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守德

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农家军歌》成为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中一个热门的话题和关键词。它代表了一种题材类型，一种写作向度，一种写作风格，一种文学意涵。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来自总装备部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作家陈怀国，真可谓有志不在年高。陈怀国在其前前后后的创作中，推出了长篇小说《遍地葵花》，小说集《毛雪》《黄军装黄土地》等作品。从小说的思想深度、现实力量和写作特色上讲，《农家军歌》无疑可视为陈怀国的最知名的作品，也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文学现象的代表性、标志性的作品。

从客观角度而言，《农家军歌》这一文学现象和写作路数的出现乃势所必然。不管你承认与否，我们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无论是其历史还是现实，军队中的成员大多都是来自农村，在其中占据了绝对的多数。因此要倡导和开展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要进行中国当代军人形象的塑造，军人的农民出身，军人的农民心理与背景，是不可能回避的，其固有的、天然的性格特征，也自然会随物赋形地呈现于作家的笔端。其实在中国现当代的军事题材文学中，写农民出身的军人生活与形象可谓比比皆是，努力地揭示其本质、特点与光彩，绝非自陈怀国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及和平建设时期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中，农民出身的军人形象因被罩上革命与战斗的光环，往往存在着被理想化、被拔高的现象。也就是说，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有着基本革命要求的农家子弟，一旦穿上了军装，成为一名军人，仿佛其精神境界一下子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与提升，尽管也会有某种认识与思想上的不足，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磕磕碰碰的事情，但看起来比实际的内在本质却有了明显的不同，其角色更具有了超越身份的光亮与油彩。这样的形象有不少也算颇为成功，并且也给我们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平心而论，这种写作上形成的定势，自有其时代的缘由，但给军人形象的塑造带来局限，影响了人物的真实性、丰富性、深刻性的呈现。到了陈怀国们出现的写作年代，情况似乎发生了某些改变，真正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决定和支配了他们的创作动机，把普通军人的形象放在其本应具有的本位与低位来塑造，这也是军事题材文学取得有效突破和实质进步所必需的一种路径。而顺应时代的创作思潮和人们对于生活认知的深化，当代的军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生活实景和道路，有着怎样的心劲与追求，有着怎样的困境与迷惘，有着怎样真实的性格秘密和行为逻辑，理所当然地被作为问题提出来。现实主义写作的手法、风格、品质和力量，正在于其所再现和还原的是更为贴近底层的真实生活和人物，有一种刀劈斧剁、直锥心灵般的坚硬与凌厉，强烈地刺痛着你，震撼着你，把你带入绝无虚妄与矫饰的文学之中，感受生活、人性与文学的本真。基于这一点，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为什么《农家军歌》一时间当红走俏的缘故。

现在重读陈怀国的这部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农家军歌》，所受到的冲击力依然很强烈。这表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具有长久永恒魅力的作品才可称为经典。小说并非直接描写出身农家的军人生活在军营的故事，而是将部队生活推为遥远的背景，所有人物的所有行为都是放在鄂北的乡村来展开，但所有人物的精神层面又都无不与军人这一角色密切相关。所谓的“农家军歌”，就是围绕农家子弟从军所充满和抒发的喜乐悲欢的咏叹调，这样的概括和提炼既是诗意和愁苦的，又是相当精准和形象的，听起来是如此的沉重与苍凉。中国虽是一个幅员辽阔、土地广大的国家，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处于天南地北的广大农村，在境遇与心理上常常又有着极高的相似性与同构性。鄂北是作者生长于斯的苦痛灼热的乡土，当然是其十分熟悉而又五味杂陈、百感交集的地方，并且有着丰沛而扎实的生活库存，写作很可能是其为乡村生活积累悲喜交并、难以抑制的汹涌喷发，这一点在作品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作者下功夫解剖和表现一地农村的生活，其普泛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也能获得广泛的认同。而小说所具有的明显的自传体色彩，并且进行感同身受、刻心刻肺的叙事，引领我们通过作品对中国农村底层做了一次真实性和震撼性的洗礼和游历。

