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栋

（西藏民族大学 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712082）

关于中国茶叶何时传入日本，由何人传入日本有多种说法。但日本茶叶源于中国，这是肯定无疑的。日本茶道源于中国茶叶的传入，随着中国茶叶的传入，中国茶文化的部分内容也进入日本，并对日本茶道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中国茶叶传入日本

中国茶叶最早传入日本的确切记载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在“奈良时代”，也就是710～794年之间，日本有大量的遣唐使到达中国，也有一些由中国和印度到日本的僧人，而当时中国饮茶之风已经形成，“所以那时极有可能已有饼茶或团茶之类的茶传入。”[1]

据大典禅师的记载：“本朝圣武帝天平元年，召百人僧于内里。而被讲般若。第二日，有行茶之仪。”[2]这里的天平元年即公元729年，是唐玄宗开元17年。该记载表明当时已经存在了皇帝以茶进行赏赐的现象。

但有学者考证，中国茶叶进入日本的时间要比这早出许多。据1956年6月《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记载，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征服朝鲜时，中国的茶叶已经传至日本福冈。后来，在7世纪飞马时代的药师寺的药草园中发现了种茶的痕迹，而且在弥生后期发掘的文物中发现了茶籽[4]。

《正仓院文书》中存在着关于日本茶叶的记载，该书收集了天平六年（734）至宝龟二年(771)间的40篇文书，而这些文书记录的全部是食品清单。棚桥篁峰认为，虽然还不能对此内容进行确切考证，但根据中国当时把茶叶作为药用以及直接食用的做法，茶叶出现在食品清单里也属正常。但由于资料非常缺乏，所以无法了解当时日本人是如何认知中国茶叶的。

在平安时代，中国茶叶是被日本僧人带回日本的。一般认为，永忠（743～816）是第一位把中国茶叶带入日本的人，他于780年正式到达唐朝，当时正是陆羽《茶经》问世的时间。永忠在唐朝生活了近30年时间。也有人认为，最澄（767～822）是第一个把中国茶树带到日本并进行种植的人，他于804年7月随遣唐使到达唐朝，并于第二年返回日本。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回日本后的十年间，日本国内并没有发现关于饮茶和关于茶树种植的记载[5]。

关于最澄到中国的时间，还有其他说法。张宏庸认为是延历二十一年，也就是802年（唐德宗贞元十八年），最澄渡海到达中国，数年后返回日本。返回时带回了茶树种子，并种于比睿山，建延历寺。大约费时3年，那里的茶叶可以采摘，并制成茶饼，当时的时间为大同三年，即808年，这就是日本的自制茶。

另外还有人认为，这位有名的僧人Dengyo Daishai，即最澄早在公元4世纪就已经把中国茶叶介绍到了日本，并且也可能是他教会了日本人使用茶叶[6]。显然，这一说法存在更多疑点。

中国茶叶与文化深深地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文化结合，其中儒、释、道的影响尤其明显，它们相互结合、相互影响，形成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关于茶叶的社会文化。正是由于日本僧人首先把中国茶叶带入日本以及后来荣西学习与发扬的禅宗，并把茶与禅相结合，日本茶文化，或者说茶道文化中才更多体现的是佛禅文化，而这恰好正是中国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基于此，罗国中说：“因此，日本茶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像中国茶文化那样受儒、道、佛三位一体的综合影响，而主要受佛教禅宗的影响。”[7]

弘仁五年，也就是814年之后，日本的史料中关于茶叶的记载开始出现。据记载嵯峨天皇和淳和天皇都曾在诗中提到过茶叶。

夏日左大将军藤原朝臣闲院纳凉

淳和天皇

此院由来人事少，

况乎水竹每成闲。

送春蔷棘珊瑚色，

迎夏严苔玳瑁斑。

避景追风长松下，

提琴捣茗老桐间。

知贪鸾驾忘嚣处，

日落西山不解还。

而且，据《日本后记》记载，815年时，嵯峨天皇曾命令在近江、播磨等国种植茶树，每年按时上贡。但在嵯峨天皇之后，关于茶叶的记载又开始消失，饮茶之风迅速衰退，棚桥篁峰认为这与当时日本模仿唐朝饮茶方式有一定关系，而且多限于天皇和贵族，“饮茶并没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当时，由于深受唐朝茶文化影响，日本已经认识到茶叶的药用功能以及饮茶可以提神醒脑，并且把茶文化作为唐朝先进文化的一种代表，进行模仿。

