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作家薛喜君曾经在2013年第5期《小说林》上推出过小中篇《酒馆》。在那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鲜活生动、富有生命韧性的底层妇女马玉翠形象，洋溢着令人感动的关怀底层人民的道义激情。如今，她再次推出中篇小说《老榆树下的女人》，依然是底层人民的悲欢喜乐，依然是底层妇女占据着小说的中心位置，依然是质朴的现实主义笔法，依然是沉稳老到的叙事节奏，洋溢着的也依然是关怀底层人民的道义激情，自然值得再加关注。

该小说女主人公名叫卢梨花。她像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生活在一个灰突突的北方小镇里，延续着有气无力的、乏人问津的底层生活，就像灰突突的土豆一样被深埋在生活的灰堆之中。她四十多岁了，独生女常美美已经上高中，丈夫常兴明只喜欢喝酒，不体贴女人，早已让她对生活丧失了兴趣和希望。为了维持家庭的开销，她在自家开了个烧饼铺，生意极为惨淡，百般经营，也无多大效果。更让她陷入绝望的是，丈夫常兴明从酒厂下岗后，居然到铁路上去偷东西，结果在大年除夕夜被警察抓捕，锒铛入狱。幸好工商局的刘博对她施以援手，把她从生活的深渊中挽救了出来。但谁知，女儿常美美又在学校不安心学习，和男同学一起弃学潜逃，说要出去打工养家。这让卢梨花的生活被绝望的浓雾彻底包裹了。

阅读罢薛喜君的《老榆树下的女人》，笔者深为当前中国底层人民那种苦闷无趣、沉沦无聊的生活气氛所纠缠。小说中曾写到卢梨花生活的那个铁路边的北方小镇：“冬天的小镇，乌涂得宛若一块旧布。小镇的火车站是一个交汇点，过往的火车争先恐后地吐出白花花的雾气后开走了。小镇上，家家户户屋顶的烟筒上喷吐出或黑或白的煤烟，被火车吐出来的热气和煤烟笼罩的小镇，仿佛得了哮喘。三九天的太阳也如同失了青春的老妇人，青晃晃的一张脸。而这青晃晃的光只在卢梨花家的窗前小站一会儿，就越过屋顶到别处去了。”这一幕场景，几乎就是对小说整体氛围的绝好描绘。这就是作者笔下缺少阳光、有气无力、缺少激情、没有精神、丧失了天空的辽远与高蓝的底层生活。

这种雾霾般的底层生活是如何造成的呢？

小说中曾写到常兴明下岗后到铁路上去偷东西，在妻子卢梨花的逼问下，他曾这样解释道——

“我知道你惦记我。刚下来那会儿，我也想出去打工安安稳稳地挣俩钱。可我除了会烧酒，啥也不会。只能出苦大力，这年头，出力能挣几个钱？要是跟你在家烤烧饼，我算了一下，撑不着也饿不死。你说，人活一辈子图个啥呀。我这一辈子活得冤枉，一生出来就挨饿，想吃顿肉都没放开过肚子。从十五六岁开始喝酒，除了喝咱们当地白酒就没差过样。咱差啥呀，不就是缺钱吗。老话说，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咱不能守着金山饿死。”

“啥金山？”卢梨花大睁大了双眼。

常兴明吱地喝一口酒，他吧嗒着嘴，又上翘起嘴角说：“铁路呗。我不能像高三那样，掌几双破鞋就当事业了，他见识太浅。我要让你和美美住楼房，穿绫罗绸缎。我最看不上高三瞅你那眼神儿，像狗看肉骨头，馋得耷拉着舌头。”

