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皇帝施政礼仪中的儒家本色<br/>——评《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研究》

汉代皇帝施政礼仪中的儒家本色
——评《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研究》

2016-02-02李涛

殷都学刊 2016年1期

关键词：汉代儒家皇帝

李　涛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保定 071002 )

汉代皇帝施政礼仪中的儒家本色
——评《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研究》

李涛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保定 071002 )

摘要:汉代的礼制建设在中国礼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作为礼制建设顶层设计的汉代皇帝施政礼仪，更是在汉代政治家的治国理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研究》一书全面详实地展示了汉代皇帝施政礼仪建设的成就，为我们借鉴汉代礼制建设的经验和智慧，以及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秦汉礼制史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户。以此书为镜，我们亦可比较清晰地看到汉代皇帝施政礼仪中的儒家本色。

关键词:汉代；皇帝；施政礼仪；儒家

汉代的礼制建设在中国的礼制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杨志刚先生评价曰：“汉代是中国礼制发展史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时期，汉代礼制对后世中国文化具有深远影响”[1]。杨先生之所以做如此评价，一方面，由于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而引起的经典礼制资源的缺失使汉代的礼制建设面临困境，汉王朝不得不从稀少的古礼资源中追溯根源，另一方面，汉朝需要在发掘古礼资源缺失的基础上做出重建的努力。而这种重建的努力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有一批儒家的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到汉代礼制建设的队伍中来，他们经过删汰整理，通过系统的整合，将礼制建设纳入儒学的思想体系中来，从而完成了礼制的儒家化。我们知道，礼对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礼渗透进了中国古代法律的血液中。汉代之前，中国古代的法律是以法家思想为指针，而到了汉代，特别是汉武帝在董仲舒的提议下实行独尊儒术的国策后，古代的法律便发生了由法变儒的思想转向，即所谓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此，学界有不少论文、专著做了探析，但人们往往忽略了由汉代开始的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陈寅恪先生提出过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参见陈寅恪：《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这方面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王旭东、方新枝：《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中州学刊》，2001年第6期，第73-76页。是以礼制的儒家化为基础的，引“礼”入“法”是汉代法律儒家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对汉代礼制儒家化学界往往关注得较少，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汉代皇帝的实政礼仪是汉代礼仪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礼的顶层设计。李俊芳先生这些年辛勤躬耕于汉代礼仪研究的田地，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爬梳剔块，运用经史互证的方法，对即位礼、册命礼、朝礼、巡幸礼、养老礼以及保障礼仪实施的官员和施政礼仪的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2014年以《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研究》为名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问世，为研究中国的礼制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汉代礼制的重建工作中，儒生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研究》所使用的史料及一些论述，为我们了解儒家思想在汉代礼制建设中的影响提供了一面镜子。

一

汉立之初，当时礼制建设中遇到一个最大难题就是朝礼。朝礼既是维系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亦是正君臣之位的一个重要标志，自然是汉代礼制建设中的重中之重。但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战火的涤荡，许多礼仪典籍在历史的洪流中消失殆尽，特别是朝礼，更是故迹难寻。在此朝仪文化的断层之际，儒生叔孙通受命于高祖，担起制礼的重任。为重振高祖重建礼制的信心，叔孙通提出著名的观点，即“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并依此认为“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既然三代之礼在演变过程中正因有所损益而没有重复才可知的，那么从古礼残存的历史碎片中汲取资源自然也是可行的。《后汉书》载：“汉初天下创定，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经礼”[2](P1205)。汉建之初，史家公论朝礼早已在历史的典籍中荡然无存，那么叔孙通是如何实现“朝制无文，颇采经礼”的呢？按照郑玄的解释，经礼谓《周礼》，《周礼》存本中显然没有朝礼的记载，故“采经礼”自不足信。李俊芳先生认为，谙熟秦礼及六国之礼的叔孙通和其它儒生“采古礼与秦礼杂就之”，从六国礼仪、秦礼中发掘保存在其中的古礼资源应该是可信的。即使在古礼资源缺失的情况下，叔孙通也尽力发掘保存在其它六国资料中的古礼资源。尽管今天我们无法知晓叔孙通在汉代的礼仪中究竟杂就了哪些“秦仪”，但他并没有在这种困境中丢掉儒家思想的火种，反而意图通过汉代礼仪重建的途径而高举儒家的旗帜，彰显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无疑为汉代儒家的“星星之火”成就后世的“燎原之势”奠定了基础。