小说是以一个农民家庭之中最小的老五的眼光来观察和叙事的，少年的单纯与敏感，情感的错综与痛彻，生活的艰辛与无情，投射和穿插到其内心的是迷离、惶恐甚至惊惧的图案，一切都来得那么真切、多维和浓烈，体现出一种令人备感沉重和焦虑的纵深和厚度。作品的男一号和男二号，是曾经参过军的大哥和二哥。在那样一种相对单一的年代，参军是改变一个农家子弟命运的唯一出路，具有非凡的意义和价值，在较长的时间里，这对无数的农家子弟、农民家庭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所谓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既给这个家庭罩上了彩虹般的光环，给生活带来了希望的前景，也对具体的农民家庭生活产生了强烈的扰动。其可能性往往在于，一旦能够提干成为穿“四个兜”的军官，便从此跳出农门展翅高飞，彻底脱离胼手胝足、艰窘异常的乡村穷困生活。而对于这个都终将娶妻生子的五兄弟之家来说，参军似乎更加成为一种改变命运和处境的必需。小说所富含的更为不同寻常的意味之处还在于，已离世的父亲在朝鲜战场立过大功，是一个获得过军功章的人，但在战场上因一名被俘的外国佬眼里流露出不屑的神气，往那人裤裆里一踹，这一脚不仅踹坏了对方的重要器官，也踢掉了自己的前程。然而父辈的光荣无疑作为一种血脉的流传，使之同普通的农家子弟从军又有了某种显著不同的精神背景，从而在明里暗里占据着某种不同的精神高地，这一点更注定了他们内心里有一种精神因子，顽强地表现在他们的心理与行为之中。

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实际上存在于参军之前、之中、之后三种时态之中。当大哥已是一名军人的时候，仍在乡村的二哥靠打鹞子翻身和竖石滚比赛获胜，“没有目测，没有体检，穿上一套特号军装走了，参了军。”这样的情节似乎带有浓郁的乡土色彩，然而也是妙趣横生、令人捧腹的。正当一切皆有可能、等着光耀门楣、使人艳羡不已的时候，但由于种种差池而使两人的军官梦破碎，不期然地回到了生活的原点。很有希望提干的大哥因为一次神秘的外调而泡汤，原因在于其急于提干而编造了所谓“血棉袄”的谎言被识破，而只得落魄地回到了故乡；二哥的部队领导虽然有心给他提干，但考虑到“二哥还未脱那农家娃子的憨气，手下管不住兵”而作罢。虽然在一次军事演习中，一块炮弹皮崩进二哥左大腿，算是有些不凡举动，也只能揣着三等残废证回了家乡，进了县砖厂当了吃皇粮的工人。军旅梦的阻断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必然，并非具有特别的悲剧性意义，因为从军者离开军旅、重返社会的可谓稠人广众。作品的忠实于生活或曰体现其写实精神之处在于，是对大哥的狡黠心机与手腕的刻画，在其提干无望、未脱军装之际，装出一副必然提干的样子，致使媒客不断，最终速战速决娶了大嫂。“二哥穿一套新的确良黄军装，人很精神”，也是凭着这身光鲜的外表“拾掇个女人”。这虽然是作为“老转”的军人们的一种不言自明的计谋或选择，却也实为形势所迫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手段。因为一旦失去了军人的这种光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一个男人打光棍之虞屡见不鲜，这对本人和家庭都会构成莫大的压力。小说在大哥二哥的婚姻问题上的这种描写，实际上就是某种苦逼真实处境的生动写照。其对三哥四哥后来悲苦独身处境的描绘就是一种有力的反证，处于独身之中的“三哥四哥见了女人都是一双饿眼睛”，表明两人起初的选择的确因于现实的迫切与无奈。

