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喆，刘 敏

(1.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110036；2.辽宁大学 商学院，辽宁 沈阳110036)

0 引言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指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间(通常为一年)内的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常与投资率(投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起作为衡量总需求结构的指标。根据消费主体不同，可将消费率分为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又可分为城镇居民消费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根据钱纳里—赛尔奎因大国模型[注]该模型的测算依据是101个国家在1950—1970年间的经济发展进程，尽管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政治背景有所区别，基本国情也不尽相同，但毕竟不可能完全脱离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因此，从这角度上讲，该模型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在工业化中期，当一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1964年美元计)时，其消费率将达到77.4%，其中居民消费率为63.3%，政府消费率为14.1%。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与此相近，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却已分别降至50%以下和40%以下，截至2009年，更是分别达到47.98%和35.11%的历史最低水平。与钱纳里—赛尔奎因大国模型相比，中国的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低了29.42%和28.19%，可见中国消费率偏低主要是居民消费率偏低所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统计数据表明，1978—2009年间中国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变动趋势高度一致，从而刚好印证了上述推断。在总需求结构中净出口需求所占比重相对较小的情况下，与较低的消费率相对应的是较高的投资率，而投资需求本质上是一种中间需求，其增长具有双重效应，即促进当期总需求和未来期总供给的同时增加。因此，从长期来看，消费率偏低预示着经济将面临过剩风险，并较多体现投资需求的波动性特征。由于中国消费率偏低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偏低主导的，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居民消费率变动的影响因素，扭转居民消费率的下降趋势，将其引入上升周期，进而提升消费率，改善总需求结构。

1 中国居民消费率现状及变动趋势的描述性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相关统计数据[1]，1978—2009年间，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变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48.79%下降至2009年的35.11%，以中国经济改革全面推进的1994年为分水岭，居民消费率经历了两轮较为明显的波动—下降周期：

1)1978—1994年，居民消费率从48.79%下降至43.50%。这一时期，居民消费率在平均水平49.49%上下波动，在1981年、1985年和1988年分别出现过52.47%、51.64%和51.13%的极大值，自1989年(50.91%)起进入持续下降周期，截至1994年(43.50%)，居民消费率累计下降7.41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在居民部门内部，农村居民消费率(农村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0.30%波动下降至1994年的17.67%，降幅达12.63%；城镇居民消费率(城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从1978年的18.49%波动上升至1994年的25.83%，升幅达7.34%。城镇居民消费率与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差距呈逐年缩小态势：1978年，农村居民消费率高于城镇居民消费率11.81%， 1989年这一差距缩小至1.61%，1990年二者关系发生逆转，城镇居民消费率反超农村居民消费率0.44%，截至1994年，这一差距已进一步扩大为8.16%。

2)1995—2009年，居民消费率从44.88%下降至35.11%。这一时期，居民消费率在平均水平41.85%上下波动，尽管在1996年和2000年也分别出现过45.79%和46.44%的极大值，但明显低于上一时期水平，特别是2001年(45.34%)之后，居民消费率更是进入了持续快速下降的周期，截至2009年(35.11%)，居民消费率累计下降10.23个百分点。在这一时期中，农村居民消费率从1995年的17.83%波动下降至2009年的8.36%，降幅达9.47%；城镇居民消费率也从1995年的27.05%波动下降至2009年的26.75%，降幅为0.30%。农村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差距呈逐年扩大态势。1995年，城镇居民消费率高于农村居民消费率9.22%，截至2009年，这一差距已扩大至18.39%。

1978—2009年间城镇居民消费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对比关系的变动趋势也表明，1989年之前，农村居民是“消费主力军”，1990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经历了短暂的“平分秋色”后， 自1991年起城镇居民开始占据“消费主力军”的地位，而由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增长显著滞后于经济增长所引致的农村居民消费率持续快速下降，则成为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导力量。

2 居民消费率变动的影响因素解析

2.1影响居民消费率变动的直接变量

根据居民消费率的基本概念，居民消费率为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即：

CRR=CSR/GDP

(1)

其中，CRR(consumption rate of residents)为居民消费率，CSR(consumption of residents)为居民消费支出总额，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为国内生产总值。

由于居民消费支出是由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构成的，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又可进一步分解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口数的乘积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城镇居民人口数的乘积，即：

CSR=CSRr+CSRu

CSRr=csrr×Pr

(2)

CSRu=csru×Pu

其中，CSRr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总额，CSRu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总额，csrr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Pr为农村居民人口数，csru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Pu为城镇居民人口数。

进一步地，引入城市化水平变量，则农村居民人口数和城镇居民人口数可分别表示为总人口数的某一比重，即

Pr=(1-UR)×P
Pu=UR×P

(3)

其中，UR为城市化率，P为总人口数。

更进一步，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除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差距的倍数代表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即：

Dcs=csru/csrr

(4)

其中，Dcs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从而有：

csru=Dcs×csrr

(5)

