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

2016-01-28王霞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济南250022

山东工商学院学报 2015年4期

王霞(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济南250022)

王霞
(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济南250022)

［摘要］充分考虑东、中、西三大地区差异的影响，将人口年龄结构效应体现在传统消费函数模型中，利用中国2000～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对居民消费方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之间分别存在正相关关系和负相关关系，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能够显著影响居民消费;分区域的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的关系并不与全国保持一致，这些差别反映了区域经济差距以及不同地区老龄化程度的差异;中国居民消费习惯具有惯性，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居民消费率的下降。这个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区域差异和消费习惯积极有效地引导和培养居民消费行为，有利于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关键词］年龄结构;居民消费;抚养比;消费率

一、引言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上世纪7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之一，就是使我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并在世纪之交进入老龄化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投资和进出口拉动的，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表明，我国居民消费率保持在35%上下，大大低于欧美国家居民消费率( 70%左右)。21世纪，我国将经历人口老龄化加剧发展的过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在当前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深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对于我国实现由投资驱动和进出口驱动向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长期的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消费和储蓄的实证关系研究有不少建树［1，2］。Modigliani 和Cao使用中国1953～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储蓄率与长期人均收入增长率和抚养系数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认为高增长率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能够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Kraay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中国1978～1989年分省居民储蓄家庭调查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样本期内无论是按城市还是按农村划分，抚养系数对储蓄的影响在统计上都不显著。Horioka和Wan使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对中国1995～2004年分城乡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和储蓄率之

间是负向关系，而老年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呈现正向关系，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舒尔茨则以家长代表家庭所有成员作为考察对象，使用静态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国内将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引入消费函数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几篇:王金营、付秀彬［3］的研究将标准消费人的概念和变量引入消费函数模型，证明了老年人口比重的边际消费倾向与人均GDP有直接关系。袁志刚和宋铮［4］通过数值模拟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于最优储蓄率有着比较显著的影响，并由此推断由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重要原因。王德文等［5］利用Leff模型拟合中国的数据对国民宏观储蓄进行研究发现，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增长率是决定储蓄率高低的重要因素，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对储蓄率均具有显著的负影响。李文星等［6］利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使用中国1989～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少儿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大;老年抚养系数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则不显著。由此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并不是中国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王霞［7］运用我国2002～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经济增长和中国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人口结构因素和收入增长率对居民消费有着显著的影响。

由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由于对象选取与研究方法的不同，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方向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已有研究要么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要么间接涉及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建立了基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计量模型，使用更新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直接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另外本文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全国东、中、西三大经济板块单独进行了实证分析，充分考虑了地区差异的影响，相对以往研究文献只是从全国层面上解释二者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创新。

三、实证分析

在中国，由于遗赠动机的存在，为了给后代遗留更多的财产，老年人口在其储蓄能够满足余生消费的情况下，仍会选择维持低消费水平而继续储蓄。强烈的遗赠动机可能导致，一方面是老年人口的持续增加，另一方面伴随着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另外，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家庭对子女的消费，更注重质量的提高。为了给子女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家庭会增加单位孩子的培养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由于孩子数量下降而引起的即期费用的减少。由此可见，家庭中老人数量与孩子数量的多少，虽然会对居民的即期消费产生影响，但其作用方向要取决于消费者在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下的理性选择。基于以上实际问题，本文选取在凯恩斯消费函数模型中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等指标，构建新的消费函数模型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为了反映消费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在时间和截面两个方向的变化规律，揭示不同时间、不同单元的特性，本文采用宏观省际面板数据模型。样本区间选择2000～2009年，以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进行计量分析，面板数据共有310组观测值。经济变量数据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名义利率取自世界银行库数据，是历年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名义年利率是根据每年一年期存款利率进行加权平均，权重为该利率实行的月数占12个月的比重。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率;人口数据取自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为了使得数据具有可比性，相关数据均以1999年为基期用相应的CPI进行了处理，消除了物价变化的影响。

