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崇

“发现”政治回应：政治权威建构的有效路径
——基于中国语境的分析

王崇

摘要:政治权威建构直接影响权威主体执政合法性与有效性。既有研究多立足单一主体视角,探讨权威主体控制、动员、嵌入权威客体以建构政治权威的过程,对于从政治回应角度建构政治权威尚缺乏深度分析和足够重视。在考察三种典型权威建构方式的基础上,将政治回应的中国实践划分为三种类型———诱致性回应、主导性回应和本体性回应,以政治回应建构政治权威,契合当下中国政治发展现实诉求和整体趋势,有助于增强政治合法性,保持政治有效性。

关键词:政治回应 政治权威 政治认同 政治秩序 建构 路径

政治发展的过程一般会面临各种危机，包括“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分配危机”〔1〕。在某种程度上，上述危机的解决都离不开政治权威的有效建构，中国亦不例外。在中国语境下，既有研究多立足单一主体视角，探讨执政主体控制、动员或嵌入权威客体以建构政治权威的具体过程，而对于从政治回应①角度深入思考政治权威建构的历史与逻辑，目前学界尚缺乏深度分析和足够重视。事实上，政治回应作为政治权威建构的有效路径一直贯穿中国政治实践之始终。

本文目的在于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考察已为人熟知的既有研究中政治权威建构模式之利弊，指出其面临的诘问，为“发现”做好“铺垫”；二是重新“发现”政治回应这一政治权威建构的有效路径。“发现”有两重含义：其一，运用一般性理论对以政治回应建构政治权威的实践进行中国语境解读，唤起人们对之再认识。其二，在当前中国政治权威建构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日趋活跃并对政治提出更多期待的形势下，唤起人们对之再重视。文章认为，既有研究中政治权威建构方式在晚近的政治实践中已经暴露出种种不足之处，如人格化、不稳定、不持续等，对于既有研究的诘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新的反思和趋势，体现了对于非此即彼二元思维模式及理性控制的超越。

在考察上述典型权威建构方式基础上，将政治回应的中国实践划分为三种类型——诱致性政治回应*“诱致性”的概念多见于新制度经济学，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凸显国家以法律或政策的形式对个人或群体利益诉求与制度创新的认可，本文从政治学视角，将诱致性政治回应视为党和国家对于人民群众或新的利益群体利益诉求予以体认的行为过程。、主导性政治回应、本体性政治回应*该类型划分一定程度参考了国内学者徐勇教授的观点，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拓展和厘定。其认为中国改革进程中权力内核与边层的互动形式表现为适应性互动、引导性互动与自变性互动。参见徐勇：《内核—边层：可控的放权式改革——对中国改革的政治学解读》，《开放时代》，2003年第1期。，认为以政治回应建构政治权威，彰显了权威主体确认和满足民众或新的主要群体利益诉求过程中的“互动性”与“主动性”，增强了政治系统运行的“可持续性”，契合当下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诉求和整体趋势，有助于增强政治合法性，保持政治有效性。

一、中国政治权威建构及其必要性

一般而言，学术界普遍认为，“权威是从拉丁文auctoritas(威信及创始人)一词派生出来的名词，而且显示了罗马人对随后的欧洲政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性，每一位罗马父亲在家庭中都体现了威信(auctoritas)，但最高的拥有威信(权威)者就是‘罗慕路斯’——罗马国家的缔造者。”〔2〕在一定程度上，权威可以被视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因为，“尽管从传统上讲，政治关注的是权力的行使，但它通常更专注于所谓的‘权威’现象，尤其是‘政治权威’。从最广义上说，权威是一种权力，它是手段，借助它，个人得以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影响。”〔3〕但这也正说明了权威所不同于权力之处。卢梭认为，“即使至强者也绝不会强大到能够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强力转化成权利，把服从转化成义务。”〔4〕在一定程度上讲，政治权威“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自愿认同。”〔5〕政治权威建构贯穿政治发展过程始终，是所有国家政权或执政主体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议题，中国更是如此。

(一)政治权威的有效建构是中国国家政权获得政治认同的重要前提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近代中国面临的最大政治难题，是如何将多样化的族群与社会组成一个完整的现代民族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现代化建设，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显然离不开政治权威的有效建构。“经验表明，没有任何支配会自愿地仅仅限于诉诸物质、情感或观念动机作为其存续的基础。除此之外，每个这样的体系都会试图建立并培育人民对其正当性的信仰。”〔6〕也就是说，政治权威的建构通过减弱浅层的不稳定因素之影响，增强权威客体对于执政主体正当性的信仰，而逐步得到其认同与支持，这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得以有效进行的前提。换言之，“达成团结一致的习俗、个人利益、纯粹的情感或观念动机，对于一种既定的支配来说，并不能构成足够可靠的基础。除了这些以外，通常还需要一个更深层次的要素——对正当性的信仰。”〔7〕而这种信仰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8〕。

