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大总统选举前后袁世凯心态分析

2016-02-12孙语圣

天中学刊 2016年2期

关键词：大总统袁世凯

孙语圣，周　钰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 230039）

1913年大总统选举前后袁世凯心态分析

孙语圣1，周钰2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 230039）

摘要：1913年大总统选举是民国政治的转折点。赣宁之役前，虽然《临时约法》让袁世凯深感不便，但他尽量在《临时约法》的框架内抗衡，尚能对议会政治表示一定的尊重，但其内心深处已渐滋不满情绪。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的胜利，让袁担心其大总统权力受影响，对国民党竞争政权的活动越发难以容忍。在坚持大借款、与国民党人的对峙中，袁没有丝毫妥协的意思，不惜诉诸武力。镇压“二次革命”后，袁急于召开正式大总统选举，以树立有效权威。大总统选举的一波三折以及北洋军人进驻南方渐有尾大不掉之势使袁深感自己权力基础的薄弱。随着袁干涉制宪一步步成功，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袁在失去制约后逐渐向专制独裁滑动。民初威权政治的形成，固然与袁采取强权措施及其权力欲望有关，但制度体系在权力配置上的设计缺陷、国民党人参与政权不当的运作策略、袁本人的时代烙印及对内外环境的感知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关键词：袁世凯；大总统；选举心态

1913年大总统选举是民国政治的转折点。袁世凯当选为大总统后，逐步甩开法律包裹起来的共和外衣，走向独裁，最终使得共和体制遇挫。那么，历史为什么会走到这步？笔者力图通过选举前后袁世凯的心态分析，以期对民初威权政治的形成有所了解。

一、大总统选举前的心态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为赢得支持，被迫接受了责任内阁制。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政治实践，他发现约法、政党、行政当局这三个方面都没有给予他相应的支持，反而妨碍其权力的自由应用，自然造成他内心深处的不满。

（一）不满《临时约法》

1912年2月，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不过，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并不信任，南京参议院单方面制定《临时约法》，主张责任内阁制，架空大总统权力。袁碍于时势，不好公然推翻《临时约法》，只好接受了责任内阁制。按此制度设计，大总统的命令非经内阁副署不能生效。因此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大总统发布命令受限于内阁的副署。然而民国初建，百务待理，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他表示：“民国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强承认，尚无端倪，内之各省秩序，亦未回复，危机一发，稍纵即逝。”［1］42在袁的观念中，救国图存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府，《临时约法》不应对总统的行政权限制过苛，否则“即无内忧外患之交迫，必且穷年累月莫为功”［2］156，会极大影响政府的行政绩效。

《临时约法》对总统府和国务院权责的划分很混乱，以唐绍仪内阁为例，袁、唐二人多有冲突，不肯稍让。在唐解职后，其阁员以“免使吾人为人诽谤，同归于尽”“内阁均负连带责任”［3］458-470为由，联袂请辞，造成行政危机。对此，袁世凯流露出越来越多的怀疑，视其为拆台之举。再者，《临时约法》有意识加大国会的职权，对大总统的各项权力严格限制，不仅参议院有质询和弹劾总统的权力，而国会又可以不通过总统的议案，致使国会议员与袁之间常处于对立的状态。对此，袁抱怨：“每发一议，出一令，必经国务院至再通过，方能有效，且时复驳回；深苦之。”［1］41简单数语，民国初年国家机关的运行情况跃然纸上。平心而论，出于一年多以来的约法实践和亲身体验，袁的牢骚和抱怨并非完全无理取闹。

在“王芝祥督直”事件中，袁不经唐绍仪副署，而另委任王返宁遣散南京军队，就显示其有意绕开《临时约法》而强化总统府职权的心迹。此后，在政府借款问题上，他更欲直接越过约法以求速成。宪法草案出台后，袁对《临时约法》有过这样一番指控：“然而《临时约法》之良否，究为政治良否之所关，本大总统证二十阅月之经验，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种种事实可凭。”［1］59其不堪忍受之心，清晰可见。因此，袁世凯对于约法牵制总统职权不会容忍太久，下手破坏是迟早之事。

