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伯 虎

·专题研究·

一九七九年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研究

郭 伯 虎

从1978年高速发展经济的要求到1979年改为以经济调整为主，这是一次急刹车。1979年10月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是调整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初步定了1980年经济计划的框架，对统一干部认识、继续进行调整起了一定作用。与此同时，领导干部对改革有着广泛的共识，座谈会对推进扩大企业自主权和财政体制的改革起到积极作用，使城市经济改革迈出了第一步。历史经验表明，调整与改革的推进都需要共识。

国民经济调整；改革；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上下发展经济的热情高涨。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求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紧接着，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高速发展经济的要求改为以调整为主，是一个猛然的转折。1979年至1980年，调整工作遇到不小的阻力。与此同时，扩大企业自主权、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迈出了城市经济改革的第一步。在调整与改革的关系上，呈现出改革压倒调整的态势。本文力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1979年10月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为例，对这一时期调整与改革的推进作一论述。*萧冬连研究员对1979年至1981年的国民经济调整作了非常深入和富有洞见的研究。他详细梳理了调整决策与实施的过程，提出经济调整与改革有冲突的一面，但调整对改革也有促进的一面。笔者深受萧先生研究的启发，本文的写作从中获益良多。详见萧冬连：《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的经济调整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9期。

一、座谈会召开的背景和准备

关于1979年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出台的具体过程，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参见萧冬连：《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的经济调整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9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4卷(1976—1984)，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105—110页。，此处不再赘述，仅就有关历史背景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座谈会召开的背景

1977年、1978年，全国上上下下各方面热情高涨，想尽快夺回“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损失。1977年12月的《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粮食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建设120个大型项目。研究者认为上述高指标正是这种求成过急的思想情绪的反映，并注意到高层制定这一次高速度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大规模引进的可能性*萧冬连：《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的经济调整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9期。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转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49页。。此时，中国的经济引进确实碰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1974年石油危机以后，西方经济处于萧条状态，资本、技术、设备严重过剩，急于寻找出路。如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访问西欧五国回来后的报告说：西方国家现在争着同中国做买卖。法国大使讲，他们愿意承担120个项目中的10个。联邦德国北威州州长在宴会上说，50亿美元的贷款当场就可以签字，200亿美元的贷款宴会后谈判一小时签字。*《介绍参观访问西欧五个国家的情况》(1978年7月)，《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25期。

谷牧等人的出访报告让人欢欣鼓舞，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可以在利用外资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快一些*《李先念传(1949—1992)》(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83页。本刊特约记者：《“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2年第7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7月至9月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会议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的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会议强调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397页。这次会议对各项经济指标的要求又在《十年规划纲要》的基础上加了码。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国务院即决定1978年再追加48亿元的基建投资。到年底，全年实际投资完成395亿元，比上年增加100亿元；大中型项目由上年的1433个增加到1723个；签订78亿美元的引进协议，引进重大项目22项，其中12月最后10天就签订了31亿美元的协议，主要是化工项目。*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266页。但是，这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关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具体状况可参见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2—115页。。

对此，陈云在务虚会召开期间就表示了不同意见：要看到本国的实际，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48—249页。。但是，陈云的意见并没有受到重视。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就经济问题提出进口粮食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能窝工，生产和基本建设不能留缺口等五条建议*《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5—238页。。研究者认为这是陈云正式向中央提出经济要调整的意见，由于陈云此时已经重新回到领导核心，是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他发言的权重非同小可，他的意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有所反映。*参见萧冬连：《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的经济调整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9期。1979年1月，陈云在两份文件中再次表示计划安排中宁可降低指标也不可留缺口。邓小平同意了陈云的建议，让计委对1979年的计划再作考虑。*《陈云年谱》下卷，第261页。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向中央写信，提出了经济调整的六条原则。3月底，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成立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财经工作的最高决策机关，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第8卷《政治经济建设篇》(下)，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4月5日到28日，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从1979年起用三年的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陈云年谱》下卷，第273页。。

