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天雷

(河南工程学院 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1191)



隆庆阁臣去政之真相
——王世贞《高拱传》史实再辨

岳天雷

(河南工程学院 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451191)

摘要：王世贞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高拱传》是高拱逝世后最早出现的一篇政治性史传。该传虽然肯定高拱的才学及其“俺答封贡”之功，但其叙述的重点乃是如何倾轧同僚、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贪污纳贿，大肆渲染高拱“报复”隆庆阁臣问题，曲解隆庆阁臣去政之真相。然而，揆诸历史文献，考之历史事实，高拱与隆庆阁臣去政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关键词：王世贞；《高拱传》；隆庆阁臣；去政真相

在明史上，隆庆朝为时短促，仅有6年(1567-1572)，但先后出入内阁任大学士的却有9人之多，即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张居正、陈以勤、赵贞吉、殷士儋和高仪。隆庆阁臣进进出出，像走马灯一样，使隆庆朝局呈现出混乱的状态。故此，史学界将其定性为“混斗”，并认定在这场“混斗”中，徐阶、李春芳、陈以勤、赵贞吉、殷士儋等5位隆庆阁臣先后被逐出阁，皆是高拱所为，是其“报复”的结果。

高拱“报复”隆庆阁臣的观点，可谓由来已久。倘若追根溯源，盖出自明代文学家和史学家王世贞所撰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六《高拱传》。该传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肯定高拱的才学，提及“俺答封贡”等事功，但其叙述的重点乃是如何倾轧同僚，“报复”阁臣，排斥异己，贪赃纳贿等。在王氏笔下，高拱不啻是十恶不赦的政治罪人，“报复”成性的失德小人。自万历中期《高拱传》问世以来，影响至为深远。许多明清史家凡为高拱立传或与之相关之处，无不采信该传资料，大肆渲染高拱“报复”问题。如今，学界也大多承袭这一观点，不仅对高拱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提出颇多訾议和指责，而且还反复强调对隆庆阁臣的“报复”问题。

对这一问题，笔者曾发表《丑诋与厚诬：高拱“报复”问题辨析》[1]一文加以辩驳。但该文侧重高拱“报复”张居正问题，没有系统梳理徐阶、李春芳、陈以勤、赵贞吉、殷士儋去政之真相。故此，本文再次辩驳王世贞《高拱传》中有关“报复”问题，这不仅有助于为高拱洗刷冤屈，还其清白，而且也有助于还原隆庆阁臣去政之真相。

一、徐阶去政问题

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内阁首辅徐阶由户科左给事中张齐的弹劾而致仕。这时高拱已被徐阶驱逐出阁(时在隆庆元年五月)，归家新郑赋闲一年有余。而王世贞却说徐阶是被高拱打倒的。张宪博先生曾驳道：“一个在野失意之臣，如何能撼动日值中天的首辅徐阶”，“徐阶致仕与高拱没有直接的关系。”[2](P353)王世贞传文首揭张齐的纳贿活动，事将泄，“齐迫，则走谒阶子璠，欲求为居间，璠病不出。齐恨甚，遂露劾阶六事，多御史康陈语。诏调齐外任。阶再上疏乞归，而张居正意不欲阶久居上，且与高拱有宿约，以密纸报李芳，阶欲不任矣。遂许之。”[3](P82)而传文对张齐论劾徐阶的疏文讳莫如深，只字不提。

这里需要辩明三点：其一，传文作者认为张齐疏劾徐阶多齐康陈语；而齐疏劾徐，又认定是高拱为疏。其逻辑推演是：张疏即齐疏，而齐疏即高疏；所以张疏即高疏，因而徐阶是被高拱打倒的。因为前提是错误的，其逻辑结论必然是荒谬的，也是背离史实的。张齐疏劾徐阶的内容并非齐康陈语，张齐疏言：

阶侍世宗皇帝十八年，神仙、土木皆阶所赞成；及世宗崩，乃手草诏，历数其过。阶与严嵩处十五年，缔交连姻，曾无一言相忤；及严氏败，卒背而攻之。阶为人臣不忠，与人交不信，大节已久亏矣。比者，诸边告急，皇上屡廑宣谕，阶略不省闻，惟务养交固宠，擅作威福。天下惟知有阶，不知有陛下。臣谨昧死以闻。[4]

