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继超　杨万勇　刘阳

这里有一支为共和国砺剑铸盾的功勋队伍。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支白发苍苍的特殊方阵，回忆他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创业岁月，再现他们的光荣足迹，展示他们的精彩人生，追寻“两弹一星”精神的血脉根源，传承“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伟大精神的红色基因。

第一集：功耀丰碑（上）

2014年1月10日，人民大会堂，96岁高龄的程开甲院士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习近平主席亲自为他颁奖。

与这个万众瞩目的舞台，遥遥呼应的肇始源头，却是五十多年前最为苍凉的西北大漠。

位于天山深处的这片神秘建筑，是我国核试验事业的发祥地。我国核试验早期的指挥机关和科研机构，一直隐蔽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

这排掩映在白杨树下的土坯房，曾是程开甲的家，他在这里一住就是20多年。

作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程开甲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内的30多次核试验。他开创了中国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为核武器战场应用奠定了基础。

今天，这里已是人去楼空，只有墙上斑驳的口号标语，默默记录着这里曾经的秘密与辉煌、光荣与梦想。

1949年，留学英国4年后的程开甲，顺利获得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成为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一名研究员。

然而此时，他远在万里之外的祖国正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

一天，程开甲从伦敦街头叫卖的报纸上看到：“大英帝国的军舰‘紫石英号，因不听解放军的警告被炮击……”他第一次感到，被帝国主义欺辱了百年的中华民族，这次是真有希望了。

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任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开甲说：“国家有新的阶段了，共产党把国家建立起来了，我们当时有很大的希望，希望回国之后贡献我们的力量。”

程开甲撕掉英国发给的无国籍护照，毅然踏上了回国的轮船。

从此，这位世界科学界的新星，一夜之间便消失在被西方封锁的红色中国。

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当程开甲院士胸挂“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再次站在世人面前时，时光已过去半个世纪，当年英姿勃发的留英博士，此刻已是满头白发。他和他的同事一起用智慧与汗水铸就了捍卫共和国的国防盾牌。他曾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不可能到美国去喊美国万岁，我只能喊中国万岁。我这辈子的最大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

程开甲说：“那时候就是这个想法，没有自己的想法，让我在什么地方，我就做什么工作，让我在南京，我就在南京做教育工作，调我到北京来搞原子弹，我就搞原子弹，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工作方向，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真实思想。”

如今，年近百岁的程开甲院士依然牵挂着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每当遇有重大科技活动总是积极参加，虽然行动已有些不便，但他的目光还是那么深邃，充满着智慧。

“两弹一星”事业是全民族的伟大事业。当年，遵照毛主席“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从海外归国的钱学森、朱光亚、陈芳允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和来自国内相关行业、不同单位的成千上万创业者，从四面八方汇聚起来，走进大漠深处。

吕敏院士是新中国选送到国外留学、最早参与筹建我国核试验研究所的专家之一，在大漠几十年与程开甲院士等比邻而居，他们和战友一起共同开创了我国的核试验事业。

作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吕叔湘的长子，吕敏没有追随父亲的文科，而是选了理科。

1960年冬，得知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在华专家的消息，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核物理研究的吕敏，立刻申请回国效力。

总装备部某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吕敏说：“中国人只要有条件，是可以把事情干起来的，给国内写信说，我们愿意干原子弹，不光是表示决心，确实是心里面觉得，只要我们拼命干还是可以的。”

回国后，吕敏立即开始研究原子弹爆炸的物理测量，他提出了以闪烁探测器和带放大器的示波器为主的测试方案，准确记录了1964年10月16日，那次激动人心的巨大脉动。

吕敏说：“蘑菇云一上来，欢呼，我们也挺高兴，但心里还嘀咕着，我们的东西照下来没有，曲线有没有，一共是12台示波器，全部数据都拿到了，这个也算是不错的。”

吕敏提出研制的测试仪器，后来被人们称为“功勋示波器”。

几十年如一日，吕敏和战友们用透支自己，来一点点推动中国的核试验事业。

直到1986年4月一天，吕敏倒在核试验场，被战友用担架抬上了飞机，医生说，要是再晚一点就没救了。

严重的肝病击垮了吕敏的身体，但并未击垮他为国防科技事业的献身精神。出院后，他带病领导了我国武器和卫星的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

吕敏说：“我们这些人干这个事，从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整个国家不强起来，看着心里非常窝囊，有这个心思要报国，能够为国家特别是想在国防上做一点贡献，那时候也用不着动员，心甘情愿。”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化学专业读到大二的毛用泽院士，改行学起了核物理，毕业后不久就来到试验场，为中华民族期待已久的那声东方巨响进行着准备。

防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毛用泽说：“他们戴着面具，穿着防护衣，进到工号里面就把所有的6套系统都打开，把数据测出来，大概也就是20秒，在20秒内就把几十个探头的数据都已经掌握了。”

谁也看不清防化面具下那一张张生动的面孔，但历史却永远记着他们在核试验场上建立的不朽功勋。

这位在我国首次核试验中担任防化数据测试总负责人的老人，已为事业奋斗了60年。

现在，经过多次手术，即使带上高度近视眼镜，两眼视力之和也仅为1.1的毛用泽院士，还时刻关注着世界核武器技术动态，他继续将头脑中储存的信息与能量，向年轻一代传递播撒着。

原子弹作为毁灭性武器，试验场必须远离人烟。早在原子弹刚研制时，我国便秘密开始了勘察选址工作。

1958年，中央军委决定以河南商丘步兵学校为基础，组建两支特殊部队，其中一支编号0673，任务是勘察选择核试验基地定点，并负责建设原子靶场，以后搞核武器试验。

原国防科工委顾问、时任商丘步兵学校校长贾乾瑞说：“常勇是政委，他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我在家里，他突然叫我和张志善副校长迅速到北京去，到北京干什么他没有说，我们到北京住在那个打磨厂招待所，就在那里住了两三天，在那里才初步地知道了任务。”

这一年“八一”刚过，步校先遣队便在副校长张志善带领下出发秘密勘察。按苏联专家要求，爆心被放在了距敦煌西北方向不远的地区。

核试验基地原司令员张志善说：“我就召集骨干说我们是搞原子弹试验的，大家都高兴得蹦起来，再也没有任何人说困难了，再也不怕往西走，那火车是往西走，大家也不怕了，知道我们的任务重要，是搞原子弹的。”

8月6日，国防部任命原志愿军3兵团参谋长张蕴钰为原子靶场主任，常勇为政治委员，张志善为副主任。

张蕴钰，这位指挥过上甘岭战斗的军参谋长，亲身经历与现代化美国军队的残酷争夺与拼杀，在战场上感受过美国对中国最早的核威胁。他深知这种已在超级大国间争相种植并越开越大的撒旦之花，对于共和国安全产生了怎样的致命威胁。“美国在比基尼岛的氢弹试验已达几百万吨，苏联也宣称有了上千万吨的氢弹，我们为什么只能搞两万吨？”当他赶到敦煌实地察看了苏联专家定下的狭小核试验场区后，他气愤地质问。

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说：“地点不行，土质也不行，离敦煌近，水也不行，施工条件也困难，离敦煌城和文物莫高窟这都很近，我说这个地方恐怕不大行，准备向总参再去报告报告。”

张志善说：“慢慢我们就有点自主性，选点选在敦煌就不合适，（张蕴钰）就领着我们到戈壁滩，选现在这个基地。”

1958年冬，张蕴钰和张志善率领部下西出阳关，在漫漫戈壁一直向西开了数天，到达死亡之海——罗布泊。

张蕴钰说：“这个地段很宽阔，周围也没妨碍，做试验确实是很好的，现在看来也是非常好的。”

1959年3月13日，国防部批准新选定的试验场。

接着，创业者继续向西勘察生活区，一天，他们在荒原上发现了一片盛开的马兰花，于是将生活区定了在这里，并用上了美丽的名字——马兰。

这年夏天，基地便开始从全国接转科技人员、挑选大中专毕业生。原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主任许瑞忱，当时担任基地保卫处助理员，负责调入人员的政治审查。

