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

自古至今，凡是文学爱好者心目中必有自己崇尚的作家（诗人）和作品。但如仔细分解的话，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宏观上说肯定在最有价值者之列，其中包括自己最喜爱最心仪的某位或某几位作家及其作品。而这最笃爱的作家及作品未必都是那个时间段最具普遍价值的作家。这就是本文题旨《文学爱好的宏观价值与微观独钟》之所在。

笔者青年时期毕业于大学中文系，不论是在课堂上老师所讲，还是教科书所载以及课外读物类如重要选本所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各种层次评价的作家和诗人，都被认为是一种权威的定评。诸如“最伟大的”“伟大的”“杰出的”“著名的”等等，有的作家和诗人只选讲其个别作品，而对其总评价则语焉不详。无疑，其中最伟大、伟大、杰出之列的作家和诗人应该是被最广大的读者所知名所称道所传颂。这除了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千百年间流传不绝，还有相关机构进行有力的推动也加大了历代人们的了解与记颂，以致纵然不说是家喻户晓，也确是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例如：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多被称为伟大的诗人；晋代的陶渊明、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李清照被称为杰出的诗人或词人，而宋代欧阳修被称为著名散文家和诗人，王安石则被称为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清代的蒲松龄被称为著名小说家等等。

以上约定俗成的价值定位大致是合适的。譬如李白，在我国几乎是人所共知的浪漫主义大诗人。近年来蔚成风气的家长教孩子背诗词，“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成为公众的首选。其诗风豪放自然，意境开阔，手法特具，语言瑰丽皆成高格，其不少诗作亦为读者们耳熟能详。另如杜甫，向被入认定为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大诗人，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兵车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以及“三吏三别”等代表作充分反映了诗人痛触现实、关切民艰的道义情怀；在诗歌艺术，调词遣句上相当讲究，表现力极强，也是他作为一位大诗人名实相符的显明标志。至于白居易，他在文学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上应是相得益彰的典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种主张在公元八世纪即响亮提出，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他的诗风通俗易懂，当时即妇孺能颂，许多贴近生活、关心百姓疾苦的诗作都体现了此点。另外，《长恨歌》《琵琶行》作为长诗的独特成就更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北宋苏轼（东坡），其人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全才和奇才：诗、词、文、书法等均称大家。但20世纪50、60年代在政治思想相对苛求的时间段，他在评价上没有得到如屈（屈原）、李、白、杜、那样“最伟大”“伟大”的荣誉头衔；而到新时期以来，审视眼光更加开阔，苏轼全面而重大的文学成就得到空前的认定。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读者而言，亦是在宏观价值和微观独钟方面得到高度统一的少有作家中的一位。其现代“粉丝”之多实属罕见，有非只一位女作者甚至著文坦称：如果问她嫁人要嫁给啥样的人？回答就是苏东坡。这话听来有些调侃，其实也可感知东坡其人其文肯定是透射出某种独特魅人的磁力，而不单单是“成就巨大”一两个词儿所能概括的。另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20世纪50、60年代讲文学史，在肯定她的词的艺术成就的同时，对其作品“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和“人民性”等方面有所欠缺，亦有指评。而现在则对其评价更加客观、全面。应该说亦是在“价值”和“喜好”两方面较突出的一位。

然而，仅就以上并非全面列举的作家、诗人而言，其评价过程中也有曲折甚至是变化很大的，如陶渊明的诗，在距他生活年代不远的南朝钟嵘《诗品》中评价就比较一般，仅为“中品”。这与钟嵘那个时间段的文学风气中崇尚浮丽有关，当然便对陶诗的自然通俗不尚浮艳有点看不上眼，陶诗还是在几百年的后世为有识者所钟而推至应有的地位。即使像杜甫这样似乎丈学地位难以动摇的大家，其人在世时直到唐末的一百三十年间，不说是籍籍无名，至少是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公元900年有识者编辑唐诗，才较集中地选了杜的诗作，由此跻身于名诗人之列。但并称“李杜”乃至获得“诗圣”的殊荣，那还是北宋年间之事，是杜甫生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就是我们今天被认为是旷世之才笔下的作品《红楼梦》，问世后虽为人捧读，但具体评价在不同节段，也并非是完全平衡的。它的最被推崇乃至人人想读的热门时期应是20世纪50年代批“红楼梦研究”直至“文革”中权威人士认为此书中反映了阶级斗争才推至最高潮……