此疏确实击中了徐阶的软肋，挑明了他入阁以来的要害问题，而传文则一字不提。

其二，徐阶于七月丙寅被批准致仕，确是张居正活动内廷的结果。居正“意不欲阶久居上”，这是他的真实意图，并为其言行所证实。徐阶致仕40天后，野心勃勃的张居正即上《陈六事疏》[5]，向皇上陈述其全面施政纲领，俨然以总揽全权的首辅自居。张居正活动徐阶致仕这一自主行动，同高拱并无必然联系。传文谓张居正与高拱“有宿约”是毫无根据的，其深意是徐阶被高拱所打倒。

其三，徐阶致仕固然与张居正私下活动有关，但根本原因是徐阶本人的不作为，从而失去穆宗的宠信。张齐疏论的最后一事，是问责“大学士徐阶不职状”。所言“比者，诸边告急”，“阶略不省闻”，是指如下边防大事。隆庆元年九月“癸亥，俺答陷石州，杀知州王亮采，掠交城、文水。壬申，土蛮犯蓟镇，掠昌平、卢龙，至于滦河。”[6](P254)在此虏犯东西二边的紧急时刻，穆宗亲自选将调兵，屡有宣谕，加意防守，而具有辅弼职责的徐阶却旁若无事，不闻不问。

时上御经筵毕，而询阶以防守方略，掌詹赵贞吉条对甚详，阶不能答，乃请至阁议。及议，贞吉首言，宜用首相巡边。阶不怿，竟以漫语上覆。是时，上方秉渊穆，诸臣始奉玉音，(徐阶)竟无长策登对，殊缺望也。不久，贞吉出而南矣。[7](P714)

在穆宗督促下，徐阶召集文武群臣集议，迟迟于十一月才呈上老生常谈面面俱到的防虏之策十三事[8]。于此可知，徐阶作为首辅没有尽到平章军国大政职责，不作为，不展布，从而失去穆宗的宠信，才导致允准致仕。徐阶在隆庆朝任职首辅一年半，除据遗诏处置斋醮有关官员、方士，以及不加甄别恤录、起用先朝得罪诸臣外，其所持诤者“多宫禁事”，所关注者“养交固宠”，所忽略者多军国大政，其致仕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徐阶致仕，与赋闲在家的高拱毫无干系。

二、陈以勤去政问题

王氏《高拱传》写道：“陈以勤与拱俱为裕僚，而名位亦相等，拱意忌之。会以勤奏时政六条，中于吏部微有忤，偶与其属言及曰‘高公故不谙此’。其属泄之拱，拱怒，即故屈其奏，多不行。而以勤微知其端，上疏，恳乞休。允之。”[3](P85)此言“抑高扬陈”，挑拨二人关系，是完全背离史实的。

首先，所谓高陈二人在裕邸“名位亦相等，拱意忌之”云云，纯系作者偏见。嘉靖三十一年八月，“上命翰林院编修拱暨检讨陈氏(以勤)充讲读官，拱说四书陈说五经。既又有谕，先学、庸、语、孟，而后及经。于是乃分说四书。”[9](P837)按照规制，藩王讲官止用检讨，而裕府兼用编修，独异他府，此世宗之意也。其时，中外也视高拱为裕府长史。高陈二人在裕邸相处9年，融洽无间，并无衅隙矛盾。当时二人“名位”并不“相等”，高拱决不会“忌恨”以勤，这也是以勤所明白承认的。但在作者盛名之下，后世论者将其偏见推到了极致。

其次，隆庆四年六月，陈以勤上疏六条：慎擢用、酌久任、处赃吏、广用人、练民兵、重农谷。疏入，上下该部议行[10]。其中前四条多少都与吏部职责有关。高拱在《掌铨题稿》卷十七、十八共八疏编订的“条陈急务”中，首疏便是《复大学士陈以勤条陈疏》，针对“慎擢用”，将本部司属与科道官的升擢情况作了说明，并提出今后升降去留的政策规定，获圣旨准行[11](P294-295)。高拱在其余七疏所条陈的二十五项急务中[12](P296-313),涵盖了以勤所言“酌久任、处赃吏、广用人”三条内容，无需一一题覆。由此确证，所谓“拱怒，即故屈其奏，多不行”是不实之词。至于陈以勤对其属曰“高公故不谙此”的背后坏话，更是对其人格的玷辱，一贯对人诚信、恬静寡欲的陈以勤根本不是那种背后说人、拨弄是非之人。恶意挑离高陈关系，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

再次，陈以勤疏陈时政六事之后，七月以疾四疏乞休致仕，上察其诚恳，优诏许之[13]。而传文认为，以勤致仕是因为高拱“故屈其奏多不行，而以勤微知其端，上疏乞休”的。这不是陈以勤乞休的真正动因。时人许国有言：

是时，新郑、内江外相引重而中矛盾，江陵因构其间。公烛其微，故有归志。[14](P460)