从历史角度看，“无论是晚清实施的戊戌变法与‘新政’，还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国家政权体系，也没有塑造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国家的认同。”〔9〕而这一目标，直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共产主义为信仰，通过开展革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各级政权体系，满足人们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权利诉求才得以真正实现。

(二)政治权威的有效建构是中国国家政权保持政治秩序的基本保障

政治权威的有效建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保持政治秩序、实现政治发展的基本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执政主体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权威，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运用统一战线原则，尽可能地寻求正统性的最广泛的基础；采用军事的和大区(当时中国分为中南、华东等六个大区)的形式巩固中央权威；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改善农民生活；在城市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0〕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也曾反复强调建构政治权威的重要性，“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11〕

事实上，如果从发展政治学视角加以分析，政治权威建构植根和伴随现代化进程的始终。对于政治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而言，如何保持有序政治秩序、如何增强政治发展有效性成为首要而紧迫的议题。正因如此，发展中国家为之进行了艰辛探索。在此过程中，政治衰朽、社会动乱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同时上演，诚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所言：“传统和现代化的社会都趋于稳定；问题发生在现代化的初期，此时传统社会结构之上置于了新的期望……不稳定的最突出事例大都发生于现代化初期或遭遇挫折的国家。”〔12〕正是在现代化初期政治发展的特殊历史环境中，政治权威主体需要以增强政治权威为依归，进行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建构。

就中国而言，由于传统中国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在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交织的背景下，政党作为实现政治动员和利益聚合的一种重要组织在现代国家建设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政治权威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执政党的权威，政治权威内部关系的演变又集中表现为党政关系的历史演变，即从“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到“以党领政”“党政分开”的历史过程，而这种变化体现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需要在建构有效政治权威、保持有序政治秩序前提下增强政治有效性的现实特点。正如“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他们政府的有效程度。”〔13〕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有效”来源于政治权威建构的“有效”，这种“有效”可以理解为一种“实际的行动，即在大多数居民和大多数企业或武装力量这类有力量的团体看政府的基本功能时，政治系统满足这种功能的程度”〔14〕。

二、中国政治权威建构：既有研究考察

正是基于政治权威建构在政治活动中的特殊地位，政治权威主体往往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建构政治权威，以增进政治认同、保持政治秩序、增强政治活动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在某种程度上，既有的中国政治权威建构研究中，政治权威建构方式可以被归纳为控制、动员和嵌入。

(一)通过控制建构政治权威

首先，控制成为政治权威主体建构政治权威的一种重要方式。政治权威从根本上体现为权威客体对于权威主体正当性的信仰与服从。从中国历史角度看，传统国家政治活动以皇权为中心，表现为家产制支配方式，政治权威体现为“基于对悠久传统的神圣性以及根据这些传统行使权威的正当性(传统权威)的牢固信仰。”〔15〕这意味着政治权威的建构主要来源于神话、宗法、道德礼教，统治者以此对自身加以政治合法性论证，从而号令天下。在这一时期，政治权威建构往往是基于“某个个人的罕见神性、英雄品质或者典范特性以及对他所启示或创立的规范模式或秩序的忠诚。”〔16〕由此一来，政治权威的建构方式与具体过程主要表现为一种思想控制或规则约束，实质上表现为政治权威主体对于权威客体行为与价值的预设和控制。

在民族国家建立初期，新生国家政权面临内部分化严重与外部威胁并存的双重危机，加之旧的国家组织机构功能几乎处于崩溃状态，政治权威主体也采用实质意义上表现为控制的方式建构政治权威，并由此保持政治稳定、实现政治发展。这体现在党的组织、国家行政管理组织对于社会的组织化与集中化管理。政治权威来源于“对于已制定的规则之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对享有权威根据这些规则发号施令者之权利(合法权威)的信仰。”〔17〕如鲍大可就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成员占据着党、政府和军队的关键职位，控制整个国家，监督政策实施。”〔18〕在这一时期，“对政治与社会的控制成为关注的重要问题。”〔19〕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政治权威的有效建构依靠的是一种政党的控制。通过这一权威建构方式，政治权威主体得以保持有序政治秩序，为后续国家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二)通过动员建构政治权威

