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桂香　司徒尚纪

(1.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科学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25；2.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南海海盗文化的历史演变与价值*

许桂香1司徒尚纪2

(1.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科学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25；2.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在海盗文化概念基础上，阐述南海海盗文化的历史变迁。海盗文化始于秦汉，代有兴衰、复兴于明，盛于清中叶而没落于清末。亦盗亦商为其最大的文化特质。海盗文化作为海洋文化的一部分，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包括它的商业文化品格，促进航海业，造船业发展，利于海岛开发，建立海洋制度文化，打击外来侵略势力，积累海上作战经验和启示等。这对丰富南海海洋文化内涵，正确认识海盗文化的价值，对发展海洋经济、捍卫海洋国土等，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南海海盗文化；历史变迁；文化价值

一、海盗文化概念

海洋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是以海为商。这个靠从事海洋商业活动谋生的群体既包括普通的商人，也包括海盗，他们亦商亦盗，或平时为商、乱时为盗。这个特殊商人群体，他们的部分行为，也是海洋商业文化的一部分。另外，海盗纵横海面，横行无忌，与官府对海洋管理乏力、无能等相关。而在海盗内部，也有自己的奖惩、管理、分配等准则，作为其存在、活动于海洋的支持。所以，从海洋制度文化而言，海盗问题可纳入这个概念之内，故海盗文化被视为海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无道理。

二、南海海盗文化历史变迁

1、明代以前海盗文化初始

历史上，在贫富不均、社会动乱背景下，陆地居民走向海洋以盗为命，世代不绝，贯穿整部海洋文化史。秦汉时，已有一些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败北皇室成员、海上疍民等逃亡海上，沦为海盗。如秦始皇进军岭南，曾受到土著越人猛烈抵抗，在秦夺取陆梁地(即岭南)后，部分越人离开陆地，逃入江海，成为疍民。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丞相吕嘉及末代南越王赵建德连夜带家属数百人亡命海上，散处珠江口及南海一些岛屿上，靠海生活，也有一部分人厕身海盗之列。晋末孙恩、卢循在浙江起义，在官军镇压下流窜广东沿海岛屿，以海为生，成为广东疍民的一个主要来源，被称为“龙户”，即疍民的一种异称。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黄巢起义军从福建海上进攻广州，城破，有12万阿拉伯人被害。黄巢兵败后，一些起义军从海路逃亡，相信部分人加入海盗队伍。

卢循转战两广、越南，纵横海陆于一时，虽然终归失败，但从海盗文化史视野，被认为是中国海盗活动的揭幕人。道光《廉州府志·纪事》曰：“孙恩寇温、台。恩赴海死，众推卢循为主，从海道寇广州。此中原海寇之始也。”因孙恩卢循建船队，造战舰，据海岛，开辟海上战场，反抗官府，积累了丰富的海上用兵经验，为后世所宗，他们甚至成为海盗的代名词。

海上贸易致富，招来海盗蜂起。唐高祖李渊曾诏设招讨海盗使，负责平息江浙、闽广一带海盗。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还派遣特使前往岭南，“巡视海岛”，并在东莞置屯门镇，以防海盗，足见南海是海盗活动最猖獗的海区。

宋代实行开放政策，海洋经济崛起，但贫富差异日趋扩大，浙闽海盗应运而生。广东海盗也接踵而起，相互策应，南海海盗活动进入频繁、炽热时期，为祸海上比过去更加惨烈。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真德秀奏曰：“比年以来，海盗不时出没，舶商间遭劫掠。”[1]南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年)海盗活动尤为猖獗。福建提点刑狱包恢奏曰：“海盗虽未尝无之，然未见近年之猖獗；近年虽无岁无之，然未见如今年之凶横。前乎此，但闻就海劫船，后则敢登海岸而放火劫杀矣。前乎此，犹闻舟小人寡，今则聚众至数千而巨艘千数矣。”[2]这是南宋朝廷偏安一隅，赋税来源减少，但无度挥霍不止，加紧对百姓盘剥，激起官民矛盾所致。尤其东南沿海，土地兼并严重，渔民、船户赖以为生的船只时被征用，这些人无以为生，铤而走险，下海为盗。也有商人不堪官吏盘剥，不得不放弃合法经营，转而武装走私，亦商亦盗。刘克庄曾指出其根源在于，“愚民以命易货于鲸波万里之外，幸登于岸，重征焉，强买焉，或临陷之罪而干没焉”。[3]在苛政之下，商人只有冒犯海规，变为海盗。

