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振濂

定义民国书法

◇ 陈振濂

陈振濂主编《民国书法》，河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出版

通常我们认为，民国书法是一个断代史的概念：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书法史，续到民国，在时序上完全是顺序而生。那么，中国五千年历史十几个朝代接续下来，到民国也就是一个断代史的含量而已。与宏观的五千年相比，民国书法史只是其中一个链、一个环节而已。它肯定比不过汉唐、宋元各代横跨三四百年的断代，它充其量只有五十年（作为一个断代，它除了民国元年至三十七年这38年之外，追溯其来由，或可再上溯清末从1895年到1911年这十几年，与38年合为50多年）。这样一个五十年的断代，怎能比拟于唐、宋数百年的历史？亦即是说，即使以每一断代论，民国前后这50年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在绝对体量上也完全无法比拟高攀之。即使是取“近代”概念的百年，相比之下，也还是一个非常弱的、常常被理解为不重要的所在。

但我们所拥有的“史观”，却据此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近代书法史与民国书法史，是一个堪比浩瀚五千年古代史绝不逊色的极重要的所在。这50年书法所经历的变迁，诚可谓是“历千年未有之奇变”。它所遇到的很多历史疑问与时代挑战，都是几千年古代史所从未遇到的。仅仅用古代书法史的现成经验，根本无法解读、解释、解答这50年所遇到的新问题。而这些古代书法史未能解释的书法现象，正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各个学术聚焦点。它构成了一系列思想命题：“1.书法的文化根基的变迁：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古诗文到语体文，以及标点符号的应用。2.书法的行为方式的变更：从右起竖式到左起横式，从日常书写到技法表演。3.书法的工具材料素材规定的变异：从毛笔字到钢笔字，从繁体字到简化字。4.书法展现方式的变革：从书斋文雅到展厅竞技，从书写技法到视觉形式表达。5.书法观念意识的变化：从习字（文化技能）到书法（艺术表现），从立足应用转向审美观赏。”

古代书法有简体字吗？有展览会吗？有钢笔字吗？有标点符号吗？有书法的科班训练吗？有用写字来表演作秀吗？如果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普通、稀松平常的现象，在古代从未有过，那还不足以显示出民国书法是一个亘古未有的大时代？更进而论之，古代有书法结社参加协会吗？有书法报刊微信信息交流吗？有书法的科班高等教育吗？有书法投稿动辄数万件的评审吗？如果这些也都没有，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可能从古人那里获得现成答案。但民国书法却不一样，由于西学东渐、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种种大文化大政治的环境转换，在这“千古未有之奇变”中，民国书法（包括此前的清末）却构成了一个新旧转型过程中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孕育期、衔接期与发生期—它背后的来源是古代书法的已有固定形态与模式，它所面对的是从未有过的、并无现成答案的新挑战新问题。

民国书法（扩而为近代书法）的价值与意义，正是在此中凸显出来。在这个领域中，图像资料即民国书家的作品是第一位的，而文献资料即关于传记、著作、论文、随笔丛札、期刊、报纸是第二位的。倘若再深入了解，则书法家之有官员、学者、遗老、商贾、军人、文学家……丰富多彩的社会各阶层的覆盖面。又书法作品除篆隶楷行草外，仍有对联、尺牍、中堂、横披、册页、扇面、碑志、匾额，颜、柳、欧、赵、苏、黄、米、蔡、大小二篆、颠张醉素，乃至于龟甲兽骨西北汉简敦煌残纸魏碑墓志—这些，都是民国独有的书法形态。如果纵向看书法史，那么龟甲兽骨文字、西北汉简隶书、西域敦煌文书这些内容，在民国以前的书法中都未曾有过，因为当时还未有出土面世。即使是魏碑墓志摩崖造像记的流派新风，也是通过赵之谦、张裕钊、康有为、沈曾植、李瑞清、曾熙、陶濬宣、胡小石、萧娴、沙孟海等从清末带入民国书坛，在此之前的唐宋元明和清中期以前，其实也未曾有过。至于从书法形式上看，民国前后，对联、匾额、手札、扇面为四大渊薮。对联书法在京沪广受欢迎，士子商贾、官僚遗老，人皆以书房有一副名家对联为荣，市场需求极大；而匾额书法则应因于厂肆市招，遂成街衢坊巷市廛商铺一大风景，自然也是极受追捧。我最初很奇怪民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各色对联传世，后来想想，当时书法能走进千家万户市庶士子之书斋的，就是这个对联；而书法得以走进各色市场经济商贸活动的，也正是这个匾额招牌，故尔民国书法之社会性、普及性的体现，自有其特殊的形式管道—除手札尺牍这些纯实用的样式之外，对联与匾额，相比之下，正是极其具有“民国范”而为它时代所不及的。