政治动员是建构政治权威的另一种重要途径。新中国是在一个高度分散的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基础上实现各种社会力量的集合、重组以启动现代化进程的。由此，在这一特定时期，动员成为建构政治权威的重要方式，其具体表现为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起的号召、讲话、鼓舞、集合、运动等。执政党和国家基于革命时代积累的合法性，通过开展正面宣传、塑造典型、学习模范、总结先进事迹等，以动员的方式建构国家政权的政治权威，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进程。如学者傅高义就认为，在政治权威主体的广泛动员和宣传下，在社会中“一种新的道德逐渐被广为接受，这种新道德并不以个人偏好区分社会成员，人们之间以‘同志情谊’相互称谓。”〔20〕弗朗兹·舒尔曼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中，也分析指出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组织技术对于中国农民的影响，地方横向整合增强了党的领导能力。”〔21〕可以看出，通过政治动员，政治权威主体获得了权威客体的政治支持，并在利益诉求得以满足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对于执政主体的合法性信仰。

(三)通过嵌入建构政治权威

嵌入可以归纳为建构政治权威的又一种重要方式。政治权威的建构同时是政党嵌入到国家政治(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社会、文化领域并有效汲取资源的过程。在革命后至改革开放前，政党在各个层面的嵌入，在实际运行中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党政不分”、“政社不分”。随着市场化改革与法治化建设的推进，执政党嵌入方式亦需要随之加以改变，如罗峰认为：“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社会逐渐形成、单位体制的侵蚀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动，冲击着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因而‘法治性嵌入’模式呼之欲出。”〔22〕也即，执政党需要通过制度化与法治化嵌入权威客体以建构政治权威，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事业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换言之，执政主体通过嵌入这一方式重塑和建构了自身政治权威。

整体而言，控制、动员和嵌入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既有研究中政治权威建构的具体方式，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人们思考后革命社会政治权威建构路径的惯性思维。但值得注意的是，特定政治权威建构方式与其特殊政治历史背景相适应，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需要同时对政治权威建构方式作出不断调整，否则将会削弱政治权威，危及政治合法性。

譬如，在控制方式下，由于政治权威的建构延续并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对悠久传统的神圣性与正当性的信仰，或者基于对某种已制定规则之信仰，而这种规则产生于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背景，具有有限历史合理性，因此在具体政治实践中也产生了不稳定、不持续、人格化、理想化等不足，甚至带来重大损失。在通过动员建构政治权威的过程中，权威建构效果的实现实际上取决于各个层级政治主体高速传达上级指令并严格落实，这样一来，“一个向上负责”的价值观念逐渐蔓延并根植，这就意味着若“同时兼有传递自下而上信息的任务，那么必然在执行过程中网开一面。”〔23〕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执政主体很难听到基层社会的真实声音，信息传递损耗、失真现象时有发生。与此同时，在政治权威主体通过动员等方式获得权威客体支持时，自主性社会消失。如在1958年5月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的“大跃进”计划，虽然执政主体的出发点是引导国家走上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道路，“他们决定利用动员群众的技巧，可是，这个策略的主要部分最终使得生产的高涨成了经济灾难的序幕，而不是期待的富足时代的序幕。”〔24〕由于缺乏对于基层实际及生产规律的深入了解，“在某些地区，新成立的公社开始废除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到了秋季，人们普遍地、想当然地认为延续多年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25〕，并最终带来社会建设的挫折。不难发现，在一些情况下，通过控制与动员等建构政治权威反而会导致某些负面后果。

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当前中国政治权威建构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近年来中国部分地区群体性维权事件增多、社会自主性增强、民众利益诉求多样化，这都表明我们需要对政治权威建构方式重新作出反思和调整，重新认识和“发现”政治回应这一政治权威建构的有效路径。因为在当下社会，“人们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26〕“当下中国社会日趋活跃并对政治提出更多期待，回应型政治应运而生。”〔27〕从主体与客体双重角度加以分析，政治回应“是治理者不断回应社会的要求和压力，主动调适自己的政治行为，对各方面的利益加以整合，从而保证现代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28〕的一种行为过程。

有鉴于此，我们不仅需要重新“发现”、思考以政治回应建构政治权威的中国实践，从中汲取营养，以唤起人们对之再认识，而且更需要关照当下中国现实、回答中国实际问题，唤起人们对于以政治回应建构政治权威的再重视。

