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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途径完善研究
——基于系统熵理论的研究视角

2016-02-11董前程刘经纬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6年5期
关键词:协商公民民主

董前程,刘经纬

(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40)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途径完善研究
——基于系统熵理论的研究视角

董前程,刘经纬

(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150040)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从其本身作为一个系统的角度来考虑,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过程实质上也是系统熵变的过程,其每个层次存在的状态及活动状况的调节,就体现了对这个系统熵变化的控制。因此,基于系统熵理论可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一是努力提高协商民主制度参与主体的公共理性和协商能力,调节负熵流;二是促进公民精神的形成发展,减少无效耗能,促进系统正熵的输出;三是进一步完善协商民主制度信息公开机制,强化管理监督,规范系统正熵的输出方式;四是扩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对外开放,促进系统熵降。

系统熵理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公民精神;信息公开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重要的民主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深刻指明了其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的重要意义。当然,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和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必然会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必要加以完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随后中央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这一系列顶层设计正在将协商民主一步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本身可以作为一个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其每个层次存在的状态和活动状况的调节,就体现为对这个系统熵变化的控制。为此,笔者试着引入物理学中的系统熵理论,并运用此理论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有所裨益。

一、系统熵理论及其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中的体现

熵是热力学中一个重要的物理概念,主要用来反映能量在系统中无规则运动的微观混乱程度,最早由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于1850年提出,指的是在能量释放转化过程中不能做功的那部分能量总和,当总体的熵增加时,做功能力下降。克劳修斯提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加定律: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个本身处于孤立系统的熵总会增加,而永远不会减少,直到确保整个系统达到平衡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熵的增加,系统有序性减小或系统本身退化。随着时间的变化,封闭系统的熵会逐渐由有序、规则状态慢慢变为无序、混乱状态,总是在不可逆地增加,当熵达到最大值时,系统中的其他有效能量全部转化为无效能量,此时系统处于终极平衡状态,变成了没有生命力的死结构,而且此时系统也最为混乱无序。而在开放系统中,熵值变化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正熵(dis)”,即因为系统内部发生了不可逆过程,所以熵值会随之增加,并因为热力学原理的存在而永远保证为非负量,也就是dis>0;另一部分是“负熵(des)”,即因为耗散结构作用导致系统的总熵减少的熵。整个系统的熵变化就是两者之和,即ds=dis+des。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过程其实质也是一个系统熵变的过程。“协商民主意味着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由、平等公民,通过参与政治过程、提出自身观点并充分考虑其他人的偏好,根据条件修正自己的理由,批判性地审视各种政策建议,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1〕。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过程中,因为工作对象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存在的,所以同样可以引用熵的概念来描述活动的基本状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过程其实是每一个协商参与者互相讨论交流,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参与者自身的各种生物、生理、社会机能以及个人的知识、情绪、情感、意志、价值观念、利益需求等各个因素都会在相互作用中呈现一定信息量,这些信息量也都充分地反映在系统熵变化中。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系统中,同样存在正负向熵变。在协商过程中,每个协商参与者都是自由平等的,但是一开始由于他们的利益需求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相互之间会产生摩擦,而且每个利益团体之间也会产生竞争与冲突,和外部环境之间也会产生不协调,这样就可能导致整个民主政治协商过程无序化。然而,在对协商过程进行有效控制后,每个协商参与者和利益团体都会从外部环境或其他参与者中吸收、输入可利用或者有利的资源、能量、信息等,并对这些信息流予以加工,从而进行活动,同时把大量的熵输出,最终在互相交换与转化信息流的过程中逐渐改善自身的认知结构,达成一种共识,使整个制度系统处于有序状态。

二、从系统熵理论视角解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科学性

协商民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具有科学性。根据系统熵理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仅可以有效调节系统内的熵流,而且可以合理调节系统外部与内部的熵流,从而确保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系统的稳定、平衡,确保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和科学性。