原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主任、时任核试验基地保卫处干部的许瑞忱说：“当时就跟我说的，是搞原子弹试验的，是一个很机密的单位，调人的时候一定要遵照总参、总政有一个对进入高等机密单位的人员的审查条件、程序和批准权限，有这种规定。”

祖国一声召唤，一批批国内外知名的科研人员，秘密聚集到罗布泊大漠。

原国防科工委驻疆某基地政治部干事、张志善夫人张辉说：“开始夫妻都不能通信的，你想想看，那时候说实话真是完全凭政治觉悟了，真是这样的。”

当年，这是非同寻常、十分神秘的事业，“上不告父母，下不示妻儿”成为人人自觉遵守的铁律。有一对夫妻接到命令，互相隐瞒着各自从内地悄悄出发了。一天，他们在核试验场这棵并蒂相连的老榆树下等车时蓦然相遇，夫妻俩才惊讶地发现他们都是为着同一个神圣使命出发！张爱萍上将听到这个感人的故事，将这棵树取名叫“夫妻树”。

这棵饱经沧桑的老榆树，见证了一对对夫妻，一双双情侣，怀着理想和信念，义无反顾地走进这大漠戈壁，书写自己对祖国的忠诚与挚爱！

原子靶场创建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张蕴钰带领指战员自力更生，口粮短缺，野菜充饥；机械不够，就地取材；事业暂停，戮力坚守。

许瑞忱说：“他提出还是要以戈壁为家，在新疆扎根，安下心来。”

张蕴钰深知科技专家对核试验的重要性，他强调：“一定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人民服务，在我们这里就是为科学家服务。”

张蕴钰说：“他们要干什么事，要怎么干，要什么条件，我们就是满足他们的条件，给他们创造条件，来搞这个试验。”

张蕴钰与科技人员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程开甲院士就一直称他为“最知心朋友。”

作为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为中国核试验事业立下卓越功勋。张蕴钰曾说：“我这一生有两件事永远难忘：一件是参加了上甘岭战役，一件是参加组织了第一次核试验……”

1996年春天，当昔日的战友再次相聚时，大家发现他们的司令老了，司令的兵们也老了！台上，老司令对老部下的讲话还是那么掷地有声。

张蕴钰说：“我们站在什么地方，都应该是个榜样，我们的后代，都叫他们向我们看齐，我们给他们做榜样、做表率。”

3个月后的7月29日，随着罗布泊最后一声巨响，中国政府向世界郑重宣告：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

在北京寓所里听到这个消息，张蕴钰感慨不已，这位为捍卫和平奋斗一生的核司令彻夜难眠，随即赋诗一首：

光天化日，原子弹，电闪地震雷鸣。

寰球世界，伫立听，中国音响声明。

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日寇如狼虎。

百年忍辱，天安门狮吼。

备而不用持衡，防止核战争，保住和平。

今天，当撼动大漠的雷霆已随岁月隐去，邓小平那掷地有声的话语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

的确，我们应该记住那个年代，记住那段历史，记住那些埋头苦干的民族英雄。

第一集：功耀丰碑（下）

无风的时候，巴丹吉林沙漠像一片凝固的海。无法想象，这里曾上演过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的震撼一幕。

在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西方讥笑中国“有弹没枪”。中央决定，1966年进行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飞行试验，试验全程都在本土，这在全世界都没有过的壮举，需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巨大的勇气与自信。

10月26日上午，导弹、原子弹分别向发射阵地转运，聂荣臻元帅亲临对接现场，指挥两弹对按。27日，试验空域飞机停飞，铁路停运；飞行弹道下一万多居民全部疏散；发射场参试人员后撤到10多公里外的敖包山指挥所。

现场，只留下了七位勇士，在距核导弹仅100米的狭小地下控制室内执行发射任务、一旦发射失败核弹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原国防科工委驻甘某基地发射团班长、“两弹结合”试验七勇士之一的徐虹说：“根本不考虑这个，就是如何把这个任务完成，这是当时大家主要的心理，因为中国人憋一口气，中国人没有这个东西不行，就是要搞，搞的话是谁搞？就是这些人。”

9时10分，核导弹发出一阵呼啸，腾空而起。

原装备指挥技术学院高级工程师、“两弹结合”试验七勇士之一的佟连捷说：“我按下点火按钮之后，我看指示状态正常，我报告说点火正常，这个时候在潜望镜旁的王思成参谋长，他就说看火箭起飞，起飞之后程序转弯，程序转弯之后，控制室的几个人基本上都起来了，欢呼了，当时就是说毛主席万岁，说成功了，胜利了。”

核导弹飞行10分钟后，在罗布泊靶心上空预定高度爆炸。

当天，这条惊人的消息传遍了世界……

西方媒体说，这好像是亚洲上空的一声惊雷，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一样不可思议。三天后，67岁的聂荣臻元帅专程来到罗布泊，顶着五级大风站在汽车大厢板上，激情澎湃地对参试官兵说：“这是你们的光荣，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是全国人民的光荣，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

我国的导弹事业，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1956年10月，国防部五院正式成立。1957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炮兵教导大队。

它是我军第一个“一揽子”导弹专业培训机构，为国防部五院、导弹试验基地、院校等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从这里毕业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军航天科研试验和战略导弹部队的高级将领。

原国防科工委副政治委员、炮兵教导大队第一期学员高同声说：“可以说它是我们军队第一所导弹工程学院，在我们导弹航天事业起步阶段，培养了首批专业技术人才。为我们的导弹、火箭研制和组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和地空导弹部队创造了条件。”

曾在这里学习的李福泽，本已担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硬是被导弹试验基地司令员孙继先点名要到了戈壁滩。

原国防科工委驻甘某基地发射团原团长郭青说：“这是司令员孙继先给李福泽同志的任务，你一定要把导弹学习好，把这个任务完成好，这是咱们第一步的开始，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从走出这第一步起，这一代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军人，用习惯了握枪的手拿起笔，用拼刺刀的精神学起技术。

那个年代，最不是问题的问题都可以威胁整个事业，部队最起码的吃饭生存都很艰难。李福泽，这位曾在塔山阻击战中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猛将，在绝境面前，本色依旧。

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李福泽说：“不管有饭吃没饭吃，要把事业搞上去，这是第一位的。再困难也要为国家争口气，没有导弹，没有‘两弹，这个国家强盛不了，粮食无非是暂时的困难。”

曾带领17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基地首任司令员孙继先，叫响了“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口号，带领官兵把全部心血倾注。

即使在基地试射第一枚导弹就陷入苏联突然撤走专家、冷眼旁观的境地时，将军也没有退缩，反而激起了他愈挫愈勇、勇往直前的血性。

李福泽说：“我们老司令孙继先说，你们（苏联人）不参加，我们放火烧也把它烧上去，我说放火是烧不上去的，这是跟他们闹了别扭了，我们打弹他们不参加，不参加拉倒，我们自己打。”

在苏联专家撤走不久后的第83天，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拔地而起，准确命中目标。

孙继先将军践行了自己的口号，他的骨灰按遗愿埋在了青山头一侧的东风烈士陵园。

正当我国突破导弹、原子弹技术时，世界大国的较量已由陆地扩展到太空。根据毛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指示，我国展开了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

1970年4月1日，载有“长征一号”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专列，经过4天4夜的秘密开拔，到达戈壁深处的发射场。

从哈军工毕业的基地原研究员赵龙海，此刻正在为首次卫星发射测量做着周密准备。

当时我国刚刚建成由代中心和六个光、电测量站组成的测量系统，赵龙海负责监视、维护晶体管的108计算机双工系统。作为此次任务的代中心，在发射前2个小时，却出现了问题。

总装备部驻甘某基地原研究员赵龙海说：“当时进入程序的话，4个小时左右，计算机甲机出现了信息进不来，外面信息进不来，雷达信息进不来。”