从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到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转变过程中，陈云发挥了主导作用，并且得到邓小平和李先念的支持。当时，华国锋也接受了调整方针，但有材料反映他的内心对此是有保留的。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总结发言中，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经济形势的看法，与李先念的讲话迥然不同。他说，前两年农业增长，粮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工业增长在13%以上，“形势发展之好，举世公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4卷(1976—1984)，第110页。另据吴波回忆，华国锋曾讲过，提调整有些泄气，22个项目不上不死心*吴波在中共党内4000人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的发言(1980年11月)，转引自萧冬连：《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的经济调整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9期。。华国锋在经济工作中倚重的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和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都对调整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直到晚年，康世恩仍对这次经济调整持不同看法。*《康世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349—350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地方干部的思想不通，“说刚刚提出要高速度发展经济，怎么又来了个调整，表示难以接受。经济发达的地区要求允许继续前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要求不要一刀切，特别是对于一些大项目都提出这也不能下那也不能下”*《李先念传(1949—1992)》(下)，第1093页。。有资料显示，“部分省、市和中央部委的与会代表也对调整的具体措施提出不同意见，有的领导同志在会外多次讲话中认为，现在不是经济调整问题，而是大干快上、提前翻番和加快翻番的问题”，因此，“调整方针还没有贯彻就遇到了阻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4卷(1976—1984)，第110页。。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及会后，中央开始采取措施进行经济的调整工作，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是调整的核心内容。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关于改进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强调：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对那些不急需和不具备条件的建设项目，实行停、缓、并、转、缩。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准擅自搞计划外工程。对于乱上项目的，要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要绳之以党纪国法。*《经济体制改革文件汇编(1978—1983)》，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第706页。即便中央的命令如此严厉，许多地区和部门还是无动于衷甚至消极抵制。6月25日，中央办公厅一份参考资料反映建设系统召开座谈会的情况，指出基建项目的清理和调整工作中，“阻力相当大，问题相当多，搞不好，很可能走过场”。7月间，国家建委《基本建设情况反映》第15期刊登的《清理基本建设在建项目的进展情况》中说，“计划外项目真正停缓下来很少，计划内项目仍然过多”。*《李先念传(1949—1992)》(下)，第1095—1096页。

关于调整进行不力的原因，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当时即已意识到首先是因为认识上的不统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由来已久，许多干部习以为常，对调整的必要性缺乏认识……许多干部急于求成的情绪十分强烈，不少地区、部门迟迟不下决心采取得力措施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即使是在国家计委这样的宏观战略决策部门工作的同志仍对过去制定的十年规划恋恋不舍。*《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4页。研究者认为除认识上的不一致外，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影响也是重要因素。从本地区、本部门利益出发，大家都希望别人调整，而不愿把本地的速度降下来。“有的同志认为他这个企业是多年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关别人的可以，停自己的不行”。*参见萧冬连：《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的经济调整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9期。《下半年要努力抓好经济工作》，《人民日报》1979年7月26日。

(二)座谈会之前的分组讨论

转眼之间，半年已过，中央领导鉴于贯彻落实“八字方针”的思想认识并不统一，存在较大阻力，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结束后，决定留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召开座谈会，主要讨论经济工作和确定1980年的计划安排。座谈会之前，用两三天时间分组酝酿讨论，各组都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李先念传(1949—1992)》(下)，第1109页。

东北、华东组的讨论认为：第一，当前形势是好的，但也要看到困难的一面。希望少折腾，先集中精力把生产搞上去，否则其他问题很难解决，尤其注意不要纠缠算老账。只要人心齐，信心足，我们的经济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第二，计划问题。要注意研究国外的情况，做些比较。建议明年的计划要早些定下来，对引进的项目也要进一步排队，及早有个明确说法。第三，知青就业、上访、社会治安等几个社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第四，上海准备在冶金和纺织两个行业实行超额利润由国家和企业对半分成的办法。*《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3号，1979年10月3日。

华北、中南组的讨论认为：第一，农村形势继续好转，但是工业方面或者说以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工作，包括财贸、交通，没有拿出得力的措施来。第二，经济要搞活，关键要解决体制问题。现在财政、商业、外贸、计划卡得太死，体制改革问题不能再拖了。财政部搞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不能叫改革，只是方法有些改变。第三，工业方面，如何发挥现有工厂的作用是个大问题。第四，上访、复退军人、就业、住房等重大问题要认真解决，搞不好会影响安定团结。*《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4号，1979年10月3日。

