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15年12月10日

地 点：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楼现当代文学教研室

参加者：文学院教授：郭力

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李巍、李丹、韩金桥、赵天天、刘畅、孙佳莹、王琦、纪翔、乔晶

论 题：对2015年《小说林》第4-6期重点作品研讨

主持人：郭力

主持人的话：通过对《小说林》下半年三期杂志刊登的作品的认真阅读，我发现同学们都很兴奋，有许多关于个人的观点见解需要表达。例如在文学创作与想象的过程中，作家记忆的河流究竟承载了什么？文学如何想象历史？文学话语在先锋写作与现实写作之间虚与实的转换路径，以及对“底层文学”“官场文化”等现象的反思与认知。还有因为刊物本身丰富多彩，蕴含了当今社会大量的信息，同时也包括多篇哈尔滨本土作家比较接地气的作品，就使后半年的《小说林》很有看点，它构筑了一个平台，在给读者呈现丰富的社会生活现象时，也让读者看到了生活表象后面的另一种真实，那是关于我们每个人对生命的认知以及对“人何以为人”的思考，进而探究人和世界的关系，知晓人类面临的共同的精神困境。下面请同学们发表阅读《小说林》文学作品的看法。

在历史的记忆之河中流淌昨日沧桑

韩金桥：《小说林》第五期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辑，在这期小说林中，张艳荣的《英雄》、戴洪龄的《昨日沧桑》、支援的《春风吹起的思忆》所书写的都不是典型的共产主义战士。《英雄》中的“英雄”是黑社会杀手黑七和酒吧里的调酒师，《昨日沧桑》中的主角是国民党的士兵，《春风吹起的思忆》中主要刻画的是打入日本监狱的俄国女间谍。这些人与早期的抗日文学中的英雄形象大不相同，与那些“英雄”相比，这些人充满了“杂质”，然而正是这些杂质让他们永远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经过无数电视、书籍演绎的抗日战争日渐丰满复杂起来，让我们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缔造抗日战争的胜利不是一个党，一群高大全式的英雄就能做到的，是所有有血有肉，有缺点，甚至道德上有瑕疵的中国人和外国友人的共同胜利。我认为这期抗日战争题材，在写作上抓取主人公性格的多元化体现了时代的进步，这种作者想象的历史是对宏伟化的历史的一种补充，让枯燥的历史更加丰满，或许这样才能更加贴近现实。

孙佳莹：张艳荣的《英雄》对“英雄”的描写使我也有了新收获。作品讲述了国共两党地下代表合作抗日，要刺杀日本间谍川岛芳子，结果事情败露又仓皇出逃的故事。小说虽然名为《英雄》，但作者毫不讳饰这些人物身上的缺点与弱点，他们会自私，会恐惧，会妥协，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为抗日而奋斗着，每一个人都担得起英雄的称号。他们都是历史中的小人物，史书是不会对他们有所记载的，作者这样写，完全是出于文学对历史的想象。

我们知道，历史仅限于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层次的宏大叙事，但文学不一样，作家们通过对历史感性的思考，将目光触及到那些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着的个体生命的命运，关注到普通人在动荡时代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作家将目光投向具有人类共性的情感体验和伦理道德体验，以理性来反思历史，想象的成分超越了历史本身。

我注意到《英雄》的情节设置充满了一系列偶然事件，将事态的发展推向了不可控、不可预期的状态。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大量的偶然性事件，是很少有可能出现的，但读者们在阅读的时候，却更愿意去接受，去相信，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文学的魅力，即它让读者看到了被宏观的历史叙述所遮蔽的历史的可能性。即便文学想象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之间存在巨大的间隙，但这想象的历史也因其传奇性、私密性以及人性的张力，而更容易被人们所认可、所接受。

郭 力：这里作家的文学想象力发挥了作用。为了塑造传奇性突出了事件的偶然性，哪怕这些偶然并不符合生活的逻辑，小说在情节的编织上留下了痕迹。成功的小说在艺术追求上应似飞鸿踏雪泥，而不该在情节上太过技巧，使写作有了匠气。

孙佳莹：《英雄》的确是显示出作家自身在创作意图上对历史的主体介入，并不像史传叙事那样力求忠实地再现历史，更多的是作家依据主体的自我意识对历史进行重新的建构，历史在作家手中，只是一个外壳，文学历史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作家的私人叙事。历史的叙写，不再局限于客观史实，而是在历史空白处加进许多作家主观的虚构。正史中已有定性的、打上标签的“是非善恶”在小说作家那里不再重要，而作为平民的“人”及“人性”，却成了小说探讨的主题。

