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容筝

(武警学院 政治工作系，河北 廊坊 065000)



长征的历史作用及长征精神探析

刘容筝

(武警学院 政治工作系，河北 廊坊 065000)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谱写的英雄史诗。长征实现了由依附共产国际到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转折，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实现了中国革命事业由挫折走向顺利的转折。长征中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永放光芒，长征精神具体体现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政治本色，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的伟大情怀。

长征；中国革命；历史作用；长征精神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壮丽凯歌，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巍峨丰碑。长征历时两年，纵横14个省，同敌人进行战役战斗600多次，跨越近百条河流，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穿过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恶劣、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在这场远征中，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

一、长征的基本概况

1927年，秋收起义受挫以后，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余部进军井冈山，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大大小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于是，从1930年12月到1934年10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大规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斗争中的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从1934年10月10日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到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以东的将台堡，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参加长征的四支红军队伍是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

第一支红军是红一方面军，1934年10月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第二支红军是红军二、六军团。1935年11月19日，红军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以后，继续北上，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第三支红军是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发起西渡嘉陵江战役，并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根据地，向岷江地区西进，于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第四支红军是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刘志丹的陕甘红军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实现了长征的胜利，也把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奠基在西北。长征保存了党和红军的骨干力量，锻炼了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二、长征的历史作用

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征程。

(一)长征实现了由依附共产国际到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转折

长征解决了党的组织领导问题，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制度。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中共早期的这些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是由共产国际指定、批准并任命的。这种领导人产生方式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因为是共产国际任命的，这些领导人手持尚方宝剑，高高在上，因此形成了个人专权的家长式领导作风。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代理书记职务。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遭到国民党破坏，王明为了个人安全，去了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去苏联之前，王明召集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临时党中央，指定博古负总责。长征出发之前，为了筹划战略转移，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三人团虽然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但实际上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自从三人团成立后，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就成了摆设，一切都是三人团说了算，而实际上就是博古一人说了算。作为王明的忠实追随者，博古及其军事顾问李德顽固坚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开始以后，由于固守去湘西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师的既定方针，导致了湘江战役的惨败。遵义会议，在失去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前提下，党独立自主地对中央进行了改组。这也是我们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央领导人选，取消了博古在党内负总责的职权，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根本改变了党内长期以来形成的家长制领导方式，而代之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集体领导方式。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把实行民主集中制作为领导制度写入中共中央决议。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长征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决议加入共产国际，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的。一方面，党处于幼年时期，确实需要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还不善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考虑和解决中国问题，而是习惯于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造成党内严重的思想僵化。这也导致了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以后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其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最为严重，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果断地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这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把我党引向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经过1942年的整风运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全党共同接受。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真正被确立起来。

(二)长征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

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功地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己任，率先举起抗日的大旗。“九一八”事变后第四天，中共中央就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1933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告闽粤白军士兵书》，首次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1934年7月，中国共产党派出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东征闽浙皖。

长征开始后，党和红军相继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等，表明抗日的决心。长征中，红军在沿途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和主张，帮助群众组织抗日救国团体。红二方面军在贵州毕节、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等地组织抗日救国组织，得到了百姓的积极支持和响应。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党和红军最终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西北，获得了红军抗日的前进阵地。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一书中，颇有见地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并且显然这么相信，他们正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的历史表明，他们强调的这个原因是完全正确的”[1]。

1936年12月12日，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局面，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转折。长征的胜利，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从长征的终点出发，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展开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

(三)长征实现了中国革命事业由挫折走向顺利的转折

长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主要任务就是开展工农运动。国共合作的国民大革命期间，共产党员发展到近6万人，全国工会会员280万，农会会员将近1 000万。但是，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突然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中途夭折，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共产党员由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工会会员锐减到10万人，农会基本上被取缔。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开始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领导了著名的三大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进军井冈山。在此之后，全国建立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导致了根据地的丧失，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从幼年走向成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走上了顺利发展的道路。在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先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三、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红军长征胜利，是党和红军伟大革命精神的胜利。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一)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始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朝着这个伟大理想前行。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长征的领导者，是一群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党人。翻看红军长征时的领导人履历，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刘伯承等等，这些党和红军的高层领导人，他们大都受过正规而系统的教育，许多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正是在各种主义和思想的交锋中，他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有了坚定的信仰追求，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谋求劳苦大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他们的信念坚定而理性，随时准备为这种信仰奉献自己的全部。正是这样一批民族精英，领导和创造了20世纪世界军事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创举。