他一边负责乙机正常工作，一边帮战友查找问题，在发射前最后时刻排除了重大故障。

赵龙海说：“因为大家都是一起的，都是同心同德，为了把卫星送上天，我应该要担这个风险，要尽这个责任。”

“东方红一号”的乐曲在寰宇和国人心里至今回响，当年只有24岁的赵龙海也在这里熬成了驼背老人。

在干旱少雨的巴丹吉林沙漠，他活成了一棵金色的胡杨。

同样在这里默默奉献大半生的基地原副司令员刘庆贵，当年为了任务，让挺着大肚子的妻子独自回广西老家生产，临别，他将对妻子深深的愧疚和对戈壁事业深深的爱，寄予了将要出生的孩子。

总装备部驻甘某基地原副司令员刘庆贵说：“我就说，这样子吧，要是生了男孩咱们就叫胡杨吧，要是生了女孩就叫红柳吧，所以，我们的孩子一个是柳，一个是杨，一个是夏天的杨树，一个是冬天的柳树，挺好。”

正是有一代又一代这样奉献戈壁的人，像大漠胡杨、红柳一样默默守护在高耸的发射塔架旁，用对蓝天的仰望，用忠勇智慧，筑起了迢迢天路，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才一步步变成现实。

随着“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我国的卫星发射中心从一个拓展为三个，并逐步建设起从陆地到海洋、从地面到天空的航天测控网。

常年卧病在床的原国防科工委参谋长张敏老人，提起当年在晋西北的创业艰辛仍是记忆清晰。

原国防科工委参谋长张敏说：“那里非常冷，因为东边是隔着个五台山，五台山虽然不是很高，但是西北地区的冷空气到那以后顶住了，向东不再飞散了，所以那个地方特别冷。”

创业者在这里变牛棚窑洞为住所，化冰雪河沟为甘泉，在芦芽山下拉开了几千人的大会战。回想起这些，基地原副总工程师邵发声，仍然印象深刻。

总装备部驻晋某基地原副总工程师邵发声说：“一开始去，吃的都是河沟里面那个水，下雨的时间流到一个旱井里面接一点水，有的从河沟里面去挑点水。”

有人说，这种条件下，待下去就是胜利。然而，他们不仅待了下来，而且创造了奇迹。一年后，1968年12月18日，在零下36摄氏度的严寒中，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枚中程运载火箭，从这里发射成功。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创业者十多年时间的艰苦奋斗，一座技术先进、设施齐全的航天城悄然屹立在大凉山深谷中。

1984年4月8日，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成功发射，但人所不知的是就在发射前4分钟，弹体突然出现漏液，继续发射还是停止，危急时刻，基地司令员侯福果断拍板。

原国防科工委驻川西某基地司令员侯福说：“我说不存在爆炸，按时发射，桌子都拍了，按时发射。冒了多大的风险，你知道我冒了多大的风险哪，这个东西，做个指挥员，我就说作为指挥员不是光有魄力，得有知识，最后发射了，成功了。”

这一年10月1日，全国电视观众通过“东方红二号”，直播看到了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式。

卫星飞天离不开地面测控，如果把卫星飞天比作放风筝，那么航天测控就像放风筝时的那根绳。航天战线的测控人员，被人们称为是“牧星人”，总装科技委常任委员李济生，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任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济生说：“并不是说卫星在转的时候，24小时我都可以盯着它的，不可能这样，那么只能根据咱们国家这些观测台站，测量的数据，算出它的轨道来，算出轨道来以后，就可以算出来什么时间，这个卫星跑到了什么地方，它的空间位置是什么。”

中国卫星测控网的建设，是从渭南桥南镇这个山沟沟里展开的。

就在这里，李济生和一代代牧星人不懈奋斗，从第一代机电设备和测控软件开始，攻克道道难关，实现了中国卫星测控技术的飞跃发展。

1980年5月1日，一支远洋特混船队从朱家尖锚地起航，驶向南太平洋的预定试验落区，执行落点测量和打捞数据舱任务。

18日上午10时，随着一声“点火”，一枚洲际导弹从大漠腹地，朝太平洋赤道上空飞去。

30分钟后，在太平洋预定区域远望船上的雷达及时捕捉目标，弹头准确落水。

回忆起那一刻，随船出海的基地原司令员王立春仍历历在目。他说：“落点指挥部的几条船还有直升机就准备好，在什么领域等着，到时间飞机就起飞了，直升机就起飞了，在上面盘旋了，离开它这个弹道层面。我们布局是两条测量船在两边，在理论弹道两边布局，怕它万一偏了，偏了还可以跟踪。但是偏差不大。”

这次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成功是一个新起点，我国国防科技从此迎来了新的腾飞。

航天测控技术专家、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院士，亲身参与了我国航天测控事业的每项重大工程建设。

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沈荣骏说：“那个时候都一样，所有的人几乎没有谁想自己的事。我们在戈壁滩上，我在那待了18年，那个期间据我所知，所有人吃饭都在食堂，包括结婚成家的。除了礼拜天可能在家里包顿饺子以外，剩下的全部在食堂，没有人在家里做饭的了。为什么？就是把时间腾出来干活。看起来很小一个事，但是它确实反映了一个精神。”

人才托举事业，事业造就人才。无论是在白手起家、艰苦筑基的创业年代，还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对各类人才“政治上信任、工作上重用、业务上培养、生活上关心”的传统积淀和创新传承，吸引凝聚激励了一代代优秀人才在大漠戈壁为共和国砺剑铸盾，在成就“两弹一星”“载人航天”伟业的同时，成长了一批批科技帅才、治装将才、青年英才！

总装备部原政治委员迟万春上将说：“我觉得那一段确实起到了一个奠基作用，它在整个国防科技武器装备建设上，它是开创式阶段，奠基阶段，它在这段的思想、作风、精神、文化、制度上，也是开创性的奠基阶段，是基础。这代人‘争气、争先、争光的这个精神，在这代人里面是非常的强烈，这可以说是干事业的精神支柱。当时搞‘两弹一星是千军万马汇聚到戈壁大漠，喝苦水，睡地窝，战天斗地搞科研试验。靠什么，靠打破封锁的一种决绝，一种自力更生的拼劲，还有百折不挠的韧劲，只争朝夕的干劲，就是要为国家和民族争这一口气。”

是追思更是激励，大漠中每一次壮丽的腾飞都承载着几代人的追求与期望，每一个后来者肩头的使命都连接着历史和未来。

党和国家没有忘记这些奉献在装备建设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支部队，为共和国铸盾砺剑的人们。

2002年3月，江泽民亲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观看“神舟三号”飞船发射，看望慰问官兵。

2003年10月，胡锦涛专程来到问天阁，为中国人的第一次太空之旅壮行，鼓励官兵再创新的辉煌。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第一个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酒泉，看望慰问科技人员和部队官兵，缅怀革命烈士为党和国家做出的重大贡献。

习主席动情地说：踏上这片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荣与梦想的土地，看到你们这支功勋卓著的英雄部队，我感到很高兴。这里是航天事业和“两弹一星”精神的发祥地，传承着很多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骄人的成就。党和共和国不会忘记，共和国和人民感谢你们！

第二集：情系伟业（上）

1996年年底，65岁的丁衡高院士从原国防科工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曾组织领导过我国战略导弹、核武器和卫星发射等一系列重大国防科研，并任国家“863”计划重要负责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指挥的丁衡高，回到自己钟爱的科技领域，开始了新的攀登。

原国防科工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丁衡高上将说：“你一辈子学的是这个，干的是这个，对吧，我只有在这方面还有继续发展的可能性，我有这个责任，继续在这方面有所思考。”

丁衡高作为我国惯性技术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致力于推动我国惯性技术实现了从气浮、液浮到光学、静电、微机电陀螺的三次飞跃，并成功将其应用于战略导弹、运载火箭等多个重大装备型号。

20世纪90年代初，微米纳米技术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丁衡高敏锐认识到这将是面向未来的重要军民两用技术。1994年5月，他撰写文章在国内第一次明确全面地提出了微米纳米技术概念，并向中央建议应大力倡导并及早开展研究工作。