（二）不满政党纷争

民国初期林林总总的政党和政党斗争十分活跃，原有的大小政团随着政治斗争的激烈进行而逐渐分合。这虽然折射出人们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性，但其中政党泥沙俱下，良莠不齐，蜚短流长者并不在少数。“各党以图取势力，故遂不能不于稍有势力者皆牢笼之”［4］16，彼此间因意气所激相互倾轧，多以扩张自己的声威和势力为目的。袁表示：“吾国今日国势之危急，举国所公知，而政党之幼穉，亦吾人所不能为讳。”［5］49要求各政党摒弃成见，匡扶大局，“断不可沾沾于一党之关系，亦不能硬以平和时代政党更代消长之成例，适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5］50。然而，一些政党以架空大总统的权限为己任，袁的呼吁当然如水投石。久而久之，国会成立以来各派格于党议，纷纭滋甚，自然引起袁的强烈不满。袁世凯表示：“乃自党见既纷，意存掣肘，提出否认，至再至三……稍有责难，动言引退，别提以图补缺，通过艰于登天。”［1］48“深恐迁流所极，因个人之利害忘国事之艰难”［6］1357，则表达了自己对政党政治前景的忧虑。由于党见不同，无论国会议案的讨论还是内阁人选的确定，言辞无不激烈，“相互牵掣，无一事可以进行”［3］457。

袁曾在给柏文蔚的信中谈到自己未曾入党的原因：“惟因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实不敢以一己之便安，而起国会之纷扰。”［7］147袁感觉，国会之纷扰，许多问题久议不决，盖因党争而起，多党易致纷扰，因此内心就不认同党派。唐绍仪去职后，有持仍任同盟会人为内阁总理之说，袁称“我任人，但问其才不才，不问其党不党”［6］1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袁对于政党持决然反对态度，不愿大政方针操于党派势力之手。

（三）不满国会运作

袁与国会之间也是矛盾重重。国民党人同袁派与拥袁势力之间关于国会如何召开、议长如何选举以及宪法如何制定展开过激烈而冗长的争论，始则暗斗，继则明争。袁曾多次向参议院提议修改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施行草案，均遭拒绝［8］475。交由参议院讨论的省治方案也得不到通过，这让袁感觉参议院是在有意无意打击他的威信。

袁与国会的矛盾集中体现在政府的组阁危机中。袁世凯表示：“内阁组织实非易事，许多贤才裹足不前，不肯轻易担任国务之席，盖一遇参议院不同意，一生名誉扫地，人亦何苦轻于尝试耶！”［5］50在袁看来，目前政府的情形在于人才缺乏，而参议院多意气之争，动不动就弹劾，上流人士因此心灰意冷，为了保持名誉只好知难而退，对参政避而远之。阁员集体请辞，内阁立显瓦解之势，所有的政务都只好停顿下来，“陷国家于无政府险象”［5］73。而新内阁的组建又非易事，千邀万请，多重斡旋，好不容易邀请来了，国会一经否决，组阁工作又得重新开始；议员们讨论议案，表面上是各抒政见，实际上掺杂党派偏见、私人恩怨。章太炎曾道：“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谋。”［5］71可见，对于这种内阁难组、纷纷扰扰现象不满的并非袁一人。

此外，由于国会议员多方发难，袁漠视约法、置内阁于局外的行为经常受到参议院打击。在用人问题上，议会否决了陆内阁六个总长的任命案，致使后继内阁一时不能组成；在借款问题上更是动辄提出弹劾，甚至对袁临时政府一年以来之罪状进行声讨。行将制定的宪法，难以令袁满意。“综其流弊，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所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9］72，表达了袁对国会极大的反感和排斥。而国会本身在立法上的无作为也令袁嗤之以鼻：“他们真正的任务是要通过一部永久性的民国宪法，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0］11

民国初年，库空如洗，外债累累，如果没有强有力人物的支撑以稳定政局，政府机器根本难以运转。当府院矛盾发生时，无论是唐内阁还是陆内阁成员均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但居于法定的国家元首之位，袁有推进国家能力建设的本能冲动。初任大总统的袁世凯自然踌躇满志，“现值改革之后，亟当维持秩序，利用厚生，建设从稳健入手，挫置以实事为归”［5］11。但《临时约法》的笼套、国会的掣肘及外界舆论的质疑使袁顿生出一种孤身奋斗之感。有舆论称：“袁总统近颇语人：谓己之一身，等于孤立，大众不肯帮忙，而咸相责难。”［4］57处于权力冲突的夹缝之间，对于有着强人政治意识的袁世凯来说，其内心不悦是难免的。他虽然不得不接受《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但绝不会长期安于责任内阁的束缚之下，何况在袁的潜意识里对既定的权力结构模式是不认同的，对同盟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尤为反对。在与同盟会代表的谈话中，袁说道：“届时余已退老山林，乐闻诸君之组织政党。”［5］50委婉地表露出，在他任总统期间，对政党内阁断难持赞成态度。

