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志

迂回与进入
——西方汉学家山东地域文化史研究的叙事策略反思

刘志

摘要:20世纪后期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由于受到西方史学新思潮的影响，大致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叙事策略:客观介入式叙事、主观介入式叙事，以及情境介入式叙事。这三种叙事策略在山东地域文化研究中俱有体现，其中，情境介入式叙事由于其在方法论方面体现出的优势而受到学界重视。

关键词:文化史;叙事策略;山东地域文化;汉学

美国汉学家柯文将二战后西方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划分为四种类型: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以及区别于以上三种，由柯文自己提出的中国中心模式。这一模式强调从中国历史内部出发来判断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和意义;重视研究对象的时空差异性，即强调不同区域和不同阶层研究，尤其重视下层社会和民间历史文化的研究;同时中国中心观还主张历史学科之外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综合运用，这比华勒斯坦成立古本根基金会倡导跨学科研究早了十多年。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模式也契合了“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还原精神。这也启示研究者要具有一种处理矛盾问题的辩证立场，也就是说，历史学家有必要在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普遍与特殊、整体与局部、外部与内部等对立情境中保持一种反思的张力和灵活性，当下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三种不同的介入历史叙事的模式(客观介入式、主观介入式、情境介入式)展现出不同的特性。本文拟从20世纪西方汉学家关于山东地域文化史研究的三个代表性文本分析出发，具体阐述三种叙事倾向的局限及优势。

一

按照华勒斯坦的分析，从18世纪到1945年在西方社会科学建制形成的过程中，历史学最先获得自律化形态，而其奠基者德国史学家兰克发展出一种客观介入式历史叙事模式，强调去探明实际发生的事。兰克主张“对客观、可知的现实世界的存在的强调，对经验证据的强调。”①[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17页。而且史学家要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努力从客观材料中寻找研究对象。这种介入叙事的方式假设了研究者的理性分析可以俘获历史的客观实在性。这种叙事的主体往往以全知全能的视点介入，并且叙事指向一种符合论的图像式再现。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历史叙事主体可以一种全知全能的理性姿态介入历史客体，完成对叙事客体的一种整体规划或意义发现。

韩书瑞的《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正是这一客观介入式叙事的体现。这是作者依照年鉴学派长时段历史观念对1680－1820年间清代历史总体研究的一部分，她针对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王伦起义与后来一系列白莲教起义并不相同的结论，力图通过史料的重新梳理(包括起义目击者的日记、叛乱者的口供以及官方奏报)还原起义的全过程，从这一事件的再现中进而分析清中叶民间教派组织与武装暴动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起义与以后一系列由民间宗教组织发起的武装暴动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这里，作者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预设支配了整个研究的过程和结论:即年鉴学派所主张的，历史从一个长时段看是连续变化的，这样的变化是可以通过每一阶段看似偶然性的事件(短时段)中所包含的必然性梳理得出。这与作者随后书写的《18世纪中国社会》联系起来看体现尤为明显。也就是说，从1662年清初山东徐鸿儒起义，到寿张王伦的清水教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八卦教起义，一直到后来的义和团运动，在韩书瑞看来，这一在时间和空间上看似无关的事件，其实从中可以归纳出清代社会由盛及衰的宏大演变过程，王伦起义正是处于这一过程的起点。这一事件及之后发生在18世纪后期的白莲教起义，正是清中叶社会衰变的开始。正是有着这一宏观叙事假定，叙事主体在还原历史时对材料的取舍貌似客观，但其分析又时时体现出被潜在前提假定左右的主观性:比如在论证王伦起义与当时社会经济关系不大时，作者只是选取了《寿张县志》中水灾导致饥荒的年份，起义爆发的1772－1773年并无自然灾害，而1770、1771年的大洪水虽然较为严重，但随后政府就有了赋税减免，尽管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里没有饥荒，但仍然存在贫困和饥荒，然而从这一前提中，作者却仍然牵强地认为这不构成影响起义的根本原因。而且在史料选择中，作者更为看重的叛乱者口供陈述，其得出的背景是清代严刑酷法的威胁(这些酷刑在卜正民的《杀千刀》中有着深刻的描绘)，这本身就使得这些口供的真实性打上疑问。

