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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皖江地区的渔业

2016-02-06明,徐

关键词:皖江本区

董 明,徐 涛

(阜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唐宋时期皖江地区的渔业

董 明,徐 涛

(阜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唐宋时期皖江地区生态环境良好,具有丰富的水资源,鱼虾分布广泛,品种繁多。在捕捞野生鱼类资源的同时,皖江地区的人工养鱼技术也有发展。随着捕鱼业与养鱼业的发展,渔业在本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不但扩充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为朝廷的贡鱼区,还有力地促进了本区渔业经济的商品化进程,为元明清以降本区渔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宋时期;皖江地区;渔业

作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部门,渔业有着不可替代的经济作用,尤其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非常独特。有关古代皖江地区的渔业已有学者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就唐宋时期皖江地区渔业发展情况做具体探讨,使读者了解当时皖江地区的渔业发展概况,认识渔业在本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地理条件与鱼资源分布

(一)水环境概况

鱼的生长离不开广阔的水源环境,河流湖泊越多,其品种就越多;河流湖泊面积越大,鱼的体积和产量也随之增大和提高。皖江地区有众多河流湖泊,是典型的水乡泽国,具备渔业经济发展的天然地理条件。现就《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舆地纪胜》等文献,将皖江地区较大的河流湖泊进行整理统计列表(见表1)。由表1可见,唐宋时期皖江地区境内河流湖泊众多,上述文献记载就达70多处。此外,尚有许多河流湖泊及其大的支流在上述文献中没有记载。如据《读史方舆纪要》载,庐州境内还有三汊河、南溪、黄陂湖、黄墩湖等[1]1269-1281,无为军境内还有马肠河、裹河、清溪河、柘皋河等[1]1284-1289,舒州境内还有黄马河、石塘湖、长河、独山湖、沙河、后部河等[1]1303-1311,太平州境内还有大信河、新河、鲁明江、天城湖、橹港河等[1]1324-1328,池州境内还有池口河、大通河、李阳河、黄湓河等[1]1335-1341,宣州境内还有华阳溪、藤溪、西溪、丰溪等[1]1351-1362,歙州境内还有丰乐水、绵溪水、率水、洋湖等[1]1368-1373,滁州境内还有沙河、蔡湖、汤河、秋沛水等[1]1412-1416,和州境内还有后河、沣湖、白石水、牛屯河、石跋河等[1]1422-1423,广德军境内还有东亭湖、鲤洪溪、大源溪等[1]1431。许多河流湖泊面积较大,跨越两个县或州以上,形成了水域相通的河流交错网,为鱼类活动提供了充分的空间环境。

表1 唐宋时期皖江地区主要河流湖泊资源简明统计表

备注:①为《元和郡县图志》所载,②为《太平寰宇记》所载,③为《元丰九域志》所载,④为《舆地纪胜》所载。前一文献已载者,后文献不再列入,文献所载部分山川、河流、湖泊可能存在名称不同但实为同一河流的问题。文献中没有河流、湖泊记载的县不再列入表中。

(二)鱼的分布

皖江南部鱼的分布尤为广泛,无论是大江大河,还是小川小溪,随处可见鱼虾,时人多有诗文描述。

宣州被誉为水上江城,鱼虾资源极为丰富。唐人邢巨《游宣州琴溪同武平一作》说泾县琴溪“鳞岭森翠微”[2]1184。宣城有敬亭山(昭亭山),不但是风景胜地,也是游鱼集聚的区域。宋人梅尧臣《寄宣州可真上人》说“昭亭潭水见游鳞”[3]93。李弥逊《春日杂咏》云:“花暗昭亭寺,鱼肥句水矶。”[4]19269刘禹锡《晚泊牛渚》说当涂县“秋江鳞甲生”[5]616。杨简说慈湖“鸢飞鱼跃我家风”[4]30088。曾巩说太平州繁昌县“鱼、虾、竹、苇、柿、栗之货,足以自资,而无贫民”[6]。刘宰亦说广德军建平县“着眼看修鳞”[4]33366。

歙州虽为山区,但境内河湖交错,不乏鱼虾。权德舆《新安江路》说“人远禽鱼净”[2]3656。杜甫《重题郑氏东亭(在新安界)》说“紫鳞冲岸跃”[2]2396。杨公远《黄山》说“清潭易见鱼翻锦”[4]42065。苏辙《初到绩溪视事三日出城南谒二祠游石照偶成四小诗呈诸同官·梓桐庙》说“石浅溪头水蹙鳞”[4]10005。杨亿《元奉宗宰绩溪》亦云“溪鳞清可数”[4]1382。歙州不但溪水清澈,鱼虾也多。

