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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政治变局中认识和把握治国理政规律
——基于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

2016-02-11邬沈青薛小荣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6年5期
关键词:苏东戈尔巴乔夫苏联

邬沈青,薛小荣

(1.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军事政治与国家安全教研室,上海 200433;2.复旦大学政治学流动站,上海 200433)

在重大政治变局中认识和把握治国理政规律
——基于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

邬沈青1,薛小荣2

(1.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军事政治与国家安全教研室,上海200433;2.复旦大学政治学流动站,上海200433)

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改革要牢牢把握以下治国理政规律:必须始终坚持党是改革的领导核心,坚持共产党在改革中的领导和组织地位,充分发挥党的各级组织的政治保证作用;必须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发展方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改革正确的方法论,在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基础上,在不断实践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方法。

政治变局;治国理政;苏东剧变;中国共产党

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改革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日益增大,汲取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改革尤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和现实的重大政治变局中认识和把握治国理政规律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深刻总结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不是说苏联当时就怎么好,也不是要为苏联和苏共唱挽歌,而是说我们要注意在历史和现实的重大政治变局中认识和把握治国理政规律,善于认识和运用规律。不注重历史规律,总有一天要吃大亏!”〔1〕具体来说,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改革要牢牢把握以下治国理政规律:

一、必须始终坚持党是改革的领导核心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倡议者、领导者和组织者。在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共产党是改革的领导核心,既是由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决定的,又是由党领导和组织改革所必须具备的智慧和能力决定的。分析研究苏东剧变,最主要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放弃了共产党对改革的领导和组织。这一做法不仅使改革失去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更使党在改革的洪流中被彻底抛弃。从历史发展的逻辑上看,戈尔巴乔夫在最初推进改革之时并没有想要否定苏联共产党,而是把其作为领导和组织改革最主要的依靠力量。戈尔巴乔夫指出:“许多事情都取决于苏共本身及其各个环节——从基层党组织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到苏共中央能否迅速改革……在这方面,苏共应当为全社会作出榜样。”〔2〕也就是说,在改革的初始设想中,改革并不是要摧毁社会主义,而是要加强和发扬社会主义的真正成分;改革并不是要革共产党的命,而是要使党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先锋队。因此,改革的根本目的是通过革新以使党和社会主义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富有领导能力。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拥有者,苏联社会的任何变化都不能脱离党的政治控制。改革,只有得到党的允许和支持才能得以进行。戈尔巴乔夫向全党保证,作为为了巩固社会主义、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改革的倡导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苏联共产党,是改革的“保证人”〔3〕63。也就是说,改革是根据苏联共产党的倡议开始并且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戈尔巴乔夫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来自上面的革命”〔3〕63。

但是随着经济改革不断遭受挫折以及党内阻力越来越大,戈尔巴乔夫发现,无论是已经习惯于旧的一切的“老”干部,还是在改革旗帜下提拔上来的“新”干部,都对“改革”有着自己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往往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在党内,特别是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戈尔巴乔夫的战友们随着改革的日益加快,对改革的走向、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等政治敏感问题的分歧越来越大,戈尔巴乔夫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该怎么办才能使党内业已形成的反抗力量不致重演赫鲁晓夫的历史悲剧呢?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倾向于把苏联共产党放在正在进行的改革的对立面,认为党反对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了维护其自身统治的政治私利。在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和支持下,1990年3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取消宪法第六条关于党的政治地位的条款,并在随后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予以通过。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就此结束了其在法律上的执政生涯。但是,取消和废止苏联共产党在宪法上的相关条款规定并没有给改革带来任何益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停止了苏联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活动,才使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和苏联社会陷入分裂之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把共产党清除出政治舞台以后,一下子就使苏维埃社会失去了支撑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活动体系的基座。”〔4〕