隆庆四年上半年，内阁凡5人，以首辅李春芳、赵贞吉为一方，以次辅高拱、张居正为一方，两派治道不同不相为谋，外相引重而中实矛盾。而一贯保持中立态度的陈以勤深烛其微，“故有归志”。在隆庆前期的内阁矛盾中，“徐阶为首辅，而拱方向用，朝士各有附，交章相攻。以勤中立无所比，亦无私人竞。阶与拱去，无訾议及之者。”[15](P320)及至后期内阁矛盾，以勤仍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考虑到自己“与拱同年，且裕邸旧僚，贞吉其乡人，而居正则所举士也。然以勤度不能解，恐终不为诸人所容，力引疾求罢。”[15](P320)这才是陈以勤致仕归家的真正原因。

三、赵贞吉去政问题

王氏《高拱传》写道：“以勤归而拱益横。既觇知上意有所不悦于言路，遂因左右媒而传旨下吏部考察，拱请与都察院共事。贞吉虽与拱合，而欲甘心阶。然恶拱之借考察以尽快宿憾，上疏止之，不听。拱以是恨贞吉。拱乃悉录其尝论摘者魏时亮等黜之、陈瓒等谪之，而间及贞吉所厚，贞吉亦持拱所厚以两解，拱以是益恨贞吉。而韩楫为吏科都给事中，遂上疏论贞吉庸横，疏当罢。贞吉恚，力辨谓人臣庸则不能横，横非庸臣之所能也。往奉特旨，命臣兼掌都察院事，臣所以不敢致辞者，窃思皇上任高拱以内阁近臣而兼掌吏部，入参密勿，外主铨选，权任太重。虽无丞相之名，而有兼总之实，即古丞相亦不是过。此圣祖之所深戒，而垂之训典者。皇上委臣以纲纪弹压之司，与之并立，岂非欲以分其势而节其权耶？今且十月矣，仅以此考察一事与之相左耳。其他坏乱选法，纵肆大恶，昭然在人耳目者，尚禁口不能一言。有负任使如此，臣真庸臣也。”然后攻高曰：“若拱者，可谓横也已。夫楫乃背公私党之人，而拱之门生，其腹心羽翼也。他日助成横臣之势，以至于摩天决海而不可制，然后快其心，于此已见其端矣……因请还拱内阁，勿再预吏部事。中贵人洪虽欲两庇之，知必不可并立，为言于上，使贞吉归。而拱亦上疏辨，其辞颇遁。上优诏慰谕之，然竟贪吏部权，不能辞也。”[3](P85-86)

其一，传文谓高拱两“恨”贞吉是不实之词。高赵之间的直接冲突起因于御史叶梦雄上疏反对受降、授官把汉那吉的正确决策，言“把汉那吉之降，边臣不宜遽纳，朝廷不宜授以官爵，将致结仇致祸”，“上览疏，怒其妄言摇乱，命降二级调外任。”[16]次日，上谕高拱曰：“朝觐在迩，纠劾宜公。自朕即位四年，科道官放肆，欺乱朝纲，其有奸邪不职，卿等严加考察，详实以闻。”[17]此次考察关系到排除言官对俺答封贡的干扰，确保“隆庆和议”的顺利进行。皇上本意是敕谕吏部考察，而传文说是高拱“觇知上意”，请求考察科道，借以挟私报复。据高拱辩疏言：“昨奉圣谕，切责科道诸臣，命臣考察。贞吉捧读圣谕，亦举手加额曰：‘此圣政也，奉行者须从严核，勿事姑息，乃合上意。’其意欲臣邀与共事。”[18](P161)高拱认为考察事大，已经上疏请与都察院同举，以昭公道。然而贞吉并不知晓，谓拱且独行此事。因无自己参与，遂疏止考察，曰：顷因叶梦雄考察科道并及四年以前，“人心讻讻，人人自危”，“今一概以放肆欺乱、奸邪不职罪之”，“未免忠邪并斥，玉石俱焚”，“未闻群数百人而尽加考察，一网打尽”。要求皇上“收回成命”。疏入，“上报有谕”。[19]曲解圣谕，指斥朝政，理当遭到拒绝。所谓贞吉“恶拱之借考察以尽快宿憾，上疏止之”，“而拱以是恨贞吉”，不过是作者的蓄意曲解。高拱辩疏又言：“及奉钦依，特允臣请贞吉当即同臣入部考察，竣事亦未尝有一言之忤也。”[18](P161)而传文又谓拱借考察之名斥谪魏时亮、陈瓒等是挟私报复。在偏见看来，凡是弹击过高拱的科道官员只能升迁，不能降斥，如例降斥，即谓“报复”。至谓拱与贞吉在考察中“各持所厚以两解”，更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亊实指证。高拱“益恨贞吉”云云，不过是揣摩之谈。

