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新

政治经济学是把握当代中国的有效武器

韩立新

近代社会的本质是“市民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而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近代市民社会的出现而诞生的新的理论体系，它是对近代社会本质结构的理论反映，属于对近代社会的自我剖析。正是因为如此，政治经济学才被马克思誉为“市民社会的解剖学”。因此，要想弄清楚市民社会的结构和本质，必须首先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去分析，这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一直没有经历过严格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但是在1978年以后，随着私人所有(私有产权)的确立，中国逐渐进入到了市民社会。面对这一现实，我们能否像马克思所做的那样，以政治经济学为武器，“在概念的高度把握”(begreifen)我们的这个时代，不仅是中国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而且也是上天赐给中国学人的良机。

政治经济学与哲学

今天，我们之所以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是由它在近代社会科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我们知道，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不仅对于社会科学的诞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社会科学体系中处于最为基础和核心的地位。

政治经济学在它诞生之时，其对象就绝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规律，而是包括哲学、政治、社会、历史在内的广泛的社会科学体系。这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经济学有着本质的差异。以斯密的《国富论》(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 1776)为例，斯密的《国富论》同18世纪其他思想家的著作一样，并不是一本狭隘的经济学著作，而是一个从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以及历史学角度对社会正义的体系研究。这一点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tsoderNaturrechtundStaatswissenschaftimGrundrisse, 1821)相类似，《法哲学原理》也绝不是一部单纯的法学著作，它实际上也是一部关于社会的法律、权利和正义的体系。

这样一来，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不对其他学科体系产生影响。我们以哲学为例。由于政治经济学诞生于英国，这也使得英国哲学最早接受了来自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当时的英国经验论哲学家，譬如霍布斯、洛克、休谟等人，都讨论了私人所有等经济学课题。但对于有着浓厚的观念论传统的德国来说，接受它则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至少在18世纪的康德、谢林、费希特的哲学中，我们还很难看到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吸收。直到19世纪初黑格尔哲学的出现，才使这一状况有所改变。

说黑格尔的哲学吸收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可能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在常识中，黑格尔是一个抽象得不能再抽象的哲学家。其实，早在法兰克福时期(1800年前后)和耶拿时期(1801年-1807年)，黑格尔就认真地研读了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1767年)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著作，并试图将经济学范畴改造成近代社会的说明原理。在1803-1804年的《精神哲学》草稿中，黑格尔第一次举出了斯密的名字，并引用了斯密《国富论》中制钉工厂的例子。*Vg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Jenaer Systementwürfe I, Gesammelte Werke, Bd. 6, 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1975, S.323.在《法哲学原理》的189节中，他更是高度肯定了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认为“政治经济学(Staatsökonomie)……这门科学使思想感到荣幸，因为它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出了规律”，并提醒人们要参照“斯密、萨伊和李嘉图”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启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9页。

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的吸收首先表现在对斯密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假设的哲学化。1714年，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中以一个比喻的方式提出了一个近代社会特有的悖论：“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即如同恣意乱飞的蜜蜂却意外地建造了完美的蜂巢那样，近代个人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却带来了公共利益。《蜜蜂的寓言》出版以后，有人以它鼓吹“恶德”的合理性为由，主张予以封杀。与这一封杀的态度相反，斯密则对此做出了肯定的解释。他在《国富论》中这样说道：“在这场合，像在其他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是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斯密：《国富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2页。也就是说，“看不见的手”，也即价值规律，可以使“经济人”的行为合法化。从哲学上说，斯密的这种国民经济学式的说明等于认同了动机和结果的分离，或者说目的与手段的分离，这与传统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传统价值观看来，个体的善会导致整体的善，个体的偶然会导致整体的无序。正因为如此，斯密“经济人”假设遭到了康德等人的反对。

