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志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平民的尊严
——从邵丽小说对底层民众的精神观照谈起

刘宏志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邵丽的小说《村北的王庭柱》曾引起很大的反响，小说主人公王庭柱也被定性为乡村智者。但是，众多论者都忽略了王庭柱智者的表象和他精神深处的卑微之间的联系。换言之，王庭柱的哲学都和他精神上的卑微有关。其实不仅仅是王庭柱，邵丽笔下的其他底层人物，如刘万福、老驴等，在精神上都是卑微的。他们精神的卑微来自对权力的恐惧。邵丽通过对这些人精神层面的观照，提出了对时代政治生活的反思。

邵丽；《村北的王庭柱》；精神；卑微

邵丽的小说《村北的王庭柱》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王庭柱颇有特色，他似乎是一个乡村哲学家，对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并且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他又似乎是一个预言家——他预言了村子中几个人的命运，最后又都一一应验。对于邵丽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众多评论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此人“与愚昧自欺的阿Q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他的顺天认命不是出于无奈，不是一种麻木自欺，而是淡泊宁静、‘世人皆醉我独醒’的一种文化自觉。有了这份自觉，王庭柱便成了一个智者(而非愚者)……”[1]但是，这个智者顺天认命的本质实际是面对生活的不断退让。王庭柱最大的特点是不争，即便关乎自身尊严与自身合法利益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一点，其实是契合了中国民间传统的软弱、退让精神，民间流传的“屈死不告状”等俗语，非常典型地呈现了这种精神的本质。王庭柱和传统阿Q似乎不太一样的是，他总是能够给自己的这些行为用一些理论加以注解，于是，他的形象似乎一下从中国传统的忍辱负重的农民而变成了一个智者。但是，本质没变。

其实，王庭柱活得并不如小说渲染的那般轻松写意，他是煞费苦心地维护着自己生活的平静。在雷心强竞选村委会主任事件上，面对雷心强送来的烟酒，王庭柱一反常态地邀请亲人赴宴，安排选票。这一系列行为，和他平素散淡的形象截然不同。当然，这个形象的突然变化也说明，王庭柱平素恬淡自守的充满智者表现的行为，究其本质，不过是躲灾避祸而已。王庭柱为了保持自身日常生活的和谐、平静，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放弃自身的利益和尊严为代价的。关于他和雷心强纠纷，小说中一句话泄露了天机，“对于原来阻止王庭柱盖房这件事，王庭柱早就忘了，至少是刻意不再想起。”显然，对自己遭受的屈辱“刻意不再想起”才是王庭柱能保持平静的秘密。毫无疑问，这正是一种麻木自欺。之后，面对雷心强的进一步的欺凌，面对妻子的哭诉，王庭柱只能以一句“这孩子毛嫩”，为自己开脱。因为他缺乏捍卫自己尊严的勇气。所以，王庭柱并非什么智者，他只不过是一个在生活中为了自保，而不断放弃自己的利益和尊严的人而已。这样，王庭柱这个人物形象留给我们的思考就不是关于对生活中所谓智者的赞叹，而是对底层生命的思考——王庭柱为什么要放弃自身的尊严？邵丽的一系列小说也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它关乎文化传统，也关乎现实政治。

一、文化反思：缺少平等气息的土壤

早在20世纪初期，鲁迅先生的小说就开了国民性批判的先河。虽然近年来由于后殖民理论的勃兴，大家对国民性批判有了再认识，也有了某种批判的声音，比如，有观点认为，国民性批判乃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对我国文化反观的结果。这种观点首先肯定了西方文化的主体地位，这种观照的文化立场首先就是有问题的，因此，所谓的国民性批判也是伪命题，这种批判本身就是后殖民文化的一种表现。但是，就已有的中国文学对中国固有的文化弊端的批判来看，绝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的国民性批判还是深刻而切中弊端的。应该说，这种国民性批判不是什么伪命题，它对于我们汲取有价值的现代文明，摆脱固有的落后的思想文化方式具有积极的意义。就中国文学来说，鲁迅开启的这个国民性批判，也成了一代代富有民族责任感的作家延续下去的一个写作主题。客观而言，由于中国有着太过久远的历史传承，经历了太长的封建社会，导致了一些在封建极权社会中形成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这个民族中传递，这种集体无意识也可称之为国民劣根性的存在。这种国民劣根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文化方面的集体无意识，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奴性文化。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在长期的封建文化的熏陶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中国人血液中的一部分，这就导致中国人缺乏个人独立性，而只有对皇权的膜拜，对上级的奴性。当然，奴性不是意味着对所有人都持一种卑微的姿态，奴性的实质是：面对有权者往往以一种卑微的姿态仰人鼻息，而面对比自己弱小的人的时候，这些有权者面前的绵羊则往往变成了狮子。奴性文化心理最典型的特征是缺少一种平等理念。对于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心理，鲁迅先生早就做过批判，“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2]72。“可惜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2]150。所以，鲁迅先生一生的努力都是在“立人”，可惜，他的努力并没有大获成功。中国人仍然在“羊”与“凶兽”之间转换。

