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燕

（河北省承德市外八庙管理处，河北　承德　067000）



浅析土尔扈特回归的原因

朱燕

（河北省承德市外八庙管理处，河北承德067000）

【摘要】17世纪30年代，土尔扈特部跋山涉水，迁徙到遥远的伏尔加河下游繁衍生息。后来，在他们北边的沙皇俄国逐渐向南扩张势力，威胁土尔扈特部顺从俄国的统治。土尔扈特部的人民决不屈服，克服了各种困难，于1771年1月，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投入了祖国的怀抱。

【关键词】土尔扈特部；回归；乾隆帝

普陀宗乘之庙依山坡建筑，山门南向，进入山门，一座壮丽的碑亭迎面而立。碑亭是汉式建筑，在寺庙整个藏式建筑群中，显得格外分明。碑亭方形，重檐歇山顶，亭壁为深紫红色，四面开拱门，下有白色石基，围以白色石栏杆，红墙白石，气象森严，黄色琉璃瓦覆顶，整个碑亭雄厚庄严。进入碑亭，三块高大的石碑并排矗立，中间的一块是《普陀宗乘之庙》碑，几乎高接亭顶；左右二碑稍小，一是《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另一是《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乾隆帝亲自撰写碑记，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在碑身四面，今犹清晰可读。

碑文记述了我国土尔扈特部蒙古族人民在远离祖国一百四十多年以后，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重归祖国的过程，以及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众的安置。这虽然距今已有二百多年了，但却是我国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统一史上可歌可颂的一页。今天，依旧巍峨耸立完整无损的这两块碑，就是当年我国各民族团结抗击沙俄侵略的历史见证。

徽式老宅，刚走进去总是眼前一团黑，站定了，闭眼，再睁眼，才能看清屋里的陈设：厅堂正中是八仙桌，两边是圈椅。电视机就在八仙桌上。

土尔扈特在明朝末年，由于与准噶尔不和，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后，保持着对沙俄的独立，并不断派使者与祖国联系。雍正九年（1731年），土尔扈特台吉阿尔巴图，遣使者回祖国，“奏请往谒达赖喇嘛”，得到清政府批准，阿尔巴图的使者从西藏回到北京后，雍正特“颁赐茶币等物”［1］。

但是，沙皇俄国百般阻挠土尔扈特部与祖国的联系，因为俄国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主张加尔梅克人（即土尔扈特人）永远顺从俄国”，而这“恰好是爱好自由的加尔梅克领袖所不愿意的”［2］。他们不仅“没有宣誓隶属于俄国之意”［3］，相反土尔扈特的贵族和牧民为了反抗沙俄的奴役和压迫，“不断袭击俄国人”［4］。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由于土尔扈特远离祖国和厄鲁特蒙古各部，在俄国政府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下，逐渐为其控制。尽管如此，土尔扈特汗阿玉奇仍然拒绝服从沙皇的命令，慓悍善战的土尔扈特人不断掀起武装反抗，致使沙俄政府难于用军事力量实现对土尔扈特部的彻底征服。于是，俄国政府企图从宗教方面打开缺口，强迫土尔扈特放弃他们原来信仰的黄教，改信俄国的东正教，希望在东正教的精神枷锁束缚下，割断土尔扈特与祖国和厄鲁特蒙古各部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这种险恶的用心却是徒劳的。与俄国政府的愿望相反，“所有这些努力的最后结果都是同样的——激起了信奉佛教的游牧民族的反抗活动”［5］。《朔方备乘》卷三十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说：“土尔扈特重佛教，敬达赖喇嘛，而俄罗斯尚天主教，不事佛。以故土尔扈特虽受其役属，而心不甘，恒归向中国。”在他们受到迫害的时候，他们遥望东方，向往祖国的心情更为炽烈。

与此同时，俄国政府对土尔扈特的经济掠夺和奴役也日益强化。十七、十八世纪的俄国，比起西欧各国来是远为落后的农奴制国家。沙皇俄国在加强国内统治的同时，也开始了积极的对外扩张。为了争夺通向西欧的出海口，同瑞典进行了长达二十一年的“北方战争”，并同时与土耳其开战。沙皇政府为了支持对外扩张的战争，加紧了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许多人被迫当兵上前线。同样的灾难也降临到我国土尔扈特部人民头上。俄国政府加强了对土尔扈特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掠夺，大量土尔扈特人被强迫征调充当士兵，在沙俄的对外侵略战争中送掉了生命，土尔扈特人蒙受了深重的苦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深切地怀念祖国和故土，盼望得到清王朝中央政府的支援。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土尔扈特汗敦啰布喇什（阿玉奇之子）遣使吹扎布等，假道俄罗斯，突破重重困难，历时三年，返回祖国，到热河行宫觐见乾隆帝，又请求去西藏谒达赖喇嘛。乾隆帝赐宴于热河行宫万树园，吹扎布等代表敦啰布喇什向乾隆呈献贡品、方物、弓箭袋。乾隆允其所请，派遣官员送吹扎布等到西藏礼佛。次年（1757年），吹扎布等返回北京，乾隆帝再度召见，并询问土尔扈特与俄国的关系及其处境。吹扎布等叙述了土尔扈特早年西迁的原因，详细说明了他们在伏尔加河下游住地的四邻情况，并着重向乾隆申诉了土尔扈特蒙古人民遭受沙俄压迫的痛苦。他说：“俄罗斯尝与雪西洋（瑞典）及西费雅斯科（土尔其）战，土尔扈特以兵助之，厥后稍弱，俄罗斯因谓其属，然附之也，非降之也。”明确表示土尔扈特是在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沙俄的压力的情况下，不得不暂时依附俄罗斯，但这绝对不是投降。吹扎布等还特别强调；“非大皇帝（乾隆）有命，安肯自为人臣仆”［6］。这就再清楚不过的说明，土尔扈特人虽然远离祖国，却始终认定自己是多民族祖国的成员，只服从清王朝中央的命令，除此之外，他们是决不肯“为人（沙俄）臣仆”的。

