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体自由，还是统一定制？

樊波专栏

今天几乎没有人会觉得画家的自由出了问题，尤其是与前一代画家（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画家）相比，当今画家大约也认为自己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境地。有谁对此提出疑问，定然会引来一片诧异。

其实问题没那么简单。有人提议应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现状加以反思。我认为这种反思应当与20世纪新时期以来的美术变革历程，甚至应当与新中国以来的美术发展历史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才是有效的，反思和考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自由状况和自由实现的程度―对于绘画而言则是创作中的个体自由问题。

新时期以来中国美术所获得的成就难以备述，但它在思想上的一个极为珍贵而突出的标志和成果，就是自由感的获得。当然这种自由感的获得并非是由美术界单独完成的，而是由当时整个思想界、文艺界共同争斗的结果—从“文革”的政治禁忌中，从对人性长期压抑中，从与世界文明封闭格局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奔向自由的原野，其间经历的艰难、反复和转合至今令人难以释怀。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学特别是诗歌最先也最敏锐地开启了第一道自由的曙光：“不要说了，我不会屈服，虽然我需要自由，就像一棵草，要移动身上的石块”；“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画出笨拙的自由，画下一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一片天空。”正是这些朦胧的诗句在以手抄方式流传之际已然预告了自由的前景不可遏制的降临。而诗人北岛（包括舒婷）那些鞭挞性、格言式的诗句更是宣布了“禁地”将不是“自由的结局”，“自由的风”无法“阻挡”，“飞翔的灵魂”将不再“监禁在自由的门槛”，“自由”即将“写在大地”。几乎是同时，美术界的“星星画展”和现代艺术的风起云涌，继朦胧诗后的“崛起的诗群”，理论界反“异化”的人道主义抗辩，加之小说、电影和音乐的全方位展开—从《班主任》到《原野》，从《红衣少女》到《红高粱》，尽管还有争议和挫折，但这时的“自由”已不再是“笨拙”和“流泪”的伤痕形态，而是全身心闪耀着感性的光辉沐浴在新时期的历史天空下。而对这种“自由”的精神内涵作出深刻哲学阐发的是名播当时的李泽厚。他提出以康德的“主体原则”代替黑格尔的“必然规律”，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赋予了新时期“自由感”一种理性的灵魂。

但今天思量起来，新时期所获得的自由感从总体上看并没有达到或上升为一种真正理性的思想高度，它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一种变革、反叛的状态以及由此而激发出的主观意念之中。尽管也有伴随而来的令人振奋的冲动和行为，但却并未能积蓄足够的历史力量在遭遇坚硬的现实面前避免束手无措的境地。照康德的观点来看，它还只是认定“自由”为先验的合法和天然的权利，或者说它只是将这种“应当”自由的力量初步贯彻到现实世界，但却并没有能够全然转化“实践自由”和自由本质的真正实现。我们当然不会否认以这种“自由”为基础所获取的丰饶的感性成果，以及相应的理性探求的业绩—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这一成就和业绩，它构成了未来自由之途的一个重要起点。然而只要这种自由感还未能以客观的制度化的形态加以建立和巩固，还未能以政治实践的方式彻底完善起来，从而彰显出其完整的本质内涵，那么这种自由注定只是一种“片面的自由”，这种自由必然就会面临夭折的风险。英国思想家哈耶克指出，个体自由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就是相信人应当发展自己的天赋和爱好”。对于艺术创作而言更是如此。很显然，艺术自由所要求的个体“看法和趣味”“天赋和爱好”，这种个体的艺术自由所应有的“至高无上”地位，是不可能建立在片面自由的地基上的。新时期这种自由的局限必然制约了艺术的审美高度，自由的无限可能性还没有条件呈现为艺术的现实。对于新时期的艺术家而言，自由之途还有一大半的路程要走。

