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松

（河南工程学院思政部，郑州　451100）

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建构新论
——基于社会哲学层面的一种考察

李红松

（河南工程学院思政部，郑州451100）

从社会哲学层面讲，制度不过是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等在内的种种社会关系的固定化和规范化模式。绿色发展理念内涵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意在绿色与发展矛盾的合理解决。因此，所谓绿色发展制度体系，也就是指有利于实现绿色发展的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在内的社会制度体系。绿色发展制度体系的建构，实质上就是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相应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的创新、调整与规范中，着力健全绿色发展经济制度、绿色发展政治制度和绿色发展文化制度。

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建构；社会哲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

从社会哲学层面来讲，“社会哲学所要研究的‘社会’，不是指社会的局部而应是社会的整体，亦即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构成领域在内的完整的社会结构体系”〔1〕。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作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社会是自在的，但作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社会又是自为的。自然界因人而发生的变化，决定着人与人的关系（其总和即社会）的变化；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同时也决定着自然界因人而发生的变化。从制度视角来看，制度是现实的个人的社会交往的产物，是社会关系固定化且规范化的结果，或者干脆说，制度是一种固定化且规范化了的社会关系模式，其内涵实质上是社会关系。比如，经济制度就是固定化且规范化了的经济关系模式，而它的内涵就是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也是如此。这样，社会制度的变化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的变化，就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变化的结果，而且它同时也决定着自然界因人而发生的变化。笔者认为，绿色发展理念内涵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意在绿色与发展矛盾的合理解决。绿色发展制度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切制度的总和。所谓绿色发展制度体系，也就是指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在内的整体社会制度体系；绿色发展制度体系的建构，实质上也就是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在内的整体社会制度体系中。

一、绿色发展政治制度建构

如果说经济是通过技术与资源环境问题直接相联系，那么，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政治则是通过经济而与资源环境问题间接联系的。虽然这种联系多是间接的，但它的作用却是巨大的，正如恩格斯晚年所言，政治、传统等因素有时对社会发展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实现绿色发展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合理建构及运作。当然，我们要建构的政治制度与坚持“生态学、社会正义、基层民主以及非暴力”〔2〕等原则的西方绿党所建构的绿色政治是不同的。我们是要超越其生态政治观，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对涉及绿色发展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努力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政治系统与政治关系的调整和规范之中。

（一）完善绿色发展生态红线制度

生态红线制度是政治系统较为直接地作用于资源环境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实现绿色发展是有基本前提的，这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触碰的生态红线，因此，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政治系统，首先就是要求代表公共利益和公共权力的政治系统，科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生态红线制度，以及推动制定绿色发展技术标准体系。这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均衡、社会与自然相统一的基本要件。为此，必须加快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使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科学合理地实现自身发展。一方面，这是为当代中国社会整体能够良好发展，根据各地区的资源环境禀赋，从国家层面所作出的整体布局；另一方面，实质上也是划出了社会整体发展所依托的生态空间红线。当然，建立科学的生态红线制度，绝不仅仅意味着只确立生态空间红线，资源消耗红线比如煤炭和石油消耗总量，污染排放红线比如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也需要科学合理确定。因为前端生态红线的确定，相对于末端的环境污染治理，具有更加本源的意义〔3〕。除此之外，政治系统还要推动建立绿色发展技术标准体系，比如加快完善国家综合性环境控制质量标准，推动制定和完善各类产业标准、行业标准和产品标准等。

（二）健全公民环境参与制度，加强环境法治建设

首先，扩大公民环境参与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力量源泉。扩大公民有序环境参与，最为重要的就是要保障公民的环境知情权和环境决策参与权。政治系统应通过政府公报或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形式和媒介公开资源环境信息，促使企业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资源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对于土地征收、城市规划、招商引资等可能对环境造成一定损害的决策，在充分保障可能受到影响的社会成员的知情权的前提下，在保证发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作用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公示制度和听证制度，积极吸收相关人员和环境保护类社会组织，参与到相关决策中来，加强与他们的沟通，回应其种种质疑，这样既能够有效避免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又能够使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更好地维护资源环境公共利益。

其次，我国目前仍存在环境法律体系和环境法律监督机制不完善、环境执法不力、公民环境守法意识不强、环境公益诉讼体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4〕，迫切需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立法进程之中，不断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环境法律体系，加强环境执法力度，增进公民环境守法意识，加强环境法律监督机制建设，逐步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环境保护司法救济制度。