简记角φ的三角函数sinφ、cosφ为sφ、cφ(其他角的三角函数也这样简记)，反三角函数arccos、arctan为c-1、t-1。

土尔扈特希望经常遣使与祖国加强联系的愿望，由于俄国政府的阻难未能立即实现，相反，俄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却与日俱增。俄国当局强迫土尔扈特改变宗教信仰的政策愈来愈强硬，并派出俄国政府的代表常驻土尔扈特。土尔扈特面临着完全丧失独立的危险，他们不得不认真考虑挣脱困境的出路。

1771年1月4日，渥巴锡召集全部落战士，他热泪纵横，悲愤地对大家说：俄国女皇已下达命令，要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往圣彼得堡作为人质，并且要挑选一万名土尔扈特骑兵参加到俄国军队里去。对抗这一命令的唯一办法，只有同俄国人一刀两断，其他的任何出路都是没有用的［9］。后来，乾隆帝根据渥巴锡的陈述在其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中也说：“（渥巴锡）以俄罗斯征调师旅不息，近且征其子入质。而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故与各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以息肩焉。”

俄国政府的压迫还远不止如此，沙皇新的继承者继续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为了夺取出入黑海的海口，于1768年、1787年两次对土尔其发动大规模战争。1768年至1769年对土耳其的第一次战争，沙皇政府强迫征调大量土尔扈特人当兵，“死者亦七八万”，而且“复征兵于土尔扈特”［7］。可怕的灭族之灾使土尔扈特各部落“众皆惶惧”［8］，惊惶不安的情绪紧扣着人们的心弦。土尔扈特汗渥巴锡忧心如焚，于是决计携全族返回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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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尔扈特由伏尔加河起程时共三万三千多户，近十七万人，经过沿途战斗中的伤亡、疾病、饥饿的困扰，“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10］。也就是说，约有八、九万土尔扈特人为了实现返回祖国的愿望，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回到祖国的土尔扈特人，经过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牲畜。他们满面尘埃，衣衫褴褛，甚至很多人衣不蔽体，靴鞋俱无，虽然时届夏季，但塞外晨夕仍然冷风袭人。形容枯瘠，疲惫不堪的土尔扈特人处于冻馁交迫之中。土尔扈特人不管牺牲多么巨大，又是多么艰难困苦，他们“终焉怀故土，遂尔弃殊伦”的爱国举动，是极其悲壮的。我国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土尔扈特的爱国壮举，从《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的碑文中，可以看到，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及内蒙古等地的各族人民，以大量的物资供给土尔扈特，计有：马牛羊二十余万头、米麦四万多石、茶二万余封、羊裘五万多件、棉布六万多匹、棉花近六万斤等等。这些物资真是雪里送炭，帮助土尔扈特人民渡过了困难，在祖国故土上，“皆安居得所”。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二十五日，渥马锡、策伯克多济尔、舍愣等自伊梨起程前往热河行宫觐见乾隆帝。清政府命令沿途各省督抚作好各种供给，“俾得所至如归，咸得感悦”［11］。九月初八，渥巴锡等至热河木兰围场的伊绵峪觐见乾隆帝，乾隆帝在行幄中亲自用蒙古语询问渥巴锡等自俄罗斯归来的情形及土尔扈特的历史，渥巴锡等申说了对祖国的向往之诚。乾隆帝回到避暑山庄后，又在澹泊敬诚殿接见渥巴锡等，多次赐宴于万树园。其时，普陀宗乘之庙落成，渥巴锡等随同前往瞻礼，与喀尔喀、内蒙等地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起，举行盛大的法会。乾隆帝并在普陀宗乘之庙内立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巨型石碑。

这两块石碑也成为二百多年前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团结抗击沙皇俄国的历史见证。而我国土尔扈特部蒙古族人民，为了挣脱沙俄的奴役，英勇战斗，历尽亘古少见的艰难困苦，不惜蒙受巨大牺牲，行程万余里，终于返回祖国故土，这种向往祖国，反抗侵略的大无畏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缅怀追念。

参考文献：

［1］皇朝藩部要略，卷11.

［2］帕里莫夫.居留俄国境内时期的加尔梅克人史纲.

［3］巴克曼.土尔扈特族自俄返华记.

［4］内达金著.西蒙古族及满洲族上卷，29.

［5］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145.

［6］皇朝藩部要略，卷13.

［7］西域闻见录.

［8］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

［9］瓦尔特·海西希著，蒙古的历史与文化.

［10］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文.

［11］清高宗实录.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