邵丽的小说《村北的王庭柱》中的王庭柱，之所以从村子的中心搬家到村子西北偏北的“穷人区”，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父亲去世了。小说中王庭柱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活学活用”表现出色，被公社任命为村支书。小说没有叙述王庭柱的父亲担任村支书时村人对待他的态度，但是，在他去世后，王庭柱盖房子时，他的邻居却都突然发难，对王庭柱盖新房多方阻挠。而且，他们的阻挠显然也是不合理的，这恐怕也正是当年的阻挠者雷心强在多年之后依然对此事记忆犹新，而且觉得王庭柱肯定也不会忘记的原因。对于邻居们的表现，“王庭柱想，我家人老几辈都住在这里，怎么临到我头上什么都不顺了？要是我爹在，你们谁敢龇一下狗牙？妈的，你们家风水也好积水也罢，关我们家滴水鸟事？”[3]邻居们对王庭柱家的前恭后倨，所依据的基本理由便是王庭柱家的由盛转衰。所以，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乡村的家族式存在方式多少还能对这种弱肉强食的奴性构成一定程度的制约的话，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传统中国家族式存在方式的式微，而同时又没有建构起有效的现代机制来对这种奴性文化构成限制，这就导致了在中国根基深厚的奴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泛滥。

这种缺乏人权、平等的思想，带有一定弱肉强食性质的奴性文化在中国底层泛滥的结果是：众多没有能力来捍卫自身利益和尊严的人，只能通过不同程度的放弃自身利益和尊严，来保证自己正常生活的秩序不被打破。极端者是老驴这样的人。邵丽的另一篇小说《人民政府爱人民》中的老驴是一个完全放弃自身尊严的人，他通过放弃自己的尊严，获取自己生存的资本。相比较老驴，王庭柱是一个聪明人，他是通过放弃自己的尊严和利益，以在一定程度上捍卫自己的尊严。无论是早年的盖房事件，还是多年之后雷心强有意开车压断王庭柱家狗的腿，这些事件都是对王庭柱的挑衅和欺辱。对于这些挑衅和欺辱，王庭柱的处理方式是退让和躲避。毫无疑问，这些退让和躲避都是王庭柱以放弃自己利益和尊严为代价的。问题是，王庭柱如果不退让，不放弃自己的尊严，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呢？显然，从中国现实生存处境来说，王庭柱的选择是非常聪明的选择，王庭柱的选择，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活命哲学。对于他们来说，尊严是非常奢侈的字眼，如果强调生命的尊严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生活得更加不堪。

邵丽在《刘万福案件》这篇小说中写了刘万福在长期遭受欺辱之后，终于奋起还击，杀死了一直欺凌自己的刘七，但是自己却也难逃牢狱之灾。刘万福的命运和王庭柱的命运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处于社会底层而没有能力通过正常渠道维护自己尊严和利益的人，他们的还击，除了拿起刀子，别无他法。如果他还想正常生活的话，他就必须学会适应这种放弃尊严的生活。当然，王庭柱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通过放弃自己的尊严，而获得了自己看上去很体面的日子。

这种底层民众的尊严问题一直被无视，显然也和文化传统有关。在基层的一些官员眼中，底层民众的尊严不是什么大问题，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发现这是一个问题。《刘万福案件》中，刘万福的新婚妻子被刘七当着刘万福的面褪下了裤子。刘万福找到派出所报案，却被派出所警察嘲笑，说他经不住闹腾。最有意味的是《刘万福案件》中的扶贫。从小说叙事看，县领导的确是抱着解决贫苦农民的困难的思路来为需要帮助的农民募集善款的；但是，他们采取的方式是让需要帮助的贫苦农民站在台上，说出他们的诉求，然后由电视台播出。或许县领导帮助底层民众的意愿是真诚的，但问题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底层民众也需要有尊严的概念。他们让需要帮助的民众以放弃自己尊严的方式获得救助。这样，底层民众为了获得帮助，就需要不断践踏自己的尊严，咀嚼自己的痛苦。对于有尊严感的人来说，这其实是对他们精神的不断伤害。正如小说中小女孩的反问：“可是你们知道吗，当你们在电视上拉着我们的手笑的时候，我和妹妹却在底下看着你们哭。你们从来没想过，把我们一家人的痛苦拿去展览我们会是什么心情？我爸爸每年都要在电视上死一次，妈妈每年都要在电视上跑一次……”显然，县领导帮助需要被救助的农民的意愿没有错误，农民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没有错误。之所以发生矛盾和偏差，是因为领导从来没有意识到——农民的尊严也是问题。