我一直认为，新中国的美术（以“文革”结束为限）获得了很高的成就，这种成就所达到的艺术水准，在不少方面不仅是新时期而且也是新世纪以来的美术所无法企及的，因此这一时期的艺术与自由的关系就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历史景观。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统一制定”的时代—统一的经济体制，统一的政治结构，统一的思想倾向，统一的文艺方针，它挟带着因战争胜利而拥有的巨大的历史“惯性”和能量，从而使这种“统一定制”获得了无可辩驳的合法存在，并通过相应的政治权威和领袖意志集中地体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统一定制”，这种政治权威和领袖意志可以视为“自由”实现的一种历史方式。而当人们一旦认同这种“统一定制”、这种政治权威和领袖意志，并且这一认同并非被动地而是高度自觉地将个体的全部激情、想象和理想隶属、融汇于其中时—这一时期的艺术也正是以其主动隶属、融汇的姿态以及仿佛作为历史选择的当然角色出现时，个体的创造就会在“自由”实现所提供出的巨大的现实空间中幻化为一种审美高度，一种时代风格和崇高境界。这一时期不少作品透发出来的那种自信、乐观，那种意气风发和欣欣向荣的气象都是很好的明证。这在当时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中得到极为鲜明的反映。但应当说，由于“个体”过于依附于“统一”，过于服从于权威意志，使得这一历史情境中的“自由”状态是极不完善的。个体应享有的“看法和趣味”“天赋”和“爱好”在这种依附和服从关系中已难有独立伸展的余地。一旦稍有偏离，一旦“个体自由”与“统一定制”脱节以至相违，就会遭到来自政治权威的否决—新中国成立早期十年内思想界、学术界所展开的一系列批判举措表明，“个体自由”与“统一定制”之间存在的天然间隙和矛盾，个体无条件地隶属、依附和服从只能使“自由”沦为历史被动的工具和手段，成为政治权威和领袖意志的黯然的传声筒。个体的趣味、爱好和幻想只能压缩在狭小的空间内幽幽地生长，而无法成为一种充满自主活力的、普遍的力量。不少美妙的欲望被压抑了，更多的创造冲动被窒息了—这种压抑和窒息对于艺术而言，似乎主要着眼于“内容”观念，而非“形式”表达，因为“内容”观念与“统一定制”、与政治威权和领袖意志直接相关（当然当形式表达改变和影响到内容观念倾向则是另一回事）。所以不难理解，这一时期的文艺虽然有所发展，但却是以严重不平衡为代价的。像与“内容”观念息息相通的文学创作，大部分作品今天看来已无法卒读。而更多诉诸的形式表达和更多接近自然的审美抒写的绘画艺术（如山水画）却取得较高的成就。如再细究起来，山水画的艺术水准要比与“内容”观念联系更为密切的人物画明显高于一筹。至于思想界显然大多成为“统一定制”的简单注脚，它在“内容”观念上任何超越的建构注定只是一种“自由”的妄念。这种状态发展到“文革”则已演化为一种畸形荒谬的地步，因而总体来看，这是一个“残缺的自由”的历史时期。

