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荣

(1.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2.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州　510275)

19世纪传教士编粤语文献音译词用字探析

张荣荣1,2

(1.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363000； 2.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州510275)

摘要：利用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编写的7种粤语文献，分析其中音译词的5种用字现象，探讨其对现代汉语音译词的影响，对英源音译词正本清源，理清其早期存在形态，产生、消亡的原因及规律，供当今音译词研究借鉴。

关键词：音译词；文字学；传教士编粤语文献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425(2015)12-0127-06

Abstract:This paper made a research on character usage in transliteration words in 7 kinds of Cantonese literatures which were written by western missionary, and analyzed the usage of Chinese character phenomenon of 5 kinds of transliteration words, and discussed its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ese words, and illustrated the source of Britain transliteration words and clarified the existence form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rise and fall and rule of them, which helps today’s transliteration word study.

收稿日期：2015-07-20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培养路径研究”研究成果(13skszk03)

作者简介：温静(1976—)，女，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

doi:10.3969/j.issn.1674-8425(s).2015.12.023

On Character usage in Transliteration Words in

Missionary Literatures of 1990s

ZHANG Rong-rong1,2

(1.College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China;

2.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Key words： transliteration words；philology；Cantonese literatures written by western missionary

一、引言

鸦片战争前后，源自英语的音译词大量涌入中国，它们是最早的英源外来词，有的流传至今。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编写的许多粤方言读本、词典含有很多早期的英源音译词，为我们研究早期英源音译词的书写形式、文字使用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目前学界对此较少涉猎。*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1997)、廖礼平《论近代汉语西源外来语》(2005)、谢贵安《从固守天国立场到融入世界文明秩序——从西方汉译国名演变看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认知过程》(2007)、程美宝《粤词官音——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的过渡性质》(2010)、游光明《〈林则徐公牍〉中音译词的类型、特点及价值》(2014)等，利用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用中文撰写的著作、中国人写的游记和公牍、西方译著等探讨近代汉语西源外来词的特点，此外周振鹤《中国洋泾浜英语最早的语词集》(2003)、《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成》(2013)利用中西方人编写的英语词汇集探讨早期洋泾浜英语的形成等，从文字学视角考察传教士编粤语文献中音译词特点目前还无学者涉猎。本文以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编写的7种粤语文献为材料，探讨鸦片战争前后英源音译词用字现象及其对现代汉语音译词的影响，供当代引进及规范外来词时借鉴。

“音译，主要指取外语词的语音形式而借用词语的方式。”[1]音译词，指采用音译的方法形成的词，在汉语吸收外来词的历史上，音译始终是一种重要的译借方式。对音译词的界定，我们采用陈燕的观点，“泛指含有音译成分的词，包括依音转写词、音译加注词和半音半意词三种类型”[2]。

7种文献分别为：《粤语中文文选》(禆治文，1841年，简称《粤文》)，《英华韵府历阶》(卫三畏，1844年，简称《英阶》)，《中国语启蒙》(德万，1847年，简称《中语》)，《英粤字典》(湛约翰，1862年，简称《英粤》)，《英华行箧便览》(罗存德，1864年，简称《英行》)，《广州方言习语选录及阅读》(罗存德，1864年，简称《广方》)，《粤语俗语进阶》(富尔顿，1888年，简称《粤俗》)。

二、传教士文献音译词用字现象

(一)音译词用字和外语词语音的契合

音译实现了原语文字和译语文字在读音上的转化。鸦片战争前后的英源音译词大多从广州、澳门等地进入，由于粤英两种语言在音节结构上的差异，原语(英语)和译语(粤方言)经过语音对应转化后，还必须经过语音的折合，英语一个词的音节被转写为相应的多个粤方言音节，再用多个汉字将其记录下来。对照传教士文献中英语原词、音译词的文字书写形式及粤语罗马字注音，*由于传教士文献大多为西方人学习汉语的读本、词典，同一个词语中文、英文、粤语罗马字拼音同时列出，便于对照，文中列出的粤语罗马字注音均来自读本、词典的罗马字注音。可以看出音译词用字带有明显的粤方言特征。具体表现为：