日本僧人圆仁（794～864）于838年随日本遣唐使入唐，于847年（一说840年，见陈椽《茶业通史》，2008年版第88页）返回日本，后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记录了他在唐朝时的所见所闻。其中就有大量内容涉及唐朝茶事、关于茶的社会礼仪、以茶相赠的社会现象等等各类相关内容，条目有30多条[8]，而这些内容传到日本，成为日本茶道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由于在阶层和群体上的局限，当时的饮茶与茶文化并没有得到广泛推广，在社会生活中也没有留下太多痕迹。但日本僧人荣西改变了这一状况。

荣西（1141～1215），是备中吉备津人，又号千光、明庵，全名为明庵荣西。他14岁就到日本天台宗的比睿山延历寺受戒，号荣西，这里也被认为是日本茶文化的始发地。荣西曾两度入宋朝，第一次时间很短，1168年4月入宋，在今天的浙江宁波登陆，到达了许多名山大川，回国时，荣西带回了《天台新章疏》60卷。当时他到达的两浙路茶文化正浓。有研究者认为，正是第一次到访中国促使了荣西回国后写就了《吃茶养生记》。但也有研究者认为，1211年，时值71岁的荣西才写就了《吃茶养生记》。1214年2月4日，荣西向镰仓幕府将军进茶醒酒，效果很好，同时荣西把自己修改好的《吃茶养生记》也献给了将军。据记载，这位将军叫作源实朝。此事有力地推动了茶叶在日本的传播。所以就有了两个版本的《吃茶养生记》，一个是被称作“初治本”，成于1211年，另一个则是有所增删的“再治本”，增删于1214年。

二、日本茶道的创建

中国茶叶及饮茶文化的传入并没有立刻引起日本茶叶种植的扩大，产量也并不多，《镰仓遗文》7143号以及《关东往还记》、《沙石集》中均有相关记载。在荣西引进茶叶之后的许多年后，饮茶开始在京都和镰仓等地流行。而随着这种流行以及普通百姓的普遍加入，日本的茶文化开始摆脱了纯粹模仿中国的模式，逐步形成日本特色的饮茶文化和茶道文化。

日本有一种茶会，叫作“茶寄和”。它与宋朝的点茶有相似之处，但棚桥篁峰认为，在其中日本本土茶文化的内容更多一些，它并不重评比技艺的高低以及茶叶品质的优劣，而是在于辨别茶叶，即辨别出本茶与非茶：分辨出拇尾茶（本茶）与其他茶（非茶）的区别。所以他认为，茶寄和实际上是采用了宋朝斗茶的形式，内容则不同于中国的斗茶。当然，这种辨茶只是在日本斗茶初期的主要形式。日本茶道也称作“茶之汤”，至千利休而集大成，强调通过茶之汤的形式而在高雅的精神世界里获得自由。

日本茶道的确立离不开一个人，此人叫作村田珠光（1423～1502），本名茂吉，11岁在奈良出家，后来还俗，居无定所。在流浪期间，他曾经担任过茶会的“判者”，对斗茶会甚为熟悉。后来，他听到一休说禅讲法，深受触动，于是重回寺院学习禅宗。据说，一休和村田珠光在进行问答时，还使用了中国赵州从谂禅师的“吃茶去”公案。在问答之中，村田珠光悟得禅机，由茶而禅悟。他提出了日本茶道中的“茶之汤”，即“佛法即在茶汤之中”，而这一主张后来则成为了日本茶道精神的重要基石。村田珠光也被认为是日本茶道之祖。

村田珠光以茶悟禅之后，他对茶会初期中的娱乐性开始反思。随着娱乐性的演变，斗茶会中甚至出现了洗澡现象。他认为茶会逐渐在演变出来一些恶习，长期下去将断送了茶会去路。于是，他开始改造斗茶会，提升这种社会活动中的精神内涵，他的文章《心之文》反映了他对茶会改造的观点。他主张茶禅结合，主张茶室中悬挂书法作品，内容和书写者的品行要经过严格筛选。而把书法作品悬挂在茶室中对书写者而言则是一种特殊的荣耀。

千利休画像

在《心之文》一文中，村田珠光使用了“道”，而不再只是沿用中国的“茶会”或者“茶汤”等称谓。有学者认为，这正是日本茶道的直接发端。“这篇《心之文》就是茶道立道根本。”[9]

在村田珠光创建茶道之初，他得到了一位艺坛领袖的赏识，即能阿弥。改造茶会的目的让村田珠光与能阿弥开始合作。能阿弥当时正热衷于艺术的纪律化，做出具体而细致的规定。他关注斗茶会时，就有准备把他的艺术纪律化风格引入茶会。后来，他对着装、动作、茶具摆放等都进行了精心设计。“他们相互补充、不断切磋，终于打造出既具丰富的精神世界，又有完整精致的艺术形式的日本茶道艺术的雏形。昔日的斗茶会从此脱胎换骨。”