毫无疑问，这种状况在“文革”结束后，在新时期来临时被打破了—从那时算起至今已约有40年，从新世纪算起至今也有16年，画家的自由境况当然大大改观。很难想象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情形还会复现。但我想说，如今人们对新时期以来所获得的自由和思想成果并没有很好地珍惜和守护，并没有从那一自由的基点真正有效地推进，而倒是进一步却退两步。或许金钱名利是造成这种退步的一个原由。英国思想家霍布豪斯说：“名利作为一种劝诱手段”，“不仅毁坏了真理的成果，而且还毁坏了产生于人们内心的真理的根源”。这一“根源”就是个体自由。然而其实金钱名利本身可能并非是腐蚀自由的原罪。在正常情况下，充裕的经济条件还可能推动艺术的自由张开更为美丽的翅翼。只有当金钱名利以“统一定制”的方式而驱使之，才会对自由的本质加以戕害。如果说，新时期的“自由”情境十分类似五四时期的文化状态的话，那么如今的自由情形又仿佛回复到“统一定制”的年代。当然不可能是完全亦步亦趋势的回复，但却是一种形离而神似的回复―曾经的“自由”之士如今可能成为自由的对手，昨日的反叛权威的自由今天可能俨然已成处置自由的权威，一度鄙弃的、阻碍诗意自由表达的体制权位现今已让人对之产生无法克服的迷恋，往昔因自由而拥有的青春激情、蓬勃的创造活力却在意兴阑珊的人生况味中自甘平庸。以前的“统一定制”是以巨大的历史感召力量将自由个体吸纳其中，如今个体却怀着隐密的窃喜让自由如祭品一样奉给“统一定制”的高台；昔日在“武器的批判”中将自由置于死地，而今则无须“批判的武器”就顺从地将“自由”双手供出—你看看当今美术界有那么多的“统一定制”，有那么多统一的协会、组织、计划、指导，有那么多排列有序、结构井然、眼神中流露出不官不僚神色的人员端然而坐，你就能知道“自由”被悄然而可耻的“收编”了，你就会明白曾经的“自由”已然退化到什么地步。如今我们或许在中国当代艺术中还能看到似曾相识的自由的身影，但也有被“统一定制”收入囊中的可能。记得英国思想家哈耶克说过，这种“统一定制”往往是由那些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观念，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原始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的人构成的。由此你即可，这种“统一定制”对艺术的自由是多么有害，对自由的个性是多么有毒，由这种“统一定制”派生而出的名位、利益之争对艺术的自由构成了多大的威胁。这种威胁不是直接剥夺你的外在自由，而是侵蚀、软化你内在的“自由”骨骼。你似乎拓宽了自由的边界，但却根本无法高高地举起无羁的自由的旗帜。你可能会在“统一定制”中获得丰厚的资源，你可能意满自得而似有一种俯瞰全局的视角，但却无法深切感受到地下涌动的自由的热流，你的精神处于一种板滞、无聊的状态，你因此创造出来的作品尽管宏大、华美、技巧娴熟，但却陷入一种整齐、划一和平庸的窘境。还是举一个具体的音乐例子吧。我曾聆听过一盘阿炳《二泉映月》的录音，其嘶哑、纯朴的琴声一下子就将我引入到一个苍凉、孤寂的世界。后来我又看到一个乐团演奏同样的曲目，乐队阵容华丽，主奏者技巧精良，各种配器以及灯光、音响和服装效果一应俱全，灿烂炫目，但《二泉映月》的神韵却变了，从阿炳琴弦中流泻出来的那种苍凉、孤寂的意境不见了，那种仿佛将你的灵魂随着嘶哑乐音一点点地抽去，从而使人全身心沉浸在月色泉边的迷离感觉消失了。我曾经无数次驻足在先辈大师作品前心中激荡起如同聆听阿炳录音一样的感受，如今在众多展览的作品中却无从再度寻觅。原因只有一个—自由的沦丧。

