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程

火烧总督衙门

广州城内越华路小东营5号，是同盟会广州起义的指挥部。1911年4月27日下午四点左右，黄兴在此召集同志们慷慨誓师。起义者们脚穿黑面的树胶鞋，用白毛巾裹在臂上做记号。

下午5时30分，臂缠白布、脚着黑鞋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枪声。黄兴率领主力冲出小东营5号，杀向两广总督府。喻培伦肩挎盛满炸弹的竹筐，左手持号筒，右手持手枪，冲在队伍的最前面。这次起义基本上是黄兴这一路一百三十多名“选锋队”（即“敢死队”）在孤军作战，赵声率领的香港同志还在赶来的路上;广州城内的其他三路，因为陈炯明、胡毅生等消极等待，擅自决定停止起义，三路起义者无人领导，很多人没有领到武器，未能参加战斗。少数人听到黄兴一路的枪声后，不顾身单力薄，零零散散地冲出隐蔽所响应起义。一时间，广州城内枪声四起。

黄兴这一路从小东营的指挥部到总督衙门的路并不长，不到五百米，傍晚的街头，行人也不多。广州人看到角落里杀出一队拿枪持弹的年轻人，纷纷躲避。黄兴把队伍分为前后两队，自己和喻培伦率领前队人马，迅速杀向督署。徐维扬率领后队掩护。总督衙门正面有张鸣岐卫队数十人守卫。林文和两三个同志冲上前来，扔出炸弹一阵猛击。卫兵们猝不及防，被炸死多人，幸存的人慌忙逃入衙内，依托门房、廊柱负隅顽抗。黄兴的前队一时无法从正门攻入，和清兵展开了枪战。督署门前地形空阔，没有遮挡物，起义者躲在两个大石狮子后面与敌人对射。付出了很大的伤亡后，黄兴带领十几人从西边侧门强行攻入;前队的其他人在喻培伦的率领下，把督署的围墙炸了个大洞后，也冲入衙门内。不久，徐维扬率领的后队人马杀到了，与督署正面残存的清兵遭遇，经过激烈的枪战后也成功杀入总督衙门。只听着总督衙门内杀声雷震，子弹横飞，硝烟弥漫，“枪声喧于急雨，弹烟浓于乱云，喊呐崩天，血花溅地，此惫彼兴，前仆后继”。

两广总督张鸣岐不等起义者杀到，就已经翻窗爬墙，仓皇逃入水师行台和李准（水师提督）汇合，张鸣岐即命李准调集部队镇压起义。

黄兴等人基本控制总督衙门后，遍寻张鸣岐不见。进攻的目标不见了，又不知道其他各路同志的进展，空空如也的总督衙门不宜久留，黄兴迅速决定撤离。有人放了一把火。火光中，大家重新杀出衙门。沿途还有清兵射击起义者，黄兴双手持枪和同志们一起奋勇击退残敌，成功地从正门冲了出来。

一行人冲到东辕门，遭遇了李准派过来的一支清军。林文听说有许多清军官兵倾向革命，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音未落，回应林文的是敌人的一阵子弹。林文中弹倒地，当场牺牲。刘元栋、李炳辉等五人也相继中弹，黄兴右手中指的第一节和食指的第一节都被打断。黄兴果断命令大家脱离战斗，将所部分为三路分头行动。其中喻培伦、徐维扬等两路人分别去接应新军响应起义或者进攻督练公所;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南大门，接应防营入城——在起义计划中，起义军的主力原本就是清朝新军和巡防营，

陷入困境的起义军

广州起义发展到现在，能否成功，主要希望就在倾向革命的清朝官兵的态度了。

起义爆发后，这些革命官兵心情激动。可惜的是，多数人的武器在起义前被清政府收缴了，还有许多人因为联络不上没能参加起义。能够响应起义的寥寥无几。

李准调入城内的巡防营哨官温带雄是同盟会员。事先，他与黄兴约定在起义之日以保卫水师行台为名，活捉李准，响应起义。双方秘密商定，起义的清军臂佩白手巾作为标记。27日起义枪声打响时，温带雄和他的部队正在吃晚饭。巧的是，李准传令该哨前去保卫行台，温带雄迅即扣留传命之人，宣布起义。他率全队官兵，整装冲向行台，准备捉拿李准。因为怕途中遇到清兵阻碍，温带雄和起义官兵们手臂上并未缠上白巾。更巧的是，这支起义的清军在南大门遭遇了黄兴、方声洞、朱执信等人。双方因为误会，发生了鏖战！