其二，考察事竣，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疏论贞吉庸横，请罢之[20]。贞吉疏辩，谓韩楫是高拱私党，排击异己。赵疏自辩“庸横”，转而攻高为“横臣”，因请解高拱吏部亊权。疏言已为上述传文所征引, 此处不赘。赵疏呈上，“上手诏令贞吉致仕。”[20]此疏名为答辩韩楫，实为攻击高拱。传文对赵疏的攻击赞扬有加, 而对皇上“手诏”则篡改为中贵人言于上，“使贞吉归”。

其三，王世贞在其纂撰的史料集《高赵之郄》中，还将高赵二人之疏各加全文记载。[21](P650-652)但在撰写高拱传时，则彻底暴露其袒赵攻高的偏见。对赵疏几将全文引述，而对高疏则一语带过，曰：“其辞颇遁”。其意谓高拱理屈词穷，只能以“遁辞”来支吾搪塞，一字不予记载。针对赵疏的攻击，高疏驳道：

夫考察科道，圣谕也，在上必有独见。岂皇上为此敕旨，故假臣以报复之地耶？又岂臣之力敢请乞皇上为此以遂其报复耶？此圣心所明，与臣何预？况今考察毕事久矣，曾否报复，其事具在，不惟在朝之人知之，四海之人皆知之矣，臣无庸辩也。至谓臣“坏乱选法，纵肆大恶”，不知臣曾坏何法，纵肆何事？如其然，国家自有宪典，安所逃罪？如其不然，天下自有公论，安可厚诬？臣亦无庸辩也……乃今以韩楫之奏，遂反诋臣。夫使楫之奏果是为臣，则前给事中张卤、魏华明，御史王友贤、苏士润皆曾劾贞吉者，又何为乎？其理自明，臣亦无庸辩也。

至谓臣“当复还内阁，不得久专大权”。夫身任重权，臣之所甚惧也。求谢事权以图保全，臣之所以日夜惓惓在念者，特恐有违圣托而不敢以为言也。今贞吉乃为臣言至此，则所以得免于颠危矣。但臣本庸劣，分当引退，不当但求解权而止，愿特赐罢免。上曰：“卿辅政忠勤，掌铨公正，朕所眷倚，岂可引嫌求退？宜即出安心供职，不允辞。”[22]

高拱辩疏有理有据，有过程，有分析，把赵疏驳得体无完肤，怎能说是“其辞颇遁”呢？

其四，隆庆四年正月十八日，高拱进京“疏辞召命”，同疏亦辞“掌管吏部事”，言：“吏部统驭百僚，为天子平均四海。……至如臣者，岂其人哉？”奉圣旨：“卿辅弼旧臣，德望素著，兹特起用，以副匡赞；铨务暂管，已有成命，不允所辞。”[23]这样，高拱就以阁臣兼管铨务上任了。赵疏言：高拱以内阁近臣兼掌吏部，“入参密勿，外主铨选，权任太重”，“此圣祖之所深戒，而垂之训典者”。高拱掌铨，既然违背祖制祖训，贞吉就该向皇上谏诤，撤销其兼掌吏部事权，何须等到十月之后？但是，当时贞吉不向上建言，相反却“谋之春芳”，兼掌都察院。难道阁臣兼掌都察院就不违背祖制祖训么？贞吉深意是联手首辅李春芳，要与高拱、张居正抗衡争权，展开两派之间的争斗。因此，赵高之间因考察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爆发冲突只是时间早晚问题。高拱辩疏，不仅求谢部权，而且恳乞罢免。而袒赵攻高的传文作者大睁两眼说谎，谓高“竟贪吏部权，不能辞也”。事实并非如此。隆庆五年五月，首辅李春芳致仕前后，从四月到七月，高拱四疏“辞免兼任”，皇上又以“卿公正廉直，掌选勿辞”；“卿兼部事，秉公持正，朕心嘉悦……不准辞。”[24]而持有偏见的作者则言：春芳致仕，“拱当居首。阳上疏请解部事，三辞上不许，而赐之白金、文币、绣蟒服。所以褒谕甚厚，亦陈洪力也。”[3](P87)高拱还阁曾六辞部权，而皇上至死都未允准，可见违背祖制之责不在高拱。穆皇西去，高拱又有尚未呈上的二疏辞免兼任。[25](P180、181)高拱还阁二年半内，八疏辞免兼任吏部事权，怎能说是“阳上巯”、“贪吏部权，不能辞也”？作者是多么无视事实，顽固坚持其偏见啊！