在日本茶道发展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就是千利休（1522～1592）。千利休生于堺市一个大水产批发商之家，当时的堺市不但是个商贸港口，而且文化多元，茶道流行。千利休少年即学习茶道。他发扬了村田珠光的“佛法即在茶汤之中”和“茶禅一味”的观点，他说：“须知茶道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他强调茶道中的主客关系和其中的精神世界，还有茶道中的规则关系；同时，他继承村田珠光的观点，推崇茶室壁龛里的“墨迹”。他说：“挂轴为茶具中最最要紧之事。主客均要靠它来领悟茶道三昧之境。其中墨迹为上。仰其文句之意，念笔者、道士、祖师之德。”千利休提出“以规则法式为台阶”，进行“造境”，即实现“在一个长揖不拜空间里达到无一物无用，无一物不适，无一物无趣，无一物不美。而此处之用、适、趣、美，又不是孤立的，而是多能兼具于一物。”以此，他又要实现一种茶道的美学：一是非世俗所谓美之美；二是从世俗中抽出美，即用自己之心去发现美；三是承认美是可以创造的。

当然，这种美被视为茶叶哲学中的组成，并不局限于表象之美。Okakura-Kakuzō说：“茶叶的哲学不仅仅是对这个词的接受过程中的唯美主义，因为它表达了我们对人与自然的整体性观点，且与道德与宗教相关联。”[10]

15世纪是日本茶道形成最为关键的时期，是从仿效到自我探索转变的重要时期。所以，有研究者认为，15世纪时，“日本已经把饮茶升华为一种美丽的信仰，就是‘茶道’（Teaism）。”[11]

总体而言，日本茶道在15世纪末之前被称作日本茶道的前史，那时的日本茶文化以模仿中国茶文化为主流，而到了15世纪末之后，情况有了改变。前面我们提到了村田珠光和千利休，而后日本茶文化越来越多地走上了自我审视之路。在他们之后，日本茶道出现了许多流派，这些流派间差异有大有小，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一派之主的传承多用世袭制，也就是家族性进入了日本茶道之中。在日语中，这种制度被称作“家元制度”。这种制度在日本茶道的家族传承以及社会推广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茶道需要程式与场地进行表现，茶会是茶道最主要的表现形态。举行茶会的地方叫作“茶苑”，而茶苑又分为两个主体部分：茶室和露地。据记载，日本第一个茶室是16世纪最伟大的茶道大师Senno-Soyeki创制的，以Rikiu命名。Jowo曾设计了茶室内的组成，此人是15世纪的一位茶道大师。早期的日本茶室构成较为简单，只有客厅（drawing room），但客厅被屏风隔开，以用来茶聚。被隔开的小隔段被称为Kakoi(enclosure)。靳飞认为，茶室与茶庭间有一个人与自然以及艺术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均有与自然相融的意思。而阿瑟·格雷更是主张关注茶室的社会地位与作用，他说：“茶室会出现在我们的咖啡馆或酒吧中，虽然如此，但它却发挥着更高的社会目的性，证据随处可见……”。

所谓“露地”指的是通向茶室的路，也叫作“露次”、“路次”、“廊次”等。最初，日本的茶室并不是独立的建筑，而是被附设于较大的房间中，用屏风等隔出空间作为茶室，被称作“围”。后来，随着茶文化的不断繁荣，茶室成为独立的建筑，露地也就变得非常必要了。实际上，露地这一称谓本身也体现了日本茶道与佛禅的密切关系。该词本身就是佛教用语，代表着清净的解脱世间，“露”象征悟道之境界。千利休的弟子南方宗启所著茶书《南方录》中记录了关于露地的内容：“露地之名综括了草庵茶寂灭的境界，是一身清净无一挂碍的境界。自古以来，一般家居之庭园无有称露地者……露地是千利休居士之远离世间尘劳垢染、表露清净心境的本意所在……”

茶庭蹲踞

日本茶道中茶会的正式程序是：先通过露地来到茶室，其间要沿“飞石”，先到来一处叫作“蹲踞”的地方，那里有盛满清水的设施，要在这里洗手漱口，然后继续前行。第二步是进入茶室，按主次顺序依次进入，再拜览茶室中的挂轴、插花、风炉等，此时茶会主人（也称作“亭主”）与宾客会面。第三是“炭点前”，即调整炭火，以便让温度适宜。第四是品尝怀石料理，“怀石料理”又称“全素菜肴”，当然，也有一些茶会并不布置怀石料理。第五是品尝点心，用过怀石料理之后，主人依次向客人进茶点，一般而言，如果是“浓茶会”，就会进鲜点，如果是“薄茶会”，就会进干点心。第六是茶点前，即主人把末茶放入茶碗，并用茶筅“打茶”，并依次进献给客人，这是茶会最关键的程序。第七是欣赏茶道器具，即当主人点茶完毕，正客要带头提出欣赏、拜见茶道器具的要求，并与主人进行语言互动[12]。

