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继明



互联网技术革命与社会进步*

速继明

互联网技术；社会分工；社会进步

在一个“数据重构世界、流量决定未来”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成为撬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杠杆”，成为政府转型、企业创新、社会变革的加速剂。回顾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思想逻辑和实践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以电脑和网络广泛运用的互联网技术革命的产生，犹如原子裂变产生的冲击波，不但裂化和改造了人们的思想，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也引起了社会分工的再次深化与整合，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与发展。这是因为社会分工既是市场意志、市场精神的历史沉积，又与科学技术的变革节律相链接。为此，本文从互联网技术角度梳理了人类的数字化生存图景的历史变迁过程，考察了“互联网+”的颠覆性革命，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分析范式来探析互联网技术的变迁与社会分工的历史嬗变之间的深层逻辑，乃至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力。

互联网技术革命的实质就是信息技术革命，是一场人们对“信息技术”的关注从信息的收集、储存、传输等“技术”转向“信息”本身的观念性革命。这一革命时代被尼葛洛庞帝称之为“比特时代”、马克·波斯特叫“电子媒介时代”，而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命名为“大数据时代”。这场关于“数据”(也即信息)的研究、开发、利用在给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的同时，以原子裂变冲击波般的方式席卷了整个经济生活，颠覆了人们探索世界的方法，引起了社会分工的深刻变化和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变迁。

一、互联网技术革命的缘起：人类的数字(化)生存图景

互联网技术的核心就是信息数据，而数据就是数值，是人们通过观察、实验或计算得出的结果。作为描述事物关系的参数，数据有多种表现，最简单也最基本的就是数字。从最初的误差极大的粗糙的测量以及简单的计算到如今的精确测量、浩繁计算和前瞻预测，人类的数字化生存图景经过了历史的发展与演化过程。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提出“数是万物的本原”，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也提出“世界的本质就是数据”，[1](P125)人们测量、记录和分析世界的渴望以及对确定性的不懈追求催生了关于数的理论及其应用技术的发展。人们用数据来表征世界的一切关系，用数据化的方式来记录人类的活动轨迹。数据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在定量描述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深入到人类精神以及社会行为等主观世界领域，以“量化一切”的方式为整个世界贴上数据的标签，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认知、理解和改造世界的方式。

人类的社会实践总是在一定科学技术条件下开展的。因此，测量、记录与计算能力总与依据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改造自然与改造自身的能力而展开。

1．在原始社会中后期，产生了粗糙的信息获取能力与方式。

随着抽象能力与计算能力的增强，原始社会晚期人类就开始探索长度和重量等最为简单的测量与记录，并在简单抽象的基础上进行基本的计算。这种测量、记录能力也成为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分水岭之一。这种测量、记录能力促成了数据的诞生，它们是数据化的最早根基。这一时期的数据知识有三个特点：(1)借助于原始的测量工具，较为简陋、粗糙，测量结果误差较大；(2)测量方式、记录方式具有较大的地域性，人类的活动空间所决定的活动范围决定了不可能有统一的度量衡；(3)测量的动力来源于处理生产生活中的土地丈量、重量测定、偶然的交易记录等的需要。

2．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印度、中国等文明的数字系统诞生并且得以完善，提高了人类计量、记录和再现人类活动的能力。

在公元1世纪左右，后来被世界普遍运用的阿拉伯数字系统产生于印度，在波斯得以改善，在阿拉伯得到巨大改进并最终完善。而在遥远的中国，《周易》等重要文献中还蕴含了极为丰富的二进制思想。虽然这一时期的数字系统还不是很适合计算，但也基本准备就绪。到了13世纪中叶，自然科学“测量现实”的需要促进了测量、计算的精确度。该时期的数据特点有三个：(1)测量方式与能力有所改进，使精确度进一步提高、误差不断缩小；(2)人类活动初步突破了地域限制，使度量衡的统一在时间上趋于同步、空间上逐渐拓展，逐渐打破地域的阻隔与限制；(3)测量的动力来源于对变化的量度以及人类生产活动的记录、计算和交流的需要。