从袁世凯的角度来说，赣宁之役以前，虽然《临时约法》让其深感不便，但他尽量在其框架内抗衡，尚能对议会政治表示一定的尊重，委屈以求全；但是对于这种政权模式，其内心深处已存有芥蒂，渐渐滋生不满的情绪。

二、国会选举后的心态

1912年底至1913年初，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胜，袁世凯感到自身执政地位的动摇；随着宋案和大借款风潮的出现，国民党党员愈加不和政府合作，双方失去合法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决裂日益明了。

（一）疑惧国民党国会

当袁世凯被政治纷争弄得焦头烂额之时，宋教仁游历长江各省，积极开展竞选演说活动，阐发政见。宋毫不隐讳竞选意图，强调国家政治权威的中心系于国会，主张不遗余力地争取选举胜利从而实现多数党组阁；“促党务之进行，谋国会之选举，冀展国会议席多数，可现政党内阁也。”［11］145他直截了当地鼓吹削减总统的权力，“责任内阁制之国，大总统常立于超然地位，故政党不必争大总统，而只在组织内阁”［12］748，对袁当政一年来内外的施政举措严词抨击。袁当然不愿意见到在他之上有个可以左右一切庶务的责任内阁，何况还有传言“要求袁于被选总统后，必依照宋君所计划的责任内阁，袁不能从，宋君改而运动黎君，宋卿预备以黎易袁”［3］503。而此时，国民党又在宋的带领下获得国会选举的胜利，眼看宋即将成为内阁总理，鼎峙于朝野与自己分庭抗礼，袁的内心多少有点恐慌。在国民党议员邹鲁看来，袁本来知道国民党的可怕，而国会选举结果却是国民党占据绝大优势，令他更为担忧，所以在国会开会之初，他就由消极而变成积极地对付国民党，竟有和国民党不两全的观念［5］386。政敌如斯强盛，加之宋教仁等国民党人咄咄逼人的气势，袁倍感压力和威胁：“宋教仁意欲组织政党内阁耶？抑何相逼之甚？”［11］514其愤惧难忍之情，显而易见。

有学者认为，二次革命之前的南北问题，核心是袁世凯与宋教仁派如何分享政权的问题。参议院与国务院经常性地发生摩擦，袁认为原因在于参议院控制在国民党议员手中，感到有必要和革命首领作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之前，袁曾高调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讨论施政纲领，目的是利用孙、黄二人在革命党人中的影响力从而有效控制内阁来增加自己的权力，实现其总统制的想法。袁素来心仪总统制，关心的是确保当选正式大总统，而宋教仁一心致力于组织完全政党，争取议会多数，通过实行政党内阁和议会斗争的方式在朝掌握权柄从而来分走袁的权力，这使袁深感事态严重。围绕着正式总统的问题，袁世凯与革命党阵营的斗争趋于白热化。

此外，随着选举胜利在握，国民党人在国会中占据绝对多数，“除内阁人物问题外，别与宪法中求唯一之后盾”［4］65，试图凭借在国会的优势地位，进一步通过制定宪法，剥离袁手中权力。袁唯恐国民党人组成政党内阁，将其政府人员的任命之权收归于议会，况当时有“议会政府”的说法，若此说成立必将成为宪法之根本问题。袁对其中利害关系十分清楚，立宪治国下实权都掌握在内阁手里，总统是不能离开内阁单独行动的。在与国会的第一轮政治较量中，袁知道自己已处于下风，如今更进一步，连他的国务员提出权也要剥夺，这让袁寝食难安。袁曾多次向人表示：“有强国之宪法，有弱国之宪法，有亡国之宪法，弱国亡国之宪法下之总统，我绝不居。”［4］65透露其绝不甘心任凭国民党人通过制宪将其权力置于空中楼阁之中。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北上组阁的途中遇刺，舆论哗然，宋案矛头直指袁，国民党人对袁政府敌意不断加深，一律主张不举袁［4］102。袁对总统人选一向很敏感，他意识到自己最大的对手是国民党，于是百般对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多数力量加以摧折：拨款给梁启超、汤化龙等人撮合国会内统一、共和、民主三大党，组成进步党，再利用三党出面，分化瓦解国民党籍议员。袁利用进步党，一开始就有着双重的用意，一方面抑制国民党的声势，另一方面争取中间派的合作和支持，从而使国会中的其他议员为其所用。1913年6月底宪法起草委员正式成立，国民党占议会多数，由参议两院互选产生的60名起草委员中，“反对政府者三十四人，赞成政府者二十六人”［2］120。面对如此不利于己的局面，袁方面对国民党竞争政权的活动再也不能容忍。