时下我们正大声疾呼要新提倡自然的“日常书写”，以祛今日书法抖擞做秀、故作姿态之弊。而民国时期大量书法遗迹，正是这些书札便条尺牍册页记衣食住行晨昏朝夕，它们正是最典型的“日常书写”—秦汉晋唐的书法，是正规严重的石刻碑志对比于“日常书写”；宋元明清的书法，是手卷中堂条幅的肆意挥洒对比于“日常书写”。民国时期，当然也有楹联匾额的对应于“日常书写”。但正因为其后钢笔字取代书法的“日常书写”一翼，书法被逼只能在条幅对联中堂手卷这些非“日常”的环境中存身，故尔解读民国书法，正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它是纯粹“日常书写”文化形态的最后一站，再往后到当代，伴随着学科教育、展厅文化等诸多转型，书法终于摆脱、抛弃、遗忘了“日常书写”而走向纯粹艺术形态。以至于我们今天还要再费心费力去重新提倡“日常书写”—既要重新提倡，自然就证明此前的衰落与消亡。换言之，以前信手拈来的常识，变成了今天必须特设的目标了。而民国书法，正在此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转折点与交接点的重要角色。

我在20世纪80年代对近现代书法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曾写过一部25万言的《现代中国书法史》，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后来在编辑“大学书法教材集成”15册时，还不忘单列一册《近现代书法史》以证我认定的50年民国书法史其含量绝不逊于五千年古代书法史的观点。 但其时颇感困扰的，即是现存作品资料的不全面不系统，还有文献资料的缺乏梳理。这次看到河南美术出版社下决心在原有的资料成果基础上再登新高，反复切磋往还，增益补漏，遂成目下这样一部三大册的资料总集。责任编辑白立献来问学于余，遂深感学术进步一日千里，我辈未可有丝毫懈怠，有此巨纂，正足以造福学林、嘉惠来者，不得不击节称赞之。

（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周俊杰著《挥云斋荟要》，河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挥云斋荟要》系列丛书为周俊杰先生30多年书法理论研究及书法创作分类文集，共分12卷。其中，书论文6卷，创作6卷，源起于当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周俊杰先生对当下书法创作、书法理论的关注，以及作者周俊杰在30多年书法复兴中始终以敏锐的视角，站在历史的潮头，并以独具的审美情怀、宏阔的文化视野、幽邃的哲学思辨，阐释着一个书法的大千世界。其运思深远，深契艺术根脉；笔墨练达，意全书道万象。该套图书不仅系统地反映出周俊杰先生的书学脉络，同时也收录了周俊杰先生的评论、随笔。特别要指出的是，周俊杰先生站在历史文化担当的立场上，对书法学作为当代学科的关注。周先生独具的开创性意义，在于他为年轻的学者们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引领方向，他建立起的书法文化意义上的研究体系及其所具有的开放性，将成为后来者的参照。同时，该书囊括了作者在书法创作方面取得的成绩，特别是作者在隶书、草书方面的代表作品。