3．资本主义以降，新工具的发明、新思维范式的发展、新生产生活的需要共同促进了测量技术与计算科学的繁荣，推进了数字向数据化的转变。

历史上很多时候，人们会把测量世界作为征服世界的最大成就。伴随近代物理学、数学、地理学、化学的发展，地理大发现以及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人类探索世界的意志持续膨胀，开尔文“测量就是认知”成为了各个学科的共识，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渴求推动人们必须以必要的技术手段来测度和记录时间、空间和重量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得这种渴望逐渐变为了现实。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测量方法逐渐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同时也在科学观察、解释方法中得以广泛运用并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形成专门的学科。在19世纪，测量科学以其独立性、系统性，根据世界历史交往的需要，衍生出各国普遍采用的标准体系。这样，人类社会就发展到了一个任何事物都需要数据来记录和分析的时代。

二、互联网技术革命的实践张力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预言，计算机的诞生与运用，数字存储与传输、计算能力的提升，正在带来一场意义深远的信息革命。在《大数据时代》中，他阐明了大数据的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eracity(真实)这四大特点。上海求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platoguo在《大数据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思考方式》一文里，也非常精辟地概括了大数据的颠覆性影响，非常具有代表性。他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几个方面对小数据时代与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和转化做了阐述。

1．就研究方法来看，从“基于预设的结构化数据库”到“无需预设的非关系型数据库”。

过去，对数据的存储与检索依赖于能有效展示数据的整齐排列与准确存储的分类法和索引法。然而，数据的海量、混杂等特征无疑与预设的数据库系统相悖，如何从纷繁杂乱充满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数据中发现价值，需要新的策略。微软的数据库设计专家派特·何兰德(Pat Helland)在题为《如果你有足够多的数据，那么“足够好”真的足够好》的文章中，把大数据思维称为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再也不能假装活在一个齐整的世界里”。[1](P62)

2．就研究对象来看，从“随机样本”的调查统计到“全量数据”的全景分析。

人们发现，采样分析的精确性是统计学中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重要的衡量指标，而这种精确度同向变化于采样随机性，这是剔除主观因素的必然结果。该结果与样本的大小关联不大。无疑，这很好说明了随机采样的必然性与成功性。但是，人们也随之认识到，采样的随机性很难实现，主观因素或多或少会影响采样过程，这就必然导致结果对真相的背离。在大数据时代，全量数据成为可能，这就是我们能够站在更高的层级更为全貌地看待和分析问题，就能够发现过去难以获得的数据价值。

3．就研究结果来看，人们从追求“数据的精确性和结果的准确性”逐渐过渡到“数据的混杂性和结果的容错性”。

从绝对主义、绝对观到相对主义，人们对结果精确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转变阶段。在前者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追求通过那些排列整齐如士兵的数据序列得出确定无疑的唯一结果，难以容忍非精确；而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必然带来数据的混乱性，结果也未必那么准确。事实上，“执迷于精确性是信息缺乏时代和模拟时代的产物。在那个信息贫乏的时代，任意一个数据点的测量情况都对结果至关重要。所以，我们需要确保每个数据的精确性，才不会导致分析结果的偏差。”[1](P55)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量的扩张带来了新洞察、新趋势和新价值，“除了一开始会与我们的直觉相矛盾之外，接受数据的不精确和不完美，我们反而能够更好地进行预测，也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1](P56)

4．就研究内容来看，从分析因果关系的“为什么”到分析相关关系的“是什么”。

小数据时代，人们获得数据和分析、计算的能力有限，人们无法就研究对象的全景来分析和做出决策，这就使探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逻辑——“为什么”成为不得不遵从的必然选择。然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海量数据的获取、存储、传输以及处理等技术群的发展，人们会发现过去不被关注或被忽视的联系，从而提供了新的问题研究视野和有价值的预测指南，这就使探究“是什么”成为我们发现和了解世界的便捷途径，且能减少主观因素的干扰。此外，大数据的发展也导致了从“因果关系”到“相关关系”以及从“审慎的决策与行动”到“快速的决策与行动”的变化。在信息匮乏的小数据时代，人们热衷于采用因果关系范式来快速理解和解决问题。大数据时代，人们倾向于量化数据值之间的数理关系，去发现表面不相关的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度。

