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100720）



浅谈明代书业对朝鲜汉文文化形成高度影响的原因

郭 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100720）

【摘要】明代以前的各个朝代以及明代繁盛的汉文文化，对朝鲜一直有巨大的影响力，从朝鲜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内在的对汉文文化的向心力，由此形成了对汉文图书的长期需求。同时，在明代，朝鲜半岛的李朝和明政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超过了以前历朝历代，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密切。可以说，这些是明代书业对朝鲜汉文文化形成影响的内因。本文继续从明代书业的繁荣入手，认为明代图书种类和图书数量的庞大，为朝鲜引进汉文书籍提供了必要的内容条件。同时明代图书流通发达并有突出的商业特点，为图书的流通提供了便利条件，构成了明代书业对朝鲜汉文文化形成巨大影响的外在条件。

【关键词】明代书业；朝鲜汉文文化

明代以后，中国书业对朝鲜汉文文化形成的影响，可以说达到了相对的高度，探究明代书业对朝鲜汉文文化形成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汉文文化对朝鲜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明代，明政府和李朝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汉字在朝鲜半岛一直被长期使用，甚至在15世纪以前，汉字是当时朝鲜半岛唯一使用的文字，虽然后来有了“谚文”这一朝鲜文字，并在书籍中使用，但是，由于实际应用的需要，再加上朝鲜半岛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学校教育甚至科举考试都在一直效仿中国，汉文文字的地位一直未被撼动。这些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中国的明代。

汉文文化对朝鲜的影响力，其文体特征，基本与中国明以前的各朝代的文体特征相同。中国唐朝时期，诗歌这一文体，成就斐然。在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就有许多人到中国留学。比如崔承佑、朴仁范、崔国裕等人都留下过汉文的诗作。而后来的郑知常、李仁老、李奎报、李齐贤、李穑、金觐、朴寅亮更以大量的诗文著名。中国的宋代，朝鲜半岛的文体类型，其诗歌“宗宋”，比如，著名的《大东诗选》竟有十二卷之多。另外，具有散文体特征的文学作品，比如崔致远、金富轼等人的作品，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其后，朝鲜的散文体类的文学作品（小说）日益成熟，在相当于中国明代时候的李朝，金时习效仿中国明初翟佑《剪灯新话》，写作了汉文散文体文学作品《金鳌新话》，该书以朝鲜半岛的本土事件为题材，介绍了朝鲜半岛的风土人情，具有浓厚的朝鲜特色。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叶，李朝还出现了众多学习《金鳌新话》的汉文小说，比如《慵夫传》《薛公瓒传》《抱节君传》《琴生异闻录》等，可见散文体类的文学作品（小说）成为了当时的主要文体类型，并一直延续到中国的清代。

在谈到汉文文化对于朝鲜的影响时，我们不能不提到明代与李朝的密切关系。大家都知道，朝鲜自古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整个社会体制、文化传统上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明朝和李朝有着密切的宗藩关系，宋明理学东传朝鲜后，儒学被奉为李朝国教，李朝对明朝奉行“事大主义”，明朝也对朝鲜恩礼有加。李朝始终以臣礼事明，明太祖更把李朝列为“不征之国”之一。李朝每年都派使臣前往明代，有恭贺新年的，有庆祝明皇诞辰的，有祝贺皇太子诞辰的，有纪念过冬至节的。每逢先君亡故、新君继位或王后选出双方都要派使臣吊贺。但凡有明代遣使，李朝都安排官员全程迎送陪同，这叫做“馆伴”。明万历壬辰年，日本丰臣秀吉大举侵朝，史称“壬辰倭乱”，明代派军队帮助李朝抵御了日本的进攻，使其得以复国，李朝方面感谢明政府的再造之恩，全国“亲明”的风气日盛。

后来明朝灭亡，清朝入主中原，李朝一直视其为夷虏，甚至主张遵明攘夷、反清复明、“北伐中原”。

由此可见，长期受汉文文化的影响再加上两国的密切关系，朝鲜半岛的文人学者，对汉文文化保持了相当的热情，他们主动学习借鉴汉文文化。朝鲜当时的承担着国家重要文书的起草工作的机构，供职官员都是精通汉语的文官学士。汉字的使用，产生了对于中文书籍的使用需求，大量典籍源源不断进入朝鲜。反过来，正是这些来自中国的汉文著作，被朝鲜半岛的文人学者借鉴，进一步推进了中国文化对朝鲜汉文文化的影响，以致到了明代，这种影响达到了很高的高度。