因此，将上述变量做相应替换后，可对居民消费率做如下改写：

CRR=(CSRr+CSRu)/GDP=(csrr×Pr+csru×Pu)/GDP
=[csrr×(1-UR) ×P+csru×UR×P]/GDP
=[csrr×(1-UR)×P+Dcs×csrr×UR×P]/GDP
=[csrr×(1-UR)×P/GDP]+Dcs×csrr×UR×P/GDP

(6)

上式中，[csrr×(1-UR)×P/GDP]为农村居民消费率(CRRr)，将式中第二部分也变换为农村居民消费率(CRRr)的函数，则有：

CRR =CRRr+CRRr×[Dcs×UR/(1-UR)]
=CRRr×[(Dcs-1)×UR+1]/(1-UR)

(7)

可见，居民消费率(CRR)可表示为农村居民消费率(CRRr)、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Dcs)和城市化率(UR)的函数。为明确上述变量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作用方式及弹性大小，分别求解居民消费率对各变量的偏导数和弹性。

∂CRR/∂CRRr=[(Dcs-1)×UR+1]/(1-UR)>0

eCRRr=(∂CRR/∂CRRr)×(CRRr/CRR)=Dcs×UR/[Dcs×UR+(1-UR)]<1

∂CRR/∂Dcs=CRRr×UR/(1-UR)>0

eDcs=(∂CRR/∂Dcs) ×(Dcs /CRR)=Dcs×UR/[Dcs×UR+(1-UR)]<1

∂CRR/∂UR=CRRr×Dcs/(1-UR)2>0

eUR=(∂CRR/∂UR)×(UR/CRR)=Dcs×UR/[Dcs×UR×(1-UR)+(1-UR)2]

eCRRr=eDcs=eUR(1-UR)

上述分析表明，居民消费率与农村居民消费率、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和城市化率均为正相关关系，而且，居民消费率对农村居民消费率(CRRr)和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Dcs)变动的弹性相等(eCRRr=eDcs)，均为Dcs×UR/[Dcs×UR+(1-UR)]，对城市化率(UR)的变动弹性较大(eUR=eCRRr/(1-UR)=eDcs/(1-UR)，(1-UR) <1)，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影响相对较为显著。

2.2导致居民消费率变动的间接变量

根据居民消费率的基本概念，将其另做改写：

CRR=CSR/GDP=CSR/INR×INR/GDP
=APC×PID

(8)

其中，INR(income of residents)为居民收入总额，APC(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为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即当期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比重，PID(propor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为居民部门的国民收入分配比重，即居民部门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利用因素迭代法[注]因素迭代法是指将基准构成因素逐一替代，以计算某一因素对总体差异贡献度的测算方法。分析方法参见张春等撰写的《调整宏观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消费率》网址：http://d.g.wanfangdata.com.cn。例如1978—1994年间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动对居民消费率的变动的影响是：[(APC1994-APC1978)*PID1978]/(CRRr1994-CRRr1978)。[2]对1978—1994年和1995—2009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APC)和居民收入分配比重(PID)的变动对居民消费率变动的作用强度进行解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1978—1994年间，在居民消费率下降的5.29个百分点中，有4.24个百分点是由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所致，这一影响作用约为80%，其余部分由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下降所致，影响作用约为20%；第二，1995—2009年间，在居民消费率下降的9.77个百分点中，有6.67个百分点是由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所致，这一影响作用约为70%，其余部分由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下降所致，影响作用约为30%。也就是说，在1978—2009年，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所主导的。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APC)和居民收入分配比重(PID)进行进一步解析可得：

APC=CSR/INR=(CSRr+CSRu)/(INRr+INRu)

=(csrr×Pr+csru×Pu)/(inrr×Pr+inru×Pu)

=(csrr×Pr+Dcs×csrr×Pu)/(inrr×Pr+Din×inrr×Pu)

=(csrr/inrr)×[ (1-UR)+Dcs×UR]/[ (1-UR)+Din×UR]

=APCr×[ (1-UR)+Dcs×UR]/[ (1-UR)+Din×UR]

(9)

其中，inrr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inru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Din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即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除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倍数，APCr为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

PID=INR/GDP=(INRr+INRu)/GDP

=(inrr×(1-UR)×P+Din×inrr×UR×P)/GDP

=inrr×[ (1-UR)+Din×UR]×P/GDP

(10)

分别求解居民平均消费倾向(APC)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APCr)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Din)的偏导数，以及居民收入分配比重(PID)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inrr)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Din)的偏导数，发现：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正相关，而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负相关，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均为正相关。由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收入分配比重的影响作用方向相反，其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作用方向需进一步分析确定。根据因素迭代法的结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是居民消费率变动的主导因素，因此，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负相关性将最终得到主要体现，即居民消费率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具有负相关性。

3 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政策出路探讨

从基本概念出发，对居民消费率的剖析表明，居民消费率与农村居民消费率、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和城市化率具有直接的正相关性，与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具有间接正相关性，而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具有间接负相关性。因此，可通过以下途径逐步提升居民消费率。