总之，大数据的目的就是让数据自己发声。“大数据时代开启了一场寻宝游戏，而人们对于数据的看法以及对于由因果关系向相关关系转化时释放出的潜在价值的态度，正是主宰这场游戏的关键”。[1]电脑、网络等技术工具的使用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宝贝不止一件，每个数据集内部都隐藏着某些未被发掘的价值。这场发掘和利用数据价值的竞赛正开始在全球上演”。[1](P20)

三、互联网技术变迁与社会分工的历史演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寻解“历史之谜”时，不但意识到“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2](P138)并且还意识到社会分工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并认为它是“大工业建立以前的最强有力的生产杠杆”。[3](P642)从“人猿相揖别”时的手足分工，到性别、年龄等因素引起的自然分工；从早期人类社会三次大分工，到人类社会的普遍分工。社会分工水平伴随社会结构、生产力水平以及社会功能的改变而变化，下文从社会系统*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在其社会系统理论中所提出三种社会类型：“分支式分化 (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层级式分化(strat-ification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参见 G.Kneer， A，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鲁贵显译，第181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的演变与测量、记录、计算能力即数据科学的发展来考察人类历史上的几次社会分工。

1．原始社会中后期的“分支型社会”三大社会分工。

原始社会是由家庭、部落等小型社会构成单位的社会模式。在该社会中，粗糙的信息获取能力能够支持人们对长度和重量等最为简单的测量与记录，进行初步的社会探索和社会改造。但简陋、粗糙，测量结果误差大以及测量技术的属地性等因素没有也不能够孕育更多更精巧的社会功能，因此也不存在更深程度和更广范围的社会分工。这一时期的分工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自给自足，社会成员通过原始的采集和畜牧而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种需要可以说是一种由模糊的数的认识和浅陋的对应关系即可匹配，没有交换，也不需要精确的量的关系与比例。第二，原始的“差序格局”，根据血缘亲疏远近来确定系统内部结构，这种自然的血脉延续显然不需要经过计算，也不需要DNA的识别技术，其活动范围也是囿于地域的局限。第三，根据血缘、身体的自然禀赋和德行来确立原始的“权威”体系，但该体系既不成熟、也不稳定，更没有体系性的心智模型来维持该秩序结构。无论是观念意识、技术手段，还是社会制度，都不足以产生成熟的社会分工体系。当然，历史上的三次社会大分工，还是成为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演进的助推器：畜牧业的分离、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以及商业和其他产业的分离，产生了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四大产业。

2．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的层级式社会分工。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社会分工得到国家制度架构的支撑，以血缘、业缘等因素为链接的家庭、行会等社会单位为依托，在一定层面上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和深化。某种程度上，相较于原始社会粗糙测量计算能力的进步是支撑这种深化的重要因素。不断完善并广泛运用的数字系统的诞生，提高了人类计量、记录和再现人类活动的能力。相对成熟的测量、计算技术使“测量现实”成为可能，这无疑为自然科学的诞生、为跨地域的社会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数字技术”支持了如下的生产力结构：第一，社会分工模式和程度与社会层级体系相匹配，受生产力制约，与之对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相匹配。第二，社会分工的深化和扩展有限，难以打破团体、组织或个人一身多职，一职多能的局面。在思想史上，人们已经开始较为系统和深入地反思经济社会分工等现象，并熟练运用概念对经济现实进行理性的把握与反思。如色诺芬在《经济论》里阐述社会分工思想：“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受市场规模制约。[4](P405脚注)柏拉图也试图从人的多样化需求来分析社会分工产生的根源，他认为社会分工是人的禀赋才能发展的结果。但马克思却认为柏拉图没有看到社会分工的决定因素和影响因素，认为其分析具有片面性。