(一)民主政治协商制度能够有效整合社会利益,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社会整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维护社会体系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体系达到均衡状态,避免变迁;二是维持体系内已有成分,以对抗外来压力〔2〕。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我国社会体系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组织和不同的社会阶层,形成了社会差异。如何对不同的社会利益关系进行协调,使其在社会规范下共同发挥作用,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民主政治协商制度的产生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系统熵理论,如果国家主要利用行政体系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这种整合虽然成功地达到了相当高的社会一体化和整合水平,但是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内部将可能损害社会整合的异己力量及其作用减到了最低限度,这样整个社会系统的熵值就会不断增加,结果窒息了社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使整个系统处于一种静态的“死”的结构。为此,必须输入尽可能多的负熵流,减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让不同的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拥有相同的机会表达各自的诉求,并按照协商民主的原则来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从内心生成一种社会责任感。这种广泛的政治参与过程,会促进社会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尽可能多地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系统的负熵流也会逐渐大于内熵值,系统的参与者会逐渐改善自身的认知结构,将社会各方的力量与智慧都凝聚起来、调动起来、发挥出来,最终使社会各阶层和各利益集团形成共识,从而使整个社会更加和谐。

(二)民主政治协商制度能够推动政治参与的有序性,维护社会稳定

根据系统熵理论,只有当整个系统熵处于平衡状态时,这个系统才会有序发展,而不会出现无序混乱状态。政治系统稳定是任何统治者都会追求的目标,而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社会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否则,随着内外部因素的变化,政治系统的稳定性会受到影响。一般来说,政治系统是开放的、互动的系统,因此影响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因素很多,如参与主体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成熟度、参与渠道的通畅度等。所以,要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必须让整个系统运转起来,与外部环境互动。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保持政治系统稳定的基本原理是,公民一方面采取不同方式对政府进行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会向政府提出一定的政治诉求,政府则根据公民的支持和要求内容,积极制定相应的决策和采取一定的行动,并将结果输出反馈给公民,让公民根据自身实际和社会发展的满足度,再次形成新的政治要求和支持。这个过程就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政治系统内各成员间互相协商合作的过程,尤其是政治权力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协商过程,更是一个系统熵变的过程。因此,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协商民主制度可以促进政治系统由封闭向开放转变,通过熵的流动,即通过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甚至是公民的互动协商,不断提高国家在社会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国家对社会发展变化的有效主导和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起到维持作用,使公民逐渐认可和服从社会秩序与国家权威,实现国家和公民之间关系的和谐,从而实现整个政治系统的和谐稳定。

(三)民主政治协商制度能够积极有效地消除有限理性的缺陷,提升政治决策科学性

使政治决策得到有效实施是现代政府核心职能之一,这就要求政治决策得到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与支持,也就是说,只有政治决策的程序向全社会开放,让各利益团体广泛有效地参与理性协商,政治决策才能科学合理。因为政治决策过程是人的认识和实践过程,而现实中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因此政治决策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理性。一方面,在非个人交换中,人们面对的环境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不确定性会随着交易的不断增加而变得越来越大,信息也会随之变得越来越不完全;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人在认知环境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毕竟人无完人,不可能无所不知,人们处理信息时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3〕。如此一来,政治决策过程就容易受到人的理性等因素的影响,人也不可能在决策过程中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以及相应的调整方案,可能导致整个决策系统功能错位或失调。根据系统熵理论,此时,就需要将系统外部一些可利用的资源、能量和信息等输入系统内部,并根据它们的价值采取行动,同时把大量的熵输出,最终在互相交换与转化信息流的过程中逐渐改善自身的认知结构,使整个系统处于稳定和谐的状态。而民主政治协商制度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协商民主理论认为,通过协商民主,可以很好地弥补决策过程中有限理性的缺陷,使决策科学化,因为“协商民主能够在决策过程中较好地做到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尊重和照顾少数人的合理意见与要求,在实现多数人的民主权利的同时,使少数人的意见得以充分的表达”〔4〕,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捕捉决策所需的信息,使讨论和决策过程中的知识结构最大化。同时,通过协商,不仅可以充分提高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还可以通过协商不断提升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公开化,使决策更加科学、民主,这样就确保了各项政治决策发挥最大效率。

