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喆

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问题的启示

王洪喆

作为解释全球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在当代焕发新的活力，不仅仅需要正本清源、理顺经典，同时也需要发展在新历史条件下面对具体议题时的解释力。这就必须在各个学科中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架桥开路，建立跨学科和基于共同问题意识的对话联结和学术共同体。唯有如此，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内外互动的有机生态系统，产出“活”的知识。

下面仅以我本人正在关注的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的现状与历史问题为例，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近年来，以“互联网+”和“双创”为特征的国家发展方式和劳动关系的转型开始出现，这实际上根植于全球范围内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型”，从而就链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历史运动的最新认识。

始于1980年代，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第三次浪潮》中描述了信息经济驱动的一种新的劳动主体——产消合一者(prosumer)，预言了工业时代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角色分割走向终结的可能性。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转向对数字时代产销合一资本主义(prosumer capitalism)的政治经济学和劳动问题的研究*Ritzer, G., & Jurgenson, N. (2010). Production, consumption, prosumption：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he digital ‘prosumer’.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10(1), 13-36.,而资本主义主要的积累空间也从“工厂车间”转变为大都市写字楼为主的“社会工厂”*Gill, R., & Pratt, A. (2008). In the social factory? Immaterial labour, precariousness and cultural work.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5(7-8), 1-30.。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的“数码转型”莫衷一是。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者率先注意到这一变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进入更加不稳定的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积累阶段的征兆*Schiller, D. (2000).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MIT press.Schiller, D. (2006).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Schiller, D. (2014). Digital depress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ris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劳动的剥削以一种更加隐蔽的形式围绕新型的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开始运作*Fuchs, C. (2010).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3), 179-196.，传统劳工力量也开始被新兴的“数码劳工(digital labor)”所取代*Scholz, T. (Ed.). (2012).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Routledge.Mosco, V., & McKercher, C. (2009).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Rowman & Littlefield.。

然而，还有相当一部分论者持乐观立场。他们认为，信息技术和共享经济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趋于终结，大规模协作、共享经济和“众筹”开始取代了资本和商品，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第三次工业革命”*Rifkin, J. (2011).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how lateral power is transforming energy, the economy, and the world. Macmillan.和“工业4.0”，开始向着“零边际成本”*Rifkin, J. (2014). 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 Macmill.和“后资本主义”*Mason, P. (2015).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Penguin UK.状况打开了可能性，技术变革和劳动力发展带来的普遍“共同性(commonwealth)”资源预示着劳动者新的团结和认同形式的到来*迈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以上研究虽然都展现出解释全球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最新运动趋势的理论雄心，但若拿来直接分析中国的科技发展方式及其社会效果，都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困难。首先，这一批研究者很少讨论“国家”作为行动者的作用，或者干脆直接预言国家作为政治形式和治理主体在未来的衰落。其次，他们未能有效的讨论科技创新作为发展动力的持续潜能，从而也就缺少对技术发展方向和道路问题的战略性思考，进而对科技进步的朝向采取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心态。最后，他们在批判中国作为近20年来世界信息资本的积累地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问题的同时，却不能从世界体系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崛起”背后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正义持有理论性理解。因此，从本土创新发展经验出发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中国理解自身发展路径和形成面向未来的道路自觉，具有十足的迫切性。

而在国内当前的研究中，当下对于中国的信息技术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认识，大多流于简陋的乌托邦式技术决定论，对技术、生产关系、劳动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历史互动，缺少唯物史观的视野。这类话语之所以具有乌托邦的特征，就在于它们虽然是以信息技术作为论述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出发点，但都缺少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考察曾经存在的新技术和相关制度运行的现实情况如何与社会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如何在具体的语境中产生特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实践。

