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帅斌

情感、隐喻与周围世界：陶渊明的诗意“结庐”

□ 郝帅斌

刘小枫先生认为，中国的浪漫主义于魏晋时期形成气候。从思想渊源上讲，魏晋浪漫精神上法庄子，下取玄学。从社会根源来说，混乱颓丧的社会生活致使人们超形质而重精神，弃经世而倡逍遥，离尘世而取内心，求玄远和绝对，弃资生之相对。（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年版）我们进一步说，陶渊明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极致。他的浪漫渗透到生活的一衣一饭，一山一水，一窗一隅，依凭他感知世界的卓越能力，在意志、理性、思辨、逻辑推演所不能抵达的地方，在权力、命名和秩序所不能管理的世界——死亡、沉迷、梦幻、情欲、伤感、迷惘和灵魂的领域——凭借性灵、情感、想象力和审美这些新工具去捕获世界，建立起世界的法则。

从这些新工具出发，平淡无奇的日常事物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有如笼罩着一层柔情、灵性而充满韵味的诗意光环。大道以诗的方式展现出来，诗被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从“林—鸟”到“人—庐”，陶渊明“结庐”在人境，完成了他诗意栖居的神奇飞跃：人不再以筑居者身份存在，而是以一种荷尔德林式的栖居者身份吟哦于大地之上。林、鸟和人建立起一种与大道谐和统一的关系。“吾庐”，这充满爱意的称谓，作为陶渊明对自我和人生进行透彻思考和再三确认后自觉选择的象征物，使世俗世界的生存居所，具有了肉身归宿地和心灵归宿地双重性质。

以“吾庐”为中心而展开的是一个被诗化的周围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