黄兴这一路本是为了接应起义的巡防营的。结果，方声洞看到一支没有缠白毛巾的清军队伍冲了过来，误以为是镇压起义的顽固官兵。他举手就是一枪，恰恰击毙了领导起义的温带雄。起义的巡防营官兵见首领被杀，纷纷反击，击毙了方声洞。两支革命队伍越战越激烈，在南大门一带死战。此情此景，令人至为痛惜。

黄兴的队伍与温带雄的队伍在内讧中战死多人。黄兴的队伍伤亡惨重，队伍被冲散了，各自为战。黄兴独自一人藏在附近的一家洋货店里，以门板作掩护，坚持枪战。而起义的清军官兵在温带雄死后，群龙无首，最后各自散去。

天色已晚。喻培伦、徐维扬等人的队伍也与清军展开巷战，逐渐陷入困境。他们转战于广州的大街小巷，对抗越来越多的清军，寡不敌众。最后，喻培伦、徐满凌、李德山、林盛初等人退入高阳里一家米店。起义者将米包垒成掩体，与清军激战一昼夜，击退清军数次进攻，血战中，米店周围留下了许多清军的尸体，革命者韦统铃、韦统淮、韦树模等也不幸中弹牺牲。战到最后，清军不能近前，还是张鸣岐下令泼油烧街。一时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坚持在米店中的十几位起义者或者死于烈火浓烟之中，或者在烟雾中突围被击毙，或者在突围中被抓。牺牲者中，广西来的韦树模、韦统铃、韦统淮、韦荣初四人为族兄弟，都是太平军后代。米店战斗停歇，标志了本次广州起义以失败告终。

喻培伦参加了米店的激战。他杀得性起，挂着一筐的炸弹，只身冲向敌阵，一边高喊杀贼，一边抛掷炸弹，吓得清军慌乱躲避。在烈焰的映衬下，喻培伦“容色威猛，若能吃生人者”。最终他因负伤被俘遇害。就义前，喻培伦还慷慨高呼：“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年仅25岁。

徐维扬在危急中，让受伤的徐佩旒等6人潜伏回乡里养伤，自己继续杀敌，最终杀出重围，成功逃出了广州城。奉徐维扬命令扶伤回乡休养的6人，分别是广东花县农民30岁的徐佩旒、30岁的徐廉辉、29岁的徐应安，24岁的徐昭良、20岁的徐保生和28岁的越南华侨徐松根。他们沿着粤汉铁路慢慢行走，走到江村高塘火车站附近铁路桥时，忽遇敌兵。当时，六名革命者弹尽人伤，无法迎战，不幸全部被捕，送到水师行台后英勇就义。

许多起义者知道广州巡警教练所有同志，所以在失败后跑到教练所去寻求避难。所长夏寿华见状，急中生智，将教练所的学生制服都取来，向起义者们说：“你们这些学生，还不快些穿好军服出去巡逻？”起义者们听了，立即领悟，赶紧改换装束，扮作巡警出巡，分别脱离了危险。

包括林觉民在内的43名起义者被捕。混战中，林觉民被一颗子弹打中腰部，扑倒在地。他扶墙挣扎着起来，举枪还击，最后因伤瘫倒在墙根而被俘。被俘后，林觉民滴水粒米不进。

在总督衙门的审讯中，主审的李准准备好纸墨，让他书写供状。林觉民提起笔来，想到起义失败，胸中充满愤激之情，竟至捶胸顿足。一度，林觉民想吐痰，李准竟然亲捧痰盂过去。在“供状”中，林觉民奉劝清朝官吏洗心革面，献身为国，革除暴政，建立共和、张鸣岐亲自阅读了林觉民的“供状”，叹道：“惜哉！此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一个幕僚哈腰低语：“确是国家精华，大帅是否要成全他？”张鸣岐正襟危坐，说道：“这种人留给革命党，岂不是为虎添翼？”于是，张鸣岐下令处决林觉民等“顽冥不化分子”。几天后，林觉民坦然迈进刑场，从容就义，年仅24岁。