3.1充分利用财政手段促使农村居民消费率尽快止跌回升

从居民消费率与农村居民消费率和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动趋势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发现，1978—2009年间，城镇居民消费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而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大幅下降则完全抵消了城镇居民消费率的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也呈下降趋势。因此，防止居民消费率进一步下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止跌回升。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比重迅速减少，1978年农村居民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9.62%，2009年下降至14.89%。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仅这一比重回升至1978年水平，则2009年农村居民消费率将上升至22.24%[8.36%×(39.62%/14.89%)]，居民消费率则上升至48.99%，比2009年居民消费率实际水平(35.11%)上升13.88%。要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份额，意味着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必须快于国内生产总值。为实现这一目标，须加大国家财政支农力度，增加财政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同时应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提高用于农村居民技能培训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支出比重，构建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比重增长的长效机制，使有限的资金投入发挥最大效应。

3.2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契机，不断扩大城镇居民消费规模

居民消费率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正相关，意味着在给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条件下，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越大，则居民消费率越高，换言之，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越多，则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越大，从而居民消费率越高。以2009年为例，其他条件不变时，若城镇居民消费规模扩大1%，则居民消费率将提高0.27%。要扩大城镇居民消费规模必须设计针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特征的消费激励机制，而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特征与其消费结构层次密切相关。1978—2009年间，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78—1995年，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在50%以上，属于生存型消费结构；1996—1999年，恩格尔系数在40%～50%之间，属于发展型消费结构；1999—2009年，恩格尔系数在30%～40%之间，属于享受型消费结构。截至2009年，城镇居民用于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等的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已分别上升至13.72%和12.01%，成为仅次于食品支出(36.52%)的第二位、三位需求，家用汽车的覆盖率已达到10.89%，移动电话的覆盖率已达181.04%，即每百户城镇家庭拥有10.89辆家用汽车和181.04部移动电话，而且很多城镇家庭已进入家用汽车的更新消费阶段。上述数据表明，城镇居民总体上是具备消费能力的，因此，应充分开发和利用其消费能力。针对各种新增消费需求，如奢侈消费、概念消费、享受型服务消费等，应及时拓展和规范消费品市场，使新增消费需求通过正当途径获得最大满足，从而不断扩大城镇居民消费规模。

3.3全面促进农民市民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水平通常由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加以度量，1978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但截至2009年也仅达到46.59%。根据居民消费率对城市化率变动的弹性系数(eUR)，如果2009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1%，则居民消费率将提高1.31%。因此，提高城市化水平对提升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正效应。从人口流动角度看，城市化过程就是乡—城人口流动从暂时性向永久性转变的过程，当前中国要顺利实现这一转变，需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第一，通过不断改革户籍制度、健全劳动力市场体制、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途径，进一步消除乡—城人口流动障碍，使农村人口既有能力又有机会向城市流动；第二，为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提供与城镇人口相同的公共服务(如取消子女入学限制)，降低农村人口在城镇生活的额外社会成本，提高社会保险特别是养老和医疗保险的统筹层次，在实现省级统筹的基础上逐渐向国家级统筹过渡，推进养老和医疗保险账户在全国范围内的通存通兑，为农村人口在城镇长期生活并真正融入城镇生活创造必要条件。

3.4改善农村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倾向

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是反映农村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习惯的主要指标。统计数据显示，1978—2009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86.89%下降至77.50%，其间经历了阶段性的波动，这些波动体现出如下特征：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时期，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落后于收入增长，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反之，在收入水平增长较慢的时期，消费增长则快于收入增长，平均消费倾向上升。平均消费倾向的上述变动趋势说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较强的刚性特征，而这正是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层次较低的结果。截至2009年，在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总额中，食品支出占40.97%，居住支出占19.06%，交通和通讯支出占10.09%，文教娱乐支出占8.37%，医疗保健支出占7.44%，衣着支出占6.02%，生活必需消费支出占比达到92.51%。要提升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层次，调整其平均消费倾向，需从改善农村居民消费预期入手，在保证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的前提下，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和扩大覆盖面积，降低农村居民对未来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消除其消费的后顾之忧，从而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强消费愿望。

3.5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将通过三种途径对居民消费率产生间接影响：一是通过作用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而引起居民消费率反向变动；二是通过作用于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从而引起居民消费率同向变动；三是通过改变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比重进而作用于农村居民消费率，再引起居民消费率反向变动。如前所述，前两种作用的总和导致居民消费率反向变动，因此，居民消费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是负相关的，即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将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1978—2009年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波动中逐渐扩大，从2.57倍上升至3.33倍，已达历史最高水平，这种变动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居民消费率的下降。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主要依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快速提高。首先，应增加国家财政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村居民整体知识技能水平，构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其次，应利用税收减免、利率优惠的政策手段，鼓励农村居民开辟新的收入途径，拓宽收入来源；第三，应通过农业科技创新等方式探索和推广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有效途径，提高农民纯收入。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2] 张春．调整宏观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消费率[EB/OL]．http://d.g.wanfangdat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