1.音译词文字书写形式的粤方言读音与英语词的部分音节读音相同或相近

(1)亚细亚Asia、亚非利加Africa、亚喇伯Arobia、亚里弼Albert、亚齐(即柬埔寨)Acheen(以上来自《粤文》)，亚瀝*为了保持音译词用字原貌，个别今天已被简化的字，我们照文献原样录出，文中出现的繁体字、新造字都属于这种情况。酒Arrack(《英阶》)，哑力酒Arrack、哑叻酒Arrack、哑啰Aloes(以上来自《英行》)，亚墨利加America(《英粤》)。

(2)阿古剌Agra、阿付干Afgháns、吧布阿Papua、阿哇希Hawaii、阿里Ari(以上来自《粤文》)，阿摩呢阿Ammonia(《英行》)。

(3)阿利襪olives(橄榄) 、阿土Otho(奥索，美国地名)、勒阿撥Leopold、挨阿颠Iodine(以上来自《粤文》)，阿片Opium。*见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谷二·阿芙蓉》。

2.选择入声塞音韵尾的字对译英语音节末尾的塞音音素

粤方言入声塞音韵尾为[p][t][k]，为音译词选择文字书写形式时，人们选用具有塞音韵尾[t][k]的入声字对译英语音节末尾的塞音音素[t’][k’]，在尽可能少用汉语音节的情况下使原语和译语读音相近。《粤文》中有：

3.音译词文字书写形式的声母读音和英语词的辅音音素相同或相近

按照粤方言语音系统，音译词文字书写形式的声母读音和英语词的辅音音素相同或相近。匣母字“华”，其声母粤方言读作双唇半元音[w]。英语辅音音素[v][w]，折合为粤语双唇半元音[w]，记为“华”字。如：那华Norway(《粤文》《英行》)、Washington华盛顿 (《粤文》)、耶火华Jehovah(《英阶》)、耶货华(《中语》)、Bolivia破理华(《英行》)。

鸦片战争前后这批英源音译词用字带有明显的粤方言痕迹，音译词主要传播依靠书面文献。汉字具有跨空间性，不懂粤方言的人，从书面语文献了解音译词的文字书写形式，将其借用到官话或其他方言中，按照官话读音或自身方言读音来读，这就是所谓的“借形不借音”，即程美宝所谓的“粤词官音”现象[3]。这也是为什么当代继承下来的外国国名、地名、人名等音译词，普通话读音和外语词读音相差甚远的原因。

(二)给已有汉字加“口”旁造新字或用带“口”旁字

1．给已有汉字添加“口”旁，形成新字

2．倾向于采用带“口”旁的汉字

“《林则徐公牍》的音译词中有大量的字是运用加“口”旁的办法创造的”[4]，“19世纪下半叶傅兰雅提出以平常字外加偏旁创立新字音译西文的主张”[2]。可见，给汉语中原有的汉字加“口”旁形成新字记录外国人名、地名、国名、化学物质、日常生活用品之类的音译词，是鸦片战争前后音译词用字的显著特点。音译时用加“口”字的办法，使这些带“口”旁的汉字代表粤方言中没有，但又与未加“口”字边的粤方音相近的音节。

啤、咖、喇、呷、啰、噶、叭、咕、唎、哩、咪、啦、呢、哈、啰、叻、嚟、哑、嚤、噜、嗼、啡等字，历史上曾经被用来记录音译词或拟声词，粤方言记录与语气相关的词，汉字为表意体系的文字，表拟声、语气意义的“口”旁字，“口”旁揭示了词的口语性质，揭示文字记录的词语与声音有关。音译词文字书写形式是用译语文字记录原语词的声音，其本质也和声音有关。