这种种错综起伏的现象，恰好说明文学史上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的评价除了其客观存在的成就而外，往往还要受到不同时代的政治脉搏、文学风气，不同作家的性格与各该社会环境对应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类似公元6世纪初南朝梁朝钟嵘那样的“文学史”或“文学评论集”，其中并不完全反映客观公正的作家作品论，即使在今后亦恐难以完全避免；当然，有的“文学史”能有参考价值也有其意义。

在承认大家及其作品的宏观价值的同时，自然不能忽视不同的读者群与个人对某位作家和作品的特别喜爱。在现实生活中，不难看到这样的实例，我不止一位老同学曾经告诉我他们读古典名著的经历：一位在中学时就“夜以继日”地“抢”读了他有幸借到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首次阅读时几乎是“废寝忘食”，而在此后的几年中至少又读了这两部小说达三四遍之多。他们并非专门搞古典小说研究的，但对书中的主要人物随便让他们剖析哪一位，自信都能写出几千字的文章来。

另一位老同学是“调干生”，他说原在部队干机要译电员工作，领导上对业余“不务正业”的活动管理极严，包括“看闲书”也基本上禁止，但因他太酷爱“三国”和“水浒”了，竟夜晚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筒的微光看完了这两部书。他说他从来没想读了要做什么，只是由于太吸引他了，如果不能一口气读完，心里就觉得难受。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个别人身上，我小时候在老家农村，一些粗通文字的庄户人对这两部书（有的还要加上《西游记》）也从未放过。对书中的人物真的做到了耳熟能详。其实何止本国，即使在我们的亚洲邻国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也拥有这几部书的大量读者，许多人还是书中一些人物的铁杆粉丝。韩国就有人对赵子龙这位白袍将军几近完美的人物喜爱得近于痴迷。

这种非凡的吸引力固然来自于作品本身的总体价值，而更具体的原因是它情节、人物、描写手法的极其“抓人”。它的特殊魅力能够使无数个体读者对其情有独钟。这一点，仅以纯理性的学术价值进行解释己远远不够了；相对而言，人们对书的作者反而关注不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留给后人的记载不多且不具体，而且有的说法尚不十分确定，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作品的酷读。这样的作品，应是宏观价值与微观酷爱的典范实例，也不得不说是不甚多的实例。

《红楼梦》在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它在不同时期、不同的读者群中反映并不一致，对它的评价达到古今罕见乃至无可比肩的高度者中，有相当权威性的人物。有人还认为：中国丈学中真正够得上世界级的作品首推“红楼”。仅看这些，似乎无可争议。事实却不尽然，也有不少人告诉我说：在大学中文系读书时老师将《红楼梦》作为必读书布置下来，但有的人在大学五年中仅读了全书的一半，另一半是在毕业后的十年间硬着头皮读完的。有的同学之所以抓紧时间读完，也并不是作品强烈吸引所致，而是担心自己对此顶峰的作品尚且没有认真涉猎，会被明公们讥为有眼无珠。也许有人会认为凡是对“红楼”兴趣不大者，定然是文学资质奇缺分子。实则不然。资深的著名作家就坦言，其本人对这部书真的是阅读兴趣不大，而且也道出了为何如此的理由。我们不能说人家毫无道理，最多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焉有它哉？迤至近期，更有人著文直言《红楼梦》是最看不下去的作品之一，此言自然引起多家激愤，认为简直是一种“无知”，甚至由此哀叹，此说昭示着文化的衰落，竟至如此有眼不见泰山！但既然对“红楼”不表追捧者并非极少数人的偏执之举，那么就肯定代表了一定层面的“读意”。如果说不爱看此书太直愣，就一棒子抡去也不见得很理性，还是认真考虑一下“反面意见”为宜。