长征中的广大官兵，大多来自中国赤贫阶层。建国后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回忆起长征时过草地的情景：一个红军小战士，由于饥寒交迫，他倒下去了，临牺牲前，他拉着罗青长的手说：“罗青长同志，我不行了，你们去把红旗插遍全中国吧！”对于普通的红军战士来说，理想信念就是跟党走，实现全天下穷人的翻身和解放。这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最朴素的表达。正是这种坚定的理想、崇高的信念，支持着红军克服千难万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80年前，理想信念是长征之魂。80年后的今天，理想信念是初心之源，立身之本。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指出，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保持理想信念坚定，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条件如何变化，都风雨如磐不动摇，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永远为了真理而斗争，永远为了理想而斗争。

(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红军长征是战斗精神养成的光辉典范。战斗精神核心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具体表现为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严明自觉的组织纪律。我们所熟知的湘江战役、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无不是战斗精神的体现。

红四团是一支英雄队伍，是红军的铁先锋。红四团的前身是北伐时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暴动，长征时，被誉为红一方面军的“铁先锋”。1935年5月的飞夺泸定桥战役，红四团在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在大渡河沿岸的崎岖山路上冒着大雨一昼夜行军240里，其间还击溃了两支川军的阻击，创造了人类行军史上的奇迹。到达泸定桥之后，红四团发起了夺桥战役。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带领22名突击队员，发起了冲锋。最终，红军夺取了被称为大渡河天险的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计划，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胜利。

强调战斗精神，并不等于说要盲目牺牲。一部红军长征史充分说明，仅有不怕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的精神，并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也是战斗精神的体现。突破天险腊子口战斗，是长征途中的硬仗之一。腊子口是中央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在正面强攻和绝壁迂回包抄战术的配合下，经过浴血奋战，红军攻破了腊子口天险，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三)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

所谓创新胆略，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长征中，对于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最好的诠释就是红军落脚点的选择。

从江西出发就开始了对落脚点目标的选择。突破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度过湘江之后，红军由最初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博古、李德选定的湘西，被湘江之战的沉重损失否定了。中央红军如果继续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师，就等于自投罗网。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做出决定：“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2]。1935年1月，到达遵义，红军发现川黔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工作基础差，而此时国民党集中央军、湘军、滇军、黔军、粤军、桂军、川军四十万大军一起向遵义压了过来，所以遵义会议上又做出了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决定。 但是，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立即调集重兵，企图堵击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由于敌情变化，红军于1935年2月到达扎西地区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做出了暂缓北渡长江的计划，目标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建立根据地。1935年6月26日，已经胜利会师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会后，红军继续北上。但是张国焘却拥兵自重，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为失去了红四方面军的支持，仅仅依靠红一方面军不足万人的队伍，无法应对国民党的围剿、追击，所以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到达甘南迭部县一个叫俄界的小村子时，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因为只有红一方面军，建立陕甘根据地的计划现在已无法实现，所以出路是继续向北打通国际联系，在苏联边境创建一个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9月18日，红军陕甘支队攻占了甘肃岷县哈达铺，决定就地休整。休整期间，毛泽东让人去找些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侦察连从当地邮局搞到了这样的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的《大公报》，其中一份报纸登载了阎锡山的一段讲话：“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之威视。”1935年9月27日，在榜罗镇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做出了中央红军向陕北去的重要决定。

红军长征胜利已经80周年，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早已穿越时空，融入当今的时代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必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大力弘扬独立自主、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创新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征之路才能最后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才能最终实现。

(四)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政治本色

顾全大局、紧密团结是长征胜利的关键。参加长征的各路红军尽管出发的时间、地点、路线不同，但都能够以民族利益为重，坚定政治立场，自觉服从大局，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互相支持配合，最终实现了战略转移的胜利。