（二）坚持善后大借款

当南北双方因宋教仁遇刺案剑拔弩张之时，交涉经年的善后大借款，这时忽然马到成功，无疑加剧了局势的紧张。袁原本寄希望于大借款以济中央之急需，然国会中国民党议员以借款未经国会同意，坐实政府违法，坚决反对借款合同的签订，“但使共和制度一日尚存，则一日不能承认此维持签约之借款”［11］979。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在于这笔六国银行借款的苛刻条件，更为主要的是大借款交涉成功的这一天正是南方向全国公开宋案证据的时候。黎元洪就认为，借款适成于宋案发表之后，宋案适生于选举总统制宪，一若暗杀为帝制之谋，借款为军事之费［5］342。国民党阵营内部已将大借款看作袁与南方决裂，甚至消灭，代之以北洋势力的两个步骤了。袁知道，若此等高昂代价之大借款交由国会议决，必遭搁浅，袁认为中国需要对外借款，大借款如不速成，将来兵变发生，就没有大宗军费以振军心；并且从外交方面考虑，一旦撤销借款合同等于失去五国之外援，可能会使政府受到外部势力的敌视，于是绕开议会，直接与银行团签字。但从策略上考虑，为了缓和宋案以来的紧张局势，争取国会合作，袁决定采用府秘书长梁士诒的建议，先免去赵秉均内阁总理职位，改任唐绍仪另组内阁，以此平息国民党的怒气。然而，一早就视大借款为袁向南方用兵的国民党人，与袁几乎成为对立的两极，参议院终不满意于袁的行为举措。1913年4月30日，临时参议院仍然通过反对大借款案，孙、黄公开反对大借款：“掌财政者，全无计划足以昭示国人骤须巨款，用途安在？”［5］247宋案后，外界各种对袁的谩骂与攻击也接连不断，“全国人心鼎沸，国贼国贼之声，震于寰宇”［13］69。武力派一再动员起兵讨袁，部署用兵计划；法律派则把大借款作为推翻袁的最好时机，欲专依法律以倒袁，“先以大借款坐定袁氏违法。则内阁不能不改组，内阁改组一次，则袁违法一次，则袁之势力及信用失坠一次”［4］102。在此情况下，袁也对国民党的行为保持着高度的警觉。1913年5月2日，袁世凯召集北洋首脑，讨论反对借款风潮以及宋案的对付问题，借以试探北洋集团的态度。最后，袁与北洋首脑达成一致：应为迫在眉睫的分裂做好军事上的准备，并对总理赵秉钧的免职处理提出反对。他们认为：“汉杀晁错，不能止吴濞之兵，总统能始终迁就，即可牺牲晁错，若果有决心，今日何必出此下策。”［14］154关于大借款，十七省都督公开发表反对推翻借款电文。袁世凯有了北洋集团的支持，一改之前的温和形象，立场逐渐强硬。1913年5月1日，袁世凯在给临时参议院的咨文中声言：“此次合同签字，在势无可取消，倘若国会能谅苦衷，实为国家之幸。”［5］336政府辩护大借款的理由：其一，坚持此次借款系履行前参议院议决之案，“外债事件确经前参议院赞同，岂容散步浮言，坐容实祸”［6］129，态度十分坚决。其二，援引上年所办克立士浦和陇秦豫海借款的先例，两项借款都事先未交参议院议同，于签字后提请追认。袁亦认为，“未通过之条款，尚可追认”［6］236。关于赣皖湘粤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大借款，袁异常愤懑地指出，“何得捏词耸听，淆乱视听”［6］242。之后更是以反对政府借款、不服从政府为由，下令罢免国民党籍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督之职。7月28日，伍廷芳致电袁勿因政治觖望酿成兵祸：“战期内外患之纷乘，藩属之不靖，财政之困难，皆足致亡国。况人民生命财产，横遭兵燹……”［6］518在回电伍廷芳时，袁指责此次东南举兵“惟此次叛徒，志在窃地裂国”；“严防痛剿，责所难辞”［6］519。意志益决，排除了任何调和的余地。“袁总统之决心，于近数日中尤盛，以大借款成而债票已畅销也；彼意虽不兴兵构衅，但为统一行政上起见，则跋扈之都督在所必除”［4］105。

可见，袁在坚持大借款、与国民党人的对峙中没有丝毫妥协的意思。尽管袁多少担心大借款会引起参议院，特别是南方革命党人的抵触，从而导致政府行政地位之不稳，但在北洋武人的支持下，袁坚持大借款的态度日益明朗。

