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彤

在当代中国作家队伍里，徐责祥以“正面强攻”军事文学而独树一帜，尤其是对于“抗战”题材，更是情有独钟。从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马上天下》到近期创作的《对阵》，都是聚焦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生活展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徐贵祥又发表了新作中篇小说《天风》，一反《历史的天空》等作品跨时空、多层次、大事件的全景式书写，而是截取一个狭小空间、一个短暂时段、一群底层人物、一些寻常故事，描绘了抗战生活的一幅别致图景。

与《历史的天空》等同题材作品不同，《天风》可谓一反常规。首先，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很短，前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而《历史的天空》《马上天下》都是横跨几十年，涵盖了多个历史时期，《八月桂花遍地开》也至少写一年间的事，在“时间”这一点上发生了重大改变。而后，作品中的蛾眉镇，与《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等作品中频繁出现、徐贵祥十分熟悉的皖西地区明显不同，它没有明确的地域界定，可以看作是中华大地上任何一个普通小镇。从地理位置的描写开始，作者就表现出了一种与过往格格不入的模糊感。关于蛾眉镇的地理特征和人文概貌，可以从文中的只言片语里找到痕迹：“蛾眉这地界，无险可守，自古就不是个打仗的地方”，“从三国到太平天国和八国联军，蛾眉地界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事”，“蛾眉人爱养狗，这个小镇，还有狗镇的诨号”等，所言甚少，却在寥寥数句之间，将蛾眉小镇的风情样貌栩栩勾勒而出。这是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不曾受战乱之苦，人畜和平怡乐。然而，日军的铁蹄还是没能放过这安宁一隅，在作品开篇之首，就拉开了战争的序幕：“日本人是后半夜进来的，动静不大，连狗都没叫几声。”同样是轻描淡写，却蕴含了巨大的信息，一开场就埋下伏笔，引起读者的高度注意和无限遐想。

进而，人物陆续出场。作品中所涉及的人物有：蛾眉镇上卖油条的刘三，卖豆腐的张家恒，屠夫许甲，镇长袁芦轩，布庄老板吕上清，世豪中学校长庄临川，物理教员周介于，化工教员蔡捷丰，校工姚独眼，以及日方的河岸中佐、副手加藤和兽医中野。而同样独出心裁的是，全篇并没有一个核心人物。作者采用了散点透视的写法，将笔锋关照到每一个人，虽然中国人这一方的每个个体，都不失其鲜明个性，但最终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群像效果，既有国难当头，国民集体无意识的隐喻，又有危难之际，人民万众一心的象征。在抗日救亡的局势下，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主角，大到镇长、校长，小到教员、校工、屠夫。尤其是世豪中学的几个人物，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英雄的群像形象。先是日军进驻之初，镇上的居民四处逃命；到日军进城后，他们为其不响一枪一炮、按时交纳房租、长官以读书人自居等诸多异常情势所打动，重新回到镇上，恢复生产生活；直至发现和平之下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怀柔阴谋。民众的心态和作为，也游移于“逃离保命”“安身顺命”“奋起反抗”“以国为家”这几种状态，现实而深刻。当然，中国人的群体行为并不是一致的，他们内部也时时刻刻发生着冲突，比如，有人主张“逃”，有人主张“守”，有人一开始就意欲制作炸药炸死日本鬼子，有人坚持韬光养晦、厚积薄发。除了世豪中学那几个知识分子代表有一些简单的抗日意识和表现之外，大部分的人物都是处于这样一种中间状态。他们的行为选择多随局势而变，日本人乍出场，他们唯唯诺诺；日本人占上风，他们退缩不前；日本人处劣势，他们蠢蠢欲动。总之，他们一直在左右两端的迟疑徘徊中艰难选择着。作者深刻地认识到，即使是在国家危亡关头，人与人关注的利益点和矛盾点也还是不尽相同。这种模棱两可状态的描摹，正是往人的心理真实上又靠近了一步。然而，这些各持己见、目光见识、文化水平迥异的蛾眉镇民最终还是凝结到了一起。他们在一支谣传中的、看不见、摸不着，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影子部队——“蛾眉纵队”的驱动下，携起了手，众志成城，向日军扣响了绝命的一枪，同时也将日方的阴谋置于死地。