元代海上贸易制度虽有时禁时开的变动，但开海仍是主流，南海贸易远胜赵宋，与广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140多个，市舶收入仍是朝廷财赋的一个主要来源。但元政苛暴，实行高压民族政策，南人受压迫最深，反元斗争此起彼伏。志称约在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南行台御史任格“盛暑乘传诣广州，按问省臣盗海舶罪”。[4]这反映了贪官污吏破坏外贸之事激化社会矛盾，海盗随而产生。特别是元代福建泉州作为第一大港的外贸利益甚丰，首先成为海盗劫掠的对象。史称自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三月“福建盗起”，“大者据州县，小者雄乡里”。[5]这必然波及广东沿海，助长海盗活动。在宋末抗元斗争中，海盗黎德武装势力至为强大，为抗元一支主力军。另外，元代在广东洋面活动的海盗有李祖山、卢实善、王一与刘进等人，宋元盘踞沿海岛屿，至明初才为官军剿平。总体上而言，元代中国南海平静时候居多，海盗未成为海洋上的主宰。

2、明代海盗文化复兴

明朝廷对海外贸易，采取“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朝贡贸易政策，加之明初方国珍余党仍在东南沿海一带活动，海禁政策愈加严厉。这都严重影响了闽广沿海的商民生计，故商民铤而走险，有一部分不得不贩私或亦商亦盗。明初中国南海海盗已相当活跃。明廷在严禁官民下海律令中规定“奸豪势要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6]明中叶以后，随着新航线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已形成全球性大循环，海盗活动也获得更广阔的空间。特别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他们实际上亦商亦盗，东南亚诸国相继沦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殖民地。中国一部分破产农民、手工业者、疍民等也加入这支海盗行列。这样，中国南海烽火不断。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葡萄牙一支以迪哥·卡尔乌(Diogo Calvo)为首的远征队和另一支以柯亭何(Goutinho)为首的远征队抵达广东洋面进行海盗活动，为广东海道副使汪鋐指挥舰队驱逐。此为有名的“屯门之战”，葡萄牙人伤亡惨重，被生俘男女111人，仅三只船突围逃命。英国是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之后最强盛的殖民国家，向东扩张不遗余力，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作为其在亚洲殖民活动的大本营。崇祯十年(1637年)东印度公司主任威忒尔(John Weddell)率领舰队从印度果阿出发，欲登陆澳门未果，遂于八月二十二日强行占领虎门，烧毁当地官府衙门，劫掠乡民粮食和财物，又暗中贿赂广东总兵陈谦，行队开入黄埔和广州，购得货物一批，然后“奔走下舡……扬帆离虎门”。[7]此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第一次强行进入广州通商贸易，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暴力行径和海盗角色。

实际上，中国南海的海盗，也有不少是两广商人，他们在海上贸易旗帜下，也从事劫掠勾当。史称“广东惠、潮、琼崖狙狯徒，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耳，往来交易，彼此无间”。[8]如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潮州商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9]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9年)，澄海县海盗商人林道乾，“遍历琉球、吕宋、暹罗、东京、交趾诸国”。[10]嘉靖末年，林道乾曾为官军所败，亡命台湾北港昆仑岛(Polu Condoo)。万历六年(1578年)，林道乾慑于官军追剿，率部南航到暹罗大泥(Datni)。史称：林道乾“擅其边地以居，号道乾港”，聚集那里的广东、福建海盗四千余人。[11]林道乾后被暹罗附属国北大年女王招为婿，用华人为大臣，鼓励华人移居，北大年成为广东人移居最多地区之一。后有论者说北大年之吉兰丹波赖村，“全村住的都是三百多年前集体移入的华人。他们现在讲的还是汉语客语系语言。传说移入时的领袖张伯才是海盗领袖。考三百年前，正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无须解释这些移民便是抱着反清复明的华侨先民了”。[12](P452)在印度尼西亚诸国，华人流寓的也很多，广东人梁道明、陈祖义、施俊卿等在旧港、杜板、新村等地聚居。“嘉靖末年，闽粤海寇遗孽逋逃至此，积二千余人。”南海县商人梁道明永乐三年(1405年)贸易于旧港，“久而情熟，挈家住居，积有年岁，闽广军民弃乡里为商从之者至数千人，推道明为长”，“雄视一方”。[13]自是海盗之首，当然也是开发旧港有功之人。