清华大学校长助理、中国工程院院士尤政说：“丁主任在国家的科技发展里面，怎样从技术的布局一直到战略的考虑，确实很多。丁主任能够从战略上把握技术发展动向和实质，我觉得是战略科学家。”

丁衡高始终关注着世界科技的前沿，关心着国家科技的发展。对有关国家安全、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一些重大科技课题，他主动、及时组织研究，多次向中央提出相关意见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十几年来，丁衡高倾心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深入思考建设发展问题。

丁衡高说：“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都要负责任的，将来打仗是要用的，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对于过去我曾做过的工作，是不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就生怕这个里面出问题，这就是要负责一辈子。不是说那个时候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了，可以不负责任，这是不行的。我就是这种心情。”

正是怀着这种始终不渝的责任意识，丁衡高既建言献策又亲力亲为，退休后发表重要学术论文30多篇，获12项国家和国防发明专利，出版4本科技专著。2010年12月，丁衡高热情关心和积极推动的我国第一条MEMS技术生产线在石家庄建成投产。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杨拥军说：“他当天连夜就赶过来了，在这边一蹲就是三天三夜，跟我们现场交流。”

如今，已经步入85岁的丁衡高院士还像当年一样忙碌，一样认真，一样充满热情，一如既往地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尽心尽力。

与丁衡高一样，曾在苏联留学的王永志院士，当年在莫斯科亲耳聆听了毛主席那段“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热情寄语，让他一生难忘。回国后，他将满腔的报国热情纵情挥洒在钟爱的航天事业中，从一名普通技术员成长为我国战略火箭的总设计师。

1992年9月21日，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王永志被任命为首任总设计师。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志说：“得知要叫我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我自己感到压力很大的。这和过去那个型号可是大不一样，要求很高，特别是有人的安全问题。”

巨大压力下，王永志带领战友不但完成了任务，而且让中国航天赢得世界尊重。其间甘苦，都化作神舟飞船一次次壮美的航程。

2004年2月20日，王永志获得200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5年1月13日，被授予“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荣誉称号。

从那个50年前敲开钱学森房门，提出独特火箭解决方案的年轻中尉，到今日誉满天下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回望一生，是实现科技报国的欣慰。

王永志说：“我自己感到非常荣幸的是，国家给予我参与、完成三件大事的机会。第一件就是用火箭把导弹（弹头）送到需要的地方去，保卫国家的安全。第二件事情是用火箭发射各种卫星，发展科学技术。第三件大事就是把中国人送到太空去，实现民族的飞天梦想。我觉得这点，我非常荣幸地得到这样的机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逐渐承担更多的责任。”

随着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不断发展，改任载人航天工程高级顾问的王永志，继续参与航天事业的决策与规划，他报国的壮志永远向着深邃的太空延伸。

在当年的核试验场上，战斗着一批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人们亲切地称她们为“核大姐”，永远不知疲倦的邱爱慈院士就是她们中的一员。

从20世纪70年代的“晨光号”、80年代的“闪光二号”，在电子束加速器和高功率脉冲技术领域，邱爱慈院士以一名军人特有的顽强和女性特有的坚韧，在探寻粒子的世界里，走出了一条令人惊叹的“闪光之路”。

2004年，邱爱慈又受母校西安交大聘请，出任电气工程学院院长，这使原本就十分忙碌的她，变得更忙了。

总装备部驻陕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邱爱慈说：“我感到我们现在国家在某些方面，尤其在国防方面，其实跟国外还有很大差距，从我们经费投入方面，从我们核心技术掌握方面，从整个国防力量方面，我们还是跟国外有差距，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情况下，有这种机会，我认为我们还应该给国家尽力。还有就是我自己的专业，我认为是非常前沿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在不断发展，这个发展而且是跟我们国防，跟我们国民经济都是密切相关，所以我非常热爱我自己的专业，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我们还应该把它研究透，把它用在我们的国家。所以一直激励我不断去学习。”

这种动力和责任，可以支撑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对事业不懈不休地追求。

2013年6月20日，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国许多电视观众通过直播，看到了航天员王亚平自如地在太空向人们讲解，物质在失重条件下的运动特点。

为了这一天，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航天科学家们就开始了探索。梅磊，这位航天医学专家为此默默准备了一生。

原国防科工委某研究所研究员梅磊说：“航天要搞脑子，在脑电实验室就是研究脑电怎么能在航天上用上，所以总体来说，基本上列下来一个很长的课题，一直做到现在的一个课题，‘空间脑功能实验技术的研究，就研究到空间以后，你这个脑功能怎么研究。”

当航天员终于遨游太空时，这位老人也已离休快30年，但他也一刻也没放下自己钟爱的科学研究。

梅磊说：“我年龄也大了，但是我的志愿还是做到最后，向爱因斯坦学习，爱因斯坦一直到最后一天，他还在搞科研、搞研究。”

作为我军第一批防化兵，陈冀胜院士一生都“与毒为邻”。从1953年投入抗美援朝作战急需的侦毒器材研究，到筹建我军化学防护研究所，陈冀胜如传说中“以身试毒”的神农，承担一次次未知的风险，去尝试解开一个个科学谜团。

为提高国家和公众利用科学技术，防范和处置恐怖活动的能力，如今，他依然在化学与生物的交叉地带研究探索着。

防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冀胜说：“现在我们院里成立了核化生灾害重点实验室，这是国家支持的。我们和地方，地方上还是希望，这方面军队要多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公安部我们比较熟悉，老打交道，他说了爆炸我们不怕，我们知道该怎么办，我也知道爆炸品怎么去找，但是核化生就麻烦了，我不知道。”

闫章更，是驻华阴某基地一个正师级单位里兵龄最长、军衔最高、资历最老的将军，还是我军常规兵器试验领域著名的专家。

从北国草原到华山脚下，几十年里，闫章更来来回回穿梭在炮火中，成功研制出一部部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射表，用它校正弹道就如同给火炮、导弹安上了神奇的“眼睛”，战友称他是“华山炮神”。

现在，他还常带着一群和他孙子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忙碌在火炮试验场的轰鸣硝烟里。

总装备部驻华阴某基地工程师刘刚说：“有时候试验需要加班，将军和我们一样熬夜到深夜，甚至一直到凌晨进行试验，我非常佩服将军这么大年纪了还有这么大的精气神。”

让年轻人佩服的精力源于闫章更对事业的热忱，事业的需要延续着他的斗志。

总装备部驻华阴某基地研究员闫章更说：“部队把我留下来，让我继续工作，这是对我的最大信任，我想我还有这方面的积累，所以我就在这方面想办法，怎么样把它构成我们自己的体系，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的课题组，感到干起工作来非常有意思，觉得还有使不完的劲，人常说年纪30岁是一个高峰，是一个周期，我觉得我们在六七十岁的时候，还有继续发挥作用的潜力在。”

著名的“独腿将军”陆载德，从小高位截肢后安装的假腿，全靠皮带挂在腰窝里，而今已经老迈的他还是坚持自己为残缺的身体穿脱衣服。他就拖着这样一条假腿，以挪动两次还不及常人一步的艰难，在科尔沁大草原上跋涉了40个春秋。

1955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军委总部机关的陆载德，自愿申请调到塞外草原，加入到新中国常规兵器试验第一代创业者的行列，那时的茫茫荒原上，仅有的建筑，是日本侵略者留下的12个飞机堡。

原国防科工委驻吉某基地高级工程师陆载德：“一个一个草垫，一排是一二十个草垫，这一个屋里住几十个人。就这个情况下，我去了以后没地方住，我就干脆带着铺盖卷，搬办公桌上，住在像仓库的大屋子，都是木头板，一排的木头板，上面是睡了好几个月。”