常兴明的话卢梨花没细听，她惊愕地喊，“你去扒火车？”手里的筷子啪嚓地掉到炕上。

“干啥大惊小怪，又不是我一个人扒火车，你问问这个镇上的人，吃穿像点样的，有几个没干过这营生。除了像高三那样没能耐，只能蹲在家里掌破鞋。”常兴明眉眼挤到了一处。

在常兴明看来，人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赚钱，就是“住楼房，穿绫罗绸缎”等物质欲望的满足。而在他眼里，能够过上像样的物质生活的人，靠的都不是勤劳刻苦的实干，而是投机倒把，是巧取豪夺，是坑蒙拐骗；因此他也要像别人一样去铁路上偷东西。应该说，常兴明的功利主义人生观是当前中国绝大多数人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价值观才是当今中国社会雾霾的观念根源。在这种人生观、价值观的催化下，整个人生都围绕着金钱、物欲展开，感情的充实、心灵的优美、精神的超越、灵魂的归宿等，都成为天方夜谭，因此生活高度单一化、物化，社会也就沙化、荒漠化。除了常兴明，像他的好朋友高三等人，也都是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信奉者，就连常兴明找他问卜前程时，他都不忘了让其给十元钱，熟人社会中的朋友之情早已被金钱崇拜的野蛮力量撕裂。

金钱崇拜、物欲崇拜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是当今中国无论上层社会还是底层人民都共享的价值观。但是对于上层社会而言，特权体制能够保证他们的金钱欲、物欲获得满足，而底层人民却几乎注定了被侮辱、被牺牲、被损害的屈辱地位。虽然该小说在这方面揭露不多，但从既有的情节中也可以隐约看出问题的症结。例如小说曾写到卢梨花他们住的铁路街的场景：“老房子下窖，家家都在门里修三四个台阶。太阳吝啬又势利眼，专挑高门大户关照，很少把光亮照进低矮的窗户里面。因此，这趟铁路街的家属房家家都黑黢黢的，只要进屋就得开灯。”无论是财富还是权力的阳光都不会照亮像常兴明、卢梨花、高三这样的底层人民。无论是高三，还是常兴明，都是工厂里首先下岗的对象。卢梨花的烧饼铺刚开张，就引来各个政府部门蛮横地收取各种税费。这些都显示了卢梨花、常兴明、高三等人作为底层人民，早已被畸形的特权体制牢牢地压迫着，不得翻身。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源、权力资源、知识资源早已经被上层社会牢牢控制着，他们只能辗转沉沦于底层，苟延残喘，苟且偷生。如果他们认定金钱、物质财富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那么他们的人生几乎就是注定了的悲剧；若要强行努力，他们无非就是或者像高三那样装神弄鬼、骗人骗己，或者像常兴明那样铤而走险、锒铛入狱。

不过，该小说更让人感兴趣的，还不单单是对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及反抗悲剧的书写，更有对他们的情感生活的婉曲书写。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该小说在书写卢梨花、常兴明他们的情感生活时不断重复三角关系。卢梨花和常兴明是夫妻，但卢梨花更喜欢工商局的刘博；常兴明则和废品收购站的王艳秋有婚外情；王艳秋的丈夫也移情别恋；高三也不喜欢自己的老婆张寒霜，而钟情于卢梨花；刘博也是有老婆的，但他不可能去爱因车祸瘫痪在床的老婆，而对卢梨花琵琶别抱。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曾说过一段堪称经典的话：“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其实，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不能战胜人性的弱点，恐怕都会如此。当薛喜君在书写底层人民的情感生活时，居然和通俗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一样更关注他们的三角情感关系，这倒是个有趣的写法。三角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所爱非人，意味着生活和理想的脱节，意味着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意味着生活在别处。endprint

如果说经济地位的低下和金钱欲、物欲的激发导致了像常兴明这样的底层人民的生活悲剧，那么三角关系所暗示的情感脱节则显示了他们的家庭悲剧。这些底层人民已经和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中那些前现代的乡土人物已经很不一样了。后者更多的是封闭、循环、死气沉沉；而前者则已经被现代化大潮充分激起了情感和欲望，摆脱了前现代式的封闭、循环、死气沉沉，呈现出现代人生命特有的躁动不宁、悸动不安。这种现代生命意识的勃发，在小说中金钱欲望方面以常兴明为代表，在情感追求方面以卢梨花为代表。因此，我们还需要简要分析卢梨花形象。