（三）贯彻武力统一政策

宋案发生后，南方数省联合反抗中央之局已成，决裂前景日益明了，但国民党内部在反袁策略上却存在分歧：稳健派主张依法律解决，激烈派则主张武力讨袁。袁世凯正好利用国民党内部的举棋不定加紧备战，做好了出兵的前期准备工作。在整个赣宁之役中，袁因有得心应手的北洋军和政府机器，发号施令，调兵遣将，显得胸有成竹。在取得列强财力支持后，袁认为他的武力足以打败国民党，并且反复对外强调此次用兵并非南北之争，是地方谋叛中央，蓄意制造分裂，中央只能下令讨伐，而绝无姑息养奸的余地，因此荡平内乱是理所应当之事。他表示：“彼借端煽祸者，以自由行动为方针，分裂之祸，谁执其咎？”［5］340袁以“平乱”自持，将南方的兴兵之举看成地方势力谋叛中央，即中央的统一之策与地方离异危机，在政治上名正言顺。在袁向南方大举用兵之际，孙中山发表劝袁辞职电文：“使袁氏果知公义自在，舆论难污，尔时即应辞职，以谢国民。”［5］511袁也以针锋相对的通电回击，他说，大总统地位是由立法机关选举出来的，于法有据，国民党人破坏民国，制造分裂，居心叵测，政府以兵力戡定本就责无旁贷。关于此间派兵进攻南方诸省，他强调“此次派兵赴浔，选经本大总统及副大总统一再宣布”［15］430。轻描淡写间，意在表明黎元洪与自己对南用兵的立场是一致的。他集主力于江西、南京，以席卷之势，一鼓而下。不及两月，讨袁军土崩瓦解，二次革命风流云散，北洋劲旅饮马长江。同年8月，袁又镇压了历时两年多、纵横五省的白朗起义，一时之间，威望达到高潮。在袁的认知中，更多地把此次南方的革命武装讨袁视为“削藩召乱”，这样来看，一场战争反而给了袁真正统一全国的良机。革命党人武力讨伐失败后，袁世凯还“传令嘉奖”各地商会“据乱有功人员”。在袁看来，此番作战，民心向背十分明显，因而显得志得意满。

虽然在这场战争中袁稳操胜券，但其采用政治策略依然非常谨慎，继续表示“本大总统但问顺逆，不问党类”［7］191，并一再宣布保护议员，在政治上留下回旋余地。他虽然下了战斗的决心，但并不放弃用政治手段瓦解革命党人，以便让自己在内战中取得更加有力的地位。为了巩固与进步党人的联盟，他不久即提名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着手改组内阁。

三、大总统选举期间的心态

赣宁之役期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因尚未得任正式大总统，还须借助国会选举，又恐议员南下组建一个与之对抗的国会，于是特颁布命令，保护两院议员。赣宁之役后，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为了巩固大总统权力，袁进行了反扑，最终解散国会，以强权干涉了制宪过程。

（一）先选大总统

国民党失败后，袁一时权势如日中天，其所关注的头等大事就是临时总统的转正问题。按照《临时约法》的设计，应先由正式国会制定宪法，后选举正式大总统和组织政府。选举正式大总统和制定宪法，两项工作孰先孰后成为争执的焦点。制宪本是一个漫长审慎的过程，但是目前局势下又没有高效率的行政体系，并且民国正式大总统久悬不决，列强总处于观望状态，“一般民众心理普遍把选举正式总统与国际社会的承认相联系”［16］，因此袁对外宣称选举大总统是火烧眉毛的事，国会乃有先举总统，后定宪法之议，以遂袁的心愿。

