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孔文， 房乐宪



国际关系中的因果关系：理论解释及其含义

关孔文， 房乐宪

国际关系；认识论；方法论；因果关系

国际关系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以寻求建立关于国际事务因果关系为研究的主要目标，因此因果关系的描述和探究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主题之一。本文首先引入菅波秀正对相关理论的划分，就政治哲学意义上因果关系的内涵进行概要回顾。然后以国际关系主要理论流派对因果关系的认识为基础，分别探讨早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及建构主义对国际事务之间联系及发展动因的相关论述及其基本逻辑。最后，本文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因果关系讨论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对相关研究范畴、方法选择、理论有效性及学科边界划分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尝试性思考。

从现代意义上讲，国际关系学科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得以充分发展，其核心目标是分析国际政治的特性及国家间战争与和平的原因，并寻求解决与国际互动有关的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国际关系学科也以寻求建立关于特定国际事务之间因果关系为研究的主要目标，并尝试在变量之间建立某种因果联系。因果关系作为哲学理论范畴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并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从传统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到行为主义，从共同归属理性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关于国际事务因果关系的探究都是不可回避的主题。

一、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概要：基于菅波秀正的二分法

因果关系是对事物运行和工作方式的描述。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自古希腊时代到当代，诸多卓越的哲学家都以此为研究核心。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皆为著名的当代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教授，在其关于国内政治对国际关系影响机理的经典著作中也特别表现出了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浓厚兴趣。米尔纳指出，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可以划分为4个密切相关的部分：包括直接因果关系(A导致B)、相反因果关系(B导致A)、互为因果关系(A可导致B，B也可导致A)、自耗性因果关系(A可导致B，B则消耗A)。[1](P6)受到工匠传统和学者传统的影响，对因果关系的探讨，一般哲学意义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即经验论因果观和唯理论因果观。前者以大卫·休谟为代表，将经验性的观察界定为因果关系的来源；而后者则将结果看作原因的必然，倾向于利用逻辑蕴涵的方式思考因果关系。[2](P73)菅波秀正(Hidemi Suganami)则根据因果力量是观念建构还是物质存在的不同认识，区分为因果理想主义和因果现实主义。[3](P625-626)其相关讨论是近年来该领域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下面就此划分的基本内涵加以分析。

因果理想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大卫·休谟，他认为一件事情引发另一件事情，在认知中一定是“第一件事情引发条件”或“第一件事情的发生确定第二件事情的必然性”，因此，休谟认为观念的形成必然与因果概念相一致。[3](P627)但这种观念并不一定与观察相符合，故概念是特定经历的印记，因果关系是一种感知而非客观实在，从而可单纯从心理进程的角度予以阐释。由此，休谟赋予其因果理论三种特性，即因果之间时空上的毗连性、时间上的顺序性及必然性。[4]如果两个事物虽相距较远，但仍然产生因果关系，则定有某种因果链条的衔接，且先因后果、有因必果。因此，休谟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因果之间的必然性限定在观念层面。此外，罗宾·科林伍德(Robin G.Collingwood)也认为，“起因是否是现实世界的特性取决于对起因和世界的界定”，[5](P86)引发某人做某事即赋予某人动机做某事，在该过程中可获得直接的经验，从而使人们得以从修辞的角度表达与所发生事情相一致的陈述，由此赋予因果关系以解释性。