其五，赵贞吉归家未久，闭门追思，致书高拱曰：“今之世，惟高公能知我，惟公能护我，亦惟公能恕我……一旦乖隔，即成参商。是仆之罪过，薄德甚矣……仆自谢事别来，终不敢以纤芥有憾于公。”[26](P580-581)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今日信函全部否定了当初对高拱的种种无端指责以及所谓“横臣”之讥。然而，贞吉当初激愤之言的遗毒，却为持偏的作者所摭拾所乐道，并为后世议者所袭用所发挥*如赵毅先生说：高新郑被称为“社稷重臣”，也有人将其评论为“奸恶”、“横臣”。“高新郑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缺失某些相材的一代横臣形象”，并指责高拱“为相的素质是有缺憾的”，即缺失相材。(参见赵毅《高新郑相材缺失论》，载《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期)，只字不提贞吉追悔信函的内容。

四、李春芳去政问题

徐阶致仕，李春芳以次辅升任首辅。而徐阶致仕时，“以家国之事”托付给得意门生张居正。[27](P1101)张居正便虎视眈眈，觊觎相位，并及时呈上施政纲领《陈六事疏》，以便争得首揆席位。因此位居末辅的张居正从来不把首辅李春芳放在眼里，“视春芳蔑如也”。“始阶以人言罢去，春芳叹曰：‘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计旦夕起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28](P317)不久，李春芳便以亲老二疏乞休，帝皆不允[29]。如此，张居正等待首辅之位的想望落空，然而等来的却是另一位资深气盛的赵贞吉入阁。贞吉“自负长辈而材，间呼居正‘张子’，有所语朝事，则曰‘唉，非尔少年辈所解’。江陵内恨，不复答。”[30](P94)居正在阁深感孤立，视春芳、贞吉为其仕途干进的最大障碍。于是居正又走内线，“与中贵人李芳辈谋，召用高拱，俾领吏部，计以扼贞吉，而夺李春芳政。”[30](P94)此时正值穆宗思拱不置，召拱还阁为次辅，兼掌吏部事。隆庆四年正月，高拱至京履任。而传文却写道：“春芳虽以拱之故，不得舒，然犹时取裁酌，不至过甚。间为阶宽解，而拱渐不乐。南京吏科给事中王祯缘而论春芳，乃力请骸骨，凡三上疏，许之。”[3](P87)把王祯疏劾春芳致仕，归咎于高拱的斥逐，这是歪曲史实的。

高拱还阁，履行次辅职责，对首辅春芳并无侵权越职行为，二人还是互相支持、互相尊重的。如隆庆四年九月，俺答款塞求贡，朝议纷然，高拱决策，奋身力主其事，居正亦和之，春芳亦以为当许，“乃偕拱、居正即帝前决之，封事遂成。”[28](P317)贡市成功，阁臣均加官进爵。当是时，李高二人并无互相拆台，妨碍对方行使职权。“春芳虽为首辅，而拱实掌吏部，用人行政皆自拱出。”[31](P329)高拱一身二任，并有雷厉风行的施政风格。“出理部事，入参机务，兴化为首揆，受成而已。遇大事立决，高下在心，应机合节，人服其才，比与排山倒海未有过也。”[32](P61-62)所谓春芳“以拱之故，不得舒”、“间为阶宽解而拱不乐”，皆出作者之偏见；至谓给事中王祯“缘而论春芳”，更是作者的揣摩之谈。据《穆宗实录》记载，王祯疏诋春芳之前，即隆庆五年二月，春芳上疏“以疾乞休”，上未允，并遣太医官诊视。[33]四月，南京吏科给事中王祯等论春芳“以亲老求去，再疏即止，因缘为弟改官，冒恩非分，且言其父居家不检，春芳不能辞责。”上切责“祯等轻率妄言，诽谤辅臣，有失国体，姑贷其罪。”[34]春芳当即上疏申辩乞休，此为二次乞休。从王祯所言“以亲老求去，再疏即止”来看，事指三年三月春芳以二疏求去，此时高拱尚未还阁，因此王祯缘拱而论春芳，是毫无根据的。五年五月，春芳又三疏求退，帝见其求退诚恳，乃许之。[35]可见，李春芳五疏求退，与高拱毫无关系。五年春夏，李春芳之所以求去，是形势所迫，决非高拱有意驱逐。高拱复政一年有余，即取得重大成就。“高决策定贡市，合七镇为一，岁省边费百余万。招安国亨出就理，尽平两广诸蛮。一时经略，慷慨直任，皆有成功。然兴化不胜迫，辞位去，高居首”。[32](P63)朱国祯的这种分析论述，是符合李春芳去位史实的。