3．工业社会的功能式社会分工。

现代工业社会以市场意识的多元和市场法则的契约化为支撑，由功能各异的社会领域、且领域间有明确界限和规则来构筑网络型的社会结构，领域间界限清晰、规则鲜明、独立自治、进出自主；领域内部具有自治和独立发展能力，这就拆除了阻碍社会分工发展的藩篱，为社会分工的无限扩展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必要的测度和记录时间、空间和重量的技术手段催生了具有独立性、系统性的测量科学，进而为物理学、数学、地理学、化学的发展，为地理大发现以及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提供了记录技术、测算技术，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也为这种思维能力提供了最为丰盛的经验素材。从而使这一时期成为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发展最为迅猛的第一个时期，马克思曾对此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P405)譬如亚当·斯密的“制针”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互通有无的交换倾向是分工的根源，而市场规模限制分工的程度和大小。穆勒则认为发达的交换是分工的结果。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演变”的角度对现代社会中分工不断深化的现象进行了探讨。涂尔干认为，分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分工不仅仅只出现在生产领域，还存在于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我们了解到劳动分工的规律不但适用于社会，而且还适用于有机体。”[6](P3-4)而马克思在认可斯密等思想家把社会分工视为交换发展和人类需求多样化的结果的同时，也看到了斯密等经济学家的局限性。在他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标志着人类从古代社会单纯的感性需要及其满足方式，过渡到有思想地认知人类“需要体系”并自觉地组织生产与交换形式。这种有意识的思想体系，初步构建了人类的经济学大厦，对作为大厦之基的社会分工有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认识。有两个方面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一是对现代社会分工的基础的分析。现代社会分工的基础是个人概念的发育以及“个人权利”的产生。虽然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一开始就是以“社会性群体”的形态出现的。但吊诡的是，在人类的演进历史过程中，个人主义获得优先发展，社会性却逐渐缺位。一旦“理性化的个人从具有统一信仰的社会有机体中脱出”，就产生了现代的个人观念和个人权利，从而个人追求自身发展、追求个人财富、追求个人价值的体现就变得理所当然，这样，市场制度的建立获得了来自于心灵的支撑。二是从发端于人类本能的“生物基因”到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文化基因”的形成及影响，使人类的分化与合作机制逐渐成熟起来。在生物个体和族群里天然地蕴含了合作关系，这是支配人类社会的重要因素。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合作行为，会逐渐演变为习俗、道德乃至信仰，逐渐沉淀出类似于“生物基因”的“文化基因”。该基因能使人类群体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保持合作的倾向与可能。

4．互联网技术革命下的社会分工。

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信息化、网络化、符号化和专业化，在产生吉登斯意义上的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的同时，又以新技术来“摧毁”和“替代”这样的系统。

首先，就深度和广度而言，社会生活领域间的壁垒被电子化的交流方式击穿，由此带来社会分工的大整合，表现为分工越来越细，分化越来越复杂，表现为越来越专业化的专家系统。该系统打碎了人们生活、工作的区域环境的限制，把人们牵引出来，并向广阔的外界空间延伸，导致吉登斯所谓的“脱域现象”。传统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社会交往必然被地域所限制，这种在具体条件中展开并受诸多限制的交往方式限制了分工的范围和程度。现代性的萌育，当地事件对远方事件的形塑，摆脱了时间、空间的束缚，使跨距离的交往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掌握各种专业知识和信息的“专家”突破地域壁垒，超越地域限制，打破传统社会架构制约，他们是现代教育和技术革新引起的复杂分化和高度专业化的产物。而他们的存在，站在各自专业领域的高地，在专业知识的催化下，使专业领域的分工的深化达到了历史的顶点；在新领域上的突破，又催生了新的职业和工种。

其次，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使“专业知识”不再被行业壁垒所保护，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默会知识”，这对吉登斯意义上的“专家系统”形成形式上的挑战。现代信息技术迫使行业专家面对更加透明的行业知识，使之与网络等信息平台的知识信息进行博弈。这将改变和调整人们在管理、决策等方面的理念。数字化和数据化使过去难以计量、存储、分析和共享的知识为所有人敞开了大门。这就好比为每一位能接触信息平台的人都发放了一本“操作手册”，可以按章操作，人们可以自己查验得了什么病，如何做菜，如何修理家电(当然，这样一种方式并不能替代行业专家)；另外，爆炸式的信息使人们无暇消化知识，并依据因果关系的传统偏好做出决策，而是从海量信息中发掘相关关系来做出决策。