因果现实主义认为，因果力量不论其是否具有可观察性，都是客观存在的。罗伊·巴斯卡尔(Roy Bhaskar)可以被看作因果现实主义的代表，认为因果关系可以被理解为因果力量的运转，且应是世界的一种特性。[6]他通过科学实验获得相关解释，通过创造一对变量X和Y，以使其在一个避免其他因素干扰的环境中获得一种一致性，由此得出“原因”是一种力量并可据此得到其结果或影响。该观念被认为是先验现实主义，由于并不包含“存在性因果力量”或是“存在于一个比经验世界更为广阔的世界”的假设，其所做的实验并不能被认为是理性的。[3](P632-633)但巴斯卡尔认为，科学有足够的能力使一个事件发生，故“因果关系在一个比经验世界更为广阔地方存在”的假设应该存在。[6](P16)简言之，他认为，不论因果力量是否可以表现出来，它始终被认为是存在的。据此，可得出四点推论：(1)因果力量不一定能表现为表象存在；(2)可以被表现为存在的就可以被认为其存在；(3)因果力量被认为是存在的，因为关于它们存在的假设被认为是有效的；(4)对因果力量存在真实性的陈述可以被认为它们存在。[3](P632)换言之，如果我们可以将自身看作世界因果机制的一部分，除非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有意识的表现出来。巴斯卡尔将科学的实践作为基础，并在此之上建构了其现实主义思想。然而，如何得知在这个“X-Y”的续发事件中，因果力量的运行到底怎样使得X在特定环境下得到Y，并未得到有效解决。[3](P633)巴斯卡尔尝试通过“包含模型”和“概念联系”的科学理论得出这种推定的解释性关联，其对现实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科学界对自然的理解。他认为在实验条件下得到的因果法则除非被认为可以在其他空间运行，否则就不能凭借该因果法则去解释开放体系的现象。因此，巴斯卡尔的主要贡献在于他肯定了因果力量并非仅仅是一个想法，而是通过对世界所发生事情相对精确的反映。

总之，因果现实主义反对因果理想主义关于因果运行并非世界特性的认识，主张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如若因果运行并非我们所能体验或观察的，那么因果自然就不是经验世界的组成部分。但经验世界属于更为广泛世界概念的一部分，而因果运行的范围也应限定在经验世界的范畴内，以此赋予这种力量以客观属性。正如有评论指出，后实证主义认为因果理想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随意的立场，其认同休谟的因果律及其以经验世界为核心的本体论特征，在研究范式的问题上，经验性规则限制了因果关系，故而更为强调假设验证的重要性。[7](P219-229)同时，因果现实主义者认为因果理想主义缺乏本体论基础，即因果必然性并非世界的组成部分。因为不能体验因果过程，故无法获得因果关系的知识。正如有学者指出，“其本体论的基础是人脑的认知而非力量存在的客观性，从而使其认识论优先于本体论之上”，[3](P630-631)由于“无法体验”并不能等同于不存在，且“存在与否”也并不能简化为“是否知道其存在”，由此体现因果理想主义的缺失。

由于因果力量同因果理论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一致的，故因果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在某些层面存在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因果力量应该是理性行为的条件之一，即使人们不能知道因果力量是否是世界的一部分，也并不意味着因果力量不存在。但也因为感知世界的方法相对有限，使人们无法准确把握因果关系的运行和发展，从而无法细化原因的类型和性质，也很难将人们所观察到的世界进行准确的描述，因此很难将“不可观察但真实”和“可观察但难以观察”相区分。通过对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因果理论分析，可以认为因果关系是世界的一种特性，存在于观念层面(可源于经验性总结)，并具有解释性。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因果关系讨论是有价值的。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因果关系分析

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讨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但就因果存在的形式以及认识因果的方法而言，不同理论流派又存在不同的认识倾向。

早期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讨论采取一种较为开放的态度，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常识性，故而大部分学者并未明确、有效地界定因果的概念。[8](P91)早期的理想主义者尝试从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寻求防止战争爆发的途径，因此战争原因的分析成为其理论的主要内容。虽然理想主义者清晰地认识到，战争发生的原因相对较为复杂，比如莱昂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就指出，“至少存在四种主要的战争原因，包括法律、经济、政治和社会，且所有因素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9](P11-13)但理想主义者并不愿超越历史情景进而寻求相对独立的变量。二战即将爆发之际，以爱德华·卡尔的《20年危机》发表为标志，体现国际关系学科推进的现实主义理论开始崛起。现实主义批判理想主义忽视国际社会的无序状态以及对于战争深层次根源的认识不足。正如爱德华·卡尔所说，“‘乌托邦’理想主义者完全地排斥因果程序，导致其无法理解自己试图改变的国际现状，也无法明确可能改变现实的过程”。[10](P13)卡尔强调战争的原因是在国际体系内“获得”与“缺失”的不平衡，相比之下，汉斯·摩根索则认为是人性中求生的本能导致了持续的战争。[8](P92)有评论指出，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公开宣称他们要推出一种与事实完全相符合的国际关系理论，一种合乎逻辑推理的理论，其目的是要在一大堆表面上看起来毫无联系、难以理解的现象背后，分出条理并作出解读。[11](P13)就因果关系的问题，摩根索认为国际社会中的因果互动是交互的、复杂的，故而反对用“因为A，所以B”的模式进行原因分析；卡尔也反对将“原因”和“影响”单独讨论，因为在他看来，世界处于因果互置的状态，不同的结构、机构和事件相互作用。[8](P93)因此，卡尔也被认为某种程度上促使建构主义理论得以创立。[12](P243)总之，早期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缺乏一种系统化的讨论，因果力量被视为多层的、复杂的以及相互作用的。