五、殷士儋去政问题

王氏《高拱传》写道：高拱与张居正“复合而倾其同类且尽，仅一殷士儋亦裕邸故臣，自礼部入，累迁至少保武英殿大学士矣。士儋之入，亦中人授。以不由拱，故拱不能无忌，而居正亦厌之。士儋椎不能曲事拱，而拱素贤张四维，自谕德踖为学士，又踖为吏部左侍郎，几欲前荐之入阁。而士儋得之，故亦心怨拱与四维。会四维以盬盐事见纠，御史郝永春虽解，而他御史复及之，疑出士儋指。于是拱之客亦有为四维而论士儋者，士儋亦疑出拱指。而韩楫复扬语胁士儋，欲其自免归。故事，给事中朔望入阁揖，士儋对众而诘楫曰：‘闻科长欲有憾于我，憾则可尔，毋为人使！’既别，拱语之曰：‘非故事也！’士儋忽勃然起曰：‘若为张吏部道地而抑我，我不敢怨，而今者又逐我，而使张吏部据我座。若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有此座耶？’挥拳击之不中，中几，其声砉然，拱不能卒答。居正从旁解之，亦谇而对。明日韩楫之疏上，士儋得请致仕。”[3](P88-89)

以上殷士儋与高拱之间互怨、互疑、互谇的纪述是找不到旁证的，而孤证不能成立。历史人物之间发生的事件是在时序中发展和完成的，如果打乱或颠倒时序，将会扭曲、破坏史实真相。如以《穆宗实录》纪事时序考察，上述纪述不过是零星抽取历史片段或“碎片”，主观地加以整合推想的结果。

其一，殷士儋“心怨拱与四维”，是怨错了对象。初始，高拱、陈以勤、殷士儋、张居正皆为裕邸讲官。从资历和裕邸侍讲时间长短来看，殷同高、陈是不能相比的，而同张则有可比性，二人同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同选庶吉士，同一座师徐阶。据香港学者朱鸿林先生考证，作为裕邸讲官，殷比张既早且久*朱鸿林先生在《高拱与明穆宗的经筵讲读初探》一文中提出，裕邸讲官先后任命七人：“高拱、陈以勤，均嘉靖三十一年八月任，至三十九年内离任；张春，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任，四十年五月调职；胡正蒙，可能在嘉靖三十九年六月任，至四十三年六月离任；唐汝楫，嘉靖四十年六月任，四十一年九月革职闲住；殷士儋，嘉靖四十一年十月任，直到裕王即帝位改官；张居正，嘉靖四十三年七月任，四十四年六月或四十五年四月离任。综合史料分析，裕王各讲官的任命次序应该是：高拱升官，张春继之；陈以勤丁忧，胡正蒙继之；张春闲住，唐汝楫继之；唐汝楫革职，殷士儋继之；胡正蒙升官，张居正继之。张居正离任之后，《明世宗实录》未见新的任命，可能世宗末年未及理会此事。”(载《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但由于张是首辅徐阶的得意门生, 不断得到师相的提挈升迁。隆庆初，皇上以登极加恩、提调藩邸讲官诸臣，张便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资深的陈以勤同时入阁，而殷仅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36]。其后四年，殷才以中人之援，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入阁办事[37]。原来殷士儋任礼部尚书时，太监陈洪乞请父母赠官，士儋赞同并上请特旨得封，然后陈洪推荐士儋亦以特旨入阁。这是一桩官宦之间的政治交易。殷士儋抱怨其入阁首辅不援不荐，这只能怨徐阶、李春芳，而不应怨当时并非首辅的高拱。殷入阁后，御史赵应龙劾其由太监陈洪夤缘入阁，殷两疏求退不允[38]。御史侯居良复论其“始进不正，求退不勇”，殷请退益力，始允，赐驰驿归[39]。殷又抱怨高“素贤张四维”，不断提拔至“吏部左侍郎，几欲前荐之入阁”；“而今者又逐我，而使张吏部据我座”。此论背离史实。在把汉那吉降明和俺答封贡中，张四维自始至终都是高拱同总督王崇古之间互相沟通计谋的信使，对“隆庆和议”做出了一定贡献。故而高拱将其由吏部右侍郎依序提升为本部左侍郎[40]，但并无荐之入阁之意。殷致仕之前，张四维已经以疾乞归回乡[41]，直至翌年高拱被二次罢官，仍无返京复政，怎么能说是高拱逐殷，“使张吏部据其座”呢？另外，御史郜永春弹击张四维[42]，“疑出士儋指”；御史赵应龙等论劾士儋，“亦疑出拱指”。这些都是怀疑，是作者的猜想，没有事实指证。