鸦片战争前后，外来词大量涌入中国，它们大多表示人名、地名、国家名、科技术语等。“认知语言学认为，认知者的语义知识不是直接来源于词语内部或外部的语义对比，而是来源于认知者与词语指代的客体或事件间相互作用的经验。”[5]外来词表示的事物，人们比较陌生，不能将其和汉语中固有的事物联系起来，从而在认知层面把它们归到汉语原有的事物类别中，加之外来词数量多，这些给早期阶段音译词用字造成障碍。汉语史及粤方言表拟声、音译和语气用“口”旁造字的方法，给人们一定的启示，因此音译词选用带“口”旁字或给已有汉字加“口”旁形成新字。这体现了人们对音译词外来性质、和声音有关这一特点的认知，也使汉语原有“口”旁字的功能得到了扩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字形的羡余率，维系一定时期里汉字系统的相对稳定性。

(三)音译词用字具有意义倾向

汉语中人们的书写及阅读习惯是每个汉字既表音又表意。尽管音译词中的文字只记录音译词的读音，人们也希望通过音译词文字书写形式传递一定意义。这一阶段音译词的文字书写形式记音特征明显，用字随意，文字的表意作用主要体现在：

(1)“口”旁字的表意作用。“口”旁字揭示了词的口语性质，或与声音有关 ，游光明认为部分口旁字(表国名、人名等的字)表示贬义[4]。

(2)记录地名、国名、人名的音译词，出现了“辣”“剌”“非”“难”“笨”“破”等带有贬义、戏谑色彩的文字，如：咕哩噶噠Calcutta、曼噠喇薩Madras 、阿古剌Agra、阿付干Afgháns、笨支里Pondicherry、吗喇他Mahratta、苏辣Surat、奥地哩亚 Austria、非耳地难Ferdinand、巴瓦哩亚Bavaria、勒阿撥Leopold、威朵哩Victoria、脱破利Tripoli、破理华Bolivia、呢咕吧拉Nicobars 、吧布阿Papua、叭當padang、喇达克Ladák、喇达克Ladák (以上来自《粤文》)，mussulman摩捞人 (即穆斯林，《英粤》)，这些字是清朝政府天朝大国思想及对其他国家的无知、蔑视的体现。

(四)同一个音译词文字书写形式的多样性

(五)音译词用字的时代性、地域性

音译词最先由粤方言进入，后来传播到其他地区。通过传教士粤语文献，可以更准确地判断音译词文字书写形式产生的时代、地域，纠正学界对外来词研究的一些认识。如：

(1)beer啤酒beer有“卑酒、比耳、必酒、比儿酒、比而、必儿酒、碧儿酒、比而酒、必耳酒、比酒”10种不同的写法[6]，“bierjiu 必耳酒，beer,三音节词，偏正结构，混合词，名词。始见于1866年的Zhang Deyi(Hanghai shuqi：568)。现在的‘啤酒’这一词，是由粘著语素‘啤’加后缀‘酒’构成的复合词，它是后来才产生的。”[7]《粤文》(1841，57*括号内的第一个数字表示文献的编撰年份，第二个数字表示引用内容出现在文献中的页码，下同。)、《中语》(1847，33)已出现了“啤酒”，“卑酒”见于《英粤字典》(1862，12)。因此“啤酒”在文献中的最早出现时间可提前到1841年，比“卑酒”早。“啤”为明清时期粤方言字，“啤酒”首先在粤语区使用，随后逐渐扩散到其他地区。

(2)pound磅“始见于1844年的Haiguo tuzhi：1874。这是来自英语的音译词，它是根据‘磅’的粤语语音bong翻译的[7]。”“磅”为源自粤语的音译词用字，《粤文》(1841，255)、《英阶》(1844,217)已出现“磅”，“磅”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可提前到1841年。