或许研究者本人对这些史料分析本身的客观性也缺乏自信，才会在结论部分多用“可能”“似乎”“或许”等闪烁其词的论断。正是这些含糊不清的叙事性分析，使这一研究不乏批评之声，如针对起义原因的分析，有学者批评，我们“看不到作者一个一以贯之，令人信服的观点。”①[美]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刘平、唐雁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至于学界普遍认同的王伦起义标志着清代衰落的起点，作者的观点与此相反，但论述时又前后矛盾。她一方面认为起义发生时清朝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都处于盛期，无法断定起义源自政治腐败和民不聊生这些与王朝衰落有关的原因;一方面又认为一个只有不足4000人的起义却足足用了一个月才被镇压，而且还是由于起义者自身的错误判断导致的失败，这不恰恰证明清代政治、军事已存在衰落的征兆吗?类似这种矛盾和含糊的叙事性分析在文中并不鲜见。这体现出客观介入式叙事在呈现历史真相方面的勉为其难，但尽管有着这么多模棱两可不确定的表述，作者受到总体史叙事框架的支配，仍然得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他能够为其教派能量的爆发寻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并通过叛乱造就一个完整的群体。而且我也曾提到，千禧年思想已经随时准备好鼓励、塑造并承认此类活动。”②[美]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刘平、唐雁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这样的一场影响深远的起义原因，被研究者最终简化为宗教因素了。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个简单化归纳?作者的理论依据来自于柯奈姆·布里奇的“千禧年活动源于竞争性环境”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宗教因素导致的运动，是因为参与者想要分享一整套指向特殊救赎过程的假设，而运动参与者往往被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精英排除在这一分享权利之外。用这种理论来解释白莲教系列起义，其逻辑是:教民由于无法分享到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儒家经典教育选拔出来的社会精英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权益，导致白莲教徒与清代社会精英之间关系的持续紧张。先不谈柯奈姆·布里奇理论本身的适用度问题(它可以用来解释宗教史上大多数占支配地位的宗教和边缘的异教之间的冲突)，就中国儒家宗法伦理占支配地位的世俗化民间社会而言，用这种宗教色彩浓郁的理论来解释清代农民起义，本身就有一种语境误置的嫌疑。事实上，这一学说远不如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中所分析的群众运动规律性原因具有解释的有效性。作者显然还没有完全跳出柯文所批评的冲击－回应模式的窠臼。事实上这与义和团运动对西方人的刺激有关，西方汉学界将其界定为“是西方人对非西方人的负面看法的典型象征。”①[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页。由此追溯其一系列中国民间宗教运动的起源，一度成为研究中国排外思想、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热点问题。在这一大的思潮背景影响下，《山东叛乱》的书写也多少带有了冲击－回应说不可避免的缺陷。

作者研究的出发点是力图规避西方主流清史研究的弊端，即“从偶尔爆发的有组织暴力活动中了解过去的民众，而不是通过构成日常生活经纬的个人活动”。②[美]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刘平、唐雁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也即是说作者希望从日常生活的历史具体性出发来还原历史事实。然而为何研究结果最终没能达到这一预期?历史事件本身总是沉默的，需要研究者以合适的立场介入历史现场，并通过自己的叙事和解释给出这些事件以意义。所谓合适的立场，就是要综合运用感性的体验、理性的分析和想象力在时空及精神维度上的延展，融入到历史事件本身之中，充分熟悉历史事件的特殊性，并从这些特殊性中归纳概括普遍意义，同时又避免将这种普遍性上升为唯一性和必然性。仅从客观理智立场介入叙事，很容易犯理性主义的简化错误——在处理历史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时，容易倒向后者。事实上这也是从柏拉图开始的形而上抽象的通病，“个别的椅子多多少少都是椅子这个概念或形式的经验表现。不管如何理解普遍性与个别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模式总是预先决定了普遍性优先于个别性。”③[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然而历史叙事不应仅从主体中推开客体冷冷地审视对象。面对王伦起义这一存在于档案符号中的鲜活历史事件，研究者过于客观的介入立场并没有真正融入到事件发生的情境之中，所以那些历史的具体性、丰富性和复杂性随着一个普遍论证的得出而从概念和逻辑判断的缝隙中溜走了。受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无意识的支配，韩书瑞客观介入式的叙事无论就方法论还是就研究希冀还原的历史本身而言，无疑都是一种简化。这也是大多数以客观介入式叙事来研究文化史时普遍容易犯的错误。