三、“发现”政治回应：三种类型分析

关于回应的讨论，古已有之，如亚里士多德对于六种政体类型的划分，其中不照顾城邦全体公民利益的政体形式属于变态政体，旨在照顾全邦共同利益的公务团体则为正宗政体，这实际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统治者对于城邦成员利益诉求的一种回应。*正宗政体形式有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形式有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具体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36-137页。从政治学视角看，真正具备近现代意义的政治回应则主要体现在代议制度的设计之中。概括地讲，政治回应是政治权威主体(执政党或国家)通过政治交流、利益表达与综合、政治反馈等对民众(或新的社会群体)政治诉求予以发现和引导、确认和满足的具体过程。如果从广义角度看，其还包含了政治权威主体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自身做出的回应性调整。

事实上，政治回应作为政治权威建构的有效路径之一，贯穿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全过程，也正是基于政治回应的丰富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政治学视角来看，政治回应的中国实践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诱致性回应、主导性回应、本体性回应。政治回应作为建构政治权威的有效路径之一，彰显了权威主体发现、确认和满足民众或新的主要群体利益诉求过程中的“互动性”与“主动性”，保持了政治系统运行的“可持续性”，契合当下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诉求和整体趋势，有助于增强政治合法性，保持政治有效性。

(一)诱致性政治回应

诱致性政治回应主要指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执政主体基于对权威客体利益诉求变化的关注，做出适应性调整，顺应和满足权威客体的客观需求，并以国家制度、政策等形式对人民群众或新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或行为予以承认，以建构政治权威的行为过程。诱致性政治回应彰显出了政治权威建构过程中权威主体与权威客体之间的“互动性”。

例如，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利益结构逐步发生改变，为适应这种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中共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国内部分学者已有探讨，本文则主要侧重于从现代化理论与一党制理论视角进行分析。，这意味着其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同时也是代表全体人民的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有利于党进一步整合和凝聚社会力量以推进现代化建设，其中，“市场的逻辑”也推动着“政治的逻辑”，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家群体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塞缪尔·P.亨廷顿就曾指出：“现代化已造就出或者在政治上唤醒了某些社会和利益集团，现在他们也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了，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29〕尤其对于一党制国家而言，由于“一个新集团要进入该制度首先必须入党”，〔30〕这样一来很容易产生的结果是，“他们感觉不到为了保住权力而去扩大号召力、引导新兴集团进入政治的竞争压力。”〔31〕因此，党和国家的政治回应便在权威建构过程中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对此，萨托利也曾强调：“政党是表达要求的管道。这就是说：政党首要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代表手段，他们是代表人民表达要求的工具或机构。”〔32〕

可以看出，党和国家根据人民群众变化了的利益诉求，做出适应性调整，并在相互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强化了广大人民对于国家政权正当性的信仰。从深层次来看，在诱致性政治回应过程中，党和国家可以较好地避免新的社会主要群体通过“强制性的接近渠道”(罢工、阻挠或暴乱等)而非“合法的接近渠道”〔33〕(政党或立法机构等)表达政治意向和利益诉求现象的发生，这种优势是其它政治权威建构方式所不具备的。对此，美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就认为：“社会上的主要团体在过渡时期或至少在他们一旦提出政治要求时，不能进入政治系统。在新的社会结构建立以后，如果新的系统不能在时间长得足以在新的基础上确立合法性的时期内，满足主要团体基于‘有效性’的期望，则会出现新的危机。”〔34〕

(二)主导性政治回应

主导性政治回应主要指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执政主体通过加深对社会建设规律与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基于主动引导与顶层设计，通过确立新的制度和政策形式，确认和满足人民群众或新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以建构政治权威的行为过程。主导性政治回应彰显了政治权威建构过程中权威主体的“主动性”。

例如，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执政主体，通过深化对于社会建设与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针对人民群众利益诉求主题的不断变化，主动进行总体性社会建设布局，回应人民群众利益关切，这既是一个主动尝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其中充满困难与挑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设想，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35〕随着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凸显，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36〕，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逐步得以建立并完善。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37〕在这一过程中，党和国家基于主动引导与顶层设计，以新的制度和政策发挥引导作用，确认和满足了人民群众或新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并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三)本体性政治回应

本体性政治回应主要指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执政主体在诱致性政治回应与主导性政治回应过程中，突出自身建设，以增强其在推进诱致性政治回应与主导性政治回应中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并建构有效政治权威。通过本体性回应与诱致性回应、主导性回应的有效联动，保持了政治系统运行的“可持续性”。本体性政治回应为推进诱致性政治回应与主导性政治回应提供了思想支撑与组织保障，这集中体现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的一系列举措之中。