再次，经验的作用和影响权重降低，转而依靠数据做出决策与反应，也就是说，人类从依靠自身判断做决定到依靠数据做决定的转变。社会繁荣和人类历史的进步基石是建立在因果推理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寻求因果的动力，人们就无法探寻物质现象之间、社会现象之间，包括法律现象之间的关系，他也就无法获得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然后，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行业专家和技术专家的光芒都被统计学家和数据分析家的光芒所掩盖。统计学家和数据分析家能够聆听数据发出的声音，其判断建立在相关关系的基础上，可以较为快速地做出判断和行为决策，从“审慎对的行为决策”转变为“快速的行动”。

最后，改变了知识的价值，从而引起了社会分工中在下一代的教育投入和工作技能的培训内容与方式。大数据正在重构我们的生活、学习、科研、工作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因为“过去确定无疑的事情正在受到质疑。大数据需要人们重新讨论决策、命运和正义的性质。我们的世界观正受到相关性优势的挑战。拥有知识曾意味着掌握过去，现在则更意味着能够预测未来”。[1](P239)一是数学知识、统计学知识、甚至是有少许编程和网络科学的知识由于在数据价值的发现方面的特殊作用，将导致这些学科门类传统社会地位的改变。二是非专业的“专业化”，即通过统计学等知识的运用，打破学科分界，呈现出学科之间的“跨界”现象。在2015年5月4日的“互联网大爆料”公众微信号中，有一篇题为“文科生终于可以被‘消灭’了”的文章*参见人人网，韩晓的日志链接：http://blog.renren.com/blog/239211924/791482704．。文章开篇就问“你羡慕那些出口就会吟诗的文人吗？现在可以不用再羡慕他们了！”甚至有位网友“yixuan” 算出《全宋词》的99个高频词汇，“熟记这些高频词，你就可以随心所欲进行创作了！”根据词频，得出了最流行的宋词就是“东风何处在人间”！

四、互联网技术与社会的进步

总的来说，社会分工的发展历程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所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们理解“IT”时，关注点是有所不同的，过去，人们普遍关注“T”——技术，而现在，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I”——信息上来。在以前，一旦完成收集工作，数据就只是作为存储或备份而存在，大数据使人们重新挖掘，从而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他非常清醒地看到信息与技术在当下的权重关系，并进而指出，“为了得到可量化的信息，我们要知道如何计量；为了数据化量化了的信息，我们要知道怎么记录计量的结果。”[1](P105)

1．数据不再是静止和陈旧的，在过去的数据中，隐含了当下与未来的选择项。

据考证，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记账人员发明了书写来有效地记录信息；在古代中国也很早就产生了类似于结绳记事之类的信息记录范式。而计算机的发明，使记录方式各异、进制不同的书面语言，转化为电脑可以轻松读取和处理的通用语言。这一技术使数据的存储和处理变得简洁易行，且成本节约，这就使数据的管理效率大幅提升，从“陈旧”数据中攫取“新信息”能力也得以提高，人们逐渐学会了从一切太阳底下的事物中汲取信息，比如从手机的地理位置、鼠标点击和停留时间、就医的医生诊断书等获取。通过量化的方法把这些内容转化为数据，激发这些数据此前未被挖掘的潜在价值。

2．数字不再只是数字，人类的经济生活逐渐从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

数据化和数字化不是一回事，数字化指的是把社会经济生活的描述以数据的方式表现，并能通过编码的方式用0和1表示出来，既用数字来标识，也可以用数字来计算和处理。正如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中所预言的：人类的生活是“从原子到比特”。从20世纪90年代起，从文本的数字化，到现如今的菜谱、道路信息、图像、视频、音乐等都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数字时代，比特超越了原子，成为世界的主角；今天，物联网又让比特与原子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实现了比特和原子的无缝连接。此时，重返舞台的原子已经不再是传统概念的原子，而是一个用比特武装起来的原子”。[7](引言)这里面有三层隐含信息：(1)虽然数字化带来了数据化，但是数字化与数据化是两回事情。数字化是通过编码实现对实物的文字描述或数字描述进行编码的过程，依据采样定理，在一定条件下，用离散的序列来代表一个连续函数，其实质是用“比特”来描述“原子”；而数据化则包括数据的采集和数据的处理过程。(2)数据化表征着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根本性转变。数据化使人们在意识到世界是由信息构成的同时，信息还起到了生产力增长乘数的作用。(3)通过数据化，人们就能对对象世界进行采集、存贮、加工、检索以及计算等处理。人们学会从数据的海洋里检索出过去未曾注意到的现象和关系，并且学会以一种新的、全景观察的视角来审视现实。