二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史学界涌现出重视社会史、微观史和历史美学化的趋向。这一潮流可以溯源到尼采强调的唯当历史学容忍被改造成艺术作品才有价值的观念以及克罗齐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柯林伍德宣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念。这些观念在当代有着表述不尽相同的回声:新文化史的倡导者林·亨特认为历史学应“被处理成美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社会理论的婢女。”④[美]林·亨特:《新文化史》，姜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而由第三代年鉴学派心态史研究和后结构主义史观演化出来的微观史研究，则强调“思想史的文献是有着文学意义的文本”⑤[美]林·亨特:《新文化史》，姜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页。;历史诗学的倡导者海登·怀特则宣称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虽分属不同领域，但实质相同;理查德·罗蒂强调任何叙事都只不过是能够把叙事者置身于其中的讲述，可以使他把自己与历史上的人物或事件联系起来，而建构这样的叙事能给作者一种存在感。在这样一种更强调偶然、主观情感和想象介入、反宏大叙事的后现代史学氛围中，诞生了一批经典的微观史学著作，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无疑也属此列。

这些微观史研究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将史料的范围扩大到了一切符号领域;二是在叙事上的主观介入姿态。史景迁最为人所称道的高超的叙事技巧和丰富的历史想象力正是体现。他的那些热销的历史书写往往被实证史学家指责为缺乏论证分析，缺乏对历史问题的独特阐释和理论归纳，所以也往往被调侃为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小说。这也是客观介入式叙事与主观介入式叙事的分歧，前者追求证实原则，后者强调体验原则。前者重视对史料的理性分析，而后者则强调的是狄尔泰式的人文史观——对于由人的各种意欲驱动创造的历史，根本目的不是去发现，而需要去理解。而要理解就不能囿于理性分析的介入叙事，还需要情感体验和丰富的想象力介入，这也是伽达默尔历史解释学的核心观念:在理解层面，艺术的真理、历史的真理和解释学的真理可以划上等号。正是从这一层面出发，史景迁对王氏之死的主观介入式书写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一叙事倾向在体验式描述、移情式想象、情节化编织三个方面都迥异于客观介入式叙事。

作为叙事主体的历史学家，尤其是历史传记的书写者，他需要有对所写对象内在心境的敏锐体验，并且有能够自由出入这一心境的能力。如在叙述蒲松龄的创作状态时，作者大量运用了主观感受性词汇，让人对作家的心态有一种感同身受:“在他最短的小说之一里以讽刺性的口吻描述”“他这样心平气和地告诉我们”“他在孤寂中写到”“他可以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来，重新捕捉那个将童趣和魔术加在一起的时刻。”这些叙述中的体验式描绘，作者也自由地运用到笔下所描绘的任一历史人物身上。而且当要叙述的人物命运引发作者极大地同情时，他甚至可以完全进入一种移情式的文学想象。在那段饱受争议的描写王氏被杀瞬间内心世界的想象中，作者完全抛弃了一个历史学家“史必证实、诗可凿空”的顾忌，大胆突破文学想象与历史想象的界限，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王氏死亡时意识中的幻觉:冬天盛开的荷花、香气四溢的卧室、温柔质感的情人、镜子般的阶梯、红色窗户的亭子、枝繁叶茂的大树、欢快歌唱的小鸟、晨曦中的树林和高塔、诡异的情人问话，死去的王氏“看上去几乎好像活着一样:严寒给她死去的脸上保留了生命的色彩。”①[美]史景迁:《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李璧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这些文学性描绘让一个村妇的死亡变得奇幻而美丽，这段文采飞扬的虚构想象性描绘不逊于任何文学名作，赞誉者会钦佩历史学家的人文情怀，史景迁自己也会辩护，他是在描绘一种可能性的历史，但也会给质疑者留下过于主观不严谨的指责。