西南、西北组的讨论认为：第一，当前问题很多，最根本的还是要把生产搞上去。不利于社会安定、不利于聚精会神搞四化的都要避免，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适可而止。第二，要把“八字方针”变成各种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几年内生产速度不要搞得太低，基建要下，生产不要降下来。第三，可以在国家基建投资之外，利用贷款搞一些项目。第四，体制改革问题。越是经济困难，越要抓住机会搞改革。现在普遍认为，国务院规定的几条不能充分调动积极性。*《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5号，1979年10月3日。

从座谈会召开前的分组讨论来看，集中精力、聚精会神搞建设，用发展生产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在干部中已经成为共识，这是令人欣慰的。但是，大家普遍对调整问题不感兴趣，“大部分发言都是和陈云同志的主张相反”*《当前经济中需要研究讨论的一些理论性规律性的课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98期。。一些干部还没有从经济发展高速度的迷恋中走出来，反对把速度搞得太低。有的地方提出利用贷款搞一些计划外项目，这在中央4月13日的通知中是被严厉禁止的。与此相反的是，大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关注度颇高，普遍认为当下的体制卡得太死，非改不可，虽然也对中央的某些改革表示不满，如国务院制定的几个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地方干部认为那“不叫改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分组讨论会上地方干部所表达的情绪，即对调整的冷淡与对改革的热情，预示了座谈会所能取得的成效。

二、座谈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对1980年经济计划的讨论

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从1979年10月3日开始，至10日结束。座谈会日程如下：3日上午，座谈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华国锋、胡耀邦、陈云作了讲话，彭冲、习仲勋、赵紫阳先后发言。4日上午，邓小平主持会议并讲话，陈云作简短讲话。下午休会。5日，李先念主持会议并讲话，之后吴波发言。6日，吴波继续发言，紧接着韩光、谷牧、王震、李人俊发言。7日，李人俊继续发言，薄一波、赵紫阳、彭真作简短发言，之后张平化、袁宝华发言。8日上午，袁宝华继续发言，下午休会。9日上午胡耀邦讲话，随后李葆华发言，下午宋任穷发言。10日晚上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李先念主持并讲话。

(一)中央领导人的讲话

这次座谈会，中央高度重视，华国锋、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均到会作了讲话，但仔细分析他们的讲话，就会发现又各有侧重。华国锋就为什么召开会议和如何开好会议作了讲话。他说：中央常委确定，四中全会后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留下来，谈谈工作问题，中心是怎样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华国锋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情况是好的，工业增长速度差一点。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要考虑到明年，明年基本建设的盘子怎么定？认识并不一致，需要在党内统一思想。“中心是怎样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工业增长速度差一点”，话里话外，似乎让人感到他更在意的还是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经济调整问题是排在发展之后的。华国锋说他从4号开始请假，准备出国。*《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1号，1979年10月3日。或许，这是他的态度的另一种表达。

邓小平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他对当前经济工作的意见和构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为题收录了该篇讲话的绝大部分，并对一些细节和其他领导人的插话作了删节，但不影响对讲话精神实质的理解。。邓小平坦陈：“现在经济问题上，应该看到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层，包括省市和中央，意见很不一致，不是一般的不一致，而是想法还没有靠拢”，看法相当不一致，“这是很自然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这次会议放开把问题摆出来，然后中央，特别是财经委员会，再来梳辫子，得出比较好的办法”*《邓小平同志在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79年10月4日。。接着邓小平重点谈了他的六点意见：(1)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2)劲可鼓不可泄。(3)“八字方针”，核心是调整。调整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4)要研究一下如何利用外资的问题。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5)体制问题。什么该集中，什么该分散，这个问题应该敞开议一下。财政体制有些需要下放，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6)抓紧增产节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4—202页。

陈云在座谈会上共有两次简短的发言，5日因患结肠癌住进北京医院，没有参加后面几天的会议*《陈云年谱》下卷，第285—287页。。对当时党内经济问题上所存在的分歧及解决办法，陈云的认识与邓小平的认识比较一致，他实事求是地说：现在看起来，经济方面的意见有很大的分歧，要承认这一点，做财经工作的同志之间有分歧，中央内部有分歧，中央和地方有分歧。原因是财贸方面的同志不熟悉工业，工业方面的同志不一定了解财贸方面的情况，中央的同志并不完全了解地方，地方的同志不一定了解中央的困难。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意见不统一，经过讨论，可以解决。*《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2号，1979年10月3日。陈云在会上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借外债来搞建设，这是一件新事情，对我们来说没有经验，应该逐项研究，积累经验；二是用财政赤字来搞基本建设很可怕，历史上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62—465页。。