在《天风》之前，作者创作的人物先由一种“类型化”“脸谱化”“英雄化”的塑造，比如梁大牙、沈轩辕，无不是个性鲜明、目标明确、立场坚定、英雄本色；继而朝着“经验化”“模式化”“传统化”的方向发展；到了陈秋石、杨蓼夫那里，已经形成了一种成熟的创作规律，在梁大牙他们之余，人物的职业特点被赋予了更强大的功能，比如陈秋石，是为战术专家，其目标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抗日力量的消亡。如此一来，作者又将人物类型的发展演变，推向了另一个极致。作者笔下诸多的英雄人物，究其根底，都能回归到最初的原型之中。反观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发展情况，会发现这绝不是哪一个作家的偶然现象，上述那种英雄人物的创作历程和发展模式，从“十七年”、新时期，到世纪之交，在每一代军旅作家的笔下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现过——颂歌范式、悲剧审美、军人是“人”、职业精神等，每一个时期都存在这种占据主流的创作理念。开风气之先者，当然创作出了一些脍炙人口的类型人物，而一旦形成影响和规模，后续的创作又难免落入平泛化的窠臼。虽然不同时期，人物类型大不相同，但这种“经验化”的写作传统，却纵贯了整个当代军事文学的发展脉络。那么，《天风》看似是作者本人对己身和集体经验写作的突破和超越，对非英雄、非类型进行卓有成效的尝试，而本质上看来，更是对故事情境和历史质感的把握、探索。一如作者本人创作谈中所谈及的：“越接近人物的真实，便越接近历史的真实。”人物的真实，就是在摸索、建立、发展、打破、摸索……这样的无限循环中不断接近的。在否定自我、否定经验的同时，就已经是在寻找别径、建立异我。

再说日方。与中国人这边的浩大阵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方面仅有三人，当然也隐约写到了整支入驻的军队不过十数余人。这种设置乍看像是刻意而为，将敌军渲染得神乎其神，寥寥数人便可摄我胆魄、取我山河，而历史的真相却是的确如此。史料记载，抗战时期，三五个日本军进犯一个村庄是常有的事，就是这屈指可数的兵力，竟然给这数以万计的民族带来灭顶的压力和威胁，这一点也许已为诸多抗战文学作品所关注到，但徐责祥的突破在于，他并未将笔触止于“人”的层面，更是将笔锋延伸到“狗”的世界，他写了两条日本狗和一群中国狗的对峙和战斗。这不仅是整篇文章最独具匠心的亮点，更是作者在本文中最大的突破所在。回望已有的抗战文学作品，基本都是将“意志”和“精神”寄予到某个人，或某些人身上去表现。就以徐贵祥之前的抗战小说为例，《历史的天空》有梁大牙，《八月桂花遍地开》有沈轩辕，《马上天下》中的陈秋石、陈三川，《对阵》里的杨蓼夫、田齐鲁、孙大竹等等，无不是从这些民族英雄身上生发出民族精神。到了《天风》这里，狗成了引领民众的“精神领袖”。日军就要把蛾眉镇的百姓逼到绝处，他们束手无策，甚至准备坐以待毙。这时候，作者巧妙地抛出了一个包袱，一则给危亡之际的民众以生机希望，二则使后面的情节悬念四伏、高潮迭起。这个包袱，就是姚独眼的那条丑狗一一茉莉花。然而，狗本身有没有“精神”？笔者认为，狗本是没有精神的，但它的精气神儿却能够因人而生。换言之，写狗的背后，就是在写人。在全篇因狗而起的几次情节变动中，从中国人到日本人的行为心态，无不是受用于中国狗的反应举止。可见，中国狗不仅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也作用于日军的心理。