这至少说明，纵然被认为是经典中的经典文学作品，也难免由于不同读者的经历、性格、阅读兴趣，尤其是文风的差异而做出不同的反应，甚至大相径庭也是可能的。而且未必只是盲目排斥，还是能说出些道道来的。记得有一次，一些文学爱好者在一起聚会说起《红楼梦》话题，一位素来被认为是性格平和的“老好人”表面并不指向哪部作品而是泛指地说：“我不喜欢叙述虽很细致但比较平均使用力量，过于不紧不慢但总的说来是节奏性不强的小说。”

他最后甚至说：“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太合乎生活、事物、情感的运行规律的。”但不知他心里有没有指向《红楼梦》。

不过笔者认为：不论多少年间围绕着《红楼梦》有多少这样或那样的说法，反映也不那么一致，但作为中国古典名著有其重大价值和独特成就是应予肯定的。但也丝毫不意味着不同的读者有他具体的审美取向和选读的兴趣，正如本文题旨所云：“微观独钟”，当然也包括另一方面的不大爱读。

小说作品如此，那散文、诗歌类是否兴趣的反差要小些呢？很可能，但也不会完全无差别。在这方面，古典文学的作家与作品较之现当代作家与作品大致要小些，如前所述，苏东坡是一位少有的在极大程度上达到统一的作家，另如诗人李、杜、白等广大的读者也是统一的（前几年有“学者”对白居易进行强烈的批判，但呼应者几近为零。没有形成任何“重新评价”的气候）。但据我所知，不少人对唐代中后期的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则更为情有独钟。他们特别侧重于情境深挚，极富美质的精构。曾听到一些很有修养的文学爱好者说：“读刘禹锡的诗，觉得这个人很聪明，很通达：读杜牧的诗，觉得他很有智慧，觉得这个人的心路很绵密，很有艺术气质。”对他们的代表作和名句，也都爱之甚切，吟之喜不自禁。“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多么生动，动感极强；“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沧桑感强烈，有无限况味；“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富于生气和活力，想象与自信并俱（以上刘禹锡）。“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新奇而有力度，表面写景，却是哲人智者之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意境非凡，但仍非只是写景之语，有更深的寓意。“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思路开阔，大诗人总不会囿于枕边之狭，古今四溟皆无际涯（以上杜牧诗句）。“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情、境融会得如此贴切而绵密，非大家手笔莫能。“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至真之情却不得见，非“消极”二字尽能打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非仅黯淡之意，亦预感也。“斑骓只系垂柳岸，何处西南待好风”，诗人不仅是自怨自艾也有向往与期待，只叹遂愿者少（以上李商隐诗句）。

我碰上不少以上唐代诗人的“粉丝”。其实不仅他们几位，而别的朝代的作家也有，如宋代诗人杨万里，词人柳永等，也有不少钟爱者。

当然，所谓钟爱，也还带有一点偏爱，其实就是李、杜、白等，既为大诗人，自然不乏名句、佳句（包括漂亮的“对仗句”），李白不只是那些豪放铿锵的古风和歌行体，杜甫也不只是“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石壕吏》），白居易也不只是“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新丰折臂翁》），也有“花径不曾缘客扫，柴门今始为君开”（杜甫《客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杜诗《蜀相》）；“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没马蹄”（白居易《钱塘湖春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望天门山》），“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赠汪伦》），这样一些情境浓郁、词意精深的优美的诗句。尽管如此，我还是很赞赏那些不一味从众趋同却独辟蹊径，既尊重宏观价值也自立于微观钟爱的文学爱好者。同时也希望今日的编选“专家”们也能深具广采精识的目光，不论对古今作家及其作品，均能立足“真货”，立足公正，重在发现，少受干扰，更忌讳“势利眼”，既看“宏观”，又顾“微观”，其功甚焉。

责任编辑/兰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