仔细比较邓小平和陈云的讲话，我们可以发现，在认识大体一致的情况下，又有着细微的差异。第一，邓小平赞同调整，是陈云的有力支持者。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支持，陈云很难将调整的主张上升为中央决策。但邓小平同时又说“劲可鼓不可泄”。第二，关于调整的目的，邓小平认为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中，特别是调整后有一个比较好、比较快的速度。而陈云一贯的主张是综合平衡、按比例协调发展。第三，关于利用外资问题。陈云不反对利用外资，但认为这是个新情况，应逐项研究，积累经验。概而言之，陈云对于借外债比较谨慎；而邓小平说考虑问题的一个立足点是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不用太可惜，言语之中流露出他对利用外资所持的积极态度。*参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682页。

胡耀邦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稍有不同，他提出当前经济工作“要鼓干劲”。他说：“去冬今春，我们讲比例失调，讲调整。我们讲调整本来是说在继续前进和发展中有上有下，是要把长线调下来，把短线调上去。但是，有些同志没有正确理解，无形中产生了副作用，今年春天工业生产有些松劲。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4页。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的看法并不孤立，如长期以来与陈云关系密切的国务院副总理、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王震同样有上项目、鼓干劲的想法。他说：借外债，就是要争取时间引进新技术。要花些钱，搞几个大东西，把全国一盘棋搞活。上几个大的东西，可以鼓舞人心。*《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13号，1979年10月6日。如果再联系到座谈会之前分组讨论会上，地方领导干部对调整的冷淡态度，可以看出在调整问题上缺乏统一的认识。

行文至此，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即应该如何看待领导干部在调整问题上的不同看法。由于分管工作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认识问题的迟早及个人性格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工作中出现不同认识，正如邓小平所言，“这也是很自然的”。更何况1978年之后中国处在一个大的转折期，从要求经济的高速发展到进行调整无异于一次急刹车。所以，这里指出在调整问题上干部中存在不同看法，没有责备的意思，而是要放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理解他们，这也是转折年代历史复杂性本身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关于转折年代历史的复杂性，韩钢教授有一很好的阐述。详见韩钢：《艰难的转型：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农业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

(二)1980年计划的讨论

座谈会的主要议题是1980年的计划安排。1979年即将过去，问题是1980年的计划如何安排，党内对此仍有争议，这在座谈会之前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上表现得非常明显。9月2日到24日，财经委开会讨论1980年、1981年的计划安排。国家计委向财经委的汇报强调：“要兼顾国家建设项目和国外进口项目的需要，兼顾当前需要和长远需要，建议一九八○年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安排二百五十亿元，并把十二个国外进口成套设备项目的国内配套投资四十亿元用外汇贷款解决，同国内财政脱钩。”而财政部提出的预算内基建投资则是170亿元，比计委提出的少80亿元。*《李先念传(1949—1992)》下卷，第1107页。实际上，国家计委提出的1980年基建规模仍然过大，财政有几十亿元赤字，外汇收支差额高达89亿美元，物资供应也不平衡。*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34页。

9月18日，陈云在财经委员会会议上讲话，提了11条意见，重点谈了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问题。他说：“我们的基本建设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来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他否决了计委提出的用自由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弥补基本建设投资赤字的建议，“我们现在借到的44亿美元自由外汇，用于其他方面的已有31亿美元，明年我们不可能再借到50亿美元自由外汇用作基本建设投资”。同时，也不能用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赤字，因为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爆炸”。他要求必须去掉基建投资中的赤字，使我们的基建计划脚踏实地。陈云还说，像宝钢、平果、三峡水电站这样的大工程，一个五年计划只能建成一个。如果要求一年建成一个宝钢这样的大项目，那就占了我们一年多的基建投资。*陈云同志在财经委员会召开的汇报会上的发言(1979年9月18日)。国家计委在接受陈云的批评后，又对1980年的计划进行调整。