3．数据价值的再发现。

大数据科学的产生始于人类最大规模的单位时间数据的捕获能力，即样本选择的全数据模式使“样本=总体”成为可能，数据价值的挖掘使“数据发声音”。[1](P27)所谓大数据思维，“是指一种意识，认为公开的数据一旦处理得当就能为千百万人急需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1](P167)2009年甲型H1N1流感爆发时，谷歌在医疗系统统计结果前使公共卫生机构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数据信息，他们通过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以取代“没有分发口腔试纸和联系医生”，从而准确预测疾病的传播趋势。近年来，作为集统计学家、图形设计师、软件程序员于一体的“数据科学家”这一新的职业出现了，通过挖掘潜在数据库中的信息，来发现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让数据来“澄明”真实情况，让数据自己说话来揭示隐藏在数据中的秘密。

五、结 语

应当说，社会分工通过资本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的历史同构，获得坚实的物质基础、牢靠的政治制度保障和深厚的资本主义精神支撑。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把社会分工称为社会机能“微分”，而把社会有机性、密切性、稳固性的增加称之为“积分”，由此分析经济社会“分化—整合”的两个向度，“社会机能的再分之增加，或称为‘微分法’，在工业上表现为分工、专门技能、知识和机械的发展等形式；而‘积分法’——就是工业有机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的密切性和稳固性的增加。”[8](P288)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社会在分化与整合的两个向度上，分别获得深化与强化。而信息技术的飞跃，又使这种变化得以往前迈出一大步。

一方面，无可否认，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改变着原来的社会分工格局，为实现自觉分工提供了物质基础。人类的社会分工总是在一定科学技术条件下展开的，它是依据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资料状况、对劳动过程的合理分割以及劳动者的优化组合而展开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样态，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阶段，都决定了分工形态。因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也引起了生产部门的结构变化，在消灭一部分生产部门的同时又催生出新的生产部门。科学技术体系及其开发过程的复杂化、精确化趋势，使研究开发领域不断消灭或派生出新的分工。

另一方面，不要神化信息技术革命——尤其是大数据的神奇力量，也不要神话社会分工的伟力。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并不需要弄清楚“为什么”，而只要知道“是什么”就行了，“大数据的相关性将人们指向了比探讨因果关系更有前景的领域”，[1](P240)能够帮助我们以更优惠的价格买到东西，能以更快捷的方式预测舆情，能以更有效的方式教导人们，等等。但问题是，仅仅知道这些显然不够，科学的发展、知识的进步，更需要知道使“彼此不关联的事物”链接在一起，并具有某种关系的背后的逻辑。

[1] [美]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等．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 ．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7] 项有建．冲出数字化:物联网引爆新一轮技术革命[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8] [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责任编辑 陈翔云]

The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Social Progress of Internet

Su Jimi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lectric Power, Shanghai 200090)

internet technology; division of labor; social progress

In a “data reconstruction world, flow decide the future” era of “internet plus”.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leverage which “transforms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to the modern society” and can be “the accelerator of 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social change.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ractice path of internet technology, we can see the gener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revolution which is the widely used of computers and the internet, not only crack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eople’s thinking,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social and economic sustained growth, but also deepening the social division and integration of labor again, so as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It is like atomic fission produced by shock wave.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market will,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market spirit, but also links with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rhythm. To this end, the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digital human survival picture from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point of view, the subversive revolution effects of “internet plus”, deepening the logic paradigm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from Marxist philosophy.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互联网背景下的财富革命研究”(项目号：13CZX009)的阶段性成果。

速继明，上海电力学院党委办公室副教授(上海200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