池州更是鱼美,早在魏晋时期就名声在外。《太平寰宇记》卷105说:“贵池,在县北七里。”按顾野王《舆地志》云:‘梁昭明太子食此水鱼美,遂立名焉。’其水源出秀山。”[7]2086唐人罗隐《送姚安之赴任秋浦》云“五侯水暖鱼鳞去”[2]7646。项安世《又次韵沈告院送行二首》亦云:“江上鱼肥酒可中,秋浦到时应正好。”[4]27410苏舜钦《追和杜牧之弄水亭诗韵题清溪图》说贵池弄水亭内“游鳞数鯈尾”[8]115。孔武仲《王文玉出清溪图以示坐客》说清溪“游鱼可数鳞”[4]10312,《炭步港观萤》亦说青阳九华山一带“鱼游鸟宿自不惊”[4]10252。李焘之子李壁《距建德县十里绝一小湖滨湖小山多可爱作诗记作见三首》说:“波面时闻声仆碌,只应神物是游鳞。”[4]32316陆游在池州梅根港曾看见“巨鱼十数,色苍白,大如黄犊,出没水中,每出,水辄激起,沸白成浪,真壮观也”[9]99。

相对皖南而言,位于长江以北与淮河以南地带的舒州、庐州、和州、滁州并不逊色,也有大量鱼虾分布。

宋人卫博《送杨舒州》说“淮鱼秋正美”[4]27806。王之道《和徐季功舒蕲道中二十首》云“浣纱溪上数游鱼”[4]20258,《因纳上人寄题望江张氏春晖亭诗》有“冰鱼与冬笋”[4]20149句。《桯史》卷6说望江“别邑有湖,地饶鱼蒲”[10]64。蔡齐《小孤索同黄士殷同赋》说舒州宿松县小孤山“临深看泳鱼”[4]1842。《太平寰宇记》卷125云望江县有“王祥池,在县西南二十里。即卧冰取鱼处也”[7]2481。

庐州境内的巢湖是鱼虾主产地。司马光《送巢县崔尉》云:“银花脍肥鱼,玉粒炊香米。”[4]6026王遂《谢赵庐州送淮白》感谢友人送庐州鱼说:“欲放此鳞归纵壑,要留佳瑞入王舟。”[4]34277

“环滁皆山也”的滁州可渔可樵,宋人叶甲就有“滁阳富山水”[4]45114的评论。蔡襄《寄题滁州丰乐亭》说“静见鱼鸟适”[4]4716。韩元吉《寄徐滁州埻立》说“丰乐桥边鱼动镜”[4]23664。赵时韶《永阳道中》云“溪浑鱼放子”[4]35859。刁绎《滁上间日阴晴联句》也有“寒彻冰池怯上鱼”[4]2020句。

通过时人诗文记载可知,唐宋时期皖江地区境内各州均有鱼虾资源的分布,为当地的渔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二、主要的鱼类品种

本区最常见的还是鲤鱼,又叫鲤拐子、鲤子,属鲤科。梅尧臣《宣州环波亭》云“朱鲤吹荷浪”[3]257。苏泂说当涂“采石江边踏鲤鱼”[4]33977。陆游《入蜀记》说:“贵池,去城八十里,在秀山下,江之一支,别汇为池,四隅皆因山石为岸,产鲤鱼,金鳞亦尾,味极美,本以此得贵池之目。”[9]103可见池州的鲤鱼更是出名。梅尧臣《寄新安通判钱学士》说歙州:“崖日半寒潭,澄明动朱鲤。”[3]32《新安志》卷4《休宁·山阜》记载:“颜公山在县南九十里,高五十仞,周三十八里,上有湖,广五亩,中多鲤鱼。”[12]111鲤鱼习性温和,容易生长,也很多产,因而成为本区分布最广的一种鱼类品种。

淮白是产于淮水中的一种鱼类,又称之为淮鱼,庐州、舒州、和州和滁州均有之。杨万里《初食淮白》说:“淮白须将淮水煮,江南水煮正相违。”[14]482杨万里《阻风泊舒州长风沙》云:“闻村红酒贱,看网白鱼鲜。”[14]636淮白还成为友人之间相互馈赠的佳品。王遂曾得庐州友人送来淮白,特写诗说:“淮源千古贯中州,南北分来九十秋。欲放此鳞归纵壑,要留佳瑞入王舟。”[4]34277