10月5日，李先念在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宣布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和国家计委对1980年计划的新设想：农业增长指标4%，工业增长指标6%；财政收入960亿元；国内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安排200亿元，比1979年减少160亿元。李先念说200亿元的投资盘子，“这篇文章最难做”。引进项目国内配套资金不足、原材料不落实的要停下来。国内建设项目投资比1979年计划减少一半多，农业、轻工、煤电油、交通、军工等方面的投资，都要作很大的削减。*《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下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468—469页。对此，谷牧建议：越是投资少，越要突出重点，把吃油、吃燃料等长线的项目调整下来，把燃料、动力、交通运输等短线促上去。*《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12号，1979年10月6日。

10月6日到7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在发言中详细介绍了基本建设投资的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集中力量保重点，各项投资维持1979年的水平，农业50亿元，轻工市场20亿元，22个引进项目65亿元，煤炭31亿元，电力41亿元，铁道23亿元，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13亿元，总共243亿元。这样200亿元保重点都不够，其余部门一点不投也不行。另一种方案，适当保重点，即重点少减，一般多减。照此安排的结果，比1979年计划减少30%至40%的有森工、地质、文教、卫生、科学院。减少40%至50%的有农业、轻纺、国防工业和科研、交通运输、建材、商粮贸、科学。减少50%至60%的有煤炭、电力、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农机、建工。其中农业从50亿元减为30亿元，轻纺从21亿元减为13.4亿元，国防工业和科研从13亿元减为7.8亿元。短线煤、电、交通运输等行业，如有可能，再追加20亿元至50亿元投资。计委倾向于按第二个方案安排。*《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22号，1979年10月7日。

从计委的安排来看，虽然调整是为了扭转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但一旦安排不开，还是会不自觉地削减农业、轻工业的投资去保工业。正所谓，年年喊“农轻重”，实际安排中就变成了“重轻农”，几十年历来如此，形成了强大的惯性。这次，国家农委副主任张平化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对于农业的投资不是多了，比例不是大了。1979年7月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期间，中央领导确定1980年农业投资仍保持50个亿，而且已经分配给各省市区和中央有关部门，干部和群众都知道了。《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刚刚公布，又要砍对农业的投资，可能造成不好的影响。*《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17号，1979年10月7日。但也有人认为计委的安排太保守了。如王震表示：不要把有原料、有设备的，正在基建、应建的也停下来，如煤井就停多了；还有铁道建设、电站建设等，算来算去，就人民币几十亿元。财政支出不够，可以考虑发行公债。要鼓实劲，搞几个大的项目，可以鼓舞人心，比如三门峡二千万装机项目。*《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13号，1979年10月6日。这里提的用赤字搞建设和多搞大项目的建议与陈云在9月18日讲话及10月3日、4日讲话精神完全相反。

10月10日，李先念在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中提出：基本建设初步按200亿元左右定下来，工业增长指标按6%定下来。他还解释说：农业投资原来说过50亿元，现在要减到40亿元，农业不减少一点，煤炭、交通、电力和轻工业等几个方面，就更难兼顾了。*《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4页。这次座谈会基本定下了1980年计划的大杠杠，对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进行调整，起了一定作用*《李先念传(1949—1992)》下卷，第1115页。。

三、座谈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推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领导人认识到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弊病太多，非改不可。李先念说：“在整个经济的管理体制上，总的看来是集中过多，计划搞得过死，财政上统收统支，物资上统购包销，外贸上统进统出，‘吃大锅饭’的思想盛行，不讲经济效果。”*《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2页。国家计委的廖季立认为：“这是一种在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体制”*廖季立：《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几点设想》(1979年3月28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78期。。有的学者甚至将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一一列出，高达100例*《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一百例》，《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4期。。

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已经涉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总结报告中提出：“我们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将改革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和内外贸易体制。”*《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下卷，第376页。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会议指出：经济管理体制上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7页。。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财政、外贸、扩大企业自主权三个方面进行小改的原则*《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集关于经济问题调查研究工作的会议》(1979年7月19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8期。。1979年7月27日，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房维中负责，任务是对体制改革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编：《经济问题研究资料》(1979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第30页。。10月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集中讨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财政体制改革问题，下面分别论述。