比如，在1980年代初期，围绕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信息化的理论论争，成为了信息主义、信息经济在中国出现的话语基础，进而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理论合法性来源之一。“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等话语的出现，使得信息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角色被前所未有地置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导性位置，标志着信息主义思潮在中国理论界和民间的滥觞。然而，通过追溯1950-70年代的历史，我们发现，对电子信息技术的重视及其理论话语，实际上是脱胎并植根于20世纪革命中国建国及其社会主义现代性建设的连续历史脉络中。在托夫勒、贝尔等人的“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观念跨国旅行，风靡中国社会的同时，以钱学森为代表，来自国家战略部门的武器和社会科学专家们，就曾经提出了一套与美式信息主义观念相互协商和竞争的本土信息化理论。中国学者们的信息化理论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和经济政策出发，而不是信息的普世抽象属性出发，构想了作为物质力量的信息传播及其技术手段在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想中所扮演的角色。*王洪喆：《中国社会主义生态城乡观与技术政治控源——从克鲁泡特金到钱学森》，《天府新论》2015年第6期。

由于缺少了总体的战略发展观，在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进程中，信息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信息经济的商业要求日益主导了中国信息化路径。这使得地方的信息化建设很容易沦为政绩工程和贪腐的来源。这种破碎化的发展进程起始于“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神话。在托夫勒的中国预言中，东亚古老的农业国度将跳过尚未完成的农业和工业革命，直接采用“第三次浪潮”的信息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信息化带来的“跨越式”发展，将使得中国跨过尚未完成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直接进入后工业的信息社会，并以此带动和加速工业的发展。实际上，在当下中国，信息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电信基础设施的普及，已经成为国家推行财政政策(如拉动内需，消费电子产品下乡等)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成为了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如“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中对电信和文化产业的重视。将信息化作为带动工业化的政策手段和财政工具，这在战后的后发国家中是比较罕见的。

在1970 年代的未来主义论述中，信息化是工业化趋于饱和后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用贝尔的话来说，信息化是一个由工业社会过渡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 这个线性的发展论述是符合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产业全球转移的历史进程的。但是，中国的经验却很难用线性产业升级来解释。首先，中国的工业化尚未到达高度发达阶段，主要工业品和工业基础设施的综合人均指标依然落后于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甚至依然落后于后发的亚洲四小龙。其次，在中国内部，工业化水平的鸿沟并没有缩小，工业化发展水平的落差沿着“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三个维度显现。在中国内部，既拥有高度后现代化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比如上海；同时也拥有依然停留在前现代社会的内陆乡村。一些乡村地区的发展水平甚至在医疗、教育、农业水利等公共服务领域出现了停滞和反复。不仅如此，即使是在上海、北京、深圳这样的全球城市内部，也存在各种欠发达的区域，如城中村、城边村等。有趣的是，这些区域又恰恰往往是城市中信息与传播技术社会创新高度发达的区域。就在中国这种“半完成”的工业化发展现状中，信息化进程却呈现出一马当先，狂飙突进的态势。中国的计算器用户数量、手机用户数量、人均宽带数、电信网 络覆盖率、卫星地面站数、电子商务规模、IT 产业产值等数据，跟与中国处在同等人均GDP 和工业发展水平的国家(如伊朗、秘鲁、泰国等)相比，均大大领先。中国寄希望通过信息化推动产业升级，由此摆脱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分工中位于产业链条低端的位置，从而跃升为一个科技和文化产业大国。*Zhao, Y., & Schiller, D. (2001). 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capitalism. info, 3(2), 137-151.

更重要的是，信息劳工已经成了当代中国“新工人”的构成主体。在中国这个相当于西欧大小的土地上流动的近三亿打工者，成了全球电子产品得以生产的必要条件。如今，从美国的一个个人消费者从网上订货，到订单经互联网发往位于珠三角的电子厂，再到成品经由跨洲的全球物流系统送达订户位于美国某个城市郊区的消费者家中，整个过程不超过48 小时。而“互联网+”和“双创”的提出，更是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电子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如速递、家政)等。从结构上来说，这一全球电子工厂和电子产品大规模灵活生产在中国的实现，不仅仅是基于中国这一庞大数量的农业剩余人口的存在，更是基于国家为使全球资本在中国落地和推动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所“创制”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法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结果。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人们的就业方式也日趋短期化和高度灵活，非正式就业、打零工和自行创业的群体越来越庞大，如利用网络约车平台从事城市租约车服务的私家车主等。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试图从以上难点出发，从历史、理论和现状三个维度，尝试搭建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论框架，以对中国的“互联网+”与劳动领域的变迁形成一个有效的观察路径，为后续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打下一个理论和历史根基。

(责任编辑：王云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