虾是本区分布较广的一种节肢甲壳类动物,营养丰富,为时人所喜爱。唐彦谦《索虾》说“姑孰多紫虾”[2]7742。贵池县有虾湖,李白《宿虾湖》有“鸡鸣发黄山,暝投虾湖宿”[15]1026-1027句。黄庭坚《玉照泉》云舒州潜山“鱼虾来其中”[16]1607,《次韵七兄青阳驿西阻水见寄》云:“吾人犹困坎井泥,何算鲑虾著尘滓?”[16]1585

蟹尤为文人士大夫所钟爱。李颀《送马录事赴永阳》说滁州“炊粳蟹螯熟”[2]1344。梅尧臣《次韵和吴正仲以予往南陵见寄兼惠新酝早蟹》说南陵“酒壶及霜蟹”[4]3112,《送徐秘校庐州监酒》也云:“淮南秋物盛,稻熟蟹正肥。”[3]298可见,秋天的蟹最为肥美,滋补养人之佳物。

鳖、龟肉质鲜嫩,也具有重要的医药价值,本区也有产出。李白《姑孰十咏·丹阳湖》云:“龟游莲叶上,鸟宿芦花里。”[15]1051梅尧臣《宣州杂诗二十首》说“沙水马蹄鳖”[3]332。据《文献通考》卷65记载,太平兴国年间,“庐州献龟,大如掌,绿毛覆甲,润泽可爱”[17]。陆游《入蜀记》记载芜湖县:“邑出绿毛龟,就船卖者,不可胜数。”[9]93《新安志》也记载歙州有龟鳖[12]57。《宋史》卷65记载:“乾道五年(1169),舒州民献龟,骈生二首,不能伸缩。郡守张栋纵之潜山,近龟孽也。”[18]1431

鳝鱼属合鳃鱼目,本区也有产出。《太平广记》卷132“当涂民”条引《纪闻》云:“吴俗,取鲜鱼皆生之,欲食则投之沸汤,偃转移时乃死。天宝八载,当涂有业人取鳝鱼,是春得三头鳝,其子去鳝皮,断其头,燃火将羹之。”[19]94

河豚与江豚,二者虽一字之差,但品种绝异。河豚有毒,食之需小心。《本草纲目》卷43引宋严有翼《艺苑雌黄》云:“河豚,水族之奇味,世传其杀人。余守丹阳宣城,见土人户户食之。”[20]宣州煮食河豚较为常见。本区也有江豚,非常珍贵。陆游曾在宣州太平县江段见“江中江豚十数出没,色或黑或黄,俄又有物长数尺,色正赤,类大蜈蚣,奋首逆水而上,激水高三二尺,殊可畏也”[9]94。

鲙鱼,即鳓鱼和石斑鱼的总称,张耒《题宣州后堂壁四首》云:“军厨煮酒香初熟,更钓溪鱼斫鲙来。”[21]499

鲑鱼,也叫三文鱼,是一类洄游性鱼类。从黄庭坚诗《次韵七兄青阳驿西阻水见寄》中“何算鲑虾著尘滓”[16]1585可见池州青阳有鲑鱼。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鱼类品种。五色鱼,古人称之为神鱼。李白在秋浦县曾见:“有客自梁苑,手携五色鱼。”[15]1188《太平寰宇记》卷125云宿松县有:“湖,在县西南八十里。湖水广阔,常有鱼甚大。”[7]2482又云贵池县:“有鱼似鲵,二月出游,八月复入。”[7]2086本区鱼类资源丰富,不见相关文献记载的品种应该还有许多。

三、人工养鱼的发展

一般来说,人们以捕食江河湖海之鱼为主,但是江湖之鱼的捕捞受环境、天气等因素影响较大,因此本区这一时期也盛行人工养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在捕捞野生鱼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利用陂塘养鱼是人类较早开发的一种技术。我国人工养殖鱼类的历史大致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到了汉代,养殖技术逐渐成熟。唐宋时期,皖江地区的陂塘养鱼已经很普遍。唐代泾县人许棠《送李频之南陵主簿》说:“晴天调膳外,垂钓有池塘。”[2]7021不用到较远的江河湖泊去,在附近池塘也可以垂钓捕鱼而改善伙食。《太平御览》卷46引《九华山录》说:“山之上有池塘数亩,水田千石。其池有鱼,长者半寻,颁首赪尾、朱鳍丹腹。”[22]《新安志》卷2《物产·水族》说歙州:“歙居山间,无大陂泽,……疏池以养者。”[12]56《舆地纪胜》卷20云歙县有颜公山,“山上有湖五亩,多鲤鱼”[23]。孙觉宣州太平县人,“善治陂塘,以豢以溉也。”[24]29范镇《东斋记事》卷5记载:“江湖间筑池塘养鱼苗,一年而卖鱼。插竹其间,以定分数,而为价值之高下。竹直而不倚者为十分,稍欹侧为九分,以至于四五分者。岁入之利,多者数千缗,其少者亦不减数十百千。”[25]可见本区陂塘池水养鱼不但技术先进,而且非常普遍,盈利也很可观。