而黑格尔则积极认同了斯密这一政治经济学的说明，并有意识地将它内化为自己的哲学原理，即市民社会概念。在《法哲学原理》中，他把“特殊性”定义为市民社会的第一条原理。所谓特殊性原理，即“具体的人格作为特殊的人格本身就是目的”，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将其他人看成是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无疑是斯密“经济人”假设的翻版。但是，个人的需要又只有通过他人的劳动产品来满足，“所以每一个特殊的人格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启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9页。结果，市民社会又呈现出个人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联系状态。这就是市民社会的第二个原理，亦可称“普遍性的形式”*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启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9页。原理。之所以称其为“普遍性的形式”，是因为这种社会联系仍然是建立在利己的目的的基础上的，而非“本意”。但是这一非“本意”的行为却意外地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有机的“需要的体系”(Die System derBedürfnissen)*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启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46页。。这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何等地相似。由此可见，是斯密的“经济人”假设给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提供了思想原型。黑格尔正是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了一个与古典古代不同的市民社会概念，从而为解释近代社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哲学框架。

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著作看，马克思无疑是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一路径，将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结合起来，甚至将经济学置于其哲学观的基础地位。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想一下“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这些范畴的内涵以及它们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就很容易理解。当然，马克思对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已经远远超过了黑格尔。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产阶级在欧洲的兴起和成熟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体系，因此，在价值观上，它很自然地就认同近代的市民社会，会为市民社会的合法性进行辩护。马克思登上历史舞台时，恰逢市民社会在西欧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与此同时，伴随着资本的积聚，贫困也在不断加剧，西欧社会进入到了一个人的全面异化的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的学说，就只能是以否定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为己任，其政治经济学也只能是对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总之，政治经济学由于其所具有的综合性质，它不仅为其他学科提供了重要的养分，而且由于其所具有的高视野和深刻性，更胜任解剖社会的任务，适应回答社会发展道路这类大问题。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时代

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新时代的根本特征在于对私人所有的普遍承认。在这一状况下，社会的本质将不再是传统的共同体，而会变为以私人所有为中介的分工和交换的体系。人的本质也不再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而是一个时刻在与他人的敌对中，实现普遍性的“私人”。用马克思的话说，“产生这种孤立个人(vereinzelner Einzelne)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对这样一个时代，再用以往只适用于传统共同体的理论来分析是不行的，而只能代之以符合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因为，政治经济学才是分析市民社会的有效武器。

我们试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例。我们知道，同《资本论》相比，《大纲》中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论述不仅非常充分，更重要的是，他还依据这一理论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做出了说明。即，人类社会的发展要经过“本源共同体(Die ursprüngliche Gemeinschaft)——市民社会——未来的共同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三个历史阶段。本源共同体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亚细亚(以俄国、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古典古代(古希腊与罗马)和日耳曼(以英法德为代表的西欧世界)。在这三种形式当中，只有日耳曼共同体才具备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的条件，即“劳动和所有的分离”，因此，只有日耳曼共同体才能必然地走向市民社会，而亚细亚和古典古代则根本无法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这一转变。

这一结论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说亚细亚不可能靠内因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对于亚细亚国家来说是一个很令人困惑的结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同为亚细亚国家的日本在高速经济增长的时代，一些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了解决自己市民社会化的合法性问题，曾对《大纲》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从而使日本的政治经济学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出现了诸如内田义彦的“市民社会论”、平田清明的“个体所有制”、大冢久雄的“大冢史学”和望月的“历史理论”等等理论。这些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创造性地运用《大纲》中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通过对马克思理论的重构来解释日本的市民社会化进程。由于他们所取得的上述成绩，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占据了日本学术界的主流地位，这在以资本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日本实属不易。

从日本的这一经验来看，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迎来了一个关键时期。我们能否有所作为，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从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创造性地解释今天的中国发展道路，构建出远高于其他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十分不容易，这需要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入解读，同时还要有出色的问题意识，否则将无法完成这一任务。

总之，相对于以前我们因缺乏市民社会而往往陷入“纸上谈兵”而言，今天我们已经生活于其中，这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言，真可谓千载难逢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