二、明代书业前所未有的繁荣，为这一时期期朝鲜半岛汉文文化开始出现相对高峰提供了内容条件

可以说，明代书业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代。《经籍会通》的作者胡应麟曾说：“魏晋以还，藏书家至寡，读南北史，但数千卷，率载其人传中。至《唐书》所载，稍稍万卷以上，而数万者尚希。宋世骤盛，叶石林辈，弁山之藏，遂至十万。”《明代出版史稿》一书的作者缪咏禾先生，在他的文章《我写〈明代出版史稿〉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说：“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国内图书馆里，收藏着明版书一万多种，而南京图书馆所藏居全国之首，借阅并不十分困难。我借阅了一些明版书，有的仔细看，有的只是翻阅浏览。在阅读了明版书原物后，果然获得了无法取代的十分宝贵的感性体会。经厂本的豪奢，藩刻本的精良，汲古阁本的严谨，麻沙本的粗陋，都有了真实的感受。而对于字体宜人，插图细腻，纸墨精良，触手如新等等常见的对古籍的赞美之词，也有了感性的体会。”时至今日，仍保留有万种精美的明版图书，可见明代书业的繁荣。

明代图书的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经济方面。明代中叶以后，社会和经济从明代初期的战乱中开始恢复，为明代书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农业的发展，使得粮食富足，这为图书这种精神消费创造了物质基础。另外明代手工业发展迅速，商业活动日益频繁，图书的贸易日益活跃。明代对文具等的生产施行免除赋税的政策，刺激了相关行业的发展。明代洪武年间，改革了手工业工匠的服役制度，使得他们可以用钱代役，使得刻工和印工实现了相对的人身自由，刺激了书业的发展。

政治和文化方面。明代的历代君主，出于政治统治和教化的目的，对图书给予了关注。据《明史》记载：“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寻致翰林典籍以掌之。”明代政府推行了一些措施，对书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比如，明代政府积极推广教育，屡次下令学校提倡《四书》《五经》的教育，同时，明代人都以读书为晋升之路，想要入士必要读书买书，为士之后会因此爱书，藏书风气盛兴，刻书的书馆数量猛增。明代的学术气氛浓厚，民间学术文化气氛宽松，学术团体普及，使得明代的著述猛增，类书的编辑活动频繁。

社会阶层方面。明代中叶以后，商业经济发展，开始在南方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城镇人口增加，对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精神消费增多，这使得市民文学兴盛，刺激了明代书业的发展。

科学技术方面。明代造纸技术有很大进步，据《天工开物》记载，明代在制造纸业的选材、原材料的制备、生产工艺等方面都有创新。造纸工厂普遍出现，规模和产量都很大。这充分满足了明代书业的需求。胡应麟曾有以下的描述：“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同时，明代的活字印刷术蔚然成风，木活字、铜活字的应用已经十分有经验。

明代书业繁盛的第一个标志是书籍的印刷范围日益广泛。明代中期以后，出书数量多，范围广，甚至出版有各种奇异之书。 前代的经、史、子、集和明代的史书、文集等大多都在出版之列，此外还包括医书、日用便览、童蒙读本等日用参考书。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民阶层的出现，文学书籍的出版开始广泛流行起来，其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均超越前代。无论唐以前的文学总集、别集的出版，还是翻刻宋版文集，都被刻书家注重，各种文学选本相继出现。

明代书业繁盛的第二个标志是图书刻制者众多。明代刻书地区之广,刻书数量之大以及刻书家之普遍,都是它以前的任何一朝所无法比拟的。明代刻书分官刻、私刻两大部分。官刻是由各级国家机构主持或者出资镌刻，比如，属于中央的南京、北京的国子监刻书、内府经厂刻书、各衙门刻书，属于地方的诸王藩府、各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基层各府州县及其儒学刻书。其中，内府刻书和诸王藩府刻书是官刻图书的主要力量。而南京国子监制作的图书，代表了官刻的较高水准。私刻分家刻和坊刻两种。家刻，顾名思义就是私家刻书。明代家刻特别盛行于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多为官员、文人雅士甚至是普通百姓为了表现自己的儒雅，将自己或者是自己家前辈的文字，刻印成集，用来在官员、文人雅士之间互赠交流。当然，也有一些人，家刻比较著名的宋元版图书以供收藏流通，比如《史记集解索隐》《世说新语》《管子》《韩非子》等等。明代由于图书已经商品化,政府对刻书不仅没有控制，甚至还有鼓励的措施，刻书的书坊遍布全国，并且刻坊的规模巨大，其中南京、北京、福建、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刻坊蜂起林立,所刻印书籍之多，大有泛滥之势。福建的刻书铺、书坊主要集中在建阳县,所谓“天下书籍，备于建阳书坊”，是明代书业刻坊的重要地区。