(一)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

在原有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独立性，被捆得死死的，“任务由国家下达，产品由国家分配，人员由劳动部门调配，设备由国家调拨，利润全部上缴，亏损也由国家包干。而且对企业关卡多，‘婆婆’多，人、财、物各有所管，供、产、销互不见面……企业经营的好坏又和职工个人的利益不挂钩，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吃大锅饭’，端‘铁饭碗’”*王黎江、李文：《关键是思想解放勇于实践——四川省一百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见闻》，《人民日报》1979年8月31日。。 国家计委研究所的调查显示，“企业除了完成任务的‘权利’以外，连修个厕所的权利都没有。首先是没有财权，其次是没有物权，最后是没有人事权”*《关于企业管理问题——五厂座谈会纪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61期。。对此，经济学者普遍表示：“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动力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利益问题……企业必须在经营、使用资金、物资、销售产品、利润分配上有必要的独立自主权”*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自动化》(1979年3月11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50期。。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上，长期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是走在时代前列的。1979年初，他交代经委的袁宝华，要其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经过一番调研，经委提出扩权的10条建议，在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5月25日，国家经委等6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在北京、上海、天津选择8个企业作为试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341页。但是具体实施起来，财政部顾虑重重，担心财政收入会减少，不利于财政平衡。权放到什么程度、利让到什么程度，财政部与经委的意见很不一致。袁宝华回忆说：自主权很重要的就是有点“自主钱”。由于扩权的建议是李先念提的，财政部不能不同意，但又实在舍不得放。*贺耀敏：《放权让利：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2年第7期。

在中央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同时，地方自发搞起了企业扩权试点，其中，四川的改革影响最大。1978年10月，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在重庆钢铁公司等6个企业进行。刚开始办法非常简单，给企业确定一个增产增收的目标，允许它们在年终完成目标后提留少量利润，职工个人可得到一定的奖金，试行后仅3个月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1979年起，试点企业扩大到100个。2月份，四川省制定了试点办法——《关于扩大企业权力，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主要内容就是对企业实行计划利润留成加超计划利润分成。企业完成国家指标，可以按计划利润5%提取企业基金，超过计划利润部分按15%至25%提取企业基金(石油、电力企业按15%，煤矿按25%，其余按20%)。这种办法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取得明显的成效。*杨超主编：《当代中国的四川》(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69—272页。1979年1月至8月累计同去年相比，试点企业产值和利润增长速度都高于非试点企业和全省平均数，“据地方工业84户试点企业情况看，工业产值增长14.1%；实现利润增长21.8%；上缴利润增长25.4%。而非试点企业工业产值增长10.19%；实现利润增长10.35%。全省平均工业产值增长11.62%，实现利润增长15.27%”。*《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9号，1979年10月5日。四川的经验表明，扩大企业自主权，财权是关键。*《关于四川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调查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86期。

为表示对四川改革的支持，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决定将全国工交会议改在成都召开。会议于1979年7月9日至13日召开，康世恩和财政部部长吴波都出席了会议。这个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讨论企业扩权的5个文件。会上来自企业的干部和财政部争论非常激烈。四川介绍了100个试点企业的情况，财政厅厅长田纪云说明新办法有利于财政增收，财政部的领导才被说服，5个文件方最后定稿。*贺耀敏：《放权让利：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2年第7期。7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文件。5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放权让利。放权是指准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对产品生产、销售、资金使用、人事安排、职工奖惩等拥有部分权力。让利是指实行企业利润留成，留成利润可以用于企业生产发展、改善职工福利、奖励职工等。*《薛暮桥回忆录》，第272页。

正如袁宝华所讲，这5个文件扩权让利十分有限，特别是在超额利润提取上企业仅有5%至15%的好处，石油、电力、外贸按5%提，冶金、机械、纺织按10%提，煤炭、军工、粮食按15%提，*《经济体制改革文件汇编(1978—1983)》，第189页。远低于四川100个试点企业15%至25%的提取比例。而国务院要求凡地方试点的一律按统一规定办理，并报经委和财政部审批。各地对此普遍不满意。座谈会前分组讨论时，华北、中南组就提出：四川的试点经验，新华社连续发消息，《人民日报》也登载了，各省都认为好，要学习。但据说财政部不同意，对四川提出批评，建议这次请财政部和四川省面对面地辩论清楚。西南、西北组提出：现在上下一致赞成扩大企业自主权，步子应该放大一些。*《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4号，1979年10月3日。《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5号，1979年10月3日。