在粤东海面，海盗素来猖獗，前述澄海林道乾、饶平林凤等即为其昭著者。而粤西高雷廉琼，也是海盗渊薮。明万历年间，“疍户苏观升、周才雄招亡命数千人，纵掠雷廉间，杀断州千户田治”。[14]两盗来于安南(今越南)，他们不仅危害沿海居民，且偷盗北部湾珍珠，直接损害官府利益。志称，苏观升、周才雄一伙“在雷廉间盗珠为生”。[15]《万历武功录》载“苏观升、周才雄石城二疍民也。其先皆安南夷，常欵石城塞。……是年，苏观升、周才雄亦以十八艘(船)入合浦犯乾体村，斩疍民林三，焚烧男妇六人，畜产亡算。其后又犯安南永安州，我兵追亡逐北甚急，观升等乃遁逃还”。[16]这批海盗被官军平定后，又有疍民海盗梁本豪在珠江口外勾结倭寇在万山群岛作乱，万历十年(1582年)被剿灭，俘斩1600余人，沉舟200余艘，招抚投降者2500人。[17]其他小股疍民海盗散见于沿海各地，如正德六年(1511年)，“疍民麦冬仔作耗海上，设法捕之，其党悉平”。[18]据诸史不完全统计，明代千人以上规模的海盗集团主要发生在万历年间(1573—1619年)，拥有战船450艘，从盗近万人，主要活动于雷州、廉江、珠江口海域。[19]这都与这些区域法网宽疏，民风剽悍，或经济发达，吸引海盗前来作案有关。

在明代南海海盗中，又以顺德黄萧养被称为“海寇之雄”。黄萧养本为顺德县龙江乡一位贫苦农民，受雇于人，因争夺田土，殴死人命，被官府拘捕。正统十四年(1449年)越狱成功，流入海洋为盗。广州官府追捕不舍，黄萧养乘势起义，围攻广州和佛山，未果。在官军包围下，景泰元年(1450年)四月十七日黄萧养在广州白鹅潭江面中箭身亡，起义最后归于失败。黄萧养势力最强时，拥兵十余万，楼橹二千艘，盘踞五羊驿，称“顺天王”，建元东阳，在广州海珠岛筑行宫，设置官吏，有比较完善的政权形式，与一般海盗不同，称之为海盗文化之典型。事后明政府割南海、新会部分地区建顺德县，取意“顺从德政”，此即为顺德县建置由来。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人语》中专设《黄盗》条称黄萧养为“海寇之雄，莫过萧养。”

清初，在抗清斗争中，郑成功在粤东一带很活跃，与潮州抗清军民相互支援，形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其中即有海盗加入。如海盗黄海如和陈斌原为明朝官员，闻清兵攻克南京，旋即“逐招亡命，揭竿称乱，籍命兴复”，曾率众驾船攻打海阳(潮安)南桂都和潮州府城。顺治七年(1650年)，“成功入潮，探潮州沿海各县积貯稍饶，岁驾舟索以为常”。[20]在潮阳县洋面，则有邱辉、李虎子等打着郑氏旗号，攻略揭阳、澄海、惠来、普宁等沿海城邑，后失利，亡命台湾。

在广州地区，受郑成功抗清大军鼓动，番禺周玉和李荣组织武装船队抗清。志称其“郑成功兵至，辄助剽掠”。[21]最后沦为海盗。

在海南岛，朱明政权副使朱由真、千户曹军辅等乘机发难，打着复明旗号，借海盗王吉之力，合作攻克万州州城，[22]为祸一方。

在广州绍武政权期间，朱明王朝残部也纷纷利用海盗为抗清效力。在东莞有郑、石、马、徐为首的四姓海盗，曾调动战船千余艘，进攻香山县。在新会，有一支称为“白旗贼”的海盗武装，两次围攻新会县城。在惠来、海陆丰，在高、雷、廉州粤西地区，海盗也纷纷加入抗清队伍。包括雷州海盗王之瀚、王之鉴兄弟、钦州龙门邓耀、杨二(杨彦迪)、吴州人陈上川等，抗清声势威壮一时。他们失败后，不少人流亡海上，重为海盗。