当时国民党人依旧占国会议员的多数，袁担心在选举中国民党议员与己作对，同时又深知在当时的社会潮流下仅以武力难以征服人心，在共和与民主的时代意识下，选举这一关键的步骤还是要走的。根据大总统选举法，被选举人必须获得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才能当选，因此在选举的当天为了保险起见，袁世凯采取了令人诟病的做法：嗾使京师的警察厅和拱卫军派出几千名便衣军警、侦探以及收买一些流氓，自称为“公民团”，包围议场，用武力施压强迫选民投票。最后，于10月10日，袁举行总统就职仪式，这可能是袁一生中最风光无限的时候了吧？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如此急于当选正式大总统呢？这与他发现自己政权的合法权威在不断流失有关。就任大总统之前，袁相当自信，这种自信来源于重兵在握，来源于他在晚清时代每争必胜的成功经验和多年累积的声望，但就其当政一年多以来，自己却很难有当大总统的感觉。中央政府实在是太穷了，各省地丁杂税被地方截留自用，不靠借款实在难以为继；除了他所直接控制的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其他的地区拒不听命。从用人上说，民初内阁总理的难选也是空前绝后的，组阁危机频频出现。政权对内难以形成合力，对外更是一筹莫展，饶是他长袖善舞，游刃有余，也是苦不堪言。赵秉均就替袁叫屈：“徒居元首而恒受南人之指责，何若领北洋时，犹自由也。”［17］43国民党常以国会为阵地对袁发难，袁一切措施多不由己意，自不必言；即使是北洋武人，袁发现对其指挥起来也并不得心应手。“二次革命”期间，张勋占领南京，在南京烧杀抢掠的肆意行为，引起外国人的责难。袁本想利用外交压力将张勋从江苏都督的职位上撤换下来，接连派多人前来疏通，却最终对张勋所提出的调职南京条件一一允诺。张勋并非袁的嫡系军队，但从袁世凯对张勋如此迁就的态度来看，袁的威望和对军队的控制力都是远远不够强大的。赣宁之役后，北洋军的势力在南方各省有了很大发展，袁栽培多年的北洋武将渐有尾大不掉之势：“凡是牵涉到有关利害权位问题时，他们对袁并不完全服从，并且采取强硬态度。”［15］448袁内心知道，一旦试图削减北洋军系的权力，反对的声浪是一层高过一层的，在中央主持军事的段祺瑞也因地位升高、功勋卓著，对自己恭顺的态度日益减少。没有权威的领袖是很难当的，袁深知在缺乏足够威望和强有力政权的情况下，政府随时都有垮台的危险。因此，他急需要在削平二次革命后声威最盛时获得名正言顺的执政名分，以便使自己的政权具有合理有效的权威。

与袁急于当选正式大总统的主观愿望相背离的是一波三折的选举过程。这次选举是在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反抗之后进行的，袁不仅挟胜利之威，且当时国内并没有其他候选人与之竞选，但结果是袁得票虽多，却两次都因不满法定人数而无法顺利当选。这与民国元年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一致公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境况相比大相径庭。用“公民团”包围会场，强迫选举，本是袁担心自己不能一次当选的一项应急措施，一向推崇强权政治的袁世凯，以为用武力示威可以确保万无一失，而效果却适得其反，激怒了某些议员不肯投袁的票。在这场选举中，袁世凯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之下，投票三次始当选，可见他派出军警的做法并非多此一举。对于袁世凯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危险”的民主，只能采取观望的被动姿态以待势。因此，这次选举对袁世凯的心理产生的冲击可想而知。

舆论表示：“共和国最高之位置，必当以国民最高之信仰心得之，而后为福利，若以国民之依赖心恐惧心及其本身惰力得之者，则其可忧虑。”［4］30国民党讨袁战役虽告失败，却无疑给了袁世凯当头一棒，让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秩序混乱系于执政者权力基础的薄弱。经此一战，新的权威体系尚未能有效建立起来，一向视国民党人为最大隐患的袁认为必须想办法压制、排斥异己势力。为了翦除政治上的大敌，袁颁布了“严捕图谋内乱党徒令”，先后在北京、湖南、广东等地查缉“乱党”。“一次间接的或关系不密切的联系，常常就足以使人成为镇压的对象”［18］267。革命党人“或以莫须有之事而被捕，或以一二字之微而见杀，造成一派政治肃杀气氛，以利于其个人专制统治”［19］81-82。对于统治者来说，一般会选择利用道德与伦理这种伪善的面具加强统治，唯有在感到自己地位不稳固、政权虚弱的时候，暴力才成为唯一的选择。袁采取压制的方式，其用意在于削弱自己的反对或制约力量。

对于赣宁之役后北洋军系所盘踞的地方势力，袁也绝不听之任之。袁想方设法更进一步地削弱北洋督抚的权利，不露声色地实施自己的废省改道计划，对北洋旧军进行改造，以达到缩小全国行政区域的目的。平心论事，袁世凯是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处于权力的制高点，在现实政治层面都会考虑国家的整合。

（一）干涉制宪

既然正式大总统选出来了，国不可一日无法，立宪又重新被提上日程。留在北京的国民党稳健派仍居多数，“若辈意气固未因此馁也，以为党势虽衰，于宪法起草委员会，尚居多数，大可利用机会，制成宪法，以限制大总统之权利”［20］9。此时，对宪政富有理想的进步党人，自有其立场，转而与国民党联合努力制宪。对于袁来说，虽无党派足以阻止制宪，实不欲受宪法限制，使政府及大总统惟议会之向背是从。10月14日脱稿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其基本内容与《临时约法》一样有着对总统行政权的束缚，这是袁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赣宁之役前，尽管袁世凯对《临时约法》以及参议院独占权力有诸多不满，但由于其政治上之对抗力尚在，其大体上还能遵循约法程序行事，不逸出宪政轨道，然《临时约法》在权力关系的设计之初就拉开一场制衡暗战，意图加强参议院的权力，作为制约袁的手段。袁对此又十分明了：“约法因人成立，多方束缚。”［21］47身为正式总统，欲伸张一己之势力，袁岂会再受宪法限制？