宋文治 山居泛舟 33cm×44.5cm 纸本设色 约20世纪80年代

无论何时何地，“自由”都不应被指导、被计划、被组织、被“统一定制”的。自由是什么？按照哈耶克的见解，自由的基本内涵，如从负面意义上看，就是社会中他人强制被尽可能地减到最小限度；而从积极意义上讲，则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决定和计划去行动的可能性，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己确定其行为方式以及依据自己所执着追求的目标去行动。依我看，自由就是个体化的、差异性的、赋有批判天职的并由此激起创造的无限可能和不断汇聚为新的历史必然，就是限制或缩小“统一定制”的自由范围以使“个体自由”按一定规则—哈耶克有个很好的比喻，这种规则如同交通路标而不是对人的行走下命令—充分展开竞争的方式，从而将人的多样可能和内在潜能完全释放出来。毋容置疑，艺术的创造更不能以预定的、统一的方式来规约主题的选择、题材的获取和形象的标配，而只能是个体感悟式的、以个人生命历程为出发点从而与整个世界建立一种关系。不是个体走向世界，而是世界进入个体；不是世界整体对个体的统摄，而是个体以自由的方式去构成不断变动的世界整体；不是从个别趋于一般，而是一般被纳入到个别。不是一般对个别的规定，而是不确定的个别去消解或扩展一般。这种以个体（个别）为基点而与世界发生的关系，才会是真正普遍“自由”而审美的。一切所谓题材、主题因素在这一“自由”的熔炉中才能铸造出具有“个体”意义的艺术形象和风格。对此英国思想家还有不少令人眼界顿开的论述，如霍布豪斯认为，“自由”应当“建立在个性的这种自我指引力之上”，以此建立起来的自由大厦，“基础深厚广阔，其范围无法予以限制”。“这样，自由与其说是个人的权利，不如说是社会的必需”。社会集体“不仅不与真正的个人自由原则相矛盾，而且对于有效实现这个原则还是必不可少的”。“自由”的核心是“解放活的精神力量问题。好的机制必须能提供渠道，让这种力量通行无阻”，从而“使社会结构生气勃勃，加强头脑的生命力，并使之崇高尊贵”。再如密尔在更早时期也指出，“自由精神”可称为“进步精神”，“但是进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还是自由，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个人就可能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应当说，这种个体自由，这种充满“解放活的精神力量”，体现“进步精神”、生气勃勃的自由，不仅属于英国和西方，而且也属于全世界，更应属于中国和中国的艺术。应当看到，中国文化传统中似乎缺乏这种自由的基因。儒家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主脉显然主要是为历代帝王的“统一定制”提供方略和思想基础的。尽管有些学者竭力发掘孔孟（尤其是孟子）学说中的“自由”思想元素，但总给人一种“盲人摸象”之感。近日我倒是看到一位学者依据儒家对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和偏向做了如下概括：“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很好地揭示了儒家的思想主导倾向。郭沫若说先秦大儒荀子《仲尼篇》“言术”的“卑鄙不堪的思想，不一定出于荀子”，而是“由门人弟子纂辑而成”。但其“忠顺而不懈”的“待君”思想，对“众庶百姓必以法数制之”的主张，毕竟构成了荀子学说的主轴，从中很难呼吸到近代“自由”的气息。我认为老庄哲学（特别是庄子）为中国文化传统燃着了一缕自由的灵光。当代学者韦政通依据胡适之见，认为老子的学说包含了一种“反叛精神”，一种对于当时“政治和社会管制太多，统制太多”的抗议精神。这种反叛的声音“在历史上响起之后，每一个时代都有反响和回应，使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和正统派哲学之外据有一个超然的立场”，“纵然身处逆境，百事困顿，隐没江湖，在缄默中依然不致完全失落，依然可以丰富他自己的生命，获得人生的意义”。他还指出庄子的思想特征也是“热爱生命”，“万物平等观”和“因任自然”。这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可多得的自由精神—每当历史发生朝代更迭，每当社会出现剧烈动荡，每当帝国的“统一定制”出现裂变，这种自由精神就会发生异常刺目的光芒。在中国艺术史上，所谓“遗民”画家则乃是老庄哲学和自由精神的独特化身。而书画抒写则是这种出尘离世、自由哲学的审美侧影。但在我看来，老庄哲学的“自由”还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而非“积极的自由”，并没有构成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动力。很显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不是道家老庄，而是轻自由、重责任，轻个人、重社群，轻权利、重义务的儒家思想占据了支配和核心地位。这也正是“统一定制”倾向在中国能以不同的方式得以复现的文化根源。这就意味着，只要鲁迅先生当年针砭国民那种“坐稳了奴隶”心态还未能从我们的思想文化中彻底根除，那么自由之光就会燃而复灭。应当说，中国真正积极意义上的“自由”精神在“五四”以后已经确立起来了，进而又在“新时期”再度发扬光大，并得到整个世界文明的滋养。所以人们应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自由”权利，否则受损的不仅仅是艺术―而只有在“自由”的土壤上，才能培养和产生出现代的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