清初这个以抗清斗争为主流的海盗活动，遍及南海北部省区，既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又不离海盗本性，两者糅合，显示在政权交替时代，海盗文化的复杂性、交叉性。

广东商品经济到清中叶发展到兴盛阶段，珠江三角洲成为著名富庶之区，由此引起海盗垂涎，也势所必然。且海盗也变换过去的明火执仗手法，改为变服潜入市中，探知情报，再另起事。时人曰：“比者，海中奸人往往伪作商贾，厚挟金钱以入省会，而奸牙、愚民之谓其平价与民，毋宁重价与寇，诚养痈之大患也。”[23]这种新的斗争方式，说明海盗活动也很注重谋略。

清中叶，华南地区生态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人地矛盾十分严重，尤以广东为甚，人多地少，人口过剩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统计，从乾隆五十二年到嘉庆十二年(1787—1807年)，广东人口以30%的速度递增，远远高于全国平均24%的水平。[24](P31)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将广东推上从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到生态危险，且三者相互激荡的边缘，逼迫沿海百姓无以为生，唯下海铤而走险变为海盗。

清乾隆年间，安南(越南)发生黎氏和阮氏政权的争夺动乱延续了数十年。中国海盗介入事件之中，越南海盗也乘势进入粤洋海面，造成内外海盗为祸华南的局面。投奔越南阮氏政权的有中国海盗陈天保、莫扶观(一说莫辅观)，受到国王阮光平接见，并接受二人建议，“乃遣乌艚船百余，总兵官十二，以采办军饷为名，多招中国海盗，使为响导，入寇闽、粤、江、浙”。[25]越南由此成为这些海盗的后勤基地和销金窝。魏源《圣武纪》备述其详：“嘉庆初年而有艇盗之扰。艇盗者，始于安南，阮光平父子窃国后，师老财匮，乃招濒海亡命，资以兵船，诱以官爵，令劫内洋商船以济兵饷。夏至秋扫，踪迹飘忽，大为患粤也。继而内地土盗凤尾帮、水澳帮亦附之，遂深入闽、浙。土盗倚夷艇为声势，而夷船恃土盗为响导。三省洋面各数千里，我北则彼南，我南则彼北。我当艇，则土盗肆其劫；我当土盗，则艇为之援。且夷艇高大多炮，即遇亦未必能胜；土盗狡，又有内应，每暂循而旋聚，而是时川陕教匪方炽，朝廷方面注意西征，未遑运筹岛屿，以故贼氛益恶。”[18]这股以越南为后盾的海盗，后被阮氏政权交还清政府法办。

这股纵横南海海面的“土盗”，计有郑七、郑一、乌石二(麦有金)、乌石三、吴知青等，曾投靠越南，后失势返回粤洋。经过分化组合，这些海盗后以色旗为标志，分为红、黄、青、蓝、黑、紫等六个帮派，其中红帮主郑一、黄帮主吴知青、青帮主李尚青、蓝帮主麦有金、黑帮主郭婆带、白帮主梁宝(保)，其他小股旗帮，难以计数。这些帮派“船日夥，党日益众，剽掠拼噬之势日益张寇氛不可制”。[26]他们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中粤洋东路潮惠洋面为红、黑帮，中路(广州、肇庆府洋面)也为这两帮地盘；西路(高、廉洋面)为蓝、黄、青、白帮共同活动范围。郑一所部黑帮兵强马壮，势力最大，横行珠江口一带至其东西海域。郑一死后，黑帮分裂成两帮，一帮为郑一妻石氏其为首，称“郑一嫂”；另一帮为疍民出身郭婆带(后改名字显)。这两帮曾武装抗拒官府，得到沿海百姓支持，屡败官军，甚至深入内河，曾攻打香山(中山)、新安(宝安)、番禺、顺德等地，与乡勇恶战多时，互有伤亡。