本区还利用稻田养鱼。《太平御览》卷936《魏武四时食制》“鲤鱼”条记载:“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这是我国稻田养鱼的最早文字记载。宋人张耒《喜雨止》云宣城敬亭山下“稻垄鱼尾尾”[21]149。有学者指出,这种稻田养鱼技术,“在不影响水稻生长的原则下,注意水稻和鱼类各阶段发育的要求,处理好灌排水、施肥等事项,则可以鱼、米双收”[26]。

四、捕鱼业的发达

由于本区的鱼虾资源丰富,分布也较广泛,随着捕鱼工具和技术的发展,以捕鱼为业的人户也逐步增加和扩大。

(一)渔法与渔具

这一时期,人们捕鱼的工具较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唐代长洲人陆龟蒙曾创作《渔具》诗十五首,包括网、罩、罱、钓筒、钓车、渔梁、叉鱼、射鱼、鸣桹、沪、槮、种鱼、药鱼、舴艋、笭箵等渔具和捕鱼技术,大体对这一时期的渔业技术做了总结[28]。从本区有关捕鱼的文献来看,最常见的捕鱼工具或技术主要有竿钓、网捞、鱼艇及鸬鹚捕鱼等。

1.竿钓

利用鱼竿钓丝在河流岸边进行垂钓是最古老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捕鱼方式。李白素爱游览,钓鱼自然是其乐趣之一,《姑孰十咏·姑孰溪》云“垂竿待鱼食”[15]1050,《泾溪东亭寄郑少府谔》亦云“归向陵阳钓鱼晚”[2]1781。梅尧臣说宣城敬亭山下“钓潭渔父闲”[2]332。刘商《合肥至日愁中寄郑明府》说:“鱼竿今尚在,行此掉沧浪。”[2]3453徐铉《谪居舒州,累得韩高二舍人书,作此寄之》云:“三峰烟霭碧临溪,中有骚人理钓丝。”[2]8661池州鱼美,垂钓者也很多。罗隐《忆九华》说“绿蒲低雨钓鱼归”[2]7653。殷文圭《和友人送衡尚书赴池阳副车》云“不妨闲掷钓璜钩”[2]8216。池州人张乔《渔者》说一老翁“钓得澄江一丈鱼”[2]7377,可见竿钓有时候也能钓得大鱼,不过捕获量非常有限。

2.网捞

《淮南子·原道训》说:“夫临江而钓,旷日而不能盈罗,虽有钩箴芒距、微纶芳饵,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数,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网在捕鱼中的效率极高。皖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用网捕鱼的历史了。1995年1月,在安徽省石台县矶滩镇沟汀村西南、秋浦河的右岸阶地上发现了沟汀遗址,这也是皖江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29]。学者认为:“沟汀文化遗物中大量刮削器与石网坠共存的现象,反映出捕渔业在当时的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30]网的捕鱼效果较竿钓好得多,《清波杂志》卷12就说:“江上取鱼,用拦滩网,日可俯拾。”[31]513

皖江地区用网捕鱼的记载不绝于书。王维《送宇文太守赴宣城》:“时赛敬亭神,复解罟师网。”[2]1242顾况《青弋江》:“凄流回泊夜,轮波激石响。村边草市桥,月下罟师网。”[32]650《太平广记》卷74《道术·石旻》:“有石旻者,不知何许人也。……长庆中,客于宛陵郡。有雷氏子,常为宣城部将。一日,与友人数辈会饮于郡南别墅,旻亦在座。其家童网得一鱼,长数尺,致于舍。”[19]465-466唐章八元在新安江上看见“古戍悬鱼网”[2]3187。《新安志》卷2谈到歙州鳡鱼(鲤科)时说:“鳡,州南大潭中,截溪为网,大率鳊、鲤、鯈、鳜,色别为群,唯鳡为大,将其群以先欲触网,破则群鱼随之而出,网不破往往闷绝,此鱼之豪横耿介者也。鳟,赤目,多独行,或二三相从,见网辄遁。”[12]56可见,网在对付体积较大的鱼时极具杀伤力。《酉阳杂俎》有两则有关和州网鱼的故事,一说:“于季友为和州刺史时,临江有一寺,寺前鱼钓所聚。有渔子下网,举之重,坏网,视之,乃一石如拳。”[33]723又说:“和州刘录事者,大历中罢官,居和州旁县,食兼数人,尤能食脍。尝言鲙味未尝果腹。邑客乃网鱼百余斤,会于野庭,观其下箸。”[33]665可见和州用网捕鱼极为常见。杨万里《阻风泊舒州长风沙》云“看网白鱼鲜”[14]636。林逋《过芜湖县》云“风消樯碇网初下”[4]1215。王之道《归自合肥于四顶山绝湖呈孙仁叔抑之》:“渔人收辏网,归去日西斜。”[4]20188相比垂钓而言,渔网可以捕获体积较大的鱼类,捕鱼总量也大大增加。