譬如，从1941年5月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圣地延安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旨在加强并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为带领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提供思想支撑与组织保障。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认真“发现”，本体性政治回应还体现中国共产党针对自身所开的“药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中。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38〕教育实践活动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中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借鉴延安整风经验，明确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这4句话、12个字，概括起来就是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39〕因此，如果从广义角度来看，政治回应包含了党和国家根据社会形势与任务的变化，对自身做出的回应性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与其说党和国家的本体性政治回应提高了其自身能力，为推进诱致性政治回应与主导性政治回应提供了思想支撑与组织保障，不如说其同时更增强了国家政治运行的稳定性与有效性，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执政主体正当性的信仰。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诱致性回应、主导性回应和本体性回应，党和国家政治权威的建构并非建立在控制、动员、嵌入等方式之上，而这些政治权威建构方式在晚近的政治实践中已经暴露出种种不足。尤其是在当下中国，随着政治社会化过程的不断深入，互联网、微信、QQ、BBS、电视、报纸等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已广泛深入人们生活之中，使得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比较政治”的视野，他们会在获取外界信息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将自身的政治权利、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与同一时期的某些国外公民相比较。可以说，在当下社会，“人们许多旧的社会、经济、心理束缚土崩瓦解，开始接受新的社会化和行为模式，政治体系不能很快地提高满足要求的能力以适应来势快得多的政治抱负和期望的高涨，这样就使政治体系陷于困难。”〔40〕而以政治回应建构政治权威，彰显了权威主体发现和满足民众或新的群体利益诉求过程中的“互动性”与“主动性”，增强了政治系统运行的“可持续性”。

可以看出，政治回应作为政治权威建构的有效路径之一，彰显了不同于以往的思维与行动逻辑，较好地适应了变化中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亦将在增进政治认同、保持政治秩序、实现政治发展过程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政治回应作为建构政治权威的有效路径之一，并不否认其它政治权威建构方式在特定政治环境中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二是，我们应当对政治权威保持清醒认识，在政治生活中，其既可以带来秩序，促进发展；也可能导致滥用，造成损失。我们需从辩证角度加以澄清，本文从积极角度探讨这一问题，消极层面不属主题关注之列。

四、结语

如果我们总结历史，而不是忘记过去；如果我们立足现实，而不是凭空想象，我们就应当承认：政治权威的有效建构对于公共生活的正常运行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它直接影响着政治权威主体的执政合法性与有效性。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不管时代如何变换，政治权威建构都将始终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核心议题。尤其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权威主体往往面临着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等，这些危机往往不是逐个出现，而是同时呈现，需要执政主体共时性地解决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历时性而完成的任务，这就对政治权威的有效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既有的中国政治权威建构方式研究中，控制、动员和嵌入为政治权威主体在特定时期内保持政治稳定、推动政治发展提供了支持和条件。但其也存在人格化、不稳定、不持续、信息不对称等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动员时代产生的政治权威发生变化，政党的社会化程度提高而精英性降低，政治权威一呼百应的能量减少。”〔41〕进一步来讲，变化中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环境中已经培育并形成了新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基础，需要我们对政治权威建构方式重新作出反思和调整，重新“发现”以政治回应建构政治权威的中国实践与逻辑。

正因如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三重”不同的创新意义或价值：其一是“反思”意义。本文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已为人熟知的既有研究中政治权威建构模式之利弊，指出其面临的诘问，为探讨政治回应的中国实践做好铺垫。其二是“发现”意义。再“发现”有两个方面内涵：一方面，文章运用一般性理论重新“找回”政治回应这一政治权威建构的有效路径，并对政治回应的中国实践进行挖掘和解读，唤起人们对之再认识；另一方面，在当前中国政治权威建构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日趋活跃并对政治提出更多期待的形势下，唤起人们对之再重视。其三是“扩展”意义。这是因为，政治回应关涉权威主体与权威客体两个方面，本文实质上从主体与客体双重角度，对政治回应的中国实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类型学”划分，在提出分析框架基础上，对三种政治回应类型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案例论证。因此，本文对既有政治权威建构方式研究具有一定的扩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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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12，(22).

〔3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文版)〔C〕.外文出版社，2014.375.

(责任编辑：赵荣华)

[收稿日期]2015-09-06

[作者简介]王崇，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政府与政治。

注：感谢殷冬水副教授及“中国政治讨论小组”赵学兵、范少辰、梁述清、王匡夫等博士对论文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①政治回应与行政学中的回应型政府有一定不同之处，回应型政府建设发端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在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所著《改革政府》等著作中有具体体现，主要观点为克服科层制局限，加强政府与公民互动，政治回应主体关涉政党和政府等执政主体。

吉林长春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