因此,汲取苏东剧变的深刻教训,首先就是要始终坚持共产党在改革中的领导和组织地位,充分发挥党的各级组织的政治保证作用。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保证作用既体现在能够最根本最坚决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还集中体现在能够为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公共产品——政治秩序的健康与稳定。可以说,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提供真正的坚强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5〕

二、必须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发展方向

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这是改革正确的发展方向和政治定力。这既是由社会主义改革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也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决定的。从改革的政治本质来讲,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自我放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6〕15。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讲,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人民得益的主导思想,任何违背这一原则的思想、主张和行动都是对改革的背离,都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和防范。

苏联东欧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走向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历史的实际发展来看,有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了这一结果。

第一个因素是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事实上,社会主义改革往往首先是从理论和思想上的突破开始的。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就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7〕。苏联的改革也是从重新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开始的。戈尔巴乔夫在推进改革时指出:“认识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决定意识形态状况的主要路线,在社会上人们已经从各个方面触及这个问题了。它已经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它正在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涉及生活的实践。该是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但是首先当然是个理论问题。不把我们的经典作家提出的概念都清理清楚是不行的,应该分解他们设想中的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中的所有东西。”〔8〕应该说,这个选择点是对的。没有思想上的解放,在苏联这样一个严重教条化的社会主义大国里是不可能进行改革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如何对待已经被苏维埃政权长期僵化的社会主义教条?对此,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措施不是进行内部调整和改进以使之平缓地适应改革形势,而是在釜底抽薪式的予以根本摧毁的基础上代之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尽管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都被贯以“社会主义”名号,但是作为欧洲社会民主党主流意识形态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底色却是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因此,当苏联共产党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接受了戈尔巴乔夫关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时就已经表明,苏联共产党放弃了对改革的领导,改革正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复辟之路。

第二个因素是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特别是对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来说,任何一次国内改革都被西方国家视为其进行内部颠覆的大好时机。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爆发的冷战充分显露了一些西方国家毫不掩饰的政治图谋——颠覆社会主义政权。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强调:“极权制度的种子是靠灾难和匮乏发育滋长的。它们散布在贫穷和不和的秽土中,并在其中成长。当人们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破灭时,它们便大大茁壮起来了。我们必须使那种愿望永不熄灭。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们都在期待我们的支持,以维护他们的自由。”〔9〕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恰恰提供了让和平演变战略得以实现的机会和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前几任领导人相比,戈尔巴乔夫身上具有一种新的要素。戈尔巴乔夫对于西方没有一点排外情绪或文化上的敌意。他喜欢西方人,尊重有着各种各样信仰的西方政治家并逐渐把其中的一些人视为自己的朋友。他遇事总是往好处想,并开始在国际事务中依照假定的善意、诚实、正直、守信而行事。戈尔巴乔夫始终不明白,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与美国有着根本性的利益冲突,这既是由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也是由两个超级大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因此,就在戈尔巴乔夫充满幻想希望以领导人个人间的友好关系来消除国家间的利益分歧时,一些西方国家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真正的国家利益——削弱和颠覆社会主义苏联。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竞争是美苏关系的核心,并将决定谁将在超级大国的争斗中取胜。”〔10〕当苏联最终走向解体之时,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出战斗的号召:苏联的崩溃给了美国一个世纪才有一次的在全世界推行自身价值观念的机会。看来,戈尔巴乔夫始终不明白,苏联与美国的冷战对抗,其实是一场水火不容的思想与军备斗争,更是一场思想的竞赛,虽然双方能够在军事上“共存”,但是在政治上永远势不两立。

可以说,社会主义改革既是意识形态的自我革新和发展,更是国家利益拓展和维护的结构性变革要求。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改革必须时刻警惕外部势力施加的各种影响,尤其是对其以“民主”、“自由”、“公正”旗号兜售精心设计的政治包装品,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政治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历来是全面改革。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有领导有步骤推进改革,不求轰动效应,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6〕20因此,在事关改革发展的根本方向问题上,任何思想和政治上的动摇都会给改革伟业带来不可预估的危害,都会延宕甚至打断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都会破坏中国人民独立自强而又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三、必须始终坚持改革正确的方法论