二、政治反思：“民”的权利的缺位

王庭柱们的尊严在正常渠道无法得到有效保证。想要捍卫自己尊严的人，如刘万福、齐光禄那样拿起了寒光闪闪的大刀——在捍卫自己尊严的同时，也要付出生命或者被终生监禁的代价。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简单归咎于中国文化传统，但是，仅文化传统显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底层民众无法保证自己的尊严不受侵犯，毕竟，我们生活在现代体制之下，而现代体制是尊重、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不受侵犯的。从这个角度而言，王庭柱们形象的意义显然不仅仅在于文化批判，这些人物形象的丰富意蕴还会让我们展开对现代中国基层权力的反思——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错误？我们或许可以从邵丽的其他小说中找到答案。

《人民政府爱人民》中的老驴，在孩子考上大学之后，到县政府申请救济学费，可是碰了个钉子。主管副县长换了，现在的主管副县长不想管这件事情。在县政府，老驴的女儿李童感受到了屈辱，给县长崔涌写了信，便出去打工了。县长崔涌收到李童的信之后，立刻在县政府办公会上宣读，并表示虽然县财政紧张，但是领导们可以给这急需学费的孩子捐款，并当场捐出一千元人民币。受到县长崔涌的感召，领导们纷纷现场掏钱、捐款。不过，捐款却迟迟没有送到李童家里。后来崔涌过问这件事情，负责此事的主管副县长小刘说出了原因：“考虑到马上该过教师节了，与其像往年那样象征性地看望几个老教师，还不如去看几个贫困学生更有实际意义。刚好还有另外两个孩子要一并解决。这等亲民的好事，你县长能亲自出马最有意义。”对于小刘副县长的这个设想，崔涌的反应是“我看你是真想上省报头条啊？”“话是这样说，还是觉得小刘副县长虽然年轻，却是一个考虑事情非常周全的人。第二天他就带了小刘县长专门去了一趟李家庄。”显然，收到捐款之后，小刘副县长之所以迟迟没有把捐款送到亟需救助的李童家，是因为，她想让这笔钱产生更大的动静，产生更大的影响。换言之，小刘副县长的想法是，这笔钱应该不仅仅是让李童用的，而是通过让李童用这笔钱，让更多的人、让上一级的领导们，通过媒体看到崔涌县长们捐出了这笔钱，看到崔涌县长们为了底层民众所做的事情。对于小刘副县长的想法，崔涌洞若观火，立刻明白了她迟迟不把捐款送到李童家的原因——她在等教师节这个时间点。但是，崔涌还是觉得，小刘副县长虽然年轻，但却是一个考虑事情非常周全的人。也就是说，崔涌虽然在捐款的刹那，仅仅是出于对孩子的同情，没有想到让这笔捐款派上政治用场。但是，当下属给他提供这样机会的时候，他也欣然笑纳了。此时，对于他们来说，给李童捐款，让李童能顺利上大学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重要的事情是，让大家看到县政府给李童捐款了。当然，小说的情节也由此展开——由于迟迟没有得到政府拨款的消息，在外打工的李童就没有回家，后来就失踪了。