大哥和二哥的后军人时代的生活，是作品叙述的重点，也是人物的现在进行时。从军营回归故里要面对的是乡村与家庭生活，是他们所难以面对的，但又是不得不面对的，迥异于他们当年欢天喜地、披红戴花地走向军营的景象，他们不得不落寞地、慢慢地适应并且逐步地回归农民这个角色本身。这同无数退伍军人回归乡土的情形与结局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这里，作品有富于力道且十分传神的描绘，如寄托着大嫂无限期待的大哥“于冬天的一日，突然出现在村口。只两年的光景，大哥已老多了，身架明显地不如往日那样板正”。见此情景，妈盯着大哥哆嗦着嘴唇。大嫂忍不住失声痛哭，当着全家的面大骂大哥是骗子。寥寥数语就精确而具有震撼性地揭示出大哥的归来，给家人带来的巨大打击。除了与大嫂暗中较劲的二嫂以外，对这个家庭所有人而言，都无异于心中那一缕光芒的倏然熄灭。后来的现实更是，从过军的两兄弟无论是参加生产劳动，当大队会计，还是做砖等，他们只能在这块土地上坚韧地生存生活，而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然而他们又毕竟不同于未当过兵的人们，军人的某些气质与特性已经溶在了他们的血液之中。如大哥在任何情况下，讲话时都要把“的地得”咬得很清，顽强表现出在外当兵留下的痕迹，作品的这种细节描写很有意味，表现主人公内心潜在的优越感，以及为某种不甘而流露出的心灵的挣扎。在他们意识中有一种对军队生活难以抹去的眷恋，曾经的从军经历成了一种引力强大的场，既是他们永以为傲的荣耀，也使他们为此角色意识而备感纠结和折磨，这一点可能会陪伴他们终身。对大哥二哥命运与性格的揭示和描绘，始终是沿着曾经是一名军人的性格逻辑往前推进的，使两人的形象看起来都显得十分的丰满与立体。大哥因说不清来路的财富，因与初恋情人玉枝的旧情，因大嫂怒火中烧的告发，致使其“党员也给撸了”，被没收了那些家产，甚至在戴袖章的民兵监管下被罚去干重活。遭受重创的大哥，从此再也不穿军装了。作品所交待的这个细节具有深刻的意味，表明人物心理性格的重大转变，或者反映出大哥自觉意识其所作所为已有愧于这身象征着荣光的军装。然而并未倒下且决不灰心的大哥，从外面捡回些半截砖头，一砖一砖地垒起三间新房，“如羊群中的骆驼一般矗在村头一片低矮的草房窝里”，“狗日的，不枉当一场兵！”“有那村中老人复杂地骂”。作品的描写不仅写出了人物的现实，也写出了人物的性格硬度和不曾消磨殆尽的军人心性。小说对于二哥的描写也同样精彩，生活的重压与时光的流淌，“二哥高大魁梧的身架有些塌了，脸上的胡茬子泛着黄色。”但生活的重重磨难，并不曾击垮这个内心坚强的硬汉，不仅对小弟五娃呵护有加，在二嫂面前偏袒“我”这个小弟，并且为“我”当上代课老师，参加基干民兵的集训，顶替二哥当砖厂工人，以及到“县上的油田办事处去帮做些笔墨事务”的争取，体现出真挚的兄弟情谊；更决绝而竭力地要其再走从军路，一圆军官梦，其意念的强大与执着，是军旅生活留给他们的情结，终于使其如愿以偿地到西北当上一名火箭兵，并且真的当上了共和国的军官。“我”对两个农家曾经是军人的哥哥的描绘，是在艰难的生活情境下展开的，在苦涩中包含了作者多么深的温情！