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的研究方法被尝试运用于解释国际事务之间的关系，掀起了国际关系学界行为主义同传统主义的论战。行为主义利用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旨在对一般性模式进行研究，而非独立的个体事件。就战争的原因而言，行为主义更倾向于研究一般性战争爆发的原因和条件，而非某一次特定的战争。正如有学者指出，“其因果分析的重点不再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力量及其在特定背景下的相互重叠，而是战争频繁发生的一般性环境因素”。[8](P95)其主要分析过程建立在以政治行为为研究主体的模型上，就与战争爆发相关的变量建立一种假设因果联系，通过演绎推理，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比如传统经济学的博弈论研究方法也被引入国际关系的分析，利用相关的数据和数理模型，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检验多个变量之间相关联的程度。然而，行为主义方法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传统主义的质疑，其受到的批评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国际关系研究是否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者是否可以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科学能否解决国际关系的实质性问题。[1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人的行为本身，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较大，从而导致互动变量数量庞大且复杂，且这些变量无法像自然科学中的变量那样被精确描述，使最终研究结果与现实情况存在一定出入。正如布尔(Hedley Bull)指出的，“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学科的贡献较为有限，因为它很难解释历史、敏感的政治判断以及一些常规性关切，如果简单地将世界政治进行量化，则很容易忽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和哲学作用”。[14](P366-367)因此，布尔强调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坚持早期的传统理论方法，反对将战争的原因进行量化并通过功能性路径进行分析和探讨。

此后，共享理性主义根基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实证主义作为其主要研究方法，逐步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有分析指出，“理性主义相信并试图寻求确定性的因果知识，就有理性能力的个人可以通过抽象的逻辑演绎过程而非直觉或者经验过程来逐步探寻客观世界的规律。”[2](P73)由此，判断一个理论方法是否符合理性主义，并非取决于理论的内容，而是由其研究的设计、证明和检验的过程决定的。[8](P98)谈及理性主义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和运用，首当其冲的是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以及悉尼·维巴的著作《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和设计》，该书将系统化的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的分析之中，对国际关系和政治科学的因果研究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逐渐成为美国主流的研究范式。他们倡导将研究建立在对时间模型回放的基础之上，分析解释变量和因变量间的“因果效应”，通过运用定量、定性的方法提升社会科学的“整体逻辑推论”，反对仅仅因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而拒绝因果分析的简单描述性研究方法。[15](P189-216)此类研究的基础是承认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虽然研究者不可能消除因果推论中的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并不能阻止尝试因果推论的工作”。[16](P73)特别是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中，对因果关系的探析是其研究基石。肯尼斯·华尔兹作为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认为体系结构决定国家的行为方式，其关注点在于如何对系统中各部分之间以及在不同层次上发挥作用的因果力量进行定义、设置与衡量，并使它们相互联系起来。[17](P43)华尔兹通过国际系统的结构考察互动的单元，因而，如若无法区分结构和单元，就很难区分不同类型的原因和结果。就因果关系而言，华尔兹认为原因仅仅是不同类型事务之间“假想”的联系，并不是对客观事实或是本体论意义上因果联系的描述。[8](P112)他相信只有当政治结构指明了因果关系，国际政治理论才是有效的。总之，对华尔兹来说，国际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国际政治，是能够用因果规律来解释的，一切就像人们解释自然现象那样简单：任何国家的一切行为都可以用国际体系的两大特性，即结构上的无政府状态及形态上的权力“极化”的趋势来解释，就像人们能够用万有引力来解释地球上的一切运动一样。[11](P17)