3.渔船捕捞

这一时期,皖江地区的造船技术颇为发达,为该区的捕鱼发展提供了条件支撑。渔船可以与垂钓和网捕相结合在深水和远水处作业,避免了单独垂钓或渔网捕鱼的局限,捕鱼量更是可观。张贲《青弋江田舍》云“钓艇横幽渚城稀”[32]650。苏为《昭亭山》云“数尺渔艇归”[4]1628。当涂牛渚、采石一带渔船较多。皎然《送薛逢之宣州谒废使》说:“牛渚何时到,渔船几处停?”[2]9313董天吉《采石矶》有“羡渠钓艇沧波阔”[4]45366,黄庶《宿采石》说“渔舟自来去”[4]5494,黎廷瑞《过采石怀太白》说“采石钓船还夜月”[4]44490,释师范亦说:“采石渡头,三三两两钓渔舟。”[4]34777-34781宣城人李含章《出典宣城三首》云:“五马幸归乡国路,百城初认钓鱼船。”[4]600许浑在宁国县五湖馆与友人告别,《冬日五湖馆水亭怀别》云“古渡风高渔艇稀”[13]284。李流谦《芜湖即事三首》云:“老翁操网儿弄桨,一家生理在渔船。”[4]23979可见,宣州一带的渔船捕捞业较为发达。

池州的渔船捕捞业也很发达。罗隐《别池阳所居》说“雪晴渔父共舟船”[2]7602。董嗣杲《舟行不及游九华》云“两三渔艇有歌送”[4]42656。余迪《登翠微亭》云:“牧吹牛背归林晚,渔唱舟中对月明。”[4]45612释文珦有诗《秋浦老渔》记述老渔翁的生活说:“秋浦老渔人不识,清溪数湾船一只。钓竿垂垂钓丝直,眼光过似豩光碧。得鱼归来不自吃,开笼分与白鹇食。却来独坐矶头石,对著斜阳诵周易。恐是渭滨姜子牙,安得文王与同车?”[4]39561

4.鸬鹚捕鱼

我国早在新时期时代就有驯化鸬鹚进行捕鱼的技术了[37]。陆龟蒙虽然描述许多捕鱼的工具和技术,但是对于部分训练成熟的水鸟助人捕鱼尚未提及,其中鸬鹚就是很好的捕鱼辅助工具。唐宋时期皖江地区也有此捕鱼技术。陶谷《清异录》卷上《禽名门录纳脍场小尉》曰:“取鱼用鸬鹚,快捷为甚,当涂茭塘,石阜民庄舍在焉。畜鸬鹚于家,缆小舟在岸,日遣一丁取鱼供家。邑尉过时,见之,谓阜民曰:‘小舟即纳脍场,鸬鹚乃小尉耳。’复曰:‘江湖渔郎用鸬鹚,乃小尉耳。’复曰:‘江湖鱼郎用鸬鹚者,名乌头网。’”[38]《新安志》也记载:“鸬鹚,约颈以环,使没水取鱼,为人用者也。”[12]58在古代捕鱼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利用鸬鹚捕鱼可以说已经显得非常先进,即使在现代一些现代化捕鱼工具不宜操作的地区,利用鸬鹚捕鱼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二)渔户众多

鱼对本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资治通鉴》卷205载,武则天长寿元年(692)诏:“禁天下屠杀及捕鱼虾。江淮旱,饥,民不得采鱼虾,饿死者甚众。”[39]中宗景龙年间,李乂上疏说:“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土地使然,有自来矣。”[40]作为水乡泽国,具有鱼虾之利,利用这一优势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乃至经营致富是形势所然,本区这一时期专业捕鱼人户显著增多。