郭 力：孙佳莹谈到了小说创作文学想象力的重要性，《英雄》中偶然性情节不仅是推动故事发展线索，也是对历史深处多种可能性的打捞钩沉。而涉及到历史中的人以及人性的真实，我认为非虚构作品《昨日沧桑》艺术探索很可贵，这篇作品让读者感受到关于抗日战争个人生命记忆以及民族记忆的沉重沧桑感。戴洪龄对父亲生命历程的叙述使读者直面历史裸露的真实，非虚构使历史在祛蔽工程中显示出真实的残酷性。

赵天天：《昨日沧桑》的确是对被遮蔽了的历史真相的重新书写。作品中的“我”经历了文革时期阶级意识对思想的囚禁，对父亲的经历又害怕又好奇，禁不住发出一系列疑问。每一句都是对历史的叩问。我惊讶于父亲的革命歌曲，进而追问他所属第几军、第几师，被历史书完全抹去的这支部队在父亲的回答中复活了，继而部队的伙食，居住的条件，经历的战役，都得到一一解答，这些问题引领着读者走入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真实状态。同时，投向父亲的一个个问题，是子辈对父辈历史真相的探寻。仅仅一代之差，历史的面貌就模糊不清了，只有用一个个亲身经历者的记忆，才能还原出真实。父亲的回答肯定了国民党部队的生活条件艰苦，军纪的严明，官兵的平等以及作战的惨烈，这些都不同于“我”的想象。一个是亲身的经历，一个是构造的历史，两代人间存在的隔膜只有在真相面前才能消解。在询问到父亲为什么要参加国民党部队时，叙述者的心中早就有所倾向，她对于参军的构想充满浪漫色彩，是英雄主义的过度高扬。父亲的回答是真实的，几条琐碎的理由却远不能满足叙述者的憧憬。她渴望父亲去延安，去投奔共产党，这种对国民党军队的怀疑、对父亲选择的不满均来自外界有意识的丑化，毕竟胜者才有权利书写历史。endprint

郭 力：天天的看法很精彩，她能够在戴洪龄的作品中看到整个大的历史语境、以及被意识形态掌控的历史话语场。关于国民党的抗战历史， 以及那些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贡献的抗战老兵的问题，《昨日沧桑》用真人真事打捞起被有意遗忘的历史真相。 子一代对父亲身份的质疑把曾经在历史中淹没的真相一层层地裸露出来，父亲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解放以后却披上黄狗身份，父亲老兵的立体形象实际上是以个体经历呈现出建国以后国民党老兵的真实处境。父亲在新中国一次次的运动中战战兢兢地度过余生，作为年轻的读者在历史的语境中看到独属于个人的沉痛记忆，“看见”历史被遗忘的那份真实。

韩金桥：《昨日沧桑》虽然是非虚构作品，但对底层国民党老兵父亲的实录却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与文学性，其中对正面战场的残酷性的描写可以激发读者对战争的真切感受，这表明了非虚构的记录式的小说同样可以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这两者之间并不冲突。

郭 力：韩金桥谈到了非虚构作品的文学性。怎么看待《昨日沧桑》这类作品的文学价值？“非虚构”近年很火，作为一个文学概念也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开始成为热点，梁鸿的《梁庄》作为非虚构形式的优秀之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非虚构作品要不要有文学性？要不要设置情节，或者使用叙事本身的虚构性？又怎样以非虚构来书写历史真实性？我认为非虚构作品最重要的品质是以个人的生命记忆融入历史。《昨日沧桑》就是以父亲一生的经历连接起中国的抗战历史许多重要时刻。例如昆仑关大会战，中国军队歼灭日本五千余人，而国民党军队死亡的人数是日本的三倍。父亲所在国民党200师被称为血战之师。作品写到在庆功宴上活下来几百个士兵不吃不喝抱头痛哭的场面，表现了战争的残酷性。这种带着硝烟的记忆是以个人生命记忆打捞起了民族记忆的真实。

文学叙事要呈现驳杂而纯粹的生活流

郭 力：我们谈到了个体生命记忆叙述对于非虚构文学写作的重要性，实际上，这对于所有文学创作都是一个必要条件。哈尔滨作家孙且谈到创作《安德烈兄弟的家在小西木桥》时说，文学创作是“重建”记忆并赋予意义的过程。我们也从孙且的作品中“重建”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地方记忆。