相比理性主义从利益给定的假设出发研究行为的因果影响，建构主义则主张个体施动者自身是在社会中建构而成的，重视研究身份和利益产生的因果作用和建构作用。[2](P77)一般而言，因果理论回答“为什么”和“如何”的问题，而建构主义则侧重于研究“怎样”和“是什么”的问题。亚历山大·温特否认因果关系的逻辑属性，认为社会科学应侧重在事物之间建构关系而非研究客观的因果属性。温特提出，如果说“X引发(造成)了Y”，至少存在三个推论，分别为：X和Y独立于各自而存在；X先于Y发生；没有X，Y就不会发生。[18](P105)但有学者认为，“因果关系中的自变量不存在并不必然导致因变量的不存在”，[19]因此没有“X”并不必然导致“Y”不会发生，同一结果可能源于多个不同原因的作用。同时，建构主义也更为强调关系的建构，而非探寻因果联系，但其也难以真正摆脱因果关系的影响。正如有分析指出，“温特只强调文化结构对国家身份的建构，而忽略了国家间互动对体系文化的建构”。[20]这种单向的关系建构将导致事物之间的互动，产生“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从而重新回到因果关系讨论的范畴。

三、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

就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关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即国际事务之间的联系及发展的动因。正如有学者指出，“大部分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都想探寻出隐藏在国际舞台种种现象背后的甚至被国际关系行为体自己所忽视的一些内在原因”。[11](P14)正因如此，也有学者呼吁用理论思考和理解国际关系的历史和重大现实事件，表示国际关系理论将有助于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解释为什么这些事件会发生，并认为理论越强大，就越能解释表面看起来互不关联或非常独特的事件。[21](P70)

在研究过程中，有些学者会将观念作为变量，并注意到观念变量与物质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特定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就是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和过程。行为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权力和利益所界定的相关观念所决定的，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因果问题的探讨。因此，亚历山大·温特提出了“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从而使国际关系大辩论的认识论问题转为易于解决的方法论分歧”。[22](P75-84)

在研究国际关系时，还需要认识到因果动力是指事物有能力带来一些结果和影响，但在开放体系的世界政治中寻求普遍性的经验是徒劳且无效的，因为这种“覆盖性的法则”具有很强的误导性。但随着规则观念的解放，在国际关系领域也存在一些寻求标准化模型并通过简单的理论来解释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尝试。有学者认为，华尔兹关于理论解释标准化模型的观点开始显得空泛而怪异，[3](P640)就此而言，在建构一个因果性的解释时，应寻求多种具有解释性要素的共同作用。同时，因果理论所采用的演绎方法对国际关系分析也有重要影响。华尔兹就此指出，“国际关系的分析性方法是指将整体还原为分离的个体，然后检验各部分的性质和彼此间联系的过程，对整体的理解是通过对处于简单状态的各要素的研究及对其相互联系的观察得来的”。[17](P40-45)这种依据观察和体验得出的联系同“因果理论”类似，当然因果理论强调其联系限定于经验世界，即一个闭合的体系之中。故而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当某些因素之间的联系分解为成对变量之间的关系，且其他因素不变时(限定环境因素条件)，类似研究方法将是有效的。然而若将所研究的范围变为一个开放的新体系，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将有所下降。同时，由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和世界历史研究范畴之间的边界逐渐消失，故在方法论层面，科学研究方法并不能取代历史的研究方法。事实上，区分因果理论也是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分歧所在，基于因果关系分析的有效性体现于闭合体系之中，国际关系研究也应更为重视历史的研究方法以避免科学方法的局限性。正如时殷弘教授指出，“以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考察为基干，结合尤以广阔深邃的宏观思考为特征的哲理性思维，才有了所谓的国际关系理论化的经典方法”。[23]

