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卫平

摘 要：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的原因诸多，但武昌起义后不久，在国内外报纸上出现的鼓励袁世凯反正，宣传袁如能反正“归顺”民国，就可举为大总统的舆论是一重要因素，对“拥袁弃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舆论宣传；大总统；报纸；让位

孙中山和袁世凯都是辛亥革命后备受关注的风云人物，在政坛上进行了智慧和力量的多次较量。但孙中山最后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

导致孙中山“让位“的原因错综复杂。过去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较多地注意孙中山在“让位”问题上的正确与错误，功过与得失。而对于孙中山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让位”的，特别是当时国内、国际的舆论宣传和舆论导向，对革命党人和孙中山“让位”的影响，注重不够。浅析当时的历史环境，特别是当时的舆论宣传迫使孙中山不得不接受并推行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是本文的讨论所在。

1 英国报纸充当拥袁的急先锋

袁世凯适于做大总统的舆论宣传，是谁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公开提出来的呢？目前已出版的近代史的论著中，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准确的回答。现在看来，第一次公开提出要袁世凯做大总统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中国享有最大侵略权益的英国报纸。1911年10月21日的《民立报》头版以《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为题的新闻报道中说：“《每日镜》、《伦敦晚报》及其他各报宣言孙逸仙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此间舆论极赞成袁世凯联合革命党，并望孙勿念旧日之恨，袁当有以助其成功，云云。”这是目前所看到的公开提出让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最早的宣传。

10月21日离武昌起义才刚满10天，当时孙中山尚在美国，根本没有“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这回事，英国的一些报紙竟如此公开宣传，这是它们心声的流露。

英国报纸之所以如此宣传，决非偶然，而是急切地推出它在中国的新的代理人以维护其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免遭革命损害的表现。英国当时在中国是拥有最大侵略权益的国家。它在中国的贸易总额，包括香港在内超过其他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华贸易的总和。而被革命席卷了的长江流域，恰好又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它的在华投资3/4在这个地区。因此，英国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急于希望局势能够尽快地恢复平静。但是，究竟怎样才能使被革命打乱了的旧秩序迅速地得到回复呢？这在英国政府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袁世凯出来收拾局面。这是因为它认为，袁世凯在当时的中国是最有能力维护旧秩序的强有力的人物。

事实上，“庚子之役，袁在山东的措置，甚得西人称道。迨任北洋大臣及外务部尚书，对内推行新政，对外联好英、美，声誉日隆。罢黜之后，清政府每况愈下，英、美对清室已不存何希望，但不愿革命党得势，希望袁再出秉政。”早在1911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在与日本公使加藤讨论中国的局势时就说：“我认为，中国有一个更好的政府是可取的。目前的内阁是软弱的，优柔寡断的。这个内阁以不现实的政策将自己推向深渊。它的活动可能给自己招致国内革命。很可惜，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如唐绍仪等人，没有担任国家公职。”这说明：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八个月，英国政府就希望袁世凯出来秉政了。弄清楚了英国政府的这种意愿，我们对于《每日镜报》、《伦敦晚报》等英国报纸竟然无中生有地做出上述那种宣传也就不会感到惊异了。

2 海内外舆论一边倒举袁

在国内究竟是谁首先公开表示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就可以做大总统的呢？这是一个湖北人，在得知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的消息后，就用“鄂人”的名义给袁世凯写信说；“近闻海上各报，皆谓阁下已受满虏简为鄂督，偕厩昌前来，心窃怪之。嗟乎！阁下非汉人乎？胡一旦昧心至此也。”“为阁下计，何不以迅雷之势，建不世之业，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

在革命党人方面，明确公开表示袁如反正就可被举为总统有确切日期可查的是1911年10月28日的《民立报》。该报在这一天以《敬告袁项城》为题的“短评”说：“今幸天诱其衷，清廷属治兵柄，此诚千载一时之嘉会也。人心归汉，公不宜妄自菲薄，致辜物望。虽今日世界不能容有子孙帝王万世之观念，但以渺然之躬，代表四万万众，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环球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抑最快意也。公其勉之！”袁世凯是10月30日，正式接受清廷委任的钦差大臣，离开彰德南下视师的。10月28日《民立报》发表上述“短评”的时候，袁尚在彰德，这说明袁尚未“出山”，革命党人就以“第一期之大政长”相勉了。在这篇“短评”之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立宪派人公开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所以，尽管立宪派人在武昌起义后的第五天就开始搞起所谓“惜阴堂策划”，力图使袁世凯登上总统的宝座，但看来，首先公开鼓励袁世凯争取做大总统的是革命党人而不是立宪派人。

继上述“短评”以后，公开出来鼓吹袁世凯可做大总统的是旅居欧、美的一些华侨和留学生。《神州日报》在1911年11月2日这天，刊登了伦敦华侨、留德学生和芝加哥旅美学、商全体等三封鼓吹争取袁世凯做总统的电报。