(四)民主政治协商制度能够增强当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巩固执政党地位

政治合法性对于任何统治者来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是统治者阐述其政治权力来源的正当理由,也是社会成员对其统治正当性的认可。正如戴维·伊斯顿所认为的,“一个合法性信仰对于维持支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5〕。马克斯·韦伯也认为,“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6〕。任何执政党都希望能够不断增强合法性基础从而长期执政,但“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7〕。因此,任何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都必须采取措施提升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获得社会成员对其政治统治的高度忠诚感和认同度。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长期执政的党,其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历史合法性会逐渐弱化,相反现实合法性会越来越重要。虽然作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使其具有先天的现实合法性,但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和国际国内社会的变化以及公民的政治意识的成熟,这一自身先进性也会发生改变。这是一个系统熵增加的过程,会导致政治统治系统从有序转为无序甚至混乱,因此,必须发挥耗散结构的作用,不断完善政治合法性路径。协商民主理论认为,出于多数的意愿是协商过程能产生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协商过程是基于平等参与原则和尊重所有公民道德及实践关怀下集体的理性反思,从而获得最大化的合法性与可行性。正如瓦拉德兹所言,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政策〔8〕。

三、基于系统熵理论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从系统熵理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实施运转的过程其实就是系统熵变的过程,这样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规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熵流输出与引入方式,合理采取措施来调节正负熵流,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系统有效地和外界开展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从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一)加强教育,积极提高参与主体的公共理性,完善其协商能力,调节负熵流,是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根本途径

参与主体的公共理性和协商能力是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其强弱程度决定了协商民主制度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因此,协商民主制度中协商主体的公共理性和协商能力的提高是一种直接的负熵流。一般而言,通过不断加强学习培训,协商主体可以提高公共理性和协商能力,而且,他们可以不断优化自己的个人行为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从而不断促使系统有序发展。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中的参与主体还存在参与理性缺失、参与能力不强等问题,还不能很好地承担起与之相应的职责和使命,这样就限制了协商民主制度的正常发挥和运转。因为协商民主制度要求协商主体之间进行理性对话、协商、讨论,各参与主体必须具备极高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协商过程中必须具有主动性与创造性。所以为了调动协商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协商主体的公共理性,就必须加强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也可以适当地开展一些富有创意的、有组织的活动,充分调动协商主体参与协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同时,作为一种政治活动,协商的内容很多都是非常专业的,需要协商主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从专业的视角给出相对权威的意见建议,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维护群众利益,否则就是走过场式地参与协商。此外,协商并不是无序的,而是需要一名组织者对协商进行主导,这就要求组织者具备相应的组织、领导能力,因此,需要提高协商主体中领导干部的组织领导能力,这样他们才可以轻松自如地驾驭自己的工作,控制好协商过程。同时,协商主体参与政治协商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撰写提案、表达意见,但是出色的提案和合理的意见要想被采纳,就要求协商主体必须有善于发现问题的眼睛和撰写提案的能力,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对策,所以,要想办法提高协商主体发现问题、撰写提案和提交建议的能力,这样才可以达到协商解决问题的目的。

(二)加强引导,促进公民精神的形成发展,减少无效耗能,促进系统正熵的输出,是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措施

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公民。公民素养及公民意识高低决定了协商决策的质量和合法性,健康的民主政治需要良好的公民素质和公民意识作为基础。通过引导,促进公民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可以培养出健康民主所需的公民美德和公民意识,使公民形成集体责任感和高度统一的社会认同感,积极参与到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中,如此可以减少整个协商民主过程的无效耗能,如时间、怀疑等,促进公民共识的达成,也就促进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升了政治的合法性,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系统正熵的输出过程。因此,要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必须培养良好的公民精神。“公民精神之复兴关键是使人们在他们的社区事务中有更强的参与感,在事关他们生活的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9〕。培养公民精神首先要加强公民的平等观念教育。平等是民主协商的基础,平等价值观念的缺失将导致参与不足,通过对公民加强平等教育可以明晰公民意识,保障公民平等的政治地位,从而增强社会主义协商制度的广泛性,将所有社会阶层纳入公共事务的决策参与中,制定出公正合理的公共决策来分配资源。当前培养公民精神最重要的是加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当代我国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有利于把社会公民培养成既有民主意识又有参政议政能力的合格公民,普及平等价值观念,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理性,从而保证协商民主的正常有序发展。