在茉莉花出场之前，作者先描写了大部分的中国狗：“形象促狭，目光闪烁，尾巴通常都是耷拉着的，老远见到瀑布（日军的狗）的身影，要么夹起尾巴一溜烟小跑，要么就躲在街面两岸的屋子里，和它们的主人一样，从门缝向外偷看，大气也不敢出，更不要说叫两声了。”而茉莉花的出场，便是不与众同：“很古怪，它不像其他狗类喜欢到处乱跑，而是长时间打坐，泥菩萨一般。打坐的时候，不仅身体不动，尾巴不动，就连脑袋也不动，深陷在眼窝里的眼睛只盯着前方很远很远的地方，好像那里有条发情的母狗”，“尽管对面人群熙熙攘攘，然而它却似乎对身边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耳朵依然耷拉着，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像一个睿智的老者，正在思考重要的哲学问题，样子十分清高”。就是这条看似不可理喻、神经病一样的狗，却在一出场，就以其独有的精气神儿吓退了耀武扬成的日本军犬。也正是因为这一次，使蛾眉镇中日两方的局势开始发生扭转，一直唯唯诺诺、得过且过的中国老百姓开始“人仗狗势”，开始生发出反抗意识，声讨国军，并反思日本人平安进驻蛾眉镇、建立所谓“王道乐土”的真正意图。就连几个昔日唯利是图的商人也一致认同：“如果没有信仰，人心涣散，那就啥事也做不成，有枪有炮也是枉然”，“我们难道还不如一条狗？”而国人的这些转变，使镇上的狗也在跟着变，“走在街面上，街上的狗多了起来，打架的打架，撒欢的撒欢，调情的调情，好像赶集似的”。于是，又由“人仗狗势”发展到“狗仗人势”。从此，关于茉莉花乃至它主人姚独眼的传言四起，茉莉花在众人的猜测和谣传中变成了一个“神狗”，说它压根儿就不是狗，它的爷爷是狮子，它的奶奶是狼，所以就把日本军犬吓跑了。日军甚至还专门派兽医对茉莉花进行详乎其详的研究，得出结论称它是阿尔泰尔猎犬，有蒙古箭囊、青海藏獒、西南槌雄、华北猕豹等基因，可以刀枪不入。尤其在茉莉花再次打败日方的至尊军犬川芎中尉之后，不仅使日军的阴谋在重重刺激之下慢慢揭开，更是加倍鼓舞了民族精神和斗志，进而就有了“蛾眉纵队”，一支数千人的抗日队伍的传说。那么茉莉花究竟有没有神性？“它就是一条普通的狗，无非就是打过几次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耳朵被炮弹震聋了，眼睛也差不多瞎了，只能看见十步远。可是，如果危险近了，它还是有反应的，反应的速度你想都想不到”。这条从战争中走来的狗，它的精气神儿正是来自于枪林弹雨中，中国的战士予它的感染，对于抵御、战斗、生死、忠诚和责任，都已经有了它百感交集的触发。作者这种对“非人”（狗）意象的关注，从低处着眼、重心下移（写狗）的认识论，是作者在构建其理想英雄人格过程中新的方法和尝试，也是对其军事文学创作中英雄观和英雄情结的极大丰富。一个民族的“神”就是“精神”，没有“精神”，便无可谈“信仰”，没有“精神”，国家名存实亡。

纵观全篇，“蛾眉纵队”无疑与中国狗催生而出的民族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蛾眉纵队”正是由之前“狗”的层面上升到了“人”的层面，先是狗赋予了人一种勇气，再由人去主动创造一种可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蛾眉纵队”由起初一个并不存在的符号，落实成了一支活生生的队伍，队伍中的战士有人，也有狗。绝妙的是，虽说是写战争，而通篇并没有一个战斗场面或任何的战术战略，却道尽了心理和精神的博弈交锋；尽管要书英雄，可没有提及一个英雄人物，但写足了英雄精神和民族意志的壮大形成。在姚独眼一曲《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号令之下，这些昔日缩头缩脑的中国狗竟然也站成了一行狗阵。决战之时，人狗合力，危急关头，终于以“枪响了”短促三字作结。这种开放式的结局，无疑是为读者的反思和遐想留足了空白，掷地有声，意味深远。

徐贵祥曾在谈及他的文学观中提出，每个人都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那个小女孩，而文学是小女孩手中的火柴和它擦亮的火光。文学就是照亮和温暖，是燃烧和希望。当我们身陷困境，民族经受危难，总是要有一个人、一股劲儿、一种精神，带领人们走出去，追随信仰，寻找希望。而一个当代军事文学作家的使命，就是要将强国梦、文学梦、英雄梦谨怀于心，跃然纸上。即使仅余一笔之力，也要点燃那最后一根火柴，照亮生命不息的希望。

责任编辑/兰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