李 巍：作者叙述的落脚点是六七十年代的哈尔滨，风景的片段和人物的生活都点缀在哈尔滨这座城市的背景之上，与城市成为有机的整体。人作为地域的生存主体，某个地域的精神特质最终是体现在人的行为表现与思想风貌上的，作者对于哈尔滨俄罗斯侨民题材的选择，正印证了哈尔滨曾经华洋杂处所具有的多样性化的风土人情，由安德烈两兄弟身上所引出的故事正是从不同的侧面来揭示这座城市的文化特征。孙且在《安德烈兄弟的家在小西木桥》中，采用的是一种民间化的历史叙述，小说历史背景是文革时期，但文革在这部小说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虽然文革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但这种影响不是显性的，它追求一种诗性，追求描摹中西风情在哈尔滨的交汇，作者试图让风景做主角，寻求诗意的美学。

李 丹：文学取材于日常生活，它欣然接受并且描述日常生活，孙且的作品《安德烈兄弟的家在小西桥》以文学方式慷慨地接纳了日常生活：小说围绕安德烈兄弟的日常，精细到每一个人物微妙的眼神以及街头小贩吆喝的语气。文学让日常生活变成了一件艺术品，流淌于作家的内心深处。作家以童年的视角描写了作品的主角安德烈兄弟，安德烈兄弟独特的个性使这篇作品神采奕奕，冲垮了存在于日常生活细节中的平庸之感，成为令人瞩目的主角。文学使个人作为历史中的一分子，以某种文学化身方式被载入历史时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家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复杂的历史图像，使我们感受到文学游荡于日常生活之中，各种悲欢离合、恩怨情仇在遮蔽中得到突围与释放。

郭 力：意义丰富的小说总是能给读者带来意犹未尽的境界，孙且的作品呈现了哈尔滨地域风情，以貌似简单的童年视角截取人间画面，并以此赋予作品叙述童趣化的信马由缰的散文化风格，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一次轻松的文学之旅，孙且让他的小说大时代的回音十分驳杂，文革的阴影这个历史沉重的撞击声始终回响在小说最深处。

赵天天：这篇小说以人性的纯善加之风景的静美，构成了辽远悠扬的风格，在其中历史的狂风暴雨也失去了当时激烈凌厉的色彩，冲淡的叙事中保有的是其中的人性美、人情美。小说讲述了与钟表有关的几个故事，如安德烈兄弟为大上海修理宝珀牌手表，瓦莉娅与大安德烈的重逢，有好事儿委托安德烈兄弟转交儿子的手表和信，最后描写了兄弟二人将要离开中国，这其中的每件事都与文革时代有关，但引起作者关注的并非历史本身的残酷。他将背景的残忍放在故事后面，从不极力渲染只是隐隐地透出，这样的写作方式使故事笼罩在那一时代的阴云下，以略带忧伤的气氛带动读者体悟作品的意蕴。

郭 力：我的阅读感受要比同学们更为凛烈一些，孙且的创作已经让我们看到文革时代的残酷、动乱，以及历史的暴虐恶果，在于毁弃了美与善，历史有时是混沌模糊的，但作家笔下勾勒的文学细节却彰显历史真相，小说中有这样两个情节：一是枕边人的反目，妻子揭发欲将丈夫置于死地，变成了赤裸裸的生命相残。另一情节是对女特务瓦莉娅最后结局的描述。她曾是大安德烈心目中的情人。刑满释放后她嫁给了又老又丑的喂驴夫。在大安德烈把表还给瓦莉娅时，她说了一句话：“别让这珍贵的时间跟我在这暗无天日里一起消磨掉。”这代表了瓦莉娅的精神之死。手表的一留、一送、一回、一扔表达了历史的残酷。历史的苦难并不只是生命的灭亡，更是美的毁灭与善的毁灭。

王 琦：这篇作品在叙事手法方面也很有特点。小说中的手表与信封具有某种隐喻性，用安德烈兄弟钟表店保险柜里那几块特别的主人不一定什么时间来取的手表，以及“有好事儿”的等待时间到了才能拆封的信封，隐喻讲述故事的时间性，在追忆一个时代落幕的时刻时，或者也期待着时过境迁后的人们对历史“拆封”的庄严时刻。

乔 晶：作者将叙述的故事锁定在安德烈兄弟的钟表店里，作者借钟表店里的每一位顾客的表叙述了那些被遗忘的故事。钟表店代表了时间和空间上历史的改变，安德烈兄弟努力修复好顾客的手表，是对停住的时间的修复，更是对这些被遗忘的故事的修复，而这些故事就构成了真实的历史。随着时钟的摆动，钟表店发生了变化，历史也发生了变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