其二，所谓朔望在内阁发生的殷与高、张互谇，纯系作者的编造，其根据是：(1)《穆宗实录》卷六三载，殷致仕在隆庆五年十一月己巳，即十一日，根本不在当月朔望的“明日”即初二日或十六日。(2)同书卷六二载，隆庆五年十月辛亥即二十二日，“升吏科都给事中韩楫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因此离岗的韩楫根本不可能再以给事中身份参加十一月朔日的内阁会楫。所谓“士儋对众而诘楫”云云，不过是作者的虚构杜撰。(3)传文谓朔望之“明日韩楫之疏上，士儋得请致仕”，而《实录》卷六二、六三却没有韩楫的上疏，而是由御史赵应龙于隆庆五年十月甲寅即二十五日上疏论劾，御史侯居良于十一月己巳即十一日再次上疏弹击，从而导致殷士儋致仕的。对此，明末曾任大学士的黄景昉质疑道：“按，给事中无朔望入阁礼，惟阁臣上日一至耳。岂今昔异欤？”[43](P226)谈迁亦曰：“王元美为[谓]韩楫之疏上，士儋得请致仕。而《实录》载御史赵应龙、侯居良先后论之，不及楫。岂弹文出彼两人，为楫之意耶？”[44](P4172)此后，再无一人质疑，更无一人考证其真伪。

传文虚构的所谓殷、高二人互怨、互疑、互谇的这一故事情节，以讹传讹，为清朝史馆多种殷传作者所采信。特别是殷士儋挥拳拍案那种粗野失态的不实描写，更加吸引今人的眼球，为他们荒诞离奇、戏说历史提供了线索和资源，足见其流毒之深远。

隆庆内阁诸臣之去的真相已如上述，时人沈德符对此有过全面的概述，他说：

穆宗初政，在揆地者凡六人：江陵张公为末相；次揆新郑高公，既与首揆华亭徐公失欢，南北言路，连章攻之，张故徐门生，为之调停其间，怂恿高避位；三揆安阳郭公，为公同乡厚善，亦非徐所喜，张亦佐徐逐之；未几，徐首揆被言，张又与大珰李芳谋令归里；兴化李公代徐为政，益为张所轻，乃市恩于高起之家，且兼掌吏部；而次揆南充陈公与兴化李公，俱为张与高所厌，相继逐矣；其最后入阁者内江赵公、历城殷公，赵有时誉，时时凌高、张二公出其上；殷人在下中，且与高隙，张既乘间挤去；赵亦与高争权，张合策排之行。至穆宗凭几，仅高、张二公受遗。而仁和高公入不两月，悒悒不得志卒于位。盖隆庆一朝首尾六年，与江陵同事者凡八人，皆以计次第见逐。新郑初为刎颈交，究不免严谴。此公才术，故非前后诸公所及。[45](P892-893)

于此可见，高拱被其僚友张居正弄于股掌，沦为居正仕途干进的棋子而不自知。在内阁博弈中，高拱其人心实而机浅，忠于盟友，拙于谋身。待他觉醒，充分认识张居正双重人格、两面作风、精于权术的本质时，已是事后教训了。

六、渲染“报复”问题之思想因素

关于王氏《高拱传》渲染高拱“报复”隆庆阁臣问题的原因，笔者曾在《王世贞与高拱的恩怨》一文中提出：在王世贞之父平反和复官问题上，王氏与高拱结有私怨；王氏撰写《高拱传》来源于对徐阶的访谈资料，而徐阶与高拱无论是在治国理念上还是在学术思想均存在着严重分歧。由此王、高结怨。[46]然而，除了上述两个政治原因外，王、高间还存在着政治史观上的分歧和对立。这是王氏渲染高拱“报复”隆庆阁臣问题的思想因素。