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就是一个深层次矛盾不断释放和化解的过程,就是一个政治风险不断累积和调适的过程。因此,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既不能仅凭勇气和蛮力横冲直撞,也不能照搬书本理论削足适履,必须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稳步而有序地推进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方法。实践中,对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就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先行试点,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取得经验,看得很准了再推开。有些国家搞所谓“休克疗法”,结果引起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教训是很深刻的。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6〕43。

全面分析从1985年到1991年苏联改革的全貌就可以发现,改革的失败恰恰就在于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一个完整既定的改革方案或者说顶层设计。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是极其反感对改革进行政治预设的。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始终坚持认为,要对苏联70多年的政治积弊进行革新根除,只能根据现实政治发展需要不断变换每个阶段的具体方针,以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那种在改革之初就企图制定好计划的想法是一种妄想。面对越转越快的改革飞轮,戈尔巴乔夫坦承:“我们没有‘现成的药方’。”〔3〕76但是,这种随意性的改革政策带来的社会恶果却必须由人民来承担。苏联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表明:1991年头几个月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同期下降12%,劳动生产率下降11%,工业产品的生产下降8.5%,1991年1-5月,只有酒精制品的生产出现增长,其增长幅度为2%,其余领域均是负增长,对外贸易下降约40%〔11〕。

社会生活的不断恶化在造成人民痛苦的时候,也让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影响迅速下滑以至于无人理睬。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方法在带给苏联社会巨大的伤害时,也耗尽了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政治资源,以至于在苏联解体之时人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果。1991年12月27日的《俄罗斯报》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在苏联人民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实质性的好处,还带来了持续的混乱和不安,其改革的结果是,“留下了一个分裂的帝国,这个帝国曾有一个名字叫苏联;留下了无法遏制的通货膨胀、街头乞丐;留下了百万富翁和据说达到80%的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民”〔12〕。可以说,对改革的彻底失望,最终造成了苏联共产党最需要人民支持的时候反而被人民所抛弃。

因此,汲取苏联改革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坚持改革正确的方法论。即改革必须在思维方法上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政治立场上必须坚持彻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在方法步骤上必须坚持从国情出发探索适宜的改革道路。具体就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而言,就是要始终坚持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法论,在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基础上,在不断实践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也就是说,顶层设计的要义在于围绕发展、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政治核心来进行改革的整体设计;摸着石头过河的要义在于遵循中国人口众多、社会利益复杂多样的国情社情,通过局部试点、经验总结和政策设计、全局指导的决策过程,探索积极稳妥地改革的方法步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我们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失误,一旦出现就无可挽回、无法弥补。”〔6〕35

总之,如何认识苏东社会主义改革及其失败的教训,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13〕。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观点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在揭示和总结苏东社会主义改革失误以及由此引发的苏东剧变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正确的战略策略思想,回答了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时人们最关心的“怎么办”的问题,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朝着既定的方向坚定迈进。

〔1〕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134.

〔2〕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6-1987.6)〔M〕.苏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91-92.

〔3〕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M〕.苏群,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4〕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M〕.何希泉,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3.

〔5〕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43.

〔6〕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1.

〔8〕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M〕.徐葵,张达楠,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209-211.

〔9〕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M〕.李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129.

〔10〕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M〕.王观声,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93.

〔11〕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M〕.王晓玉,姚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4.

〔12〕俄罗斯政治与经济历史中心.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政治对抗1500天〔M〕.王南枝,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375.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1.

责任编辑周荣

D616

A

1009-1203(2016)05-0003-04

2016-08-01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2016M590304)。

邬沈青(1963-),女,上海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军事政治与国家安全教研室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

薛小荣(1977-),男,陕西安康人,复旦大学政治学流动站博士后,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苏联—俄罗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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