《神州日报》在刊载了上述三封电报后，又分别于11月4日和6日，先后用《忠告袁世凯与东南各督抚官吏》、《再告袁世凯》为题，发表了两篇社论。在《再告袁世凯》中说：“满人知其覆亡在即，乃师以往诸酋之故智，令公视师，欲公出为曾国藩第二，殊不知时事既移，曾氏已为天下所唾骂。今日为中国前途计，为万民生命计，乃至为公个人计、声誉计、身家性命计，惟有联合鄂军，卷旗北向，以如虎之新军，扫黄龙之残局，然后黄袍加身，为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则国人感公，外人慕公。天下岂有到手之华盛顿弃而不为，而甘心效法梅特涅者？”

其后，该报又于11月15日，以“社论”形式发表的沈朵山、孙星如二人来稿——《新国家建设之谋划》（续）一文说：“仆等之愚，以谓今日满汉相持，其向背足为中外所重者，当推袁世凯。……且今日无论袁之人格与共和政府相容与否，顾彼为名誉计，一时必自感受。吾中华民国能纳袁氏则可杜外人干涉，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目前之至计最要法著也。”这篇文章从其内容看，是写于袁世凯尚未到北京之前。袁是11月13日到北京的，此文写作的最晚日期当在10日左右。《民立报》和《神州日报》，当时都是革命党人在上海所掌握的报纸，在从10月28日到11月10日左右，不到两周的时间内竟然发表了这么多鼓吹争取袁世凯做第一任大总统的言论，这就说明了当时在国内的舆论宣传中，争取袁世凯反正、举袁为总统成为了主流舆论导向。

3 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失去了舆论方向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在理论准备十分不足的情况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自从20世纪初开始，他们所宣传的内容，主要不外民族的危亡和“排满”革命两个方面。他们认为，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是清朝的反动卖国造成的。清廷为什么会放手卖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异族”的朝廷，所以对汉族祖先艰苦创业留下来的家财才毫不吝惜地大量出卖。

“排满” 的革命口号，，在武昌起义前，它能够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对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口号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把所包含的内容明确地表达出来。胡汉民后来在总结经验时说：“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亟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仅取得从来未有之名词而已。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向。”

胡汉民这里所说的“民众”，事实上应该把众多的革命党人都包括在内。武昌起义后，不仅很多一般的革命党人，以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政府成立，漢人做了大总统，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就连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领袖亦不能例外。因此，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在舆论宣传上就完全失去了方向，任由“拥袁”的舆论、宣传甚嚣尘上，就连革命党人自己的报纸也大肆美化袁世凯，推举袁世凯。

如当时《神州日报》公开报道：“黎元洪以中国共和第一任总统许袁世凯，现袁对此事之答复，犹豫未决。”“袁世凯逗留不肯赴北京，闻已受黎元洪言愿为共和领袖，以冀彼举为第一总统。”过去，不少辛亥革命史的论著，多把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方针的制定归之于当时像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一些旧官僚和立宪派人挤进革命阵营所产生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上述《民立报》和《神州日报》所发表的言论，足以有力地说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完全没有认识到宣传舆论阵地的重要性，任由“拥袁”、“举袁”声音占据主流，孙中山最后的“让位“就成为必然了。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一再宣传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难道他们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毫无认识么？也不是。事实上，就在宣传袁最适于做总统的同时，也有人不断揭露他是“帝制自为”绝不可信赖的奸雄。甚至在同一份报纸上，短短的几天内，既登拥袁的稿件，又登反袁的稿件。如《神州日报》在11月15日的社论中提出迎袁出来做大总统为当今最要之法著的次日，又发表题为《论过信袁世凯者之误》的“社论”，指出袁有“操莽之遗风”，在“汲汲收揽兵权”，“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吾人决不能以无数鲜血，亿兆无量之牺牲，而供袁一人坐享之利，为富贵之资。”

从武昌起义到孙中山“让位”，为时不到半年，孙中山最终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这里面有极其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特别是革命党人尚不具备掌握全国政权的理论和思想准备，以及各国列强在舆论、财政和外交等方面对临时政府的钳制。除此之外，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对舆论宣传的忽视，没有自己的理论宣传阵地和方向，在几个月里任由“拥袁”“举袁”的呼声、宣传弥漫扩大，最终导致内部、外部一致的“拥袁弃孙”，这不能不说是孙中山被迫“让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后办过《民国报》的李剑农描写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的内部情况时说：“南京和议尚未成功时，新产生的中华民国的命脉已落到袁世凯的手里去了。”

参考文献

[1] 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六册），P5。

[2]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P412。

[3]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P 91。

[4]见《满清外史》第8编《鄂人致袁世凯书》。

[5]《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十三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P26。

[6]《胡汉民自传》。

[7]《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2日北京电。

[8]《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6日。

[9]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政治史》P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