧洲发生了“启蒙运动”即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运动中的“启蒙文学”,是文艺复兴文学的继续和发展。18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英法两国最为先进,都有规模巨大的手工业工场和发达的海外贸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接近完成。自然科学的许多部门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生物学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是牛顿于1678年创立了经典力学体系一百年后的18世纪末叶,英国的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解决了发动机的动力问题。

英国在18世纪末已开始了工业革命,并迅速发展到欧洲各国。于是,封建制度更加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但英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它继“尼德兰”之后,在17世纪中叶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几经反复,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权的统治,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妥协建立了代议制和君主立宪制的政体。这种较进步的政体形式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但英国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无情掠夺广大人民和殖民地,暴露了新的剥削制度共同的贪婪本性;官僚政客贪污腐化,贿赂公行,并且千方百计企图保存封建制的种种残余。因此,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社会成为欧洲各国的首要历史任务。

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要求,资产阶级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波及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发动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认为,社会黑暗、腐败,是由于人本来就有的清明的“理性”被封建统治和天主教会的偏见所堵塞,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被搞得混浊和愚昧了。因此,要改造社会,就要用“理性”,用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知识”来“照亮”人们的头脑。启蒙学派对“理性”的崇拜和他们对“人性”的崇拜的根源都是资产阶级“人性论”。他们激烈反对基督教的《圣经》和宗教迷信在思想领域中的无上权威,坚持把“理性”作为裁判一切的标准,“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无情地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力。”〔26〕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强大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运动,则发生在欧洲18世纪末至19世纪头三、四十年之间,它是同法国大革命紧密相联系的。紧随着法国革命的结束,各国相继发起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浪漫主义文学代替启蒙文学而成为文学的主流。

浪漫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多半是年青人。他们大声疾呼,提倡创作自由,鼓吹标新立异,激烈反对以往的创作陈规,而实际上这一文学思潮并非没有历史渊学,而是与18世纪启蒙文学有直接的继承关系。18世纪启蒙学者卢梭提出的“返归自然”的观点,当时这是一种反历史的观点,而在济慈那里“返归自然”不但不是反历史的,而且是其自然观的必然内容。因卢梭提出“返归自然”是否定人类一切文明,当然是反历史的,但就其自然观而言又具有合理的一面。可以说,卢梭的“返归自然”是济慈诗歌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回归自然”的合理思想的历史渊源。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历史的、文化的。因而,人的自然观尽管因立场、观点、方法的不同而不同,但其终归不能摆脱时代的影响,它是时代的产物。济慈生态诗学观念的形成正是生态诗学观念历史发展的逻辑产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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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人民出版社,199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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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2〕〔13〕〔14〕〔16〕〔17〕〔18〕〔20〕〔22〕〔23〕〔24〕Stillinger,Jack,JohnKeats:CompletePoems, Cambridge,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224,p.285,p.361,p.224,p.65,pp.176-177,p.54,p.243,p.280,p.278,p.2,p.37,

〔15〕〔19〕〔英〕约翰·济慈.夜莺与古瓮:济慈诗歌精粹〔M〕. 屠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36,70-71

〔21〕〔英〕玛里琳·巴特勒.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动派:1760—1830年间的英国文学及其背景〔M〕. 黄梅,陆建德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16,

〔25〕Scigaj,Leonard M,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9,p.5.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C〕.人民出版社,1995.719.

(责任编辑:邝彩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留学基金委2013-2014年杜克大学博士联合培养项目(编号:201306140069)阶段成果。

[收稿日期]2016-03-22

[作者简介]徐玉凤,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青岛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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