明代书业繁盛的第三个标志是图书刻制地和销售地分离，图书流通业发达，同时出现了图书广告，表明书业的商业气息浓重。例如，建阳书坊余象斗双峰堂刻本《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萃》十卷，卷首就列有该书坊刻印图书的书目，在书目的后面，刻坊主人写道：“一切各色书样，业已次第命锓，以为寓（宇）内名士公矣，因备揭之于此。余重刻金陵等版及诸书杂传，无关于举业者，不敢赘录。”委婉而又全面地介绍了该刻书坊的产品内容。明祟祯九年莲庵刻朱墨套印本《广金石韵府》五卷,明林尚葵、李根撰，该书有牌记，云：“ 是集刻自嘉靖庚寅岁， 阅今百年有奇，原板销没。兹博搜异文参广，梓以公之海内，庶考古者有所枪焉。莲庵主人识。” 又云：“ 绵纸朱文， 定价壹两，本衙藏板， 翻刻千里必究。”甚至有的书坊，不惜把主人自己的形象刻印于书上，以此提高知名度。明代印刷地相对集中，大部分在江南，而有些印刷业相对并不发达的地区，比如北京，却是著名的图书销售地。当然 ，这要归功于了专门从事图书贩运的书商，他们对图书的商业化流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明代书业的发达，给明代的学术带来了繁荣，相关著述汗牛充栋，学术氛围十分浓厚，文化教育兴旺发达。明代的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兴盛，相关图书大量出现，此类的图书消费量也比较大。这些都表明，明代的汉文文化是当时世界的主流文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们有理由认为，明代充沛的图书制造能力、强有力的图书流通能力，再加上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李朝的亲密关系，使得朝鲜汉文文化在此刺激下，水平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三、明代书业的流通对朝鲜引入汉文图书、吸取汉文文化提供了便利

明代的书肆众多，主要集中在四个地区，其中，有的地区虽不大量刻书，但由于交通运输便利于图书流通，所以也成为重要的图书销售中心，这从侧面也证明了明代书业流通的发达。胡应麟总结道：“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闽、楚、滇、黔，则余间得其梓；秦、晋、川、洛，则余时友其人；旁诹历阅，大概非四方比矣。”在谈到燕、越等地的书肆情况时，胡应麟认为，这些地区“刻本自稀”，但是“海内舟车辐凑，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认为由于两地处于交通方便之地，书业的流通发达，使其也能成为明代书业的重要地区。

明代书业，已经有了出版和发行的分工。对于图书零售业，除了固定的书店，还有一些游走的图书销售商，比如江南贩书的船只、走街串巷的货郎等等。甚至当时有一批人专门从事书业的物流——比如安徽商帮、龙游商帮。明代的北京，是图书销售重心之一。王钟翰先生在《北京书肆记》中写道：“……有明一代，京师鬻书，在旧刑部街之城隍庙、棋盘街、灯市三处……”这指的有相对固定的地点的书肆。但是，根据胡应麟的记载却是更加繁荣的情景：“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之外，及拱哀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岁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朔、望并下瀚则徙于城煌庙中。灯市极东，城煌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煌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这些指的是这些地方有摊贩设摊经营书籍。

明代繁盛的国内图书贸易，也使得对外图书的输出，无论从种类和数量上都大大增加，除了明政府贡赐这种形式外，对外的图书贸易，成为了明代对朝鲜汉文输出的主要形式。当时李朝曾堂而皇之地命令使臣购买通俗性的明代小说。《李朝燕山君日记》曾载朝鲜国王训令，嘱咐把 《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擎集》《娇红记》《西厢记》等,令出使明代的谢恩使购买来。李朝国君这般迷恋明代的小说,上行下效，带动了许多大臣纷纷追逐潮流，汉文的书籍，是当时的热点。

朝鲜使臣来到明政府，经过明政府的许可，经常到各个书肆采购图书，随行的商人、学者更是采购的重要力量。《从许筠〈闲情录〉看明代出版业及典籍东传》一文，对当时的重要使臣许筠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由此可见一斑：“朝鲜使团出使明朝……但许筠却购得大量江苏、浙江两地的图书……如吴从先《小窗自纪》《小窗清纪》及王世贞《明野史汇》、李鄂翀《藏说小萃》都刻印与1614年，许筠于是年及次年出使明，已在北京看到这些书，并购得后带入朝鲜。”“明代活跃的书籍市场为许筠求购中国典籍提供了便利，《闲情录》中出现的数十种书目……其中不乏官刻本，如《明野史汇》，亦有家刻本，如《何氏语林》，而坊刻本同样占据了很大比例，如《耳谈类增》等。其中大部分的图书都刊刻于江浙两地……”“据李恒福记载：‘燕京有卖书人王姓者，每朝鲜使臣到馆，必出入卖书。’”明代陈继儒在《太平清话》中记载：“朝鲜人极好书，凡使臣到中土，或限五六十人…...在彼所缺者，五六十人出市书，各写书目，分头遇人便问，不惜重金购回，故彼国藩有异书藏本也。”此外，李朝的使臣，还在明代采购画家的字画，带回李朝欣赏交流。

明代与李朝的图书贸易，扩展了汉文文化的传播范围，随着这种交流的长期、频繁交往，更引发了李朝对汉文文化的痴迷。以至于在李朝，形成了汉文文化的空前高潮。

总之，明代书业的繁荣与发达，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一繁荣，对朝鲜汉文文化的兴起和勃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朝鲜的汉文文化从明代开始兴盛，并一直延续清代。书业的繁荣，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文化的构建竟然有如此的力量，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今天应注重书业的发展，以求更好地完成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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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鹏（1966-），男，汉族，北京人，副编审、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专业，研究方向：考古。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