任军伟著《中国绘画大师经典·查士标》，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该书第一部分讨论了查士标的生平和绘画艺术，是全书的核心，著者不仅厘清了查士标的身世，又根据当时人们的诗文，对“新安四家”的内涵以及四家之间的关系做了细致的分析。特别是前人对查士标的画风渊源往往语焉不详，作者则从存世画作入手，辅以对查士标和众多时人题画诗、题跋的细读，指出查士标转益多师，风格来源于北宋的董、米，元代的倪、黄，明代的沈、董，以及与同时代画家的互动，给予查氏画风的渊源和艺术特征恰如其分的解读。该书的第二部为查士标绘画作品欣赏，在这部分，作者向读者提供了这些年来他收集到的查士标绘画精品彩图，并且每张附图都包含画名、材质、尺幅、收藏地、款识、印鉴等信息，成为查士标存世画作较为全面而又规范的著录。第三部分是年表，为读者提供了查士标主要生平活动一目了然的直接线索。最后是原始文献，包括查士模（查士标的胞弟）的《皇清处士前文学梅壑先生兄二瞻查公行述》，以及清代至现代作者傅抱石等撰写的各种查士标传记、康熙年间刊印的《种书堂遗稿》《种书堂题画诗》。对这些种文献，作者都做了校点，便于读者使用。诚如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白谦慎先生在序言中所说：“该书汇研究、作品、年表、文献于一编，在展示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资料的便利。”

吴企明编《题画诗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题画诗以其特殊的文献和艺术特质，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题画诗滥觞于晋、南北朝，长足发展于唐五代，至两宋出现了兴盛局面，风行于元明各朝。至清代，诗学和画学的发展均臻鼎盛，在此沃土上发展起来的题画诗异彩纷呈，出现了很多质量很高的题画诗。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陈邦彦所编《历代题画诗类》，是一部汇集唐、宋、元、明题画诗的总集，唯缺清代，后世亦无人继其踵，仅于近代有几部题画诗的诗选。苏州大学教授吴企明先生一直致力于诗词研究，尤以近几十年来，积极从事清代题画诗的搜罗与研究，集数十年之心力编成《清代题画诗类》。《清代题画诗类》选取有清一代三百位重要诗人的四千余首题画诗，涵盖各种题材、各种画科、各种体式，以期呈现清代题画诗的全貌。是书编著体例大致仿《历代题画诗类》，以类编排，仅于画科分类略作调整。其编排顺序依山水、名胜、故实、闲适、古像、写真、行旅、羽猎、仕女、仙佛、神鬼、渔樵、树石、兰竹、花卉、花鸟、蔬果、禽鸟、走兽、鳞介、草虫、宫室、杂题等二十三类，厘为六十卷，同一画类下按诗人生年编排，不明生卒年者，附于同时代诗人之后。每首诗后注明出处，书后附录画家、诗人小传及索引，以便读者查考。目前，尚未有关于清代题画诗总集的问世，《清代题画诗类》的问世将会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为清代诗歌的研究提供更多、更全面的资料，并为诗画结合的美学发展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张翀著《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豆卷》，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青铜容器器类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对觥、盉的研究，而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研究青铜容器器类，则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先后有爵、方鼎、盨等器类的专门研究。本书作为专门的研究之一，对青铜豆的产生及发展的过程、特点、流变等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其中，作者详细分析了青铜豆的分期断代、地域分布、纹饰铭文等，对了解商周时人对金文的使用、学习金文书法、了解青铜豆有很大帮助。

苏庚春著、朱万章编《犁春居鉴稿》，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苏庚春（1924—2001）是现代有名的书画鉴定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犁春居”是苏庚春晚年在广州的斋号，全书收录的多为其晚年的读画笔记。编者朱万章有幸在苏庚春人生的最后十年，亲承謦欬，获其教泽。这期间，朱万章受苏先生夫妇委托协助整理画案等，不经意间发现苏庚春先生的信手札记，经其首肯后，很快就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整理一批出来，陆续刊登在《中国文物报》及广州文史馆主办的《文史纵横》，在业内引起热烈反响。2001年苏先生驾鹤西去后，朱万章又在其书桌下方堆杂物处发现了一批写在宣纸残片上的手稿。除了以上材料，朱先生还从苏庚春题跋、书信中选取了相关材料，既涉及书法、印鉴，也谈到绘画、砚台，既论及书画家，也论及作品，既谈时代风格，也谈个性特色，几乎囊括了书画鉴定的各个层面，进而编成《犁春居鉴稿》。有理由相信，在学术界和书画鉴藏界熟知的张珩的《怎样鉴定书画》、徐邦达的《古书画伪讹考辨》、谢稚柳的《鉴余杂稿》、杨仁恺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之外，苏庚春的《犁春居鉴稿》必将成为与其相得益彰的现代书画鉴定学范本。

责任编辑：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