从对历史事件的情节编织上看，主观介入式叙事与文学叙事有着更多的亲缘性。史景迁无疑也深谙此道，他所崇拜的史学家吉本、司马迁无不是讲故事的高手。史景迁所擅长的历史传记书写有着相同的叙事策略:以一个史料中发现的真人真事为叙事中心，在情节编织中融入历史知识，这些在《王氏之死》中体现尤为鲜明。作者的史料来源不仅有山东郯城的地方志、当时知县黄六鸿的日志，甚至还有虚构的文学作品《聊斋志异》，显然这也会让以客观化叙事为导向的严谨史学家诟病。而且作者对《聊斋志异》的依赖远多于前两者，事实上这种虚构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作者提供更多感性层面的历史人物生活的时代氛围、生活状态、心理意识。在具体叙事中，史景迁擅长赋予哪怕是最普通的事件以一个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如在讲述知县黄六鸿拘捕村霸王三的叙述中，从事件背景——由蒲松龄的小说引入介绍王三其人其事，事件起因，地里争吵，王三夜晚杀人(情节点);事件发展，被害人控告、王三阻止审判(事件发展受阻);事件进一步推进:黄六鸿迂回调查，王三仇家管明育答应帮助官府(情节点);事件高潮(捕杀王三过程)，黄知县设计，兵发贼窝，总兵不配合(受挫)，村民帮忙战胜王三匪帮，逮捕王三(高潮情节点);事件尾声，审判王三，郯城士绅逃离，王三财产消失。不难看出，这无疑是一个典型的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模式。在叙事中，王三飞扬跋扈的嚣张、黄知县运筹帷幄的智谋、管明育机智勇敢的冒险、乡民胆小怕事的沉默，一个个人物形象跃然纸上。重新让人领略到司马迁以历史讲故事的魅力。

然而这还只不过是叙述王氏之死这一故事的插曲。在讲述王氏死亡的背景知识上，史景迁运用了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为我们再现了一个故事发生的典型历史环境。从王氏与情人私奔(事件开始)、被情人抛弃又回到家乡(发展)、寄身庙里偶遇邻居高某(推进)，丈夫与邻居庙里争吵(转折)、丈夫夜里勒死王氏(高潮)、移尸嫁祸、黄知县设计探明真相(结尾)。这显然也是一个好莱坞叙事模式，不同的是这一主叙事的背景铺垫更为详尽繁琐。如在叙述王氏私奔不成又回到家乡，为给出这一行动的原因解释，作者细致分析了当时逃犯次文化，“逃亡在路上的生活并不特别安全，即使它是活跃而真实的。有微末之技的人受‘阴阳学官’的监管。……这批人包括一些居无定所的专门人员，如算命的、看卦的、看相的、测字的、变戏法的、驱鬼的、演戏的、扮小丑的、街头摔跤的、说书的、巡游僧人、道士、女牙医、接生婆、叫花子队伍的头领、吹喇叭的、打鼓的、吹笛的、制造鞭炮的、卖茶的和抬轿的。”①[美]史景迁:《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李璧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第96页。这一罗列仿佛把人带入了一个流民文化的历史场景中，在这样一个严酷的保甲制度和男尊女卑的社会中，被情人抛弃又无生存技能的王氏重回家乡就有了合理性。史景迁总能在叙事的缝隙中插入相关的历史知识。给主观性介入叙事提供一种历史背景知识的真实性。

然而这仍然免不了被质疑，在这些精彩编织的情节背后，有多少符合历史实情?尤其是情节编织本身往往就意味着赋予了历史一种意义理解，而这一理解在严肃的历史研究者看来，往往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关于历史深层的社会政治因素这些普遍性分析往往被史景迁所忽略了。但正如卡西尔告诫的，历史研究“从来不志在只为吾人展示一些纯属既往的存在;它是要教导吾人去理解那过去的生命。”②[德]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关之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25页。在进入历史人物内在世界上，史氏主观介入式书写的确更有优势。换而言之，客观介入式叙事更容易分析历史的普遍规律，而主观介入式叙事更容易呈现历史的内在精神。更甚之，在海登·海特怀特看来，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介入，任何叙事都免不了打上“文学性”的色彩，因为“叙事化产生的意义非常不同于编年史化产生的意义。它把一种话语形式强加于事件之上，这些事件通过诗意的手法构成了自己的编年史。”③[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49页。以上所分析的史景迁对王氏之死的想象性叙事就是这种史学观的完美体现。但无论海登·怀特的主观介入式叙事理论如何完美，历史的想象和文学的虚构毕竟不可能绝对画等号，诚如彼得·盖伊指出的:“在虚构的故事中也许有历史存在，但在历史中却不允许有虚构这类东西的存在。”④[美]彼得·盖伊:《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陈永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三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超越客观和主观介入式叙事各自的局限性，以一种理想的姿态介入叙事?也就是说，历史学家既要能以想象和体验充分地融入到叙事客体，又能抽离出来，客观看待对象?只有主观体验和想象的介入才能深入客体事件的内部，而只有抽身而出才能客观分析客体的价值，这就需要对认识着的主客体都要有充分的反思，才能契合辨证认识论的原则:“在社会科学领域，认识的进步意味着对认识条件的认识所取得的进步”。⑤[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页。而体现在一系列经典的微观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情境介入式叙事有其巨大方法论优势。这一叙事模式可以从三个思想家那里寻找到理论资源:狄尔泰体验式理解的历史解释学、保罗·利科内在化时间塑形理论，以及格尔兹“深描”的文化解释学。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为这一叙事模式提供了理想的分析文本。