（三）创新和完善环境治理模式

当前，理论界提出了环境协同治理模式、元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模式、整体性治理模式等多种环境治理模式。这些模式虽有所差别，但其目的都在于增强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增进环境治理的有效性，进而实现绿色发展。总体来讲，创新和完善环境治理模式、实现绿色发展，必须要加强顶层设计，有效克服“九龙治水”弊端。建议成立中央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改革领导小组，综合协调环保、发改委、能源、外交等多个部门，推进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实现绿色发展，还必须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避免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状况；不断增进地方政府之间环境协同治理能力，特别是对于跨区域、流域治理而言，这一点更为关键；充分加强地方环保部门的人权、财权和事权保障，同时通过不断实施和完善绿色GDP考核制度以及党政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度等相关制度安排，增强地方党委和政府追求绿色发展的内在动力；加强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协同治理机制建设，有效避免环境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

二、绿色发展经济制度建构

绿色发展经济制度建构，也就是指有利于实现绿色发展的经济性社会关系的调整和规范，其关键就是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各种经济制度的设计之中。经济领域从大的范围来讲，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主要涉及技术和产业结构，而生产关系则主要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经济体制、分配和消费关系等。因此，绿色发展的经济领域的制度建构实质上就指向了有利于实现绿色发展的技术制度、产业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分配和消费制度的建构。

（一）技术制度和产业制度建构

首先，实现绿色发展必须要实现清洁生产，而要实现清洁生产，就要进行技术创新，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各种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中去。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仍然不强，技术创新也多集中在低附加值技术上，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也多是承担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和组装业务。由于技术基础薄弱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资源利用效率明显较低。这不仅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对清洁生产造成了巨大障碍。因此，必须通过人才培养机制、产学研结合体制机制、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制度机制创新，加大技术发展力度和科技成果转化力度，从而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

其次，除了鼓励创新的制度设计之外，实现绿色发展还必须要优化产业结构，通过一定的产业政策调整，使传统产业结构向有利于实现绿色发展的产业结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是靠技术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则要靠产业政策的引导和规范。因此，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必须融入绿色发展理念，使产业结构向着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生态良好的方向转变。在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通过高新技术对传统工业进行升级和改造的同时，还要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促进整个产业结构向以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方向转变。

（二）所有制、企业、市场等相关制度建构

首先，应重视对资本的合理利用，既要重视资本又要注意对资本的适度控制，特别是要加强对缺乏环境责任的大资本企业的控制和监管。西方社会的工业化是靠利用别国资源并向别国转嫁环境污染的方式完成的，这种转嫁在当今世界仍在继续。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和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在整个“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中，环境问题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成为一种必然。虽然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决定了利用资本的现实性和合理性，但也一定要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及时有效限制资本的负面作用。因此，必须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相关制度设计之中，通过不断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环境保护企业责任追究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使企业特别是资本和资本家所有制企业承担起应有的环境责任。

其次，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通过环境产权制度和市场交易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充分发挥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资源配置方式的作用。产权明晰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性条件，实现绿色发展要逐步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对国有和集体自然资源评估、核算，进行确权登记，建立多种形式的产权体系以及自然资源资产的代理、托管和经营体系，并通过试点示范，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在自然资产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符合市场规律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试行和推广排污权、碳排放权和水权交易制度。合理借鉴国外经验，探索建立“生态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E-cosystem Service，PES）”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有效激发市场主体自觉投身绿色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消费和分配制度建构

首先，应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合理调整和规范分配关系，使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其中。坚持“谁损害谁付费、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真正让资源消耗者和环境损害者来承担受损主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损失，体现责任和义务的分配正义。“要广泛调查各利益相关者的情况，合理分析生态保护的纵向、横向权利义务关系，科学评估维护生态系统功能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确保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相统一”〔5〕。要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引导和鼓励开发地区、受益地区和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上游与下游通过自愿协商建立横向补偿关系，采取资金补助、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方式实施横向生态补偿”〔6〕113。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还要求不断加大对国家级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的转移支付力度，对其进行相应的政策倾斜，通过规划引导、项目支持等方式，大力扶持重要生态功能区发展生态和环保产业。

其次，应完善绿色税收制度，通过调整税种和税率，将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中所产生的环境外部成本内化为行为主体的内部成本，进而减少消费负外部性对资源环境造成的负面后果。收费和保证金制度也承担着相似的功能。要加快将高耗能和重污染产品纳入消费税，对节能和环保产品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不断推进环境税改革，大幅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对于有可能造成负的环境外部性的企业新建、投产和改造项目，应让其支付足够保证金，作为其承担资源环境外部成本的资金保证。