郑一嫂后又成为红帮首领，也是粤洋各帮海盗之首。盛时拥有大船三四百艘，人员1.6万余众，手下有张保(仔)、萧稽兰、萧步螯、梁皮保等悍将。郑一嫂具有卓越的指挥才干和很强的组织能力，在珠江口、广州湾(今湛江)等屡败政府军，威震华南，甚至拦截西方洋船，在珠江口炮击英国军舰，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郑一嫂后来接受清政府招安，安置好部众，自己不为官，闲居广州终老，备受后人赞誉。而其部将张保(仔)归降后，曾协助清政府剿灭其他帮派海盗，被委任为驻澎湖“闽安协副将”。至此，嘉庆年间粤洋海盗大规模活动基本停止，由此衍生出的海盗文化也凸现出自己的文化特征。

三、海盗文化的历史价值

海盗产生和大规模活动，有深刻的政治、经济、生态等根源，从海洋管理、海洋贸易、海岛开发、造船和价值观念方面评价这一现象，可窥见海盗文化是有多方面历史价值的，而不能完全囿于海盗即为在海上剽掠财物团伙这一简单结论。

1、海洋商业文化一部分

明清海盗出现的大部分时间为海禁时代，而海盗多数亦盗亦商，具有鲜明的以海为商的海洋商业文化色彩，而这又是与封建王朝闭关锁国政策相悖的。即使康熙皇帝统一台湾后开海贸易，仍有许多限制，如不准商民打造二桅海船，垄断多种货物进出口等。这些限制商业贸易的政策，势必引起海商的不满和反抗。他们迫切要求冲破一切妨碍商业贸易发展的罗网，自由地从事海上商业买卖，故一部分海商联合海盗，进行武装贩私、走私活动，掀起海上自由贸易热潮，使明清政府“海禁愈严，贼伙愈盛”“不可胜防，不可胜杀”。[27]所以海禁与反海禁，限制通商与自由通商，实际上是新兴资本主义萌芽与古老封建主义之争，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之争，也是当时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一种时代潮流。海商联合，海盗武力对抗官府，客观上顺应了这个潮流，而且他们在为盗之同时，也直接经商。如明嘉靖时，潮州海盗许朝光自称“澳长”，占据多个港口，对商船征税。嘉庆年间广东各旗帮也在沿海一些港口征收商税。这对清政府各种贸易征税是一种否定和抵制。从制度文化意义而言，海盗之行为，表达他们自由贸易、发展海洋商业文化的诉求，具有积极要求开放的海洋商业文化品格，有其进步意义。

2、推动航海事业发展

海盗要求开放、自由通商，势必要开辟海外市场，把生意做到商业利润所在的一切地方。为此，就要多辟海港和航线，这又是与闭关锁国政策背道而驰的。而南海海盗，在他们占据的地区，即积极营建港口，通番贸易。据载，海南岛南部临川(在今三亚)在南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年)就为海盗陈明甫、陈公发据为海上贸易基地，每年组织闽广沿海居民数百人航海往“外番”贸易，[28](P392)成为后世海盗从事海外自由贸易之先河。明清时期，海盗与海商先后开辟广东南澳、南洋、辟望村、牛田洋、河门渡、鲍浦、甲子所和铺前港等民间海外自由贸易港。另外，在东南沿海，还开辟柘林、烈港、岑港、大员和澎湖，以及广西北部湾龙门港等，经营海上贸易。[28](P398)

新辟港口必须与新辟航线相接，才能发挥吞吐功能。明代嘉靖至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年)，海盗至少开辟南北两条海外航线。一条从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各港通日本和朝鲜；另一条从江、浙、闽、粤通交阯、占城、柬埔寨、暹罗、彭亨、爪哇、旧港、马六甲等国家和地区。[28](P400)海盗在航海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对航海事业发展也功不可没。

3、制度文化建立

海盗对内部管理，也有自己的制度，有效地约束了海上行为，赢得了百姓支持，实为海盗文化一个有价值的部分，堪可供后世参考。如郑一嫂所统领的红帮，就制定了三条帮规：

(1)如有人擅自上岸，就将其逮捕，并当众刺穿双耳。如其再犯，立即处死。

(2)战利品未登记前，不得拿走一针一线。战利品均分为十份，两份分给船员，八份当作公共财物入库。未经许可，不得从库房中拿走任何东西，被抓获者处以死刑。

(3)未经许可，不得私自占有从村落掳掠来的妇女，凡对妇女施暴或强占妇女为妻者，格杀勿论。[28](P306- 307)