卢梨花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主人公。应该说，卢梨花是寄予了作者较大同情的人物。她和常兴明结婚，本来一直想着做贤妻良母，想用温柔贤惠来感化根本不知柔情蜜意的嗜酒丈夫，无奈丈夫顽固如石，不为所动，于是她只能把对生活的失望埋藏心底，把所有心事向那株老榆树倾诉。卢梨花懂得向老榆树倾诉，本身就显示了她具有不俗的生命灵性。小说还写到“她在烤烧饼时从来不搽胭抹粉，她觉得烧饼是有灵性的，她怕脸上的脂粉气玷污了烧饼的醇香”，由此也可看出卢梨花的非比寻常。这是一个底层社会中心灵尚未被生活的沉重枷锁彻底摧毁的人。因此卢梨花毕竟不可能成为那种前现代的嫁鸡随鸡式的愚妇，当她的情感需要无法从丈夫常兴明那里获得时，她最终选择了出轨，把一腔热望投在工商所的刘博身上。小说写道：“卢梨花把自己比喻成蛾子，只要见到刘博，她就会不顾一切地扑过去。”由此，也可看出卢梨花心中蕴含着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式的生命激情。对卢梨花的选择，读者当然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败坏看待，更应该肯定这种选择中合理的无奈。这实在是那个雾霾般的底层生活中难得的人性亮色。

与常兴明、卢梨花夫妇构成对照的是高三、张寒霜夫妇。他们也是底层人民，信奉的也是金钱崇拜、物欲崇拜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不过他们更为安分守己一点。高三从酒厂下岗后不敢像常兴明那样去火车上偷东西，而是在家里开了个修鞋铺，业余跳大神挣点外快。与卢梨花相比，张寒霜的生命缺乏一点浪漫、灵性，她整天嗑着瓜子，因丈夫高三钟情于卢梨花而充满嫉妒但又无可奈何，表面上咄咄逼人，实际上内心极为荏弱。原形毕露时，她曾经对卢梨花说道：“梨花，其实，我这些年可憋屈了，你大哥心里一直惦记你，睡梦都喊你……他要是不要我，我可咋办？我不像你要长相有长相，还会烤烧饼，我啥都不会干。这不，昨天还检查出糖尿病了，高三听说这病得终身吃药，那张老脸一小天都没开晴。我，我可咋整啊？”这正是张寒霜这类底层妇女的悲哀。

相对而言，刘博形象寄予着作者对生活的美好希望。妻子遭遇车祸瘫痪后，他能够孤身一人不离不弃地照顾她十五年，这的确是难能可贵。他在工商所工作，身为体制中人，但不依仗权力横行。当卢梨花要给他送烧饼时，他都实实在在地付钱。在卢梨花家庭遭遇困难时，他又挺身而出，仗义帮忙。因此该小说不断书写刘博在卢梨花心中的优美形象：“差十分钟十点，刘博来了。看到刘博进门，卢梨花有些慌乱，她说还有几分钟就出炉，让他等会儿。刘博摆手说不急，还说自己没啥事儿，就是想来这儿坐会儿。刘博坐在门口的木椅子上，嚓地一声点着一根烟。烟草的味道随着淡蓝色的烟雾弥漫开来，卢梨花痴迷地盯着刘博，她被他抽烟姿势吸引了。从抽烟的姿势，就能看出刘博霸气中还藏着温柔，每吸一口烟，他眉宇间的两条竖纹就更深了。卢梨花想，霸气的男人温柔起来，一定能让女人神魂颠倒，做刘博的老婆真有福气。卢梨花惋惜地咂一下嘴。”正是这个霸气中藏着温柔的男人给女主人公卢梨花带去晦暗生活中仅存的一点希望与浪漫，让那个雾霾般的底层生活闪耀出一点橘红色的暖光。

众所周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对底层社会的关注，一则和特权体制导致的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有关，再则也是二十世纪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老树发新枝。因此许多底层小说还延续着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那种底层才是被压迫者，才是善良正义化身的意识形态。但是，薛喜君的《老榆树下的女人》写底层，却不是简单化、意识形态化的底层，而能够写出底层生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整体看来，薛喜君的中篇小说《老榆树下的女人》对当前中国底层社会的书写是生动的，既展示了切中肯綮的社会批判意识，又洋溢着关怀底层的道义激情，接地气，具烟火气，塑造的几个主要人物都较鲜活，叙事也极为流畅，细节之美也处处可见，是一部值得嘉许的中篇小说。

作者简介：汪树东，1974年出生，江西上饶人，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研究》《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超越的追寻：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分析》《黑土文学的人性风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