在方圆几千平方公里的试验场区，每个试验点离驻地都要十几里，创业者只能靠两条腿往返，而陆载德能依靠的只有一条腿。几十年里，他所承受过的磨难远远超出了常人想象。

总装备部驻吉某基地原高级工程师王益森说：“工作需要到场区这边来，他拖着一条残腿，而且得走十来里路，才能过到这边来，所以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确实是非常艰苦，把那条残腿都磨破了，角度都差到60度，最后回去晚上他自己偷偷地把血擦干，再重新洗，重新换一下，然后再装上。”

此后38年间，陆载德因工作需要先后四次改换专业，可无论在哪个岗位，他都创造出了第一流的成绩。先后有五次可以回到城市的机会，但都被他一一放弃。即使退休回到北京，他的心也时常牵挂着草原。

总装备部驻吉某基地高级工程师张平说：“他到了北京以后，每半个月还要打电话回来，一个是汇报自己的思想或者生活情况，一个还要问问室里的工作，还有年轻人成长情况，他都很关心”。

就像草原上的一棵查干花，陆载德把一名知识分子全部的爱都献给了国防科技事业。

第二集：情系伟业（下）

风洞，是武器装备的先行官，是提升国民经济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石。从新型飞机到战略火箭，从高层建筑到高速列车，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大装备和设施，在制造建设之前，都必须经过空气动力试验。我国的空气动力中心，就坐落在大西南的群山里。一代又一代的气动人，已经在这里奋斗了几十年。

在众多风洞建设者中，高级工程师刘政崇是他们的突出代表。他主持和参与设计了13座不同型号的风洞，为国家航空航天事业发展和武器装备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每一座风洞的诞生，必将催生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每一个新型风洞的设计，刘政崇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总装备部驻川某基地高级工程师刘政崇说“从1959年毕业到现在，一直搞风洞，按年头算应该有54个年头了，一直从事风洞设计，每一座风洞的诞生，常讲一座风洞就是一座丰碑，对我来讲，一座风洞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确实有这个感觉，每次风洞一研制成功，一吹风，非常激动，眼泪也都流出来了。刚开始试验是不能进人的，因为首次预警，但是我不行，我一定要先到现场，戴上耳机，我要亲身体验，这个风洞的真实情况，哪儿漏气不漏气，我都要亲身体验，希望掌握第一手资料。”

刘政崇甘愿将自己交给大山，交给风洞，对风洞事业的热爱，已经超越了他生活中的一切。

刘政崇说：“我一生能做到现在，就是我非常热爱风洞，我常常给他们讲课也讲，如果有来生，我还搞风洞，风洞没完，风洞越搞越有兴趣，越搞越新，而且具有挑战性，所以搞风洞应该说是我这一生最大的乐趣了。”

现在，刘政崇仍延续着多年形成的习惯，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在搜索引擎上输入“风洞”两个字，期待着最新的国际资料跃上荧屏……

在总装直属院校活跃着一批的老专家、老教授，他们把一生奉献在科研教学的战场。

装甲兵工程学院教授臧克茂院士，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匆匆赶回家。这是他中风偏瘫的老伴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83岁的臧克茂会慢慢将老伴搀扶到窗前，给她讲外面的世界。

20世纪80年代，正当我军主战坦克火控系统技术攻关的关键时刻，承担任务的臧克茂突然被查出患了膀胱癌。

装甲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臧克茂说：“因为我觉得癌症和心脏病还不太一样，我有这个想法，它就是发展的话，它有一个过程，不是说马上就怎么样的，这样的话我还有个时间，真正发展到我不行了，我跟组织讲也来得及。现在我觉得还能一边工作，一边治疗，还有这个可能性。”

在臧克茂的信念里，事业是重于生命的。在一边治疗、一边攻关的日子里，他生怕自己的时间不够，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来突击科研，甚至把上厕所的时间都节省下来，坚持早晨不喝稀的，只干吃馒头。

凭着这种忘我的精神，他和同事们一起实现了坦克炮的快速瞄准和定位。此后，臧克茂院士又筹划陆战平台全电化技术重点实验室建设，使我国在这一技术领域跻身世界前列。

在与癌症搏斗20多年中，臧克茂先后主持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被称作教学科研战线的“钢铁战士”。

眼前这位正在授课的老人，是原装备指挥技术学院教授陈庆华、他是我军著名军事运筹学专家。为了培养更多运筹帷幄的军事人才，他已经两次延缓退休，深情耕耘在运筹天地。

原装备指挥技术学院教授陈庆华说：“比如说华罗庚推广的‘优选法，这些工作也应该属于运筹学的范畴，在经济领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军事领域，我们介入的运筹学研究还很薄弱。”

为深入推进军事运筹学，解决部队实际问题，陈庆华和同事们经常一起下部队，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工作，真实了解官兵需要。

装备学院教授李福生说：“为部队讲学，做技术咨询，部队有一些大型的活动就需要这些知识的支撑，陈教授从来随叫随到，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去。”

军械工程学院原教授徐书林，从教40余年中，为了完成教研任务，长年放弃节假日休息，他先后研制几十套工具进入某新型火炮武器系统，多项科研成果在部队推广应用，被官兵称为“火炮神医。”

军械工程学院原教授徐书林说：“搞科研得具有四种精神，第一个没有敬业精神不行，第二个没有钻研精神不行，第三个没有吃苦精神也不行，第四个还得有奉献精神，没有这四种精神你搞不了科研。”

因为长时间站立，徐书林的双腿得了严重关节炎，走路都困难，2008年又做了心脏动脉搭桥手术。可他仍然放心不下，一边顶着身体病痛，一边培养年轻一代搞科研。

徐书林说“曾经站过20个小时，就没有休息过，一干就一天一宿，那时任务太多了，所以这样积累下来的，就变成骨关节炎了，里头那个软组织没了，现在就是骨头碰骨头。但是这个事业你说不干吧，那么多年轻的，又都全是新炮。”

现在，徐书林还是活跃在课堂，为完成接力仍坚强站立着。

我国著名核试验技术专家乔登江院士，是一位极不寻常的老兵。10岁时，在战乱中他失去了一只眼睛；35岁时，从江南水乡走进“死亡之海”罗布泊核试验场，参加了我国进行的所有核试验；60岁时，罹患癌症摘除了一个肾；离休10年，70岁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在，仍然为科研试验事业继续奋战，人们称他为“传奇院士”。在当年的核试验场上，他还有个响亮的外号“乔老爷”，从总指挥到普通士兵，都这么亲切地称呼他。

俗话说“七十不留饭，八十不留宿”，可今年已经86岁的乔院士，却依然背着爱人为他带好的各种药物，长年为事业奔波忙碌。

总装备部驻疆某基地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乔登江说：“特别是总装的抗辐射加工专业组，因为我是个领头人，在后来它的工作越做越扩大，它还是希望有人能够帮助出出主意，掌握掌握方向，我也只能起到这个作用。”

离休后，乔登江把自己的时间一分为三，三分之一继续从事国防科研，三分之一到大学任教培养接班人，三分之一留给自己整理科技著作。

工作时忘了休息，休息时却忘不了工作，乔登江不倦奋斗的人生似乎没有终点。2011年11月，乔登江高票当选总装“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模范”，因忙于科研而未能出席颁奖大会的他，在获奖感言里写道：“年过八十尚能饭，愿为国防献终生”。

乔登江说：“像我们这个老一辈的人，因为当时受过日本人的侵略，看到过我们国弱受到国外帝国主义的欺负，这是深有体会的事，那这项事业正好是壮军成、壮国威的事，所以从心里头感觉到这件事要做好。”

2015年5月，乔院士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86，岁。

这里是马兰革命烈士陵园，长眠着370多个为中国核试验事业献出生命的英灵。这些，有名或者无名的墓碑，背后是一段段感人的故事。

1964年，刚大学毕业的褚玉成，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来到这里，在这荒凉的戈壁滩上奔波了几十年。10万平方公里的试验场，上百个工程工位，都留下了他的脚印，人们称他为核试验场区的“活地图”和地质资料的“数据库”。