(三)进一步完善协商民主制度信息公开机制,强化管理监督,规范系统正熵的输出方式,是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有效举措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系统需要有效的规程控制,否则,信息流会无序输出,导致整个系统混乱。“一个民主的政府应该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注意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使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如果一切暗箱操作,事事对公民保密,那样就会独断专行,损害公众利益”〔10〕。为此,要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必须进一步完善协商民主制度的信息公开和程序开放机制,确保信息对称和程序公平,并加强协商过程的监督,这样才能规范整个系统正熵的输出。

当前,有些基层对协商议题、协商主体及其基本背景、协商所达成的共识,甚至何时开始协商等信息半遮半掩或不予公开,这就导致政府部门及协商主体普遍存在信息流向单元化问题,导致协商内容单一、公民对协商结果不信任等。因此,协商主体之间的信息是否对称是提高协商民主质量的关键环节,如果协商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协商也就不可能真正进行。所以,要建立完善协商民主信息公示和发布机制,通过制度来实现信息公开,除了涉及党和国家机密、商业性秘密等之外的其他各种信息,包括政务活动信息以及协商开展情况等,都应该及时向外界公开。要通过国家权力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不断对信息决策和智力支持系统进行完善,从而确保信息和程序公开公平,不断提升政治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的参与度,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运作机制比较简单,可操作性不够强,而且许多协商程序也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导致出现有程序而不依程序协商等问题。为此,必须通过多种措施完善协商民主的程序开放机制。“民主和开放的讨论是不可分割的”〔11〕。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下,协商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才能得到公众的有效监督。要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程序开放机制,必须建立健全各种旁听和听证制度,允许非正式协商主体直接观察协商民主制度的实际运行,这样能够随时监督和评价协商过程及结果,而且可以保证协商不走过场、程序不走样。另外,要建立健全新闻媒体跟踪报道机制,让新闻媒体拥有采访权,让公众拥有知情权,了解协商民主制度的运作过程,保障协商过程的公开化,这也是引导社会舆论监督的需要。

(四)扩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对外开放,促进系统熵降,是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系统和其他系统一样,能量是不断耗损的,一旦外部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不及时或者不够,整个系统就会逐渐处于无序和混乱状态。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应不断增强系统的开放度,从而促使系统不断发展,只有突破原有的封闭环境,才能促进系统有效地与外界开展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否则系统就将面临生存危机乃至淘汰。扩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对外开放首先要加强内部联系,尤其是要加强人民政协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联系。人民政协及各民主党派从产生之日起,其主要成员就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学术造诣,都是社会精英,他们的参政意识比较高,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比较广泛。所以,要建立信息沟通机制,使他们形成合力,产生共同的目标感、方向感和使命感,并将收集到的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作为解决各方面问题的参考。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改革的关键期,整个社会处于全面转型阶段,社会上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但是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度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所以,我们要坚持“四个全面”,进一步促进新生社会阶层积极有序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并不断拓宽群众的利益诉求渠道,增进社会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

〔1〕陈家刚.协商民主:概念、要素与价值〔J〕.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3):54-60.

〔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351.

〔3〕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4.

〔4〕朱勤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协商民主探析〔J〕.政治学研究,2004(3):58-67.

〔5〕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338.

〔6〕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9.

〔7〕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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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格里·斯托克,游详斌.新地方主义、参与及网络化社区治理〔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3):92-95.

〔10〕田大宪.新闻舆论监督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2.

〔11〕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M〕.孙荣飞,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31.

责任编辑梁华林

D621

A

1009-1203(2016)05-0016-05

2016-08-20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572015AC01)。

董前程(1982-),男,湖北黄冈人,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刘经纬(1972-),男,满族,辽宁义县人,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文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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