如何以理想的叙事态度介入历史，狄尔泰给出的分析不无启发。他将历史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经历、辞令和理解，先有一个人或一群人把自己体验过的生活(A)以语言的方式、艺术的方式、或政治的方式符号化为(B)，而后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原则上就可以理解这一客体(C)，但前提是理解者愿意分享被理解者的经验和信念，并把这一经验和信念看作是真实的。⑥[英]格鲁内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隗仁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显然在这一过程中，最好的(C)发生在同样经历过(A)的人身上，这样的人也就可以直接以行动本身作为文本，他们也是被格尔兹定位为文化的第一级阐释者，按照他的分析，“人类学作品本身就是阐释，而且是第二和第三级的阐释(根据定义，只有‘本地人’才能做第一级的阐释:这是他的文化)。”①[美]林·亨特:《新文化史》，姜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3页。因为本地人最熟悉那些深藏在一个民族文化中的意义内涵。从时间体验角度分析，保罗·利科对时间“结构层次”中“深时性”的分析也关涉到情境介入式叙事:一个发生了的事件，在其中发生的客观时间是最表层的“内时性”，而从作为生命经历者的人的活动出发，关涉到事件过去对现在影响的时间，是一种“历史性”，真正经验的时间是一种“深时性”，这种“深时性”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验统一体。②[美]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诃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71页。如果说任何历史理解都要借助叙事的话，要想触及到“内时性”的叙事，先要有一种介入“历史性”的前提，这也是为什么亲历者会成为格尔兹所言的第一级文化阐释者的原因，他们最容易在“深时间”的经验层面展开叙事。这样的叙事也是一种情境式介入的叙事，叙事者需要不断在叙事客体之间以及叙事主客体之间形成介入与反思的互动，这种互动也与社会理论的常人方法学所强调的行动与社会、行动个体之间的微观互动有相似之处，因为只有在这一叙事，语境、行动、和理解的互动中才能获得一种自明性经验。这同时也符合将文化研究理解为介入“一个辨证的系统与实践，一个在其逻辑和空间配置上都自律与其他向度的社会生活向度”的观念。③[美]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超越文化转向》，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杨懋春在介入山东台头村的历史文化书写时，正是以这样一种理想的立场介入叙事的。作为格尔兹定位的第一级阐释者，作者叙述的正是自己所经历的生活，但他又是身居海外运用西方学术研究立场回忆性地介入叙事，这保证了对事件经验意义的阐释既有一种主观介入的真切体验，又有客观介入的超然态度。而且相比那些异域文化研究者，作者更容易获得“深描”阐释才能理解的隐蔽性文化意义。正如其导师拉尔夫·林顿所指出的，那些从人类共性去外在地观察一个社会文化的研究者，“在理解具体情境时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在这些一般化的因素和社区成员的公开行为特征之间存在着一个观念与态度的领域，正是这些隐蔽的文化因素给公开的行为提供了社会意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很多行为将无法理解。”④[美]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比如揭示村里的社会工作者施先生开茶馆失败的事件意义就是很好的例证:施先生看到村民每天都要走三里路到镇里喝茶很浪费时间，于是就在村庙里开了个茶馆，同时也提供日用品出售，还请来了一些村中精英人物在茶馆讲述当地农产品价格的信息，也有唱戏的、讲故事的，也提供喝调解茶解决纠纷的场合，总之镇里茶馆所能够提供的一切，细心的施先生都提供了配套服务。然而茶馆经历一开始的热闹，很快就没人来了，虽然又经历换新地方，还是没有开起来。在总结原因时作者分析，村民喝茶背后有着强大的传统，“人们遵循者几代形成的传统，不敢打破。许多人不堪负担，但如果他们连续几天不去集镇喝茶坐坐，立即就会成为谣言的对象，他们的财政信用会受到社区中每个人的怀疑，集镇店铺会拒绝赊欠或延长赊欠，朋友会避开他们或冷落他们，最后他们会陷入破产的危险。”⑤[美]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这显然是一种“深描”的阐释。而类似的分析在作者描绘家庭生活、社区生活，以及村落间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精彩体现。