2005年8月，跋涉罗布泊44年的褚玉成，退休回到内地。而当基地又向他提出需要时，褚玉成放弃地方高薪聘请，放弃在家的天伦之乐，再次爽快地回到罗布泊。

总装备部驻疆某基地技术部工程师张坤说：“基本上跟我母亲是同龄的，他是1940年的，1940年出生的人，当时63岁确实年龄很大，就是我们年轻人来说跑一天都非常累，一天跑一千多公里，但是他就是跟我们一直都是在一块跑。”

2008年6月7日，当人们闻着端午粽子的清香，褚玉成又带着他的团队出发了。

总装备部驻疆某基地原高级工程师、褚玉成夫人唐润棣说：“他那人对家里也很负责任，每天都要打个电话，就是今天咋样，问我好着了吧，打个电话也就是相当于报个平安吧，结果出事那天他是放假，端午节，放假，端午是农历五月五号，他是五月四号，出的事，早上起来我还收到个短信。”

几小时后，褚玉成在勘察途中，遇车祸牺牲。

褚玉成走了，他的生命属于大漠，他用一生的跋涉诠释生命对于他的意义。

2012年9月24日起，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连续三天，报道了总装备部驻疆某基地研究员林俊德院士的事迹。

去世前3天，在死神来临之前，他执拗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放弃抢救自己，而选择与死神争夺时间，抢救还没来得及系统整理的重要资料和研究成果，留给后人。

原国防科工委驻疆某基地高级工程师、林俊德夫人黄建琴说：“23号一到唐都医院，就叫我回来给他把笔记本电脑拿去，他要工作，他要整理资料，我就给他拿去了，所以那几天实际上他也天天在那，我拿的接线板，把电脑给他拿去，所以他后来一直到30号、31号还要继续，因为他没做完。”

西安市唐都医院主治医生张利华说：“林院士，他的精神支柱是考虑到国防事业，他的工作，他以这个为精神支柱，支撑着他继续在这么痛苦的情况下工作着，延续着生命，否则在一般的人像他那种，来了以后，应该是很快就倒下起不来了。”

5月31日，林院士已是腹胀如鼓，心率快得接近正常人的两倍，但他仍然9次要求下床工作。工作人员实在没办法，只好扶着他从9时55分，一直工作到11时09分，大家看林院士实在撑不住了，才又极力劝他躺回病床。

这一躺下，林院士就再也没能起来。20时15分，一颗不知疲倦的心脏渐渐停止了跳动。

从普通技术员到基地总工程师，林俊德院士参加了我国每一次核试验任务，在临终前一天晚上，他使尽全身力气，对前来看望的领导及学生、同事们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我本事有限，但是尽心尽力了。谢谢大家！

林俊德院士走后，他爱人黄建琴高工将总部发给的10万元慰问金作为林俊德院士的最后一次党费交纳给党组织。

他们用一个真正的战士和党员姿态，完成了生命的升华，为我们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

总装备部科技委原主任兼副部长李安东上将说：“总装备部有一大批老院士、老专家，他们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虽然退出一线，但仍然一心扑在事业上，殚精竭虑、竭诚奉献，可以说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就是我们的老同志，这就是我们的好传统。从昨天到今天，“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像血脉一样在我们的事业中涌动，在载人航天和武器装备建设中焕发出新的时代风采，为我们实现强国梦想、强军目标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源泉。

第三集：晚晴如虹（上）

春天，当北方的小草才开始发芽，位于潇湘大地的这片山林却早已郁郁葱葱。

画面中这位正和乡亲们一起在树林中劳作的老人，叫刘德金。他从大山的孩子，成长为共和国装备战线的一名将军。退休后，又回到这片大山，决心在有生之年为生养他的贫瘠故乡做点实事。

总装备部机关某局原局长刘德金说：“他们到外面去的机会很少，外面有很多事包括一些先进的理念、先进的管理、先进的一些好的做法，他们都不清楚，这样的话需要有那么一个人来跟他们一起，来帮助他们。”

经过几年艰苦奋战，沙元村的路通了、灯亮了、水来了，乡亲们的腰包也渐渐鼓起来了。

2008年，刘德金又出资20万元承包了家乡500亩荒山，在贫瘠的荒坡上种植树苗。几年时间，山坡便披上了满眼绿色。当林业部门找到刘德金办理林权证时，他却死活不肯把山林办在自己名下。

现在，刘德金又和乡亲们一起动手，平整了7000多平方米的山地，建设起“别墅小区”。

刘德金说：“再等三个月，这房子基本上就盖好了，盖出来以后大体上是这个样子，到时候欢迎各位来看看。”

多年来，刘德金带领乡亲们不仅改变了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也用一份浓浓的赤子情怀，续写下一名老兵的新传。

就在“刘将军”带领沙元村的人们植树造林奔小康的时候，在燕山腹地十八里村，一位叫包广贺的“大校村官”也正带领着乡亲们脱贫致富。

这是包广贺辞去村委会主任两年后，再次回家探亲，车刚到村口，包主任回村的消息就迅速传开，不一会儿，在包广贺大哥门前，聚满了前来看望他的乡亲们。包广贺热情地和大伙打着招呼，聊着家常，乡亲们围着他，没一点拘束。这个场面，仿佛回到了他任村官的时候。

2003年春节，包广贺带着妻儿回十八里村探亲，家乡的落后深深地触动了他。

总装备部某部原高级工程师包广贺说：“那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开春了，老百姓怕出太阳，因为小苗从地里面长出来之后，一晒都蔫了，它没有水，天旱没水。所以那年给我印象最深，我说地里面有水怎么不去打，不去浇地呀？老百姓说没有钱，没钱打不出来水，因为现在分田到户，各自为政。我一看没有集体的力量也是不行，我说怎么办呢？我就跟我媳妇商量，给捐他两口井。”

乡亲们知道他退休后，全村38名党员联名按手印请他回村带领大家致富。

2003年7月，十八里村举行村委会选举，包广贺以96.7%的高票当选村主任。于是，包广贺辞去在地方公司的高薪工作，在十八里村一干就是十年。十年里，村里由负债30多万元到拥有100多万元存款，综合排名也从全镇32个村倒数第二，变为遵化648个行政村的文明生态样板村。

面对各种荣誉，包广贺在日记中写道：我是共产党员，又是退休干部，受党教育多年，尽我的力量发发余热，这是我的本分……

乡亲们对卸任村官包广贺的热情，就是对他十年付出最好的证明。

这位被老伴搀扶着的老人叫梁桂兰，十多年里，每隔一天，她都要大清早倒两趟公交车，赶到20公里外的医院做血液透析。

2004年，从总装某设计所退休后，梁桂兰就患上了尿毒症，生命一直靠血液透析维持。

但病魔没有击垮梁桂兰，她和同样身患重病的老伴任与鸿相濡以沫，在人生路上努力寻求着快乐感恩的老年生活。

他们写诗作画，为灾区学生捐画捐款捐物，在自己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为河北吴桥一所希望小学捐款25万元。

总装备部某设计所原高级工程师梁桂兰说“他们邀请我们到那儿去参加落成典礼，去看了。他们开始以为，去参加的时候，以为我们是什么大款来捐献，实际上我们说不是，而且他们也知道，后来我得了这么重的病，还能够想到助学这个事，他们也很感动。”

为了这所希望小学，梁桂兰夫妇生活中能节省的地方全节省了。

原国防科工委某设计所高级工程师、梁桂兰丈夫任与鸿说：“她600路以上的车不坐的，非要坐600路以下，坐1块钱的车，就这么节约，我的儿子和女儿都说她抠门，特别抠，自己身体都可以不要，更不要说我累了我打的，都阻止我打的的。”

学校建成后，梁桂兰夫妇经常去学校送书送物，每次颠簸回来都会难受几天，但过一段时间他们还是会去那里看看。每当看到孩子们在校园里快乐地学习成长，两位老人心里就充满了无比的幸福。