不久的一个清晨，福州林家的门缝里被人塞进来林觉民的遗信，陈意映（林觉民妻子）在那一条方巾上看到：“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一个月之后，陈意映早产，两年后抑郁而亡。

吾党精华，付之一炬

起义失败后，负伤的黄兴在珠江河畔辗转，他想呼唤渡船去南岸，因为语言不通未能如愿，又忘记了附近革命党机关的门牌号码，仅记得是假托胡姓人家娶亲的。茫茫夜幕中，他摸索到一户门上有红色对联的喜庆人家，冒险叩门而入，可惜革命同志不在，仆妇不让他进入，黄兴请求了好一会才放他进去，驻守这处机关的是女同盟会员徐宗汉。徐宗汉，生于上海，在槟榔屿加入同盟会，到广东组织广州同盟会分会。她参与了广州起义的筹划，带领亲友将枪械弹药秘密运进广州分发给同志们。徐宗汉回来后，赶紧对黄兴做了包扎，并在第二天护送他出城。

第二天，在广州城门口，乔装打扮的黄兴遇见了率领三百多名同志风尘仆仆赶来的赵声。昨日，同志们的鲜血染红了广州街巷，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黄兴和赵声唯有抱头痛哭。

第三天晚上，黄兴在徐宗汉亲自护送下，乘轮船潜回香港就医。黄兴有一根手指将断未断，十分痛苦，需要动手术。徐宗汉以黄兴妻子的名义签字，又在医院悉心照料黄兴。黄兴出院后，两人结为夫妻。

起义的失败对赵声打击尤其巨大。赵声悲痛过分而病倒，仍然扶病赶赴顺德，谋划再次起义。革命党事先联络了广州周边的会党相助，广州城内大乱时，周边会党也闻风聚集。但是李准迅速调集兵力，加以驱散。赵声再次起义的计划失败，擎枪自杀，幸亏被同志阻止。此后，赵声郁郁寡欢，回到香港，大病一场。5月初，赵声腹痛不止，经诊断是盲肠炎，非割不治，手术时发现赵声肠有腐烂，血黑。术后，赵声口吐紫血，坚持到5月17日午后，回光返照。他勉励身边的革命同志坚持到底，并吟诵“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句，泪随声下。同志们受他感染，悲伤流涕，不想赵声突然张目喊道：“吾负死难诸友矣！雪耻唯君等。”说完，他闭眼流泪不已，此后不能再说话了。18日下午一时，赵声逝世，年仅32岁。

4月27日的起义，随黄兴出发的有一百三十多人，此外从各处自发出来参加战斗的队伍有数股之多，又有反正的清朝官兵，具体人数无法统计。生还者寥寥可数。牺牲的革命者尸体，多数横陈街巷，没人收殓。5月1日，两广总督衙门通知地方各善堂出面收拾各处起义者尸体，共收集72具烈士尸体集中于谘议局门前旷地。但是，就义的革命志士绝对不止72人。

怎么安葬这些尸体呢？广州所属的南海、番禺两地县令商议，葬于臭冈。城内没有暴露的同盟会员潘达微闻讯后，心急如焚。因为臭冈是掩埋死囚尸骨的地方，让革命志士与作奸犯科的盗匪恶棍地下共处，污了革命的名声，有负志士的牺牲。潘达微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哭诉于广仁善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诸义士为国捐躯，纯未国民谋幸福，彼此均为国民一分子，如此藁葬，心实难安。”善董们受到感动，向衙门通融，得到允许将起义者尸骨葬于红花冈，潘达微又以“红花”不雅为由，改名为“黄花岗”，取黄花晚节之义，由此，本次广州起义又被称为“黄花岗起义”，牺牲者有了专门的名字：黄花岗烈士。

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如此评述本次起义：“吾党精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怒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