对于外界传闻，正式宪法诸多不利于总统，最让袁感到不安。袁有着他自己的策略，其干涉国会制宪大致分为三步：第一步，要求增修《临时约法》，指摘约法妨碍政府行政敏活，总统任命国务员可不征参议院之同意。袁的这些提案，显然意为增加总统大权，防止国会干涉行政当局。第二步，借宪法会议争宪法公布权。“宪法会议于此项宣布权，乃竟贸然行使，其藐视本大总统之职权，关系犹小，其故违民国之根本约法，影响实巨。”［22］156宪法会议以宪法草案尚未成，无开议机会为由，遂置之不议。不容讨论的态度于袁世凯而言实在心有不甘，遂进行第三步，派八人列席宪法起草委员会，代其陈述咨文，而国会公开拒绝接待八代表，其后提出旁听会议，亦断然不允。八委员之被拒，令袁氏愤懑异常，乃断然为破坏宪法草案之计［6］523。袁此时已身膺正式大总统，对于这些激进派议员公然挑战其权威，自然怒火中烧，愤怒难平。国民党激进派议员看待制宪显然有点理想主义了，本着过于牵制的不妥协精神，一味强调法律的政治斗争效果，按自身意愿制定宪法，而不是从体制本身思考改进措施，这就很难形成能让袁满意的制度性安排。议员们的态度更使袁对二次革命情绪化的余波迅速扩大，遂于11月25日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和北洋将领，反对宪法草案，并对外声称国民党议员欲图造成国会专制。袁世凯当然知道，国会吵吵闹闹纷扰至今，无非争权，自己身为大总统不能取消议员资格，议员反而能时不时弹劾大总统，这实在是一种轻重倒置，大谬不然。在袁世凯阻挠制宪的图谋屡次受挫后，形势便急转直下。11月4日，袁以国民党本部与国会议员勾结为由勒令解散国民党。11月25日，袁发表大总统通电后，各省都督、民政长官应声而起，一致强烈要求取缔国民党。

此时的袁世凯就像一个弹簧，受到外界环境压力越大，其扫除层层阻碍的决心也就越大。从他上台之初，革命党人就对其缺乏信任，“革命党人对于中国式独裁的历史记忆太过深刻了，所以不愿给袁世凯提供美式总统制的权威”［23］347。此前，宋教仁所倾心的“内阁政党制”，俨然有逼其下台的态势，加上国会选举、民主代议制和地方自治似乎都迫使他退却，这一切的一切逐渐把他推到一个极端，致使他做好了随时反击的准备。在袁看来，既然国会不利于他控制和掌握国家的权力资源，他也不再把参议院放在眼里，受其限制。袁对国会的破坏固然与其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有关，但国民党控制的民初议会的无效运作也为袁世凯集权提供了口实［24］247。“八百余人，议论多，而成功少，由令之道，七阅月而未立一法，虽迟以百年，以夫何济？”［21］47在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后，袁便顺势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连同各省省议会也一律解散了。这一连串动作下来的结果便是，辛亥以来革命党人所苦心孤诣维护下来的制度体系被彻底抛弃了。至此，袁彻底达到其破坏制宪的目的。此前代议制民主所带来的“压力”的反弹，使袁世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除了一切束缚，逐渐向专制独裁靠拢。

再从袁世凯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理解袁与国会的制宪之争。袁本叱咤于晚清政坛，权谋迈众，具有高度的行政经验，他重出江湖、一腔怀抱地帮助革命党人劝说清帝逊位后，所得到的只不过是每出一令，必须经内阁总理副署，否则就不能独立行使职权的总统，袁内心十分清楚，这一切都源于约法对总统行政效力权的束缚。对于袁来说，出任大总统虽是他的夙愿，但让他阿附革命党骥尾做一个没有实际行政权力的总统，却绝非心甘情愿。究其阻挠国会制宪进行的原因，意在侵夺国会的制宪权，以利于总统把持权力。从个人角度来说，虽然袁世凯见多识广，敢为天下先，但作为一个传统政治的信仰者，无上的权威对其有强烈的诱惑力，他骨子里更习惯和适应的是集权方式下的权力操作。即使曾在民主共和的旗帜下庄严宣誓，但总统制、责任内阁、政党这些西方民主政治的舶来词本身于他而言是既熟悉又陌生，其内心深处不见得真的相信民主。他自信的是自己纵横捭阖的能力，认为大总统能够承担政治上直接之责任，在政治运作上也希望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权力最大化，这样更有利于他建设强有力的政府。早在北京参议院时代，袁就不满于《临时约法》的限制，力图变更，当新出台的宪法再次以“制袁”为目标时，袁干涉制宪之心已不达目的不止。