汉代在礼仪经典资源缺失的困境下，选择了礼制重建的道路。而这种重建的选择，在汉武帝将儒家定于一尊的历史背景下，尽管儒家在当时的国家制度仪式方面影响并一定很大，但是儒家经典却往往成为汉代礼制重建的重要依据。《史记》载：“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义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3](P269)在封禅礼仪希绝的情况下，儒生建议用《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的仪式来解决，皇帝同意并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皇帝即位是彰显皇权的一个重要活动，它通过礼仪的形式来实现，先帝驾崩，皇权要皇子进行代际传承，即位从先帝驾崩开始，先丧后贺再丧，在礼仪程式上通过群臣“释丧服穿吉服重穿丧服”来实现，在群臣高呼“万岁”声中，新皇发布第一个诏令，结束后群臣继续参加先帝大丧的凶礼。在即位礼仪中所实施的读策、授玺、劝勉群臣、先帝大丧礼与新帝嘉礼的转换，我们都可从儒家经典《尚书·顾命》中找到它的影子。《尚书·顾命》奠定了即位礼仪的框架，并确定了其精神框架，这也为以后历朝新皇即位礼仪的范型。此外，新皇即位还有一个重要的程序——谒庙，西汉前期新皇的即位仪式都在宗庙举行，这是对《尚书·顾命》中记载的周康王在宗庙即位仪礼的传承。儒家非常重视孝，孝和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儒家看来，不孝亲则难以忠君。汉代以“孝”治天下，大力推行孝的价值观。宗宙作为行孝的重要场地，新皇进谒宗庙，意味着对先帝大业的继承与认可，是践行孝的重要体现，“天子之孝”自然具有广泛的社会扩散力，德教于百姓，会使百姓心中形成强有力的忠君观念，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稳固。因此，忠君的理念可以通过孝的践行得以传递。

二

在中国，皇帝可以妻妾成群，但正妻却只有一位，皇帝正妻称为皇后，在后宫拥有特殊地位。为何称“后”，根据荀子的观点，天子独大，无人能与之平起平坐，妻乃“齐”之谐音，故不能称皇妻，只能称皇后。历史上，皇帝的后宫为争得后之正位，演绎出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后宫成为皇后，是要经过一套严格的册立程序，我们可称之为册后礼仪。汉代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皇帝后妃制度，目前保存最完整但并非最早的册后礼仪就是《续汉书》中记载的汉灵帝册立宋贵人为皇后的仪节，根据俊芳先生考证，最早的册后礼仪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从汉灵帝册立宋贵人为皇后仪节册立时间和方位的选定，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令月吉日，以宋贵人为皇后，应期正位，群生兆庶莫不式舞。《易》称‘受兹介祉’，诗云‘干禄百福，子孙千亿’，万方幸甚。”[2](P3121)《易》称“受兹介祉”和诗云“干禄百福，子孙千亿”是皇后仪节册立时间选择的义理根据。“生”乃周易思想的根本，“生生之谓易”，通过阴阳的动合实现生命的存续，皇帝册立皇后亦是“履乾则坤”在现实世界的表现，“干禄百福，子孙千亿”，才能使帝业达到生生不息的承袭续固。册立宋皇后时，受命的宋贵人面朝向北，这种方位的选择与《礼记·祭统》规定的“所命北面，史由君右执册命之”[4](P1246)相吻合，虽然皇帝的面向没有明确记载，但依此推测，皇帝应面向南，与皇后相对。根据《周易》，乾南坤北，天地定位，卦象的变化意味阴阳的动合转化。

而与册立皇后相伴而随的还有“大赦”，除此之外，皇帝即位、册立太子等也都伴有“大赦”，在汉代，各种相关的文献记载表明，皇帝即位、册立太子和册立皇后等都有“大赦”在汉代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5](P130)。为什么要在此时实行“大赦”，其内在的根据就在于《易》《诗》里所讲的“变易”思想，《汉书·武帝纪》载：“春三月甲子，立皇后卫氏。诏曰：‘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新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6](P130)大赦的时间一般多选择在春季，春季为四季之首，万物勃发，生命萌动，象征着新事物的开始。在中国的天人合一系统中，春与生相联，与仁相配，以“仁”释“礼”乃孔子礼制思想的重要特征，李泽厚先生指出，将社会外在化的“礼”规范化为个体内在“自觉”，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创举。[7](P11-13)重生是仁德的重要体现，生为德。张中秋先生指出，重生就是由德而仁，讲礼就是由道而义，重生与讲礼合为道德仁义。道德仁义是道德性的根本体现，以人为首是人文性的根本体现，两者有机结合为一体，形成了在“人为称首”的思想指导下，以仁义为内核的重生与讲礼的对立统一，这就是传统中国法的道德人文精神[8]。皇帝即位、册立太子、册立皇后都是承旧迎新的时机，人文的典制与“天地更始”相顺应，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因此，皇帝在此一时刻实行“大赦”，“与民更始”。这一方面给那“私乱刑典”所导致的“量刑失当”以纠错的机会，让冤人重获新生，另一方面，给罪有可恕的人以洗心革面、告别旧我、重塑新我的机会。大赦意味着旧秩序的打破和新秩序的确立，这一破一立的更始、更新自应与天地之阴阳变化相合，以承天意。从这一角度言，“大赦”就是“赦生”，是天地生生之仁德的重要体现，而皇帝作为天子，是天意的代言人，诏令大赦自然也就具有合理的思想根据。