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传统消费函数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C = f( Y)．( 1)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将全体人口划分为少儿人口( 0～14岁)、劳动年龄人口( 15～64 岁)和老年人口( 65岁及以上)，不同年龄的人口具有不同的消费习惯。基于莫迪利安尼生命周期假说，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将人口年龄结构等

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 1)，并借鉴以往樊纲等［8］的做法，将模型( 1)采用线性形式，则消费函数模型为:

模型( 2)中，解释变量Xi代表一系列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选取适当的解释变量对模型( 2)进行细化和扩展，得模型( 3) :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将加入一些对居民消费率有影响的其他解释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检验，包括以经济增长率( RG)为代表的经济变量，反映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城乡收入比( RUI)，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变量，如实际利率( R)，另外，为了消除模型( 3)中可能存在的自相关问题，我们还将在模型中加入滞后一期居民消费率( CONS(－1) )，由此得到模型( 4) :

其中，下标i代表地区，t代表年份，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相关变量取对数是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统计

被解释变量CONSit为i地区第t年的居民消费率，等于居民消费占按支出法计算的地区GDP的比重。通过实证模型分析可以直接考察各种因素对消费率的作用。消费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数据。

LnGDPit是各地区实际人均纯收入的对数值(由于各地区实际人均纯收入数据的缺乏，本文使用各地区实际人均GDP的对数值作为实际人均纯收入的代理变量)，它反映实际人均纯收入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计算人均GDP时主要使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并参照各地区统计年鉴数据。

人口年龄结构变量是本文关注的变量，我们选取少儿抚养比YDit和老年抚养比ODit作为解释变量，通过对人口各年龄段进行划分来表征其生产性和消费性特征，进而反映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情况。

有研究认为，影响居民储蓄率或消费率的是实际收入增长率［1］，因此，模型变量还包括了人均收入增长率RGit，实际收入增长率是对人均GDP的数据进行计算的结果。

RUIit为城乡收入比，定义为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用它来衡量城乡收入差异。国内研究基本一致认为收入差距对消费有负的影响［9，10］，故在实证模型中纳入收入差距变量。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用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作为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考察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相关数据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并通过计算整理。

实际利率Rit是影响消费者跨期选择的重要因素，我们在解释变量中加入实际利率水平，也就是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差额，它等于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年加权平均值减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率。名义利率数据取自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通货膨胀率数据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取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考虑到人们的消费往往具有惯性，面对收入波动，人们倾向于平滑其消费，当期的消费和上一期有很大关系，即消费习惯的“棘轮效应”。我们选择了滞后一期的消费率CONSit(－1)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到模型中。

有关变量的含义和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从样本期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分省的居民消费率、人均GDP增长率以及抚养比数据均具有很大的变异，居民消费率CONS的均值为38. 15%，变动范围为21. 73～62. 15%，收入增长率RG的均值为14. 51%，变动范围为－6. 93～44. 46%，少儿抚养比YD的均值为27. 75%，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6%，而老年抚养比OD的均值为11. 67 %，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13%。样本期总抚养比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所致，而老年抚养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则呈现上升趋势。

(三)估计方法与检验结果

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一般有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三种形式，本文分别采用F检验、LM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来选择最优估计方法，经过比较，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使用eviews 6. 0软件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计算整理结果如表2所示。由回

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中解释变量总体对因变量居民消费率具有相当高的解释力。

表1　样本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表2　居民消费率的面板估计结果

从实证结果看，首先，我们关注的变量少儿抚养比( YD)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为正，说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是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率走低的原因之一，这与前文袁志刚等和王德文等的结论大致吻合。分析原因如下:一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明显下降，用于抚养孩子的即期费用相应减少，家庭消费支出也随之减少;二是受中国传统“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家庭中孩子数量的减少，父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加，因而他们会增加储蓄用于退休后之需，这也将造成居民消费率的下降。

我们关注的另一个变量老年抚养比( OD)对消费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且在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这是因为，在中国由于遗赠动机的存在，大部分老年人为了给子女留下遗产，在储蓄能够满足其消费的情况下，仍然会保持较低的消费水平。其结果是，即使老年抚养比上升，居民消费率仍呈下降趋势;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以及一系列改革(医改、教改、房改等)使得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他们会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应付未来不时之需，即期消费则相应减少。由此可见，遗赠动机和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是造成我国居民增加储蓄减少即期消费的主要原因，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由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而引起的总消费率的上升。