这种政治史观的分歧和对立，集中表现在他们对嘉靖历史时期的评价上。其一，关于嘉靖初期大礼议观点的对立。高拱主政时期，大礼议虽然已过去半个世纪，但他坚持认为世皇亲定的大礼仍然是正确的。“夫大礼，先帝亲定，所以立万世君臣父子之极也。献皇尊号已正，《明伦大典》颁示天下已久矣。”[47](P187)先帝钦定的大礼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是嘉、隆两朝君臣父子施政的政治基础、纲领和路线。其中，也蕴含着对张璁、桂萼等主张“继统”而不“继嗣”大礼观的充分肯定，对杨廷和及其追随者坚持“继统”必先“继嗣”大礼观的彻底否定。与此相反，王氏则对杨廷和集团的大礼观称道不已，并对其以阁权挑战皇权颂扬备至：“廷和每召对，上必温旨谕之，而持不可者三，封还御批者四，前后执奏几三十疏”，以大礼议不合而得罪致仕[48](P6)；而对张璁、桂萼所持大礼观则鞭挞、抨击不遗余力，甚至借言官之口，对其人格玷辱，肆意夸张、渲染张、桂“罔上行私，专权纳贿，擅作威福，广报恩仇”，并认定“桂萼外若宽迂，中实深刻，忮忍之毒发于心，如蝮蛇猛兽，犯者必死。”[49](P21)如此等等。

其二，有关嘉靖一朝政绩看法的对峙。高拱认定“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尽不善也。”[50](P306)把世宗评为“英主”，而非庸主暴君；在位45年所行善政为多，中兴革新之功不可抹杀。这与史家的评价基本一致。范守已曰：世宗有“正世及之大辨，复四郊之大礼，黜胡主庙祀，革荣国侑享，崇奉先师除象设之陋，厘正诸儒严迪德之选，六奇谟也。革藩镇之诸阉，废畿甸之皇庄，夺外戚之世封，抑司礼之柄用，四伟烈也。正嫔御之数，内无女宠；放鸟兽之玩，外无禽荒；不以隆眷而废刑诛，不以令甲而拘除擢，不以摄生而废化裁，五独行也。五行独至，故六谟显而四烈彰。所以驾二祖，迈百王。帝道之隆，于斯为极矣。”何乔远曰：世宗“其谟猷合圣贤，动作掀天地，真中兴之主矣。”谈迁曰：“世庙起正德之衰，厘革积习，诚雄主也。”[51](P4037-4038)世宗钦定大礼及初年人事大改组，其本身就是一种革新，并为其后推行嘉、隆、万改革整顿奠定了政治基础，创造了历史条件。嘉靖初期革新，举其大者，如强化内阁行政职能，变革科举制度，更新监察条例，裁革冗滥官员，革除镇守中官，除去外戚世封，限革庄田，变革赋役制度和初行一条鞭法等等。[52](P139-213)与此相反，王氏则认为世宗45年所行乏善可陈，对其革新功绩持否定态度。通观《首辅传》一书，对嘉靖善政基本没什么肯定，对世宗、张璁推行嘉靖初期的革新活动讳莫如深，避而不谈；对革新举措相对较少的嘉靖中后期更是视为腐败不堪，漆黑一团。

其三，有关嘉靖遗诏看法的分歧。高拱复政后提出，徐阶所撰遗诏在程序上是“假托诏旨”，没有得到世宗的首肯；在内容上是“归过先帝”、“尽反先政”的罪己诏：“于凡先帝所去，如大礼、大狱及建言得罪诸臣，悉起用之，不次超擢，立至公卿；其已死者，悉为赠官荫子。”“不论有罪无罪，贤与不肖，但系先帝所去，悉褒显之，则无乃仇视先帝欤？”[47](P187)高拱上疏的目的，在于把嘉靖时期的政治基础经过三年断裂之后重新理性对接起来，把嘉靖前期革新与隆庆后期改革重新链接起来，从而摆正了隆庆朝的政治走向。与高拱相反，王氏却对徐阶所草遗诏颂扬备至：颂扬遗诏彻底否定先帝钦定的大礼议，凡先朝大礼得罪诸臣悉牵复之，平反昭雪，赠官荫子；颂扬遗诏全盘否定包括革新在内的嘉靖诸政，对先朝得罪诸臣，不分是非善恶，有无罪过，不加甄别，悉为平反起用，加官进爵；颂扬徐阶所草遗诏，得到朝野众多人士的“举手相贺，至有喜极而恸者”，只是遭到同僚郭朴、高拱的批评和反对。不难看出，王氏与高拱在嘉靖遗诏上的立场观点是截然相反的。

先哲曾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由于政治史观上的分歧和对立，王氏对高拱作出了诸多背离史实的历史评判和价值评判，大肆渲染高拱“报复”隆庆阁臣问题，这正是王氏歪曲隆庆阁臣去政之真相的思想或学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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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昱]

中图分类号：K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16)01-0042-08

[作者简介]岳天雷(1960—)，男，河南新郑人，河南工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儒家哲学和中原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