宣州渔户数量不在少数。许浑《宣城赠萧兵曹》云“行吟值渔父”[13]302。梅尧臣《宣州杂诗二十首》云“渔歌属野人”[3]332。刘禹锡《晚泊牛渚》说当涂县“渔家灯火明”[5]616。许棠《东归次采石江》云:“渔翁知未达,相顾不开颜。”[2]7027《太平广记》卷132引《纪闻》说“当涂有业人取鳝鱼”[19]943。陈造在《慈湖北岸》看见:“渔翁家苇间,蜗舍无邻伍。”[4]17980章甫《慈湖矶》云:“依约见渔村,灯火照初夕。”[4]29034杨万里《从丁家洲避风行小港,出荻港大江》说繁昌县“渔樵相倚尽成邻”[14]584。《全唐文》卷695韦瓘《宣州南陵县大农陂记》云:“渔父舟人,浩歌扬楫,厚生之物,永永不极。”[41]陆游《入蜀记》云太平州:“正据姑熟溪北,土人但谓之姑溪,水色正绿,而澄澈如镜,纤鳞往来可数。溪南皆渔家,景物幽奇。”[9]79由上可见,渔户在宣州的人口中所占比重不低。

池州食鱼风俗浓厚,以捕鱼为业成为州民谋生的重要方式。李白《秋浦歌》云:“秋浦田舍翁,采鱼水中宿。”[15]424五代时期,九江人李中《泊秋浦》云“渔儿隔水吹横笛”[2]8628。周南《过青阳齐丘旧隐》云“利尽渔民五季年”[4]32264。陈舜俞《题秋浦亭》亦有“渔人古渡头”[4]4961句。歙州也有渔民,刘长卿《送康判官往新安》云:“驿路收残鱼,渔家带夕阳。”[2]1515

专业渔民的出现表现出这一时期渔业经济的商品化趋势逐渐加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和明显。有学者指出,唐代特殊的职业阶层——渔民的出现表明了渔业在当时的经济地位和作用不可小觑[43],就皖江地区这样的水乡泽国来说,渔民的出现、增多与发展意义更为重大。

五、渔业对社会经济的作用

“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是《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对包括皖江地区在内的江淮一带的总体概括,可见鱼在唐以前这一区域的作用可与水稻的生产相提并论。但就渔业而言,尚谈不上进步和发展,捕捞多以自给自足为目的。随着唐宋时期江淮一带的经济发展,国家财政重心逐渐依赖江淮区域,本区的商品化生产水平显著提高,渔业也快速发展起来。

(一)鱼税

江淮地区的鱼虾之利也引起了统治者的盘剥。宋政府对渔业较为发达的地区进行征税,宋傅肱《蟹谱》下篇云:“今鱼虽鲲鲕,以至虾蟹悉立征税之目。”[44]渔业税成为宋代财政上的专有税目。皖江地区也自然属征收之列。宋太祖建隆三年(962),“知舒州、左谏议大夫历城冯瓒言:‘州界有菰蒲鱼□之利,居民每以自给。前防御使司超增收为市征,渔夺苛细,疲俗告病,宜蠲除之。’上即从其请。”[45]淳化元年(990)八月,又“蠲舒州宿松等三处鱼池税”[18]86。庐州巢县境内有焦湖,渔利颇丰,淳熙二年(1175)朝廷规定每年收“鱼利钱四千五百贯”[46]。朝廷在本区的鱼税征与蠲反映了该区鱼利之大影响到统治者的相关决策。

(二)食用

鱼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用来食用。皖江地区盛产鱼虾,因而食鱼也是本区人的一种饮食习惯。池州食鱼风气最盛。殷文圭《和友人送衡尚书赴池阳副车》云:“十字细波澄镜面,九华残雪露峰头。醉沈北海千尊酒,吟上南荆百尺楼。况是昭明食鱼郡,不妨闲掷钓璜钩。”[2]8216欧阳修《琴高鱼(嘉佑三年)》云宣城“溪鳞佳味自可爱”[47]。孙觉《太平县县厅记》云:“其溪可渔,而鱼特美。”[24]29范成大《太宜人程氏挽词》说:“我昔官黟歙,……冰鱼已不尝。”[48]卢纶《送浑别驾赴舒州》云“鳣鲂宜入贡”[2]3127,可见鱼肉非同一般。就连上层社会的文人士大夫对本区的鱼都赞不绝口,而处在下层的老百姓则更是奉为佳肴了。