家庭生活的描写是作品的重要内容，也是通过深陷亲情的漩涡来刻画和丰富人物形象与内涵的。由于娶媳妇的不易，导致乡村出现某种极为扭曲的现象，即媳妇可以随意地辱骂公婆，这种人伦颠倒反映出农村生活不可回避的现实与悲苦。因此五兄弟分家也属千古依然平淡无奇，但给揭示矛盾、深化性格提供了最自然的生活剖面。母亲主持的分家举动，是饱含泪水的无情分割中保持着一种看似温情的内容与形式，骨肉分离时母亲的那份矛盾与凄惶仍是直逼人心，以至于她到文夫坟前的哭诉与告慰，寄托某种难以倾诉的内心悲情。在处理儿子与儿子之间，儿子与儿媳之间的关系时，母亲则是小心翼翼，畏首畏尾，唯恐招致不可预料的后果，由此读来，不免令人心生诸多苦涩。而大嫂与二嫂之间的那份心理较量和计较，也因各自文夫现实景况具有了不同的特点。二嫂因为丈夫是一名工人，家里家外说话气粗，月经来了也以买细软手纸显摆；大嫂则大洗特洗头发，以此比下头发稀疏的二嫂，等等不一而足，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细枝末节之中。在乡村现实的表面关系上看，母亲与大嫂二嫂两妯娌之间若明若暗的心理较量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大哥二哥似乎居于较为次要的地位，但真正决定和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两个曾为军人的哥哥内心的坚韧与定力。在这样一种生活层面，作者以严格写实的笔墨，写出了农家军人的真实生活和心路历程，写出了各个人物的性情与欲念，写出了生活的艰难与重压，写出了乡间的悲怆与背负，无疑具有强大的真实力量。

目睹艰难时世的五娃“我”，以一个未成年的，又是全能的视角观察事情的发生与演变。对于大哥二哥的从军，他似乎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当被母亲将其分在二哥家吃饭，才渐渐涉于和纠结在可感的伦理关系中。亲情中带上明确的利益关系，吃饭、穿衣、上学、找工作，切身地经历和感受着乡间的那种冷暖与是非。延及稍长之后，“整个夏天光着膀子，戴着草帽，在一家家房前屋后写标语。妈那些日子好高兴，又怕拢了我让人笑，就总站在我注意不到的墙角，看我写字。还到地里挖了粗壮的茅芽根，熬汤放凉让我解暑。”母亲的那份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令人动容。在“我”眼中，其人物心理与性格的刻画都十分精准，大哥与玉枝因守孝三年的原因与其在婚姻上失之交臂，但旧情未断的两人几乎半公开的苟合，以至于大嫂打上门去，闹得大哥被撸去会计这一乡村吃香的职务，而使大嫂心下为此后悔不已。二哥在砖场的工作竟也有人相求、讨好的价值，体现出那种微妙的利益与人际关系。对三哥白描式的刻画，折射出一个未老先衰的农村青年悲苦无望的形象，等等，作品以高度写实的笔墨，再现了生活的原有真实，透露出某种掩饰不尽的疼痛与关切。而“我”军官梦的实现，既是农家军旅梦的一种延续与实现，也是《农家军歌》极为嘹亮的一个音符，使人在苍凉中听出了某种喜悦的声调。

非议《农家军歌》的观点，其实并不客观。脱离或远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作品的这种描写既不猥琐，也不矮化和歪曲，让读者通过这样的作品，真切理解来自农村的军人们那种曾经和未来的生活，以及可能具有的命运。我们过去对于人物的过分拔高与美化，于文学其实并无益处，让当代人或后人都会对其产生误判。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可以理解为我们面向现实的态度，它永远有不可战胜的力量。脚踏大脚的写作，叩问内心的写作，而不是为某种概念驱使的写作，不是为某种模式限定的写作，其力量会自然而然产生，便会因自身携带的生活体温与厚度而永恒。从这一点上讲，《农家军歌》的文学价值和文学的意义值得长久珍视。

责任编辑/刘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