理论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工具。理论提供分析的规则，并对具体事件提供一般性的解释。因此，有学者明确将理论界定为“通过详细阐述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来寻求解释现象的一套命题和概念”。[21](P66、70)对于理论的建构，其最基本的工作是通过对特定的现象或理论基础的分析，从而抽象、总结出一个具有一定适用性、解释力的工具用以分析和预测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互动。华尔兹认为，“理论的构建是一个创造性过程，可以反映和理解现实，是从客观现实中加以抽象提炼得出的，其主要特点包括分离、联系、抽象和理想化四个方面”。[17](P10-11)其中分离和联系最为重要。事实上，这和因果理论中强调要素之间的联系是一致的。但因果理论否认“普适性”，强调对法则适用性的限制。因此，对因果理论及其有效范围的探讨，可以引申到对国际关系理论有效性和有效范围的探讨。国际关系理论对未来的预测和对过去的解释，应该有一个限定的范围作为基础，即在一定的经验范围内可能有效。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论战就很好地体现了该特征。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美元危机和资本投资热潮、美中苏三角关系的新格局及传统东西方关系模糊化，促使国家间相互依赖不断加强，推动新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界进入新的高度；而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里根政府的强硬反应及东西方关系的紧张，导致从理论到实践都对新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关注有所加强；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东西方对峙的局面有所缓解，新自由主义才再次抬头。[24](P162-172)由此可见，不同的理论所适用的时间和范围都有一定限制，超出该范围，理论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

此外，因果关系的讨论对国际关系学科边界的变化也有重要影响。当人们意识到因果互动遍及全球时，即使有时候因果关系的运行并没有被感知到，学科的研究领域也逐渐从国家间关系发展到全球政治层面。传统的国际政治研究坚持“国家中心论”，将主权国家作为唯一的主要行为体，而全球政治将主权国家置于全球诸多行为体中，并以跨国关系为分析和研究的新主题，其研究层次不再局限于国家体系，更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多元化的全球体系，关注的治理模式也由国家间治理逐步转向全球治理。由此，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议题也由围绕国家权力、利益、安全等传统意义上的高政治活动，逐渐超越国家关系与主权边界，体现出更多元化议题领域的偏好和关注。因此，就很难再完全按照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边界和国家间关系划分学科研究范围，一些原本处于低政治领域的议题如气候政治或环境政治等也逐渐进入学科研究的范畴，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四、简单结语

因果关系是国际关系理论不可回避的重要范畴，各主要流派都尝试对国际现象及其内在生成机理进行分析，并推导出特定国际事务间的因果联系。基于基本假设和理论出发点的不同，不同理论对因果关系的认知也存在一定差异。但对因果关系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将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范围限定在了一个相对闭合的体系，并赋予方法论上的历史分析特征。同时，鉴于因果力量存在的普遍性和全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学科边界，使研究重点由国家间关系为中心逐步拓展为更多元化的全球层面，由此丰富了学科内涵。

然而，无论传统的研究方法还是所谓科学的方法都无法在完全意义上解决所建立因果关系的有效性问题。即便由若干原因共同作用而导致某现象的发生，但因为研究主体认识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有限性，使得研究者很难明确具体原因的数量并穷尽所有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就此而言，不论科学的分析方法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方法，都难以避免可能产生的研究盲区。对于因果的探究和推导，只能表明特定国际事务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果联系，然而对于行为体及其行为之间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这种因果关系，现有的认识和研究方法并非总能够作出明确的解答。因此，将相关理论的建构尽可能限制在明确的条件之下就显得颇为必要，这或许可以弥补因果关系分析在理解国际关系时的部分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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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蔚然]

Understanding the Causal Relations in IR: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Guan Kongwen,Fang Lex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jing 100872)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pistemology;methodology;causal relations

As a branch of social science,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gards the construction of causal relations on particular international affairs as the purpose of its research.Thus,the descrip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causation is one of inevitable topics in IR theories study.Firstly,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approach of Hidemi Suganami on dividing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causation theory and briefly reviews the causal theorie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Then,based on the recognition on causal relations of major theories in IR,it investigates the arguments and logic which relates to the connections and the motivations of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in terms of those theories.Finally,by combining the causal theory and the analysis of IR,the paper discusses the academic implications of this causal relations discussion for research category,approaches choices,theoretical effectiveness and the boundary in IR study.

关孔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房乐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