由于作者身处海外，以一个西方学者所受到的学术训练来叙述自己早年成长中经历的村落生活。这就保证了叙事主体和所叙述的对象之间既是一种主客体的关系，又是一种客体存在于主体之中的关系。体现在时间经验上，就是作者所叙述事件中的经验都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共在的“深时间”层面被描绘出来的。比如作者提到的杨氏家庭关系(这里显然隐藏着作者自身的背景信息)，其中兄弟姐妹之间，既有身居海外的作者回忆中的关系，也有作者走出村子后给家庭所提供帮助的当下关系，还有身居海外在当地看来是“有出息”的作者，给家庭在村落所获得地位提升的反思。由于始终是一种处于“深时性”经验支配下的回忆性叙事，所以作者在叙述任何事件时，总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一个在场的叙事者的存在，也使其所叙述事件场景和意义具有一种不证自明的存在的真实性。比如在描绘天喜母亲去世时的情境，母亲的所言所行，在场每个人的情绪反应，以及小天喜当时的感受和情绪变化，营造出了一个家庭面对死亡的情境，很好地揭示了中国传统家庭面对死亡的观念。再比如对接受教育在村民中态度的分析，也是结合了作者自身的经历:以成绩的优异考上大学，最终留在大学当老师的作者，在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教育观念支配下，一开始并没有给作者的家庭在村子中获得多少地位的提升，只是后来随着作者给家庭在村里买了更多田产，翻盖了新房，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善。在对这一事件的叙事中，作者时时刻刻不忘融入对自己接受教育在思想观念上发生变化的反思，叙事成为一个人成长的心态史描绘。这种个人心态史叙事又和对整个村落文化生态的描绘和反思有机结合，营造了一种个体与群体、主观和客观、历史和当下汇织交融的文化“情境”，这一“情境”又具体体现在对家庭劳动、纠纷调解、邻里闲言、茶馆娱乐、民兵抗敌、学生求学等小叙事情境的之中。由于有着叙事主体经历的真实性，这些叙事情境也会带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性经验。最重要的是，这种经验不同于客观介入式过于理智的外在性，也不同于主观介入式过于主观的虚构性——情境介入式叙事所提供的经验本身具有一种自明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亲身经历式的情境式叙事所提供的经验都具有自明性。比如柯文在研究义和团时提到的经历的历史就与此不同，义和团运动参与者的叙事只是一种无反思能力的历史讲述，有着个体介入历史的主观局限性。当然，也不能保证所有历史学家书写的自身经历的历史都能体现一种自明性经验，但这类历史书写确实更容易达到这一目的。退而论之，也并非说历史学家不可以用情境介入式方式书写非自己经历的历史，或者说这种书写无法呈现历史真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就是非经历的情境介入式书写的成功例证。从那些成功的情境介入式叙事可以获得的启示是:一是研究者要找到一种以想象力开启进入事件(或行动)发生现场(狄尔泰的情境式理解)、以领悟力穿透事件内部的经验(保罗·利科的内时性)、以叙事把这一经验阐释出来的研究途径(格尔兹的深描)。其次，最普遍的对情境介入式叙事的指责是其呈现的过于具体化、无法获得一种普遍性的意义，比如杨懋春对台头村那种善恶分明的和谐的伦理氛围的分析，就不一定适用于当时所有中国乡村，你可以指责其不具有普遍性。但相比其他介入叙事立场，情境介入式叙事所呈现的经验，往往在具体性中蕴含着普遍性，如对台头村处理矛盾冲突方式的叙事中，具体性中包含着普遍性。正是这种具体性使其具有一种抵制任何理论无意识和逻辑分析导致的决定论的天然免疫力，体现了“语境主义只不过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面”的道理。①[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49页。

在当下历史文化研究中，主观介入式叙事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成为一时风尚，客观介入式叙事在学院化领域中仍占有主流地位，情境介入式叙事随着在《蒙塔尤》《不轨之举》《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虫》《屠猫记》《梦醒子》等微观社会文化史经典著作中越来越多成功的运用，因体现出其方法论层面的优势而受到学界重视。

[责任编辑刘宗迪]

作者简介:刘志，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副教授(山东济南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