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 小 和

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中的“说理会”

俞 小 和

抗战时期，中共确立了减租减息的基本土地政策，并在长期的政策实践中不断摸索，成功地在抗战后期找到了把政策变为现实的最佳方法，也就是“说理会”模式。“说理会”需要经历工作组和基层干部繁难的宣传和组织，并通过农民群众团体的具体安排才得以顺利举行。通过“说理”斗争，农民组织起来，保卫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中共培养了忠实于党的事业的基层骨干，从而大大提高了对农村的掌控能力。当然，“说理”斗争在局部地区或者某个时间阶段，不免有“左”的倾向和表现，但基本上得到较好的控制。

抗战时期；减租减息；说理；斗争

抗战期间，“说理”“说理(大)会”“说理斗争大会”等词频繁出现在中共中央及各边区文件、各级干部的报告中，而又在抗战胜利不久戛然消失*在抗战期间中共的各种“双减”原始文献中，华中根据地“说理”“说理(大)会”使用较多，山东根据地和华北根据地“说理”“讲道理”“说理斗争”使用较多。。这些词在以“暴力”“打倒”为关键词的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显得别具一格，意味深长。基于原始文献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知，“说理会”是指抗战期间为实现边区减租减息政策而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者一般有地主一人或数人、农民(佃农为主体)十数人至数千人不等，县乡干部和驻村工作组(队)是会议的指导者，当地农会是会议的具体组织者。会议主要议程是佃农或佃农代表以政府“双减”法令为基础，围绕“该不该减(退)”和“应该减(退)多少”，同地主展开辩论，并揭露地主的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