因为有这些铁的纪律，郑一嫂海盗帮“独雄于诸部”，每获大胜，堪为“盗亦有道”典范。

4、开发海岛资源

南海无论是近岸还是海洋，岛屿罗列，多为无人之岛，为封建王朝管治所不及，处于荒废状态，往往成为海盗巢穴。他们在这些海岛上修寮棚，造房屋，建城寨，开田地，辟港口，经营渔盐，开海贸易，发展海洋经济，贡献匪浅。如南澳岛，处于闽粤交界海中，为南海南北交通要冲，形势十分重要，加之山高林密，有淡水，土地肥美，附近是著名的东沙鱼场，盛产鱼盐、谷米，可据险扼守，自耕自食。志称“历代居民率致殷富”，[29]也为“内洋海盗必争之地”。[30]明代许栋、许朝光、林凤、林道乾、曾一本、杨老等海盗曾“先后据为窟宅”，苦心经营，南澳岛后成为郑成功抗清的一个根据地。在广东沿海，东从北澎、中澎，经黄冈、大澳、放鸡、广澳、钱澳、赤澳到珠江口外小星、沱泞，伶仃山、九洲山、老万山、大横琴、小横琴、三灶岛到北部湾龙门岛，乃至海南岛周边一些岛屿等，都曾为海盗盘踞，成为亦盗亦商的一个根据地。他们在这些海岛上开发经营，发展渔盐业，开展商贸，形成“海岛经济”，对海洋经济发展，不无建树，也为后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5、反对外来侵略

中国海盗，虽然多出身贫苦农民、疍民，但他们反对的是封建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并不是无国家、民族观念的一群。在面对外来势力侵略面前，这些海盗也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16世纪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他们西方海盗式的行为，同样激起中国海盗的义愤和反抗，这些事例史不绝书。

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入侵广东东莞县屯门，抢劫商旅，掳掠年轻女子，犯下无数罪行，后为广东水师击溃，收复屯门。与此同时，葡萄牙殖民者，也进攻海南岛琼山铺前港，为海盗施和击败。道光《琼州府志》云：“(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五月，佛郎机夷船三只泊铺前港，海盗施和率众攻之，佛郎机桅折，避入港。”[31]施和这一痛击葡萄牙殖民者的壮举，为后人称赞。清代诗人程秉钊为此诗曰：孙恩设计未全非，不学弦高犒乘事。犹有中朝雄武气，夷船能破佛郎机。[32]

潮州饶平海盗林凤，在明政府军队追剿下曾远走吕宋。当他闻知在吕宋华侨备受西班牙殖民者欺凌、迫害时，义愤填膺，万历二年(1574年)，组织一支由62艘战船、武装男女5500人组成的远征军，从澎湖起航，直指吕宋国，讨伐西班牙殖民者。林凤深得华侨和菲律宾人民拥护和配合，坚持与西班牙殖民者作战数年之久。后来虽因西班牙殖民者与明朝廷的联合进攻而被迫返回潮州，后又亡命海外。但林凤这一壮举，是中国人民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一次重大较量，他所表现的高度民族气节和民族情怀，却为中菲人民称誉有加，被史学家称为“东方英雄”。

嘉庆年间，红旗帮海盗首领郑一嫂，目睹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珠江口洋面的种种罪行，非常愤慨，决意伺机痛击入侵者。嘉庆十四年(1809年)十月初三，郑一嫂带领她的海盗武装，对珠江洋面英国战舰发动攻击，大获全胜。光绪《广州府志》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实：“石氏令贼船人内河也，自乘大舰浮于海，而守港口，防官军掩袭。时有夷船三艘归其国，遇之。贼击获一船，杀夷人数十人。其二船逃回，遇香山知县彭恕所募罛船百艘，夷人与约击贼，又自募夷船6船。觇石氏舟少，往围之。石氏偃旗息鼓，使长龙船入内河，呼张保(仔)港合战。十月初三日，内河贼船尽退。夷船与战，大败，罛船尽逃。”[33]郑一嫂把英国侵略者打得落花流水，此举堪为鸦片战争前中国人民抗英斗争的第一枪。正是这些海盗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挫败了英国侵略者的威风。