《刘万福案件》中，挂职副县长带着女儿去看望一个需要救助的家庭的时候，她们意外地受到了冷遇。虽然这个家庭中的老人对她们感恩戴德，但是这个家庭中最大的孩子对她们的到来却充满了敌意，拒绝她们的救助，说只想过一个有尊严的春节，希望领导们不要打搅他们的生活。“我大为惊奇，说：‘孩子，这跟尊严无关，每个人都可能遇到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包括我在内。’这姑娘依然没回头：‘我们也需要帮助，可不是这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呢？’我问。‘我弟弟没钱交学费而被逐出校门，我爸爸失踪没人管，你们都在哪里？我妈妈为什么出走？她到政府跑了上百趟，没一个人管我们。’这时我女儿过来插话说：‘小妹，关心别人是不分时候的。”那个女孩停了一会儿说：’是这样子吗？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只有到了春节才能看到你们的笑脸，摸到你们温暖的手？……’”显然，这个女孩子拒绝的不是救助，事实上，他们曾经那么急切地盼望政府的救助，在父亲失踪之后，母亲带着一个老人和几个孩子生活，母亲感受到生活的巨大压力，多次向政府申请救助，可是，救助却迟迟不来。在这种压力之下，母亲终于无法承受，也离开了这个家。在经历生活的多次打击之后，政府的救助终于姗姗来迟地到来了，而且需要这个被救助的家庭在电视屏幕上一次次叙说自己的苦难。女孩子对挂职副县长的反问很有力量，既然救助不分时候，那么，为什么只有到了春节“才能看到你们的笑脸，摸到你们温暖的手？”显然，对于领导们来说，救助这些需要救助的家庭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通过救助这些需要救助的家庭，完成他们作为领导的工作，甚至让全县人民看到他们在救助需要救助的家庭，看到他们的救助行动，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显然，无论是《人民政府爱人民》中的小刘副县长，还是《刘万福案件》中的众多相关领导，他们并没有在民众最需要救助的时候，及时送上政府的温暖。后来他们虽然给了民众以救助，但是救助的目的显然是不纯洁的，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救助民众的苦难而进行救助，而是同时为了向外界宣扬这个救助而进行救助。在这个过程中，被救助民众的隐私权被忽略——他们的苦难、痛苦甚至被有意放大展示给大众。这样的行为，当然是无视民众尊严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出现，固然有传统文化中无视底层民众尊严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显然和政绩观有关。在官员看来，救助需要被救助的民众，获得这些被救助民众的感恩和认同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在于，把他们救助民众的事情传扬出去，让全社会、让上级领导知道他们救助了民众。唯有如此，才能让上级领导、让整个社会知道，他们是做了很多好事的干部。这才能成为他们的政绩。这一系列行为中隐含的是：底层民众的权利和需要根本不是官员们考虑中的最重要的事情。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显然是民众权利的缺位。因为他们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他们才会被官如此忽视。这就导致，官可以带给民众福荫或者祸患，而民众的意见却不能对官产生影响。正因为如此，官员面对群众的时候，总是充满傲慢的，这从很多似乎善良的官员的无意的举动中就可以展现出来。《刘万福案件》中，善良的挂职副县长在新年带着自己的女儿去看望被救助的底层民众，受到一个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女孩的冷遇，女儿也对挂职副县长的行为发出了批判：“……我觉得你们彻头彻尾地错了。其实，拿人家的苦难作为你们爱民如子的表演道具，让人家每年都陪绑，并不是最大的悲哀。最大的悲哀是，你们凭什么不经人家的允许就可以随便推开人家的门怜悯人家？就因为你们是领导，就因为人家是穷人吗？”挂职副县长无意中的行为，其实正呈现了官员的傲慢以及民众权利的缺席。当民众权利缺席的时候，他们的尊严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王庭柱们之所以以放弃尊严的方式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很多时候，践踏他们的尊严、损害他们的利益的人，恰巧就是官员，以及和官员有关的人们。相比较王庭柱这些普通群众，官员们手中的权力显得过于庞大。在这个时候，捍卫自己的利益，捍卫自己的尊严，往往就会有很大的风险。在邵丽的小说《老革命周春江》中，叙事者随口讲述了一个关于上访的故事，一个老上访户，在国庆之际，跑到北京上访去了，给了县里很大的压力。那么，她为什么要上访呢？小说交待，“要说她的事儿也够冤的，过去她是个卖肉的，因为摊位问题，跟一个派出所副所长的亲戚发生了冲突。后来这个派出所副所长就以她的作风问题为由头，把她当做卖淫的抓了起来，据说打得不轻。肉摊子没了，老公也带着孩子离她而去”。仅仅因为和一个派出所副所长的亲戚发生冲突，副所长就可以以作风问题为由把一个合法公民当做卖淫的抓起来。这一系列冲突之后，这个胆敢和派出所副所长亲戚发生冲突的女性失去了生活的来源，“肉摊子没了”，也失去了家庭，“老公也带着孩子离她而去”。此时，即便县里面再拨乱反正，再能给予她一定的经济补偿，显然也不能挽回她生命中的重大损失了。这显然并非个例，从邵丽的小说来看，最后举起寒光闪闪的大刀来捍卫自己权益和尊严的刘万福、齐光禄们，都并非天生刁民，他们最终的杀人，其实都是自身利益和尊严长期受到损害之后的一次充满血性的反抗。刘万福、齐光禄们都试图捍卫自己的尊严，捍卫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的这些举动反而带给了他们更多的伤害。