三、绿色发展文化制度建构

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有广义的文化，即凡是留有人类生产生活印记的都可称之为文化，其渗透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度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而狭义的文化则专指人类生活的精神意义（价值）领域。这里，我们所讲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文化，绿色发展的文化制度建构也就是要解决如何让人们秉持绿色理念、精神和价值追求的问题。

近年来，围绕“生态文明理念”，理论界形成了诸多观点，比如资源有限论、生态基础论、环境价值论、同步双赢论、生态道德论、休养生息论等〔6〕113。这些观点虽有一定合理性，但或者缺乏应有的哲学基础，或者是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由于“绿色发展理念”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旨归，它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的集中体现，它的哲学基础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而不是别的什么生态观。因此，所谓绿色发展文化制度的构建，实质上就变成了如何更好地进行绿色发展理念教育，传播内涵和体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绿色发展理念，从而使全体社会成员将绿色发展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好相关的教育、宣传和培育工作。

（一）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的大宣传格局

绿色发展理念的宣传，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面对中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压力加大的实际，积极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需要，着力克服绿色和发展之间的现实冲突。把绿色发展理念的宣传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外交领域和党的建设等紧密统筹协调起来。中央政府、各级党委政府、各相关部门都要高度重视和积极开展绿色发展理念的宣传工作，不断增强绿色发展理念宣传机制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宣传合力。要通过政策调整，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对绿色发展理念的宣传给予充分保障。加快创新传播方式，充分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样式，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兴媒体进行绿色发展理念宣传，这才可能让绿色发展理念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二）健全体制机制，加强绿色发展理念教育

要加强绿色发展理念教育，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资源节约意识、环境忧患意识、生态保护意识。通过合理体制机制的构建，积极开展全民教育，使受教育群体覆盖到所有社会成员。绿色发展理念教育要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并延展至国民教育全过程。绿色发展理念教育的实际效果，当然还要看全体社会劳动者的受教育状况，如果说学生是事业的接班人，那么劳动者们则是当下现实的建设者。因此，要通过适当的政策调整以及制度、体制、机制的完善，促进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社会成员，通过多种形式接受绿色发展理念教育，使社会成员逐步掌握绿色生活常识，养成绿色生活习惯，了解绿色生产技术和法规，真正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之中。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必须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加快培育全体社会成员的绿色消费意识。人人都需要消费，都需要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就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的关系而言，生活消费源于生产消费，生产消费又归因于生活消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甚至生产就是消费，消费就是生产。因此，错误的消费观对绿色发展的破坏是极大的。“消费具有下游效应，减少消费能成几何级数地减少资源投入。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中，消费处于下游。在下游减少一个单位的产品消耗，在上游就能减少数十倍、数百倍甚至数千倍的资源投入。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学者魏茨察克提出了生态包袱的概念，即每单位产品重量所需要的物质投入总量。例如，一个10克重的金戒指，生态包袱是3 500公斤；一件170克重的汗衫，生态包袱是226公斤；等等。在生态系统最下游减少一个单位的产品消耗，不但可以减少大量资源投入，还可以减少数十倍、数百倍甚至数千倍的污染排放”〔7〕。截至目前，西方产生了很多消费理论，如波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费批判理论，如马尔库塞对虚假消费的批判、列斐伏尔基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现代性消费的批判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西方消费社会的现实及其后果。当代中国受西方奢侈消费、超前消费、符号消费和虚假消费等消费观影响很深，因此必须通过教育和宣传方式的转变以及制度和政策的调整，加强绿色消费意识的宣传和教育，转变社会成员的错误消费观念，使其真正养成绿色消费意识、绿色消费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这对于实现绿色发展是非常关键的。

〔1〕贾高建.关于社会哲学研究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11 （10）：5-9.

〔2〕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58.

〔3〕诸大建.深入理解生态文明制度建设〔EB/OL〕.（2013-12-23）. http：//www.qstheory.cn/st/stwm/201312/t20131223_305066. htm.

〔4〕卢风.生态文明新论〔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159-162.

〔5〕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5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181.

〔6〕陶良虎，刘光远，肖卫康.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7〕钱易.环境时评：以绿色消费助推生态文明建设〔N〕.人民日报，2015-06-11（7）.

责任编辑梁华林

F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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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203（2016）05-0060-04

2016-08-23

李红松（1977-），男，河南平顶山人，河南工程学院思政部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