袁世凯干涉制宪的意图集中到一点就是强化总统权力。在修订宪法草案的过程中，袁尤为担心的是国会一意孤行，制定自己无法接受的宪法而使之生效［25］。他在向宪法起草委员会争论总统之权时，甚至举法美两国总统参与立法为例：“此法美二国第一任大总统与闻宪法之事，具有先例可援，用特派员前赴国会陈述意见，以期尽我保国救民之微忱。”［22］159但《临时约法》的设计者们最初考虑的便是袁的道德品格问题，以一纸约法防止其权势扩张，“以袁公之性情，不可以无为，其才略亦可以为，因以举之；奈何既信任之，复束缚之，而强为个人立此不可行之法”［4］32。黄远生一言以蔽之，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通过观察袁1913选举前后系列行为，笔者得到以下认识：其一，《临时约法》本身就有其设计的缺陷。革命党人单方面制定的《临时约法》没有赋予与袁世凯的政治实力相匹配的行使权力。袁已是国家的最高元首，但约法因人成立的痕迹又较为明显，没有一套行政体系完全听命于他，也没有强有力的政党支持他，这就使他跟国会很难处理好关系。国会事实上有权推倒内阁，行政当局却不能提请元首解散国会，内阁与国会一旦发生冲突，又没有较好的方法打破政治僵局时，这就为元首干涉政局、独断专擅提供契机，也为之后议会政治稍行即败埋下隐患。其二，民国成立后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袁为加强行政权力而采取的行动屡次受阻，毕竟他习惯于传统的政治操作，自信治事能力，在当时一度是不适应民国分权制衡、自由竞争的政治环境的；一旦民主共和制度无法助他独立行使权力并对他总统地位产生威胁时，他对之怀疑乃至用武力荡平一切阻力便在情理之中了。袁对宋案及大借款的态度和处理即是最好的明证。其三，荡平二次革命后，袁急于召开正式大总统选举，以树立有效权威。大总统选举的一波三折以及北洋军人进驻南方渐有“尾大不掉”之势使袁深感自己的权力基础是薄弱的。其四，在袁就任总统的一年多内，职权受到议院严格约束，而议院又无法“博商共济”，反倒纷争不断，严重影响行政效率。而袁干涉制宪，驯服内阁，施展起他所习惯的权术手段则信手拈来，无需作什么表面文章。约法、行政、政党都无法为他提供支持，反而刺激他打造一个符合自己意愿的政治会议和《中华民国约法》。综合以上认识，并结合袁本人的时代烙印以及对他内外环境的感知，就不难理解民初政治从民主代议制逐渐演变成个人威权政治的原因。

1913年对袁世凯来说是个转折点，历史貌似给他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是矫枉过正，物极必反，民国初年宪法政治在行政权和立法权的两极对立中一步步沦为威权政治。从袁世凯1913年选举前后的心路历程来看，民国初年各派政治势力苦心孤诣构建起来的宪政模式稍行即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固然有强权的因素，即袁习惯于仰仗枪杆子和子弹来探讨问题，总是尽可能把权力控制在自己手里，但约法在权力配置上的设计缺陷，民初议会的无效运作，也是毋庸置疑的因素。从整个近代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人与时代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复杂的双重性。袁世凯是新旧过渡、经历过两种体制的人物，内心认为大总统应该享有最高权力，并且以武力为依托获得了执政资格，以至于民国已建，人治犹在。然而，民主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反复的练习，需要在有风度的对抗中进行反复多次的博弈和均衡。在现代国家框架建立后，应该把制度建设和健全法制置于首位，一旦偏离了这一机制，逸出宪政范围，必然会走上独裁专制的回头路。

参考文献：

［1］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3辑［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

［3］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黄远庸.远生遗著：卷一［M］.上海：上海书店，1990.

［5］朱宗震，杨光辉.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6］章伯峰，李宗一.北洋军阀：卷二［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

［7］朱宗震.革命胜利之后：民国初年政坛风云［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

［8］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4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9］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美］保罗.S.芮施恩.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日记［M］.李抱弘，盛震溯，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11］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1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