三

汉代礼制儒家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孔子进入了国家的祭祀体系，汉高祖开祭祀孔子之风的先河，《史记》记载：“高皇帝过鲁，以太牢*太牢，指牛、羊、猪，是当时一种高规格的祭品。祠焉”[3] (第二册，P779)，并封孔子九世孙为奉祀君。汉元帝时征召孔子第十三代孙孔霸为帝师，封关内侯，号褒成君，赐食邑八百户，以税收按时祭祀孔子。这是封孔子子孙为侯，以奉祀孔子的开始。汉光武帝建武五年，派遣大司空宋宏到曲阜阙里祭祀孔子。这是帝王派遣特使祭孔的开始。由此，孔子正式进入国家层面的皇帝施政礼仪体系之中，成为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符号代表。在汉代礼制的学术体系建设方面，郑玄合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其中《礼记》各篇作者十分繁杂，汉代又传有《大戴礼》《小戴礼》《仪礼》等不同礼典，名目杂多、来源不一，经过郑玄有意识的加工、编纂和注释，使其变成儒家的经典，从而影响了后世礼仪思想的导向。李宗桂先生指出，汉代礼治思想的形成和儒家独尊的实现是一致的[9]。尽管儒家独尊并非从是学术层面来讲的，而是从政治实践角度考虑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种治国方略的自觉选择，并非学术思想方面也强调独尊儒术，实际上在独尊儒术的大方向下，也包容其它学说的存在。如果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透过李俊芳先生的研究，我们不难看出，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的重建过程，实际也是一种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重构过程，这种重构的过程本身就是独尊儒术的实现过程。政治家与思想家在长期的磨合寻找中，最终找到共同的契合点——儒家思想。按照李宗桂先生的看法，礼治的发展和儒学的独尊经历了从武帝到章帝的200余年的漫长历程，完成的标志就是白虎观会议的召开，会议成果以《白虎议奏》和《白虎通义》的形式留存于世。由此观之，汉代的皇帝施政礼仪(礼治)具有十分浓厚的儒家色彩，礼治形成的过程与儒术独尊的发展是同步的。当汉代从政治上选择儒术的治国方略之后，相应地也就在礼治的肌体中注入儒学的血脉，这样，汉代之前来源各异的礼之河流最终汇入消融在儒学思想的江海中。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钱穆先生曾说，中国文化说到底就是一个礼字。中国礼制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曾遭遇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文化滑铁卢，使礼学资源的传承几乎断绝，在这样的文化危难之际，汉代的儒家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历史担当，追根溯源，挑起礼制重建的重任，进行价值的追寻，使古礼的血脉在儒学的思想传承体系中延续下来。《左传》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9] (上册，P43)，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礼在治国中的功能，“为国以礼”。而作为顶层设计的皇帝施政礼仪更是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康乐幸福的制度保障。李俊芳先生的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研究，全面详实地展示了汉代皇帝施政礼仪建设的成就。法以治人，礼以治心，今天我国在施政的顶层设计中，特别强调礼、法的结合。无论是从政治实践的层面，还是学术研究的层面，我们都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智慧，而此书的研究为我们借鉴汉代礼制建设的经验和智慧，以及以后中国秦汉礼制史和相关的更深入的学术研究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户。汉代虽然距离我们的今天十分遥远，但汉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艰难的抉择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和理念，在今天依然能够绽放出它特有的历史魅力。历史并不是一无所是的陈旧的过去，我们经常讲推陈出新，如果不善于学习和借鉴历史的“陈”，那么就不会有真正“出新”的制度创新。今天我们的治国理政建设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去拥抱这些古代的思想文化。

[参考文献]

[1]杨志刚.汉代礼制和文化略论[J].复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2，(3)：74-79.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司马迁撰，韩兆琦评注.史记(第一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4.

[4]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李俊芳.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4.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13.

[8]张中秋.传统中国法的精神及其哲学[J].中国法学，2014，(2)：192-204.

[9]李梦生.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郭昱]

中图分类号:K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