顾全大局、紧密团结体现在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中。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当骑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的张国焘看到疲惫不堪、衣衫褴褛的中央红军时，内心的私欲一下子就膨胀了。两河口会议以后，两军混编，当穿越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路线”而坚持南下。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另立“第二中央”，由张国焘任中共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党籍，并逼迫红军总司令朱德表态，朱德义正词严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朱毛’在一起多年，全国、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曾经试图拉拢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但当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后，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边，维护党的团结。在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共识下，在朱德、刘伯承、左路军、四方面军大多数同志及其后会师的二方面军的共同努力下，最后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阴谋。与张国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来在红四方面军管辖之下的红二十五军，这支部队最先到达陕北，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整编成红十五军团。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红二十五军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并慷慨为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帮助。

顾全大局、紧密团结体现在长征途中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互助友爱上。1935年12月22日，红二、六军团在湖南绥宁瓦屋塘与敌章亮基第十六师和钟广仁第六十二师发生激战，红五师师长贺炳炎手持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战斗中，贺炳炎的右臂被敌人炮弹炸毁，骨头全碎。这次战斗后，贺炳炎失去了右臂。1936年7月，红军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军二、六军团与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炳炎任红六师师长。部队进入草地后，道路泥泞难行，正常人不摔跤都很困难，贺炳炎少了一只胳膊，走起路来难以平衡，摔跤的次数就更多了，他左手拄着一根木棍，同战士们艰难地前行。部队的干粮吃完了，只能挖野菜，碰到谁也不认识的野菜，师长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都要先尝尝，确认没有毒，再让大家吃。贺炳炎是一师之长，又是重伤员，他的马很少骑，经常用来驮伤病的战士。他让重病号骑在马上，轻伤员拽着马尾巴，自己却拖着伤残之身，把缰绳套在断臂上，为伤病员引缰牵马。

(五)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的伟大情怀

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最终形成了我党的群众路线理论。长征途中，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心系群众，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才能领导红军排除万难，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

长征时期的群众路线，主要是指党领导红军与人民群众建立的血肉联系。一是积极宣传党的政策。红军在沿途都通过标语、歌谣、演讲等形式宣传党的政策、性质、宗旨以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恶行。毛泽东说，长征是宣传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长征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二是真诚帮助沿途群众。长征途中，红军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等实际行动，真心诚意地帮助沿途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红军的这些举动，赢得了群众的拥护。长征中，沿途各族群众帮助红军筹粮筹款，指引道路，传送情报，掩护救治伤病员，支援红军作战。三是深入开展民族工作，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长征中，红军颁布了《关于苗瑶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等民族政策，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1936年春，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进入西康藏区休整。红军到达甘孜后，尊重藏民的宗教习俗，不进喇嘛寺庙，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为贫苦藏民送粮治病，秋毫无犯，消除了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的疑虑。红军的举动感动了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他不仅把白利寺的134石青稞和22石豌豆送给了红军，还动员藏民帮助红军筹集羊毛、帐篷等物资。通过和红军的交往，格达活佛和朱德总司令成了亲密的朋友。红军走后，格达活佛和当地藏民救治保护了二百多名留下来的红军伤病员。全国解放后，格达活佛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政府副主席职务。1950年，为了减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阻力，他决心赴拉萨向西藏当局宣传解释中央的政策和主张。行至昌都时，被反动分子毒害，为西藏的和平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革命和战争年代，正是依靠同群众建立起来的血肉联系，我们赢得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使我们党赢得了执政党的地位。新时期，我们要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进一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血肉联系，不断创新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党的群众路线落地生根的有效形式，汇聚起民族复兴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

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毛泽东同志曾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长征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奋斗！

[1] 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330.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74-75.

(责任编辑 李献惠)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Long March and the Long March Spirit Exploration

LIU Rongzheng

(DepartmentofPoliticalWork，TheArmedPoliceAcademy，Langfang，HebeiProvince065000，China)

The Long March is an epic written by Red Arm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is the transition from dependence o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o independence of solving major issues in Chinese revolution， the transition from civil war to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setback to succes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great Long March Spirit embodies a lofty ideal, a firm belief， and the fighting spirit of not being afraid of hardship and death. It also includes an innovative courage to be realistic and independent， an intrinsic political quality of consider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which relates each other closely， and the great emotion of bearing the purpose in mind and truly caring for the people.

the Long March； Chinese revolution； historical role； the Long March Spirit

2016-09-10

刘容筝(1977— )，女，河南永城人，副教授，历史学硕士。

D069

A

1008-2077(2016)11-003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