把夕阳之爱献给朝阳下的蓓蕾，关爱培育共和国的下一代，是总装许多老干部共同的追求和愿望。

彭志军老人，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坦克兵，作为战斗英雄，曾在战场上屡建功勋。离休后的他靠退休金，近乎执拗地坚持捐资助学，年复一年！

在昏暗简陋的家里，说起捐资助学的事，这位铮铮铁汉却为自己能力有限不能更多地回报社会流下了遗憾的泪水。

装甲兵技术学院训练部教保处原处长彭志军说：“战场上我没流过泪，打仗那么苦，生死关头我没流过泪。我这件事在全国来说太小了，但是是我一点心意，只要我能活到90岁，我一定要捐献满20万，现在我加起来只有11万多一点，我要捐满20万。”

走进老八路刘勇的家，很难让人相信这里住的是一名高级干部。这位老人在含辛茹苦拉扯大7个子女后，又和老伴将多年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存款捐给社会，最后夫妇二人还相约，把遗体也捐献出来用于医学研究。

原国防科工委某基地政治部主任刘勇说：“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进行了登记，拿回来以后，我的老伴正好十年的时间，她2011年年底12月31号去世了，我们指定了执行人，她先去世我就是执行人，我要先去世她是执行人。遗体已经捐献了，我亲自把她送到了东单三条医科大学捐赠登记处接收站去了，亲自送去了。”

现在的刘勇老人会时常擦拭老伴的遗像，回忆往昔的日子。谈起和老伴共同献爱心的事情，他说：“我想，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本分。”

每一个清晨或黄昏，在总装西安第二干休所的凉亭里，人们经常会看见一位耄耋老人高昂着头颅，唱起激昂的战歌。他就是原国防科工委驻甘某基地副政治委员闫伍福。这位当年的冀中老八路，唱着战歌打败了侵略者，又唱着战歌走进巴丹吉林沙漠，一路唱来，激情豪迈。他们这一代人，人生如歌，像冲锋号一样穿透岁月，穿透着人们的心灵。

江南的梅雨季节，乍暖还凉，雨靡天昏。雨中的无锡看守所显得肃穆森然。老新四军马杰敏坚持在这样的天气，到这里配合教育少年犯。看着眼前这些本该坐在教室里学习的年轻人，老人心中百感交集，他的谆谆教诲就像一股股暖流，融化着这些失足少年的心。

总装备部无锡第一干休所离休干部马杰敏说：“只要我自己能动，你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我都行，你放心，我不是为名为利，我是为了教育后代，是我这个共产党员、这个老兵应该做的实事。”

在晋西北高原，也活跃着一位离休老兵的身影，他就是被师生亲切地称为“爱的使者”的刘庆昌。

他长期担任太原市朝阳街小学校外辅导员，-多次应邀为朝阳街小学和基地长征学校进行传统教育，用鲜活、生动的事例大讲国防科技的发展史和基地的创业史。

山西省太原市朝阳街小学校长王宝霞说：“这样有威望的一个校外辅导员的介入，孩子们在这个活动当中，真的知道了什么是尊老爱幼，知道了该怎么活动，该怎么遵纪守法。所以我觉得，让我们的德育工作，说实在话，我用三个词来说，丰富、真实而且有效。”

刘庆昌还为基地子女学校捐款，改善教学设施。学校全体师生为此写来感谢信，表达对老人的感激之情，感谢信上歪歪扭扭的签名，道出了大山里的孩子对刘庆昌爷爷的真诚敬意。

原国防科工委驻晋某基地后勤部巡视员刘庆昌说：“现在教育下一代的问题，是最最重要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平时讲的，孩子是希望、是未来，最根本一点就是，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再一个就是要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

每当庄严的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刘庆昌老人的心中就升腾起一种责任和使命，那就是在他有生之年，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关心下一代上。

这位风风火火急着出院的老人叫孙加金，他要赶在六一节，给小学生讲战斗故事，医生怕他容易激动，给他带上速效救心丸。

孙加金，从小参加新四军，一生经历无数次战斗，身上至今还残留着三块弹片，他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历史告诉后人，为革命传递星星之火。

总装备部无锡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孙加金说：“也就是在今天，我不忘人民、不忘老百姓，这是我的头脑里面对人民的感受，叫我讲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感受比较深。所以今天，我跟老师来讲整个战争，其中就讲到一个，不能离开人民的支持，我讲故事，从来就没有讲过，单独解放军怎么打仗，从来这里面就掺杂着人民怎么支援我们。”

每个月里总有几天，90多岁的施光华老人都要从这座旧楼长长的楼梯上上下下，到“新四军研究会无锡分会”参加会刊编辑工作。

总装备部无锡第一干休所离休干部施光华说：“离休下来，如果身体精力允许，是多学点东西，发挥余热好？还是消极地养老，光是在家里，闷在家里好？我考虑要积极养老，晚年也要学点东西，学习不能停止，我们这里许多老同志，都很注意学习的，我考虑晚年要做一点事。”

离休后，施光华先后担任了干休所老干部大学校长，参加了无锡“新四军研究会”，以旺盛的热情，奉献着自己的余热。

为了征集整理苏南地区抗日斗争史料，施光华和几位同志一起，几年之内访遍了相关全部县市。

作为干休所“关工委”主任和驻地多所学校校外辅导员，他还把革命历史和中华文化内容，制成图片展板，启发青少年奋发向上、健康成长。近三年，就组织数万学生参加各种爱国主义活动，深受同学们欢迎。

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有一个新疆班，施光华不顾年老体弱，多次来到学校为孩子们讲光荣传统，还先后资助8名贫困学生。

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新疆班维吾尔族学生乌哈沙提说：“他好多次来到我们学校，上次给我们讲解了汶川地震，这里也是革命根据地，我们了解了长征中，过雪山时、过草地时，牺牲了很多人，很多女生也哭了，我们本来感觉不到当时的苦，现在通过施爷爷的讲解，我们知道他们当时是多么不容易。”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将自己夕阳晚照的光和热传递给他人与未来，总装老干部的这种传承，既是“两弹一星”精神在他们人生中的延续，更是人民军队光荣传统的薪火相传。从他们心底涌流和奉献的，是一股股民族精神的清泉，在美好梦想的感召下，汇聚成奔腾不息的时代洪流。

第三集：晚晴如虹（下）

总装备部原副政委朱增泉将军，是享有盛誉的诗人和散文家，先后出版了几十部文学作品，获“鲁迅文学奖”“中国诗人奖”“郭沫若散文随笔奖”和“八一文艺奖”。

“逾垠忘亲，指敌忘身，为将忘家。”将传统的将才美德，融入当代军人的革命内涵，成为朱增泉崇高的自觉意识。

总装备部原副政治委员朱增泉说：“你这个人是国家的，你的命运是跟国家同命运、共命运的。如果将军都没有这种胸怀，你这个将军怎么当，这身军装怎么穿，所以这个我写诗、写散文、写《战争史笔记》，都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在一起，都在思考这些问题。”

他提到的《战争史笔记》，就是他用五年时间潜心梳理、总结中国五千年战争史写成的巨著，在军内外受到广泛好评。书以载文，文以载道，字里行间跃动着的正是将军的一腔金戈报国情。

总装有许多退出岗位的老同志，他们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国防科技发展历史的研究和写作之中，把心血凝聚成承载红色基因的特殊符号，为“两弹一星”精神和装备文化的积累传承，继续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怀国模，退休前从事国防科技工业计划规划和军事工业管理领导工作，亲历了国防工业的发展历程。在退休后，他经过认真思考，将个人的经历与感受写成文章。

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怀国模说：“当时我退下了以后，我就感觉到有一些直接从事国防工业建设方面的一些同志还健在，那么怎么样把他们的体会、历史经验，把它固化下来让后人知道。所以我就当时产生了个想法，就是要把这个历史经验，用文字记载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怀国模先后出版《国防技术基础丛书》《难忘岁月：我的军工生涯》《中国军转民实录》等著作，对国防工业更好发展提供借鉴。