(三)土贡

由于本区土产鱼,而且味道特殊鲜美,因此也成为土贡鱼的重要区域,其中宣州、太平州、和州都有鱼贡的记载。

宣州琴高鱼。特指宋代泾县琴溪中特产的一种小鱼,传说是琴高在此所投药滓化生,因此得名。宋赵与时《宾退录》卷5记载:“今宁国泾县东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中别有一种小鱼,他处所无。俗谓琴高投药滓所化,号‘琴高鱼’。岁三月,数十万一日来集。渔者网取,渍以盐而曝之。州县须索无艺,以为苞苴土宜,其来久矣。旧亦入贡,乾道间始罢。”[49]宋时,有关琴高鱼的赞誉之声不断。梅尧臣《琴高鱼和公仪》云:“大鱼人骑上天去,留得小鳞来按觞。”[3]385又云:“古有琴高者,骑鱼上碧天。小鳞随水至,三月满江边。”[3]332陆游《寒夜》说:“一掬琴高鱼,聊用荐夜茶。”[4]24286汪藻《赋琴高鱼》云:“百川萃高州,水族何磊砢!其间琴高鱼,初未列楚些。”[4]16560黄庭坚《送舅氏野夫之宣城二首》细数宣州珍宝,其中就有“春网荐琴高”[16]110句,可见宣州琴高鱼的确名不虚传。

太平州鲥鱼。《太平寰宇记》云太平州土产“鲥鱼”[7]2079。鲥鱼,形秀而扁,白色如银,肉中多细刺如毛,其子甚细腻。陈造《早夏》说:“鲥鱼入市河豚罢,已破江南打麦天。”[4]28204梅尧臣《鲥鱼》云:“四月时鱼逴浪花,渔舟出没浪为家。甘肥不入罟师口,一把铜钱趁桨牙。”[3]338-339鲥鱼出现时间较短,尤为珍贵,成为渔户重点捕捞对象。

和州土贡鱼。《太平寰宇记》卷124《淮南道二·和州》云和州土产有“鱼”[7]2454。具体是何品种鱼,文献没有交代,但既然是土产,想必不是普通的鲤鱼、鲈鱼之类。该书又说历阳县有历阳湖,“今湖中有明府鱼、婢鱼、奴鱼”[7]2454。想必土产的鱼无外乎上述鱼种。

(四)鱼的经营

由于鱼不但可以食用,还可以入贡,更是许多以渔为业者谋生的重要来源,因此也成为许多商人经营的主要对象,出现了以经营和贩卖鱼虾为业的商贾以及为鱼虾买卖提供专门场所的鱼市。

由于贩鱼有利可图,本区中部分人户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直接经营贩鱼买卖。《太平广记》卷470《刘成》说:“宣城郡当涂民,有刘成者、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尝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唐天宝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19]3872刘成、李晖二人对农事一无所知,可见脱离农耕生产的时间已经非常久远,因而他们则是纯粹的鱼贩商人。《清波杂志》卷12《拦滩网》说“承平时,淮甸虾米用席裹入京”[31]513。这些能够进行长途贩运的鱼商应是一些具备较多资产的大商人。

相对大鱼贩而言,本区中的小商小贩数量也不少,经营也很灵活。李嘉祐《酬皇甫十六侍御曾见寄(此公时贬舒州司马)》云“城里人迎露网车”[2]2166。此处所说的卖鱼者应是将所捕之鱼直接运到城中销售的渔户。一些靠赚取差价的小鱼贩也很多。广德诗人査深《闲咏》云当地:“门外声声叫卖鱼,囊空不问价何如。磁盆昨夜黄韭熟,淡饭时光乐有余。”[50]还有部分农户在农闲时或鱼季时抓鱼卖钱。例如每年三月时节,泾县琴溪边上琴高鱼遍满江边,梅尧臣说:“少妇自捞摝……卖取青铜钱。”[3]332陆游在当涂观看姑熟溪:“溪中绝多鱼,时裂出水面跃出,斜日映之,有如银刀。垂钓挽罟者弥望,以故价甚贱,僮使辈日皆餍饫。”[9]81还有农户以加工鱼产品为职业,五代徐铉《稽神录》卷3“池州民”条云:“池州民杨氏以卖鲊为业。”[51]

渔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本区鱼市的兴起。《太平广记》卷27《神仙》说:“唐若山,鲁郡人也。唐先天中,历官尚书郎,连典剧郡。开元中,出为润州,颇有惠政,远近称之。……其后二十年,有若山旧吏自浙西奉使淮南,于鱼市中见若山鬻鱼于肆,混同常人。”[19]176除淮南外,江南一带更是鱼市林立。李白说宣城“鱼盐满市井”[15]609-613。苏为《泛宛溪至敬亭祠送别》说“渔市临官道”[4]1628。黄庭坚《次韵七兄青阳驿西阻水见寄》说“始得村落鱼菜市”[52]。可见,不但在人来人往的驿道边设有鱼市,即使在僻静的乡村也有鱼市的分布。