从齐光禄、刘万福们的遭遇来看，王庭柱的选择，的确算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从小说描述的他的两次退让来看，王庭柱正是以放弃尊严、放弃利益的方式，在最大限度上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当初如果他不顾邻居的反对，坚持在自己原来的宅基地上盖房子，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毫无疑问，房子肯定是盖不起来的，他可能会在遭受殴打、屈辱之后，离开自家原来的宅基地。肯定也不会有相关机构为他主持公道——一个破落的“三种人”的孩子，哪里有可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得到更加公正的对待。在雷心强欺负王庭柱，碾压了王庭柱家的狗腿之后，王庭柱如果要捍卫自己的尊严，和雷心强发生冲突，又会出现什么后果呢？王庭柱只是一个普通的底层群众，而雷心强是村主任、人大代表，而且还有资财。两人如果发生冲突，其后果可想而知。这恐怕也正是雷心强有恃无恐地欺辱王庭柱的原因。王庭柱正是通过退让，从而避免了最大的尴尬，避免了自身遭遇到刘万福、齐光禄以及和派出所副所长亲戚发生冲突的卖肉女性的尴尬状况。从这个角度讲，王庭柱是聪明的。当王庭柱选择这种“明智”的生存哲学之后，雷心强最终是否会倒霉已经不重要了。小说中为了衬托王庭柱的睿智，在雷心强欺辱王庭柱之后，王庭柱用一句“这孩子毛嫩”为自己开脱，之后雷心强迭遭横祸，似乎正映衬了王庭柱的英明。其实，雷心强的迭遭横祸早已和王庭柱无关，这些情节，只不过用来满足读者的某些心理需求罢了。且不说雷心强的迭遭横祸显得过于离奇，其实就王庭柱的生存哲学来说，雷心强是否继续发达或者遭遇横祸已经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他并没有能力奈何雷心强，所以，面对雷心强的欺辱，他只能退让。他虽然一直不太明白，但是毫无疑问一直在践行着他老婆的那句话：“……一口气就是一口气呗，人不就是一口气？争也是一口气，不争也是一口气。你这样想想，心里不就宽敞了？”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争口气思想的王庭柱，一直是以一种退守的方式面对自己的生活，从而给自己留下了相对广阔的生存空间。

结语

说到底，王庭柱们之所以主动放弃自己的尊严，放弃自己的利益，归根结底，不过是在不得已的境地下，采取的不得已地面对人生困境的方式而已，谈不上是什么淡泊宁静的智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大力倡导法制民主的今天，王庭柱们为什么依然要以这样的方式面对生活。这里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王庭柱的生存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传统中底层民众生存智慧的一种集中表现。但是，在今天王庭柱们依然被迫以这样的方式来面对生活，我们应该借此反思。王庭柱们的困境，归根结底，是官员的权力过大，受到的约束太少；群众的权利太小，而且得不到保证造成的。这样的权力机制，导致群众捍卫自己的权益的时候，往往需要付出过大的成本，这就导致王庭柱式的生存方式似乎就成了最明智的生存方式。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这个法制时代的公民都以王庭柱的存在方式才能保证自身的正常生活，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要反思我们时代的政治生活了。

[1]李勇.深究是文学的个性——评邵丽《村北的王庭柱》[N].文艺报,2011-07-22.

[2]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3]邵丽.村北的王庭柱[J].刊发于芒种，2010(12);小说选刊2011(1),中华文学选刊,2011(2)等刊选载.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Dignity of the Civilian——From the Reflection of the Bottom People’s Spiritual Observation in Shao Li’s Novels

LIU Hong-zhi

(College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China)

Shao Li’s novel,WangTingzhuLivingintheNorthoftheVillage, has caused great repercussions. Wang Tingzhu, the hero of the novel, is characterized as a country wise man. However, many theorists have negle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age of Wang Tingzhu and his humble spirit. In other words, Wang Tingzhu’s philosophy is related to his humble spirit. In fact, Wang Tingzhu with other bottom characters in Shao Li’s novels, such as Liu Wanfu, Lao lv and so on, are all in the deep humbleness. Their humbleness comes from the fear towards power. By observing the spiritual aspects of these people, Shao Li puts forward a reflection on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times.

Shao Li;WangTingzhuLivingintheNorthoftheVillage; spirit; humbleness

2016-10-1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电子媒介时代小说叙事理论研究”(15FZW062)

刘宏志(1976—),男，河南延津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6.003

I206

A

1008-3715(2016)06-0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