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首语“发展性”新政与“管理性”新政

本刊编辑部策划了2015年我国传媒行业“十大新政”和“十大事件”的内容，这既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继承。

分开来讲，这“十大新政”，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发展性”的政策法规与“管理性”的政策法规。《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三网融合推广方案》等五条新政应属于“发展性”范畴；《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主持人和嘉宾使用管理的通知》《互联网用户帐号名称管理规定》《关于当前阶段IPTV集成播控平台建设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2015年修订）《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通知》则应属于“管理性”范畴。

“发展性”与“管理性”具有不同的特点：“发展性”新政一般总是先提出发展的背景、发展的目标、发展的任务、发展的政策与措施，等等，以使用“推动”“推广”“推进”“意见”等用语为多。“管理性”新政则一般是提出发展中产生的、需要管理加以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提出管理的对象和内容，管理的办法和手段，管理、处置和惩戒，以使用“通知”“规定”“不许”“禁止”等用语为多。管理性新政服务于发展性新政，发展性新政离不开管理性新政的关系。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2015年的“发展性”新政主要是围绕着互联网和大数据进行的。这从客观上反映了互联网和大数据作为工业革命4.0的标志，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已经全面地、整体地影响和改变了我国原有生产力的结构与系统，从而开始提升和发展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水平，从而在实际上影响和改变着、提升和发展着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党和政府正是从这种变动着、发展着的客观实际出发，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提出并规划了吸纳和借助新型生产力的系列举措和扶持政策，从而促使传媒业走上改革创新的快车道。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这种可能的生产力充分地转化成为现实的生产力。

2015年的“管理性”新政也主要是围绕着互联网和大数据做文章的。这种“管理性”既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本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也表明在生产力本性张扬过程中所产生的效应，人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对其有利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有利于人们精神和身心健康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规划及有效的政策加以利用和提升，使其从盲目状态进入必然和相对自觉的状态。对于其有害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有害于人们精神和身心健康方面，我们则借助科学的梳理和有效的法规加以禁止和限制，使其负面的、非理性的东西不会因为迎合人们弱点的需求，而肆意泛滥，大行其道。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抑恶扬善、激浊扬清的努力中前进的。

“发展性”新政和“管理性”新政，其实正像一部完整的汽车具有发动系统和刹车系统一样，是一个常态的社会、一个按照自身逻辑运行的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当一种新型的生产力被发现和发明出来以后，这种不可遏止的发展趋势与其要求被管理的特征的矛盾就表现得愈加突出和迫切。这就对于整个社会的运行提出了要求，对负有社会发展责任的领导机关提出了新的要求，相应地也对产生于社会需求、服务于社会需求的媒体及媒体人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媒体和媒体人首先是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受益者，同时又是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受害者。于是面对双刃剑的效应，必须妥善解决好自己融合发展的问题。一方面，媒体和媒体人要克服对新技术、新业态的恐惧，努力实现自己对新技术、新业态的驾驭，从而成为新技术、新业态的主人。另一方面，必须要学会弹钢琴，把自身的转型升级与社会转型升级有机结合起来，弹奏出悦耳动听的乐曲来。既注意报道好已有的“发展性”新政的实施情况，弘扬“发展性”事件的积极影响，又注意报道好已有的“管理性”新政的实施情况，传播“管理性”事件的正面影响，更注意在这种弘扬和传播中，为“发展性”新政和“管理性”新政提供更生动的案例，更丰富的资讯，使“发展性”新政与“管理性”新政借助我们的媒体和媒体人，不断地获得新的成绩和新的推动。

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