6、高超的造船技术

海盗纵横海上，以海为家，舟楫为其实力标志，故造船与海盗生死攸关。南海海盗在这方面的成就，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和文化品位，也是海盗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晋卢循航海南下，攻克广州，曾“伐木造船”。史载“卢循新作八槽舰九板，居室四层，高十余丈”。[34]元代，广东海盗黎德有船7000艘，加上其他海盗船，总数在万艘以上。明正统年间黄萧养起义，有“橹楼二千艘”，其他黄三、徐海、刘季、郑芝龙、李九成和广州郑、石、马、徐四姓海盗，各有海船千艘以上。嘉庆时仅粤洋蓝旗帮海盗乌石二即有海舰千艘，连同其他各帮，总共达2000余艘。[28](P378)这些海船，除征用民船以外，多为海盗自己打造，这需要很高的技艺水平。海盗王直所“造巨船，联舫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木为城，为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35]林凤远征吕宋，在当地玳瑁港造战舰30艘；郑芝龙“造巨舰于五羊城南”，“艨艟高大，坚劲，入水不没，遇礁不破”，[36]航行迅速，可敌荷兰夹板船。而官府所用船只短小，破旧，战斗性能差，较之海盗舰相形见绌。打造如此规模巨大的战舰，涉及选材、加工、铸造、灰料、绳索、帆、碇等材料和技术等问题，加上对导航、海况、天气等要求，是一项综合性的庞大工程，显见海盗中有一批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才能胜任这样的制造事业。他们的成就，对造船业的发展，是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的。

7、积累海战战略战术和经验

海盗活跃于中国南海广阔洋面，与中外势力不断交手，大小战斗不计其数，积累了丰富的海战经验，是一笔宝贵的海洋文化财富。海盗“习于风险”，在海战中屡败官军，大显身手。施和、王直、林凤、郑一嫂、郑芝龙等，虽称为海盗，实际上也同是海舰统帅、军事指挥家，有一套成熟的战略战术，颇具海洋军事文化意义。

在火器使用上，明清时已使用火药发射炮弹的火炮，尤用于海战。但明政府官兵不敢使用，原因是“中国诸大神器(指火炮)，近来临敌不敢遽用”。[37]恐其威力巨大，伤及自己。而海盗则天不怕、地不怕，不但善于使用这种火炮，而且还能铸造、武装自己。黄萧养船队所用“神机大炮”，重500斤，攻打广州“炮声震地”。嘉庆时粤洋海盗普遍装备火炮，每船数门，配置火药数百斤，其威力令官军闻之丧胆。另在海盗船上护以牛皮、渔网、毡絮等，以稳固船身、防御对方强弩和统炮袭击，这种船只称为“艨冲”。嘉庆时，福建海盗蔡牵，曾打造这样的船只。道光年间，有人评其“殊难抵御”，可用于海上抗击英国军舰，其装备和战斗力非同小可。

此外，海盗还在海上活动中不断变换使用旗号、灯火作为军事行动规则。如香港岛上的太平山，又名扯旗山，其来历一说即为郑一嫂、张保(仔)占港时，在山顶上设置瞭望台，扯旗导航而得名。

面对强大官军，海盗到底是弱小的族群，为保护自己，战胜对方，海盗也很善于用兵，充分利用海洋的地理环境特点，发挥自己的优势，出奇制胜。如根据风涛大小、港汊分布、海流深浅、潮汐高低、时间早晚等，审时度势，相机而战，几无不胜。仅明清时期，黄萧养、张琏、林凤、林道乾、郑芝龙、郑一嫂、张保(仔)等驱驰海上，打得官军晕头转向，自叹不如。所以海盗这套海上作战韬略，具有重要的军事文化价值。毛泽东曾说：“历史上所谓‘海盗’和‘水寇’，曾演过无数次的武剧……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38](P421)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很多地方习俗，妇女是不能上船，尤不能参加战斗的。而中国南海的海盗却一反这个传统或习俗，不但女性可以加入这个海上武装集团，还可成为其首领。上述林凤远征吕宋舰队，即有1500名妇女，约占全军的27%，这对封建势力是一个何等严重的挑战。郑一嫂在其丈夫战死后，不但统领全军，成为一名出色的海盗统帅，而且取其养子为丈夫，这对封建礼教又是怎样一种蔑视和颠覆。从这些女海盗身上，折射了海洋时代新生女性地位的光辉。