四川省领导在会上介绍了当地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验。他说：财政部以泸州化工厂为例说提取企业基金如直接与利润挂钩，国家收入就要减少。但实际上，正因为与利润挂钩，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该厂去年1月至8月利润为6691万元，今年同期为9420万元，增长40.8%；上缴利润去年1月至8月为6608万元，今年为9388万元，增长42.1%。这个例子说明，只要把试点搞好，企业就能增产，国家就能得好处。紧接着北京市领导说，我们学习四川的经验，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办法》于7月上旬试行，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证明，利润留成政策极大调动了企业积极性，带动了企业各项工作，增加了上缴利润。据试行利润留成的354个工业企业统计，7月份和8月份上缴的利润分别比1月至6月份平均增长11.8%和30.9%；7月、8月两月平均上缴利润比1月至6月平均增长21.5%；大大超过了全市水平。江苏省领导插话：四川的办法好不好，关键是看国家是多拿了钱，还是少拿了钱，实际上国家多拿了，而且比地方和企业多拿得多。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你就放不开手。*《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9号，1979年10月5日。

这次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辩论，中央的领导人被说服了。邓小平明确表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是成功的”。李先念说：吵了两天，我看赵紫阳和其他同志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意见是对的。这样办对促进增产节约都有好处。只要做到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都增加收入，我们就要支持。*《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18号，1979年10月8日。在座谈会结束时，李先念表示，在两三年内，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全面推开，明年试点1000多个企业，约占工业总产值的30%*《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4册，第205页。。

据座谈会之后中央办公厅理论组在四川、安徽、浙江的调查，地方对扩权改革十分积极，“不论是企业的厂长、书记、各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或者是省市的领导干部，积极于改革、致力于试点的都大有人在。尤其是许多基层干部，可说是雄心勃勃、劲头十足”*《调查和研究》(1979—1980年汇编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111页。。到1980年6月，全国总计试点企业6600多个，占全国预算内企业总数的16%，产值占60%左右，利润占70%左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件汇编》(上)，改革出版社，1990年，第243页。。试点是比较成功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企业获得了在计划之外进行生产和销售的权利，这为市场的形成和发育创造了条件。

(二)关于财政体制改革

当年的财政管理体制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每年都要核定收支，一年一变，年初吵盘子，年中要追加，基本上是吃大锅饭。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都认为这种办法权责不明，无法维持，非改不可。*《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8号，1979年10月5日。薛暮桥、廖季立等人提出了非常彻底的改革方案，即实行利税合一，国家预算收入通过税收解决，取消利润上缴制度*廖季立：《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几点设想》(1979年3月28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78期。《薛暮桥回忆录》，第277页。。虽然财政体制改革应该向这个方向走，但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做到。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出财政体制改革的通知，公布了财政部拟定的两种相对可行的改革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即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收支范围，明确哪些税收和企业收入归中央，哪些归地方，多收多支，少收少支，各过各的日子，这种办法又被称为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第二种方案是“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1977年以来，江苏省一直在试行这种固定比例包干的办法。*陈如龙主编：《当代中国的财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94页。即按照确定的地方财政收支范围，参照各省市最近三年的收支情况，确定一个收入上缴和留用的比例，由地方实行包干，一定三年不变。地方的支出在留给地方的收入中自行解决。江苏省办法的好处是，地方自主权扩大，调动了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地方能够统筹安排本地支出。*《关于财政体制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72期。

第一种方案改革相对比较彻底，但必须以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为前提，必须同计划、企业、基建、物资等方面的管理体制相衔接，实行这种办法暂不具备条件。为此，国务院决定从1980年起在各省市区试行“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办法，以此作为过渡。同时在四川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件汇编》(中)，第230—232页。

财政部部长吴波在座谈会上介绍了按两种办法进行试算的情况。按照“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试算时：为确保中央必不可少开支的原则，要上收一部分企业，扩大中央固定收入的来源；京、津、沪三大市的企业不再上收，按地方收支总额确定一个上解比例；支出大于收入的地方由工商税分成来调剂。计算下来，中央财政必不可少的支出大约有530亿元。当时中央的固定收入只有140亿元，准备上收企业506个，上划的利润总额为130多亿元，京、津、沪三大市上解200亿元，还差60亿元由工商税分成来调剂。地方财政的支出，大约有470亿元，其收入来源：地方企业收入和地方税收(把农业税、盐税、集体企业所得税也划给地方)300亿元，上划中央企业分成收入40亿元，其余130亿元用工商税分成来调剂，或由中央给予补助。*《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8号，1979年10月5日。