(4)Shark鲨鱼“鲨”，字可写为“鲨”(《英阶》255页)、“沙”(《英行》52页)、“鯋”(《华英字典》卷四719页)，对应英语为shark或the shark fish。关于“鲨鱼”得名的由来，《汉语大字典.卷八》“鲨”字有：“……《正字通.鱼部》：“鲨，海鲨，青目赤颊，背上有鬣，腹下有翅，味肥美。《六书故》：‘海中所产，以其皮如沙得名。哆口，无鳞，胎生。其类尤多，大者伐之盈舟。’”[9]“鲨”明清以前称“鲛”，明清时期始称“鲨”，“shark”“鲨”读音相近，意义相同，可知“鲨”实为shark的音译词，“鲨”从shark得名。

三、传教士文献音译词用字对现代汉语音译词的影响

(一)传教士文献音译词的汉化结果

1.音译词文字书写形式成为现代汉语规范词形

传教士粤语文献中一些与外国国名、地名及宗教等相关的音译词，流传至今，词形被汉语书面语采纳作为今天的规范词形。如：英国、亚细亚、印度、伦敦、法蘭西、罗马、瑞典、印度海、古巴、爪哇洲、新西蘭、亚非利加(以上来自《粤文》)，耶稣基督、马太书、马可书、路加书、约翰书(以上来自《中语》)，太平洋、基督(以上来自《英粤》)，法国(《广方》)，耶稣、弥撒(以上来自《英阶》)，迦路米(《英行》)。

2.音译词用字稍作调整后成为现代汉语规范词形

3.音译词文字书写形式被淘汰

(二)音译词用字选择与淘汰的原因

音译词最初的文字书写形式主要用来记音。词的音译特征在词的书写形式上的表现是显著的，与汉语阅读、书写习惯也是格格不入的。为了在汉语中生存、发展，音译词用字必然经历选择与淘汰的过程。音译词书写形式选择与淘汰主要有以下3种情况：

其二，音译词放弃一种音译法，采用另外一种音译法。这包括两种情况：(1)表示化学元素的词放弃了整个英语词音译的方法，只对译英语词的部分音节，以对译的音节为声符，以音译词表示的事物类别为形符，新造形声字，如Ammonia阿摩呢阿 (《英行》)、 Iodine挨阿颠(《英行》)、Caustic哥的士 (《英行》)，后来分别造氨、碘、碱；(2)英粤对译时对英语音节的切割、折合方法不同，或由于粤方言音译形式被官话或其他方言的音译形式代替，导致同一个外语词音译到汉语后音节数目不同，文字书写形式差异较大。对译时对英语音节的切割、折合方法不同导致音译词音节数目不同、文字书写形式差异的，如morphia嗼啡哑(《英行》)，Austria奥地哩亚、Sardinia撒颠牙(以上来自《粤文》)，今为吗啡、奥地利、撒丁。被官话或其他方言的音译形式代替的，如：Bolivia破理华 (《英行》)、Laplata腊巴打、Darien爹哩、Algiers安遮耳(以上来自《粤文》) ，今分别为玻利维国亚、拉普拉塔、达里恩、阿尔及尔。

音译词用字的变化，体现了人们对音译词表示的事物认识状况的变化，也是外来词传入我国后音译形式与意译形式、不同方言不同人音译形式互相选择与淘汰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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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燕.汉语音译词的表意模式研究[J] .湖北社会科学，2011(3)：109-112.

[3]程美宝.粤词官音——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的过渡性质[J] .史林，2010(6)：90-98.

[4]游光明.《林则徐公牍》中音译词的类型、特点及价值[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6)：61-66.

[5]徐时仪.略论汉语文白的转型[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2)：62-73.

[6]廖礼平.论近代汉语西源外来语[J] .语言研究，2005(2)：66-71.

[7]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19世纪外来词研究[M].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8]马礼逊.华英字典[M]//张西平.马礼逊全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

[9]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八卷[M] .2版.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2010.

(责任编辑魏艳君)

引用格式：温静，龙军锋，卢鹏.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的形成、现状及培养路径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12):133-138.

Citation format：WEN Jing， LONG Jun-feng, LU Peng.Research on Means of the Formation, Pres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Opinion Leader[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5(12):133-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