正因为如此，海盗的军事文化倍受重视。明李贽曾认为海盗可利用为政府服务，主张招抚海盗林道乾，若任其为“郡守令尹”，“是可胜兵三十万”。[39]鸦片战争期间，魏源认为海盗首领“皆偏裨将才，其属皆精兵”，[40]是一支抗御外敌的力量。林则徐在广州禁烟，也“使人探夷事，翻(译)夷书，知洋人藐视中国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疍户，于是招募丁壮五千人”。[41]这五千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则为海盗。他们在抗英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完全值得讴歌。

四、小结

海盗文化是海洋文化一部分，一个主要特征是亦盗亦商，在特定条件下有其存在的某种合理性。自古以来，海盗文化即在南海存在，但代有兴衰，明代开始复兴，清中叶发展到高潮，与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有某种对应关系。基于时代所限，海盗文化对发展海洋商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充分认识海盗文化的价值，对于发掘南海海洋文化内涵、开发这种文化资源，具有科研和应用意义。

[1]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7[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 包恢.敝帚稿略:卷1[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 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68[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4]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16[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 贡师泰.玩斋集:卷6[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5.

[6] 熊呜歧.昭代王章:卷2[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

[7] 明清史料.乙编:第八本[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8] 谢肇淛.五杂俎:卷4[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9] 明史·鸡笼山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 郁永河.海上纪略[M].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

[11] 明史·渤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 台静农,余又苏.明代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关系[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

[13] 严从简.残域周咨录:卷8[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4] 明史·列传100[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 毛奇龄.蛮司合志:卷1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6]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3[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17] 朱椿年等修.钦州志:卷8[M].高州:高州登云梯,1834.

[18] 魏源.圣武记:卷8[M].上海:申报馆,1878.

[19] 李贤,彭时等纂修.大明一统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20] (乾隆)潮州府志：卷38[M].潮州: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2003.

[21] 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5[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22] 胡湍书修.道光万州志:卷7[M].上海:上海书店,2001.

[23] 沈德潜.防海[A].贺长龄等编.清经世文编:下[M].北京:中华书店,1992.2100.

[24] (美)穆黛安著.华南海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5] 魏源.海国图志:卷5[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26] 温承志.平海纪略[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27] 章璜.图书编:卷5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8] 郑广南.中国海盗史[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

[29] 乔远.闽书:卷40[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1995.

[30] 蓝鼎元.潮州海防图说[A].蓝鼎元论潮文集[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

[31] (道光)琼州府志:卷19[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2] 程秉创.琼州杂事诗[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33] (光绪)广州府志:卷81[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34] 李昉.太平御览:卷770[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35] 万表.海寇议后[M].济南:齐鲁书社,1997.

[36] 兵部题行抄两广总督李题[A].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37] 赵士桢.神器谱或问[M].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81.

[3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9] 李贽.焚书:卷4[M].上海:上海南极出版社,1948.

[40]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41](宣统)东莞县志：卷34[M].东莞:东莞养和书局铅印本,1927.

责任编辑：高雪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Value of the Pirate Culture in South China Sea

Xu GuixiangSitu Shangji

(1. Institute of Ethnic Science,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pirate culture concept，the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pirate culture. The pirate culture began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rising and falling in the following dynasties, with its renaissance in Ming Dynasty, its flourish in the mid-Qing Dynasty and its declin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cultural trait of the pirate culture is being both a businessman and a robber. As a part of the marine culture, the pirate culture has a uniqu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including its business culture character, promoting the shipping industry, developing shipbuilding industry, being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islands, forming marine institutional culture, fighting against foreign aggression, and accumulating naval warfar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which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marine culture,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of the pirate culture, developing marine economy and defending our maritime territory.

the pirate cultu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istorical change; cultural value

2016-08-31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南海断续线的法理与历史依据研究(142DB165)阶段性成果

许桂香(1975-)，女，福建莆田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研究。

K928.44

A

1672-335X(2016)05-004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