其次，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收入增长率对居民消费率存在负影响，且分别在5%和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随着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居民的消费率反而下降了，说明收入提高并不能增加居民的消费率。居民更倾向于把收入储

蓄起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伴随的高增长、高储蓄现象。

其他变量中，城乡收入比( RUI)与居民消费率负相关，证实了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估计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居民消费率降低;实际利率( R)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实际利率的变化并不是引起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滞后一期消费率( CONS(－1) )的回归系数为正，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居民消费具有惯性，前期消费率的下降将进一步造成居民消费率的减少。这也是历来中国居民崇尚节俭的消费习惯的反映，要改变这种习惯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以上我们从全国层面对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考虑到中国不同区域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差异，接下来我们将对各区域分别进行回归，以发现变量间的关系在各区域中的具体表现。依照大多数文献的划分方法，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板块，进一步对各区域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由于Hausman检验的结果在1%显著性条件下不能拒绝固定效应模型，因此，东、中、西三大经济板块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表3三　大地区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因素估计

由回归结果我们至少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少儿抚养比均对消费存在显著影响，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弹性系数为正，但中部地区的估计系数为负，即随着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反而降低了，原因可能是对劳动力供给的外生性假定所致。由于中部和东部相互毗邻，劳动力流动相对容易，当家庭负担较重时，代表性消费者可能会增加劳动供给，去东部寻找劳动报酬更高的工作，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在抵消了家庭的抚养负担后，储蓄比以前增加，而消费则表现为相对下降。

第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同样存在显著影响，但东部地区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这与全国总体检验结果一致。这可能与我国三大区域人口年龄结构特点和消费结构特点有关。虽然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这项政策的执行力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这一政策的实施缺乏远见，对其执行不是很严格，直接后果就是生育率水平仍然保持在相对高位，从而导致不同区域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老龄化程度和速度不同导致其对居民消费的抑制程度也有所差异，由于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和速度快于中、西部地区，考虑到老龄化对老年人口本身及对其下一代消费的负面影响，东部地区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将大于中、西部地区。

第三，东部地区人均纯收入增长对居民消费

没有显著影响，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纯收入增长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影响，且其估计系数很高，收入增加并不能增加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消费率，居民更倾向于把收入储蓄起来，说明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增长是高储蓄的主要原因。

第四，收入增长率和滞后一期消费率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都与全国总体检验结果保持一致，即经济增长率与居民消费率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再次验证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伴随的高增长、高储蓄现象;而滞后一期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体现了全国范围内居民消费习惯的一致性，前期消费率的下降将进一步造成居民消费率的减少。

第五，其他变量中，实际利率对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为正，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居民的消费率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实际利率的变化并不是引起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城乡收入比与居民消费率呈负相关，但该变量只在西部地区表现显著，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

四、结论性提示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通过对中国2000～2009年居民消费状况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能够显著影响居民消费，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老年抚养比均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所以老龄化将对居民消费产生消极影响。然而，在单独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研究中却发现，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并不与全国保持一致。其中，中部地区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的影响显著为负，而东部地区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的影响为负，这些差别反映了区域经济差距以及不同地区老龄化程度的差异。

由于人口政策的效果，我国少儿抚养比在经历了十年左右的快速下降之后，自2003年起开始一直保持低位平稳发展趋势。我国少儿抚养比今后上下波动的幅度会非常小，所以，未来时期少儿抚养比变动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将是有限的。而老年抚养比的增幅却在持续扩大，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明显。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随着老年人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老年抚养比会逐步快速上升，它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可能会更加凸显。因此，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冲击，应通过扩大就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型养老保障模式等途径，来充分挖掘未来潜在的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另外，由于受经济发展和消费理念的影响，我国三大区域抚养比与消费率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而不同年龄结构的人群又具有不同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结构。如何根据区域差异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积极有效地引导和培养居民消费行为，对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意义重大，特别是在现阶段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就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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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宇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