这位拎着一只沉甸甸的袋子赶路的老人叫宋炳寰，是原国防科工委科技部编审室副主任。当年，他负责向中央有关办公室报告第一次原子弹试验任务的重要情况，曾接触了许多绝密资料，随着那段历史慢慢解禁，把这些秘密留给未来的责任，让他觉得晚年更加紧迫。

原国防科工委科技部编审室副主任宋炳寰说：“要正式爆炸的这个原子弹的密语，开始起的是‘邱小姐，另外在装配的时候，把它叫作‘梳妆台，插雷管开始叫‘梳辫子，另外气象叫‘血压，密语叫‘血压，爆炸的时间，就是爆炸的准确时间叫‘零时。”

1991年，宋炳寰退休后，开始积极参与宣传“两弹一星”伟业，撰写了近100万字的专著和回忆文章，他要把那些共和国的关键节点，把那些伟大人物的故事告诉世人。

远望测量船长年漂泊在茫茫深海大洋上，他们在劈波斩浪中建立的功勋和感人故事，需要有人整理汇集。

该基地技术部原总工史永善，退休后便投身到基地史料编纂的工作中。

总装备部驻苏某基地高级工程师史永善说：“当时的资料就得到资料室，一本一本地去翻，我当时就是这样的，带着自己考虑好所需要的资料，到资料室，到目录册，一篇一篇地去找，找到以后记录下来，交给资料管理人员，到那个档案馆，把这个资料一份一份地找出来，一摞一摞地找出来，一篇一篇地翻出来。”

史永善和同志们一起进行了繁重的编纂工作，使基地在总装第一个出版了基地史志。

原国防科工委驻川某基地工程师孙德祥，在大山深处干了一辈子。退休后，撰写起文学作品，记录创业年代发生的感人故事。

原国防科工委驻川某基地工程师孙德祥说“这里面，这个我说句实话，改得一塌糊涂，这个样子，只有我才能慢慢地辨认出来。这是《不能忘却的年代》第一稿，全是零零星星的草稿，修改、补充、网贴，但是这是基础。”

在孙德祥家里，卧室和书房都成了他的书稿库，满满当当的书稿因为空间狭小而杂乱堆放着。他不但不以为意。反而沉浸其中。在六平方米的小书房里，他试图努力给我们介绍清楚贴满四壁的草稿提纲。

孙德祥说：“拿出真诚、拿出真情、拿出真实来写东西是会感动人的，如果心里没有正气，那文字再怎么华丽也没有用，光在文字上下下功夫是不够的，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下决心继续写。”

一位年过九十的老人推着另一位老人，在医院的公园里慢慢前行，上坡时老人也坚持自己推上去。他们是一对革命夫妻，丈夫赵巨明是一位功勋卓著老八路，是原国防科工委驻川某基地的首任政委，妻子贺亮是位老红军，曾经是白求恩大夫的助手，他们共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

赵巨明离休后，在87岁高龄完成了回忆录《难忘的记忆》，在书中，记录了他们那个年代的奉献与牺牲。

原国防科工委驻川某基地政治委员赵巨明说：“感觉到我们这个经历还是比较复杂，经过旧社会，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过后来全国解放，有必要把它写出来给后人参考，我就开始写。”

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叶正大，是叶挺将军的长子，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专家，他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奋斗了几十年。退休后，他仍在紧密关注水上飞机的研究发展，为我国航空科技工业的推进创新发挥余热。早在延安时，他就怀着对革命的忠诚和对领袖的热爱，喜欢上了根据地的红色邮品，集邮也从此成为他学习工作生活的一部分。

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叶正大说：“我从张家口跑回延安，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我有钱的话，我就跑到邮局，买张咱们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这些邮票，买一些信封，买了我就粘上，粘上我就盖上印。一路走，我就一路买。”

多年来，叶正大收集的那一本本邮集里，见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记录了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历程。如今，他正筹划着整理装备人系列邮册，以此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原国防科工委某基地政治部主任史琦新，是一名为我国航天发射测控事业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老兵。退休后，他选择在方寸天地继续关注他魂牵梦萦的航天事业，用小小的邮票来记录展示中国航天一次次壮美辉煌的腾飞之旅。

原国防科工委驻晋某基地政治部主任史琦新说：“把这些东西编成一部邮集来参加邮展，这样就可以宣传航天事业的发展，可以宣传航天事业的成就，所以把这些组成邮集，实际上就是一部航天的发展史。”

史琦新自己手工编组，制作了一批反映中国航天发展史的航天类邮集，获得多个国内外邮展大奖，他用这个独特形式，向世人宣传中国航天。

装甲兵工程学院原教员陈春兰，从一名上海的纺织女工，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也是唯一一批女坦克手。她在本属于男性的领域，创造了女性的奇迹！后来，又在坦克教学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

装甲兵工程学院原教员陈春兰说：“这个坦克比我们先进多了，虽然重，但是操纵比以前要轻，我们那时候开，一个操纵杆就是25公斤，两个手50公斤来回拉，一天拉下来，这个手、胳膊都肿了。”

退休后，陈春兰从讲台走进课堂，从老师变成学生，用驾驶坦克的手拿起了画笔，描绘和表达新中国“花木兰”对祖国秀美山河的热爱，对和平安宁生活的追求。

这位老领导叫夏铭智，是导弹试验基地首批创业者之一。离休后，他爱上了书法艺术，经多年努力编成出版了《于右任书法大字典》。

总装备部西安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夏铭智说：“我自己编，当时编很困难，都是手工，我拿个东西你看，手工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我掌握的那个于右任的字帖，书法字帖都复印了，复印了以后把这个字一个一个剪开。一个纸片一个书法字，然后记下来这个书法字的出处，是哪一本书法集上剪下来的，我家里的人都帮我剪，剪的纸片子一筐，然后我再分类，就这样花了三年时间。”

在于右任的故里陕西，夏铭智与他时空相连，知音相惜，这正应了于右任诗中那句“锦绣家山万里同，寻诗处处待髯翁”。

在总装部队的各个干休所，老同志们把离开工作岗位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在夕阳晚照中继续绽放着人生精彩。

老干部大学被老同志们称作“只入学、不毕业”的特殊学校。

总装备部政治部原副主任、总装备部老干部大学校长张鹏飞说：“退下来的老同志，他们有很多的优长。第一，学历层次比较高；第二，精神追求的兴致比较浓；第三，文化底蕴比较深。所以我们老干部大学正是顺应了这个时代的要求以及老同志的需求，为充实晚年生活搭建了一个舞台，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展现自己的风采。”

老干部大学开办书法、绘画、诗词、摄影、电脑、文史等40多个特色教学班，以及80多个文化活动团体，成为学员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各显身手的广阔天地。

将军舞蹈队、星光合唱团作为总装老干部文化活动的特殊名片，从干休所的小课堂，一直表演到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万余件美术、摄影、书法作品，展现了老干部高尚的精神追求，《晚晴诗词》《教学园地》这些老干部编纂的刊物，收录3000多首军旅诗词，被官兵誉为“总装部队发展史诗”。

原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戴学江上将说：“我们总装的老干部退下来以后，第一是守规矩，没有乱七八糟的。第二是力所能及地做一些事情，发挥自己的一些特长。有的在科研方面，有的在书画方面，有的在教育下一代方面，尽量根据自己特长来发挥作用。”

总装历届党委始终把关心照顾好老干部，看作是义不容辞的重要政治责任，亲自决策关系老干部生活的重大事项，经常指导、参加老干部的各项重大活动。

各单位不断创新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方式方法，建立健全老干部服务管理体系，老同志晚年生活的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又一次隆重的庆典，又一次欢乐的相聚，在这些白发苍苍老同志们的歌声和舞姿里，依然洋溢着当年走进大漠的精气神。

尊重老干部，就是尊重我们艰苦创业的激情年代；尊重老干部，就是尊重我们开拓创新的峥嵘岁月；尊重老干部，就是尊重我们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的老前辈和新一代，正同心协力、团结奋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为实现强国梦想和强军目标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责任编辑/兰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