皖江地区鱼市既有早市,也有晚市。董嗣杲《入贵池逢张秀夫》云:“湖鱼朝上市,驿鼠夜穿垣。”[4]42639天还未亮时,早市已经开始了。再看晚市,张耒《谒敬亭祠》说宣城“落日鱼盐市”[21]354。林逋《过芜湖县》说“雨罢鱼薪市未收”[4]1215。王禹偁《送第三人朱严先辈从事和州》说“醒酒时烹晚市鱼”[11]。鱼市的出现和繁荣是渔业经济商品化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皖江地区河流湖泊众多,为鱼虾生长与繁殖提供了天然的自然环境。在捕获野生鱼虾资源时,本区还积极进行人工养鱼,弥补野生鱼虾资源的不足。随着渔业的发展,人们在渔具、渔法上有所进步,通过不同的捕鱼工具和技术扩大了捕鱼量。本区的鱼虾不但扩充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改善了郡民的生活水平,更是成为朝廷的贡鱼区。在渔利的促使下,部分人户脱离农业生产,成为专业的渔民和鱼商,有力推动了本区渔业经济的商品化进程,也为元明清以降本区的渔业经济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1]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 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 梅尧臣.宛陵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4] 傅璇琮.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刘禹锡,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 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278.

[7] 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 张士范.乾隆池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编辑工作委员会.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9] 陆游,蒋方.入蜀记校注[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10] 岳珂.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 王禹偁.小畜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45.

[12] 罗愿.新安志[M].合肥:黄山书社,2008.

[13] 许浑.丁卯集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14] 杨万里.杨万里诗文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15] 李白.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6] 黄庭坚.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外集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7]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2460.

[18]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9] 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0] 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2465.

[21] 张耒.张耒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2] 李昉,等.太平御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407.

[23] 王象之.舆地纪胜[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书社,1991:252.

[24]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73册[M].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5] 范镇.东斋记事[M].北京:中华书局,1980:42.

[26] 王子今.秦汉渔业生产简论[J].中国农史,1992(2):70-76.

[27] 余汉桂.鱼类养殖对象的扩大与鱼苗装捞业的兴起[J].中国农史,1988:(2):91-96.

[28 陆龟蒙.甫里先生文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52-60.

[29] 黄宁生,陈北岳,杜远生,等.安徽省石台县沟汀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初步研究[J].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1995,20(5):505-508.

[30] 黄宁生.皖南沟汀遗址文化遗物分析及相关问题讨论[J].考古与文物,1999(6):31-33.

[31] 周煇.清波杂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4.

[32] 余谊密,徐乃昌.民国南陵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编辑工作委员会.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33] 段成式.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4] 皎然.杼山集[M].台北:明文书局:1981:50.

[35] 郭祥正.郭祥正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5:388.

[36] 吴淑.江淮异人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手记小说大观: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61.

[37] 刘自兵.中国历史时期鸬鹚渔业史的几个问题[J].古今农业,2012(4):41-44.

[38] 陶谷.清异录[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56-57.

[39]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6482.

[40]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135.

[41] 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7141.

[42] 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18.

[43] 张剑光.唐代渔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商品化问题[J].农业考古,1996(3):195-204.

[44] 傅肱.蟹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

[4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69.

[46] 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6794.

[47] 欧阳修,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365.

[48] 范成大.范石湖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14.

[49] 赵与时.宾退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7.

[50] 胡有诚,丁宝书.光绪广德州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编辑工作委员会.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820.

[51] 徐铉.稽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79.

[52]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399.

Fishery in Wanjiang Region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DONG Ming, XU Tao

(Schoolof Marxism,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China)

Wanjiang Region was known for its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ich water resources, and widely distributed fishes and prawn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hen wild fish resources in the region were exploited, technology of fish farming also underwent progres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ishing and fish farming, fishery played such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that it not only expanded sources of state fiscal revenue and improved people’s standard of living, but also made the region become a place producing fish of tribute. Moreover, it effectively accelerated commercial process of fishery economy of the region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fishery since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anjiang Region; fishery

2016-07-02

董 明(1977-),男,安徽定远人,阜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徐 涛(1979-),男,安徽金寨人,阜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

K24

A

1009-2463(2016)05-01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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