按照“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办法试算时：各地区的包干比例，是参照各省市最近三年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情况确定的；1979年的财政赤字和新增设的专项支出，根据中央多负担、地方少负担的原则计算包干比例；在支出中还扣除了地方自筹基建和特大灾害救济等一次性的补助支出，不列入地方包干基数。计算下来，全国财政收支的三年平均基数为987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收支为502亿元，地方财政收支为485亿元。中央支配的财力和地方支配的财力，大体各占一半。但是财政部试算的分成比例，同省市的要求距离很大。地方计算的分成比例比财政部计算的高16%，即多分130多亿元。如果按地方的要求办，中央必不可少的开支保证不了。如果按财政部的试算方案办，地方在一两年内得不到什么好处，只能分到权，不能多分钱。*《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8号，1979年10月5日。

会上围绕1980年试行“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办法争论非常激烈。各省市具体算账后，认为权大了、钱少了，甚至连原有的好处都保不住。有的省建议暂缓执行，有的省要求明年还用老办法。大家认为试行新体制，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财政收入必须逐年有较大幅度稳定的增长，而且高于支出增长的幅度；必须考虑各省的特点、经济结构，商定一个地方能够接受的包干比例；必须保证地方有一定的机动财力。各地表示不能用改革财政体制的名义，让地方分担财政困难，解决财政困难，重点应压中央集中的积累部分。*《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8号，1979年10月5日。

各省市提出试行新体制的关键问题，是要把各地方收入上缴和留用的比例定得适当。在确定包干比例时，要全面考虑各种增减收支的因素。具体意见有：(1)国家采取的重大经济措施对地方收入影响太大，地方无力负担。国家调整物价、调整工资、减免税收、落实政策等，大都是减少收入、增加支出的因素，对地方预算影响很大，要求由中央承担。(2)收入基数至少还要扣除八项：上划中央企业收入；行政区划改变减少的收入；农副产品提价影响的收入；扩大企业自主权影响的收入；调整工资影响的收入；减免税收影响的收入；提取工会经费影响的收入；其他。(3)算账基数不要用三年平均，最好用1979年的预计数或预算数。(4)为了照顾地方今后的发展，在确定分成比例时，要根据各省市的特殊情况予以照顾。*《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8号，1979年10月5日。

听完各省市的意见后，李先念说：财政体制改革不管实行哪种形式，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都要兼顾。但在两个方面不得兼顾时，必须保证先服从中央的需要。今后财政部向地

方要钱，要明要不要暗要，把情况给地方讲清楚。*《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简报》第9号，1979年10月6日。鉴于地方对试行“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办法意见太大，座谈会结束时李先念说：1980年四川按“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试点，其他省份按照现行体制再搞一年，同时按四川的办法作准备*《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4册，第204—205页。。此时，中央已经考虑尽快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在一个月后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最终确定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第368页。这样便打破了财政吃“大锅饭”的局面，有利于增加地方财力，调动地方积极性，让地方成为改革的有力推动者。

综上，1979年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是调整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座谈会初步确定了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框架，对统一认识、继续调整起到一定作用。与此同时，领导者对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却有着广泛的共识，座谈会积极推动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财政体制的改革，让企业和地方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使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第一步。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调整和改革的推进都需要共识。但经济工作中出现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况，正如邓小平、陈云所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一定范围内敞开讨论，经过讨论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经验是新时期历史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 朱昌裕)

The Study on the First Secretary Forum of the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in 1979

Guo Bohu

The change from the economic rapid development to the economic adjustment in 1978, which is an emergent brake. The first Secretary forum of the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in October 1979 is an important meeting in the Adjustment Period. The conference tentatively confirmed the framework for the economic plan in 1980, which plays a role in unifying the cadres’thought and continuing the adjust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cadres have a wide consensus on the reform, and the forum ha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expansion of the enterprise self-sovereignty and the reform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helping the urban economic reform taking the first step. Historical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advance of the adjustment and reform needs consensus.

D232；D22

A

1003-3815(2016)-02-0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