在中国茶叶与文化传入日本的过程中，日本茶文化也有了自身的发展，初期的寺院茶礼仪是以僧人们为中心，后来的茶寄和则与新兴的武士阶级和大商人们相联系，而茶道则是追求精神世界的文人们所倡导的。日本茶道发展起来之后，许多阶层、群体开始投入其中，推崇茶文化中的精神内涵，从而推动了日本自身特色的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关系

关于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文化的关系，棚桥篁峰总结道：“由荣西引进的抹茶（用团茶调制的）和斗茶代表先进的中国茶文化，作为日本人有义务继承并发扬它。继承中国茶文化就是让抹茶更精细更完美，其结果就是依然保留了食用茶叶的形式。发扬中国茶文化就是带入了具有日本独特审美意识和高度艺术性的插花、书画、陶艺、建筑等艺术，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茶道艺术世界。”[4]他强调了日本茶道从社会文化谱系而言与中国茶叶与文化的关系，同时也肯定和突出了这种谱系存在对日本茶文化发展的重要性，“继承与发扬”就是具体方式，而结合日本自身的社会生活形成日本自身的茶道则也是必由之路。

显然，从社会史学视角来看，中国茶叶与日本茶道的这一谱系关系是清晰明确的，许多研究者以中国茶文化对日本茶道的影响进行归结。罗国中说：“日本茶道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关于中国茶叶与日本茶道之间的关系，施由明认为，虽然日本茶道源于中国茶叶及其文化，但它从最初的模仿到不断改造、不断注入日本的民族特性，从而最终成为代表和体现日本民族性的文化[13]。也就是说，从社会文化演进的视角而言，中国茶叶与文化由日本僧人们引入日本，从最初的施加影响到日本根据民族需求和本民族特性进行改造加工，这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史过程。从而最终形成了内容与格局与中国茶文化有着较大差异的日本茶道。正因为如此，施由明认为中国和日本的茶文化中都各自包含和反映本民族的特性。中国茶文化中反映的民族特性主要有四个：重视现实人生、追求人格完善、讲求和谐、以庄和禅的境界为审美境界；日本茶道所反映出的民族特性也主要有四个：重规范、重礼义、重视自我克制和坚强意志训练、独特的悲剧美审美感。

而关于这两种文化在各自的社会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他认为，中国茶文化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处于辅助性的支流地位，而日本茶道则处于日本社会历史文化的主导性地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两种文化不同的思想文化发展背景。”

日本的喝茶种类与方式，仍然保留着唐宋时期的一些特点。在日本，绝大多数人仍然喜欢绿茶，同时保留了大量的抹茶（末茶，powdered tea），但抹茶在20世纪之前主要用于重要场合，比如仪式或者其他特殊功用场合。准备一份好茶被日本人看作是一种“社会艺术”（social art），所以，“它就成为了这个国家在家庭、外交、政治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对于这种社会文化元素的地位，阿瑟·格雷总结道：“茶是每一餐饭的饮料——一种杰作，即使这一餐只有白米饭。每一名工匠和体力劳动者，他们出去工作时都要带上涂漆木质的米饭盒、水壶、茶叶罐（tea caddy）、茶壶（tea pot），一个杯子以及筷子。通常不使用牛奶和糖。日本人和中国人从不沉迷于向茶叶中添加的这些原料，他们认为，那样会破坏茶叶的微妙之香气。从社会的最高层到最底层最贫穷的帝王、臣民们，用茶招待来访的客人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都是一个风俗。如果不这样，将被视为对传统礼仪的大逆不道（unpardonable breach）。”[6]

那时，日本家庭会因为准备好茶而全家人忙碌。每一家的客厅里都有用木炭加热的火盆，用于盛放沸水的水壶，茶壶和茶托以及水杯和茶盒。这成为了当时日本家庭一种最习以为常的生活文化，并一直延续了下来。

阿瑟·格雷说，外出野餐或游玩时，一套完备的茶具是日本人必须要带上的东西，是Ju-bako，也就是“野餐箱”必不可少的组成内容，而且每个日本人都要有并且出游时要随身携带。

日本有许多仪式茶会（ceremonial tea-parties）、社交茶会（social tea-parties）和文学茶会（literary tea-parties），阿瑟·格雷认为，这些茶会反映了日本社会的正规宫廷礼仪与武士精神，而这些内容流传下来更是一种传统，而非其功能性。对那些绅士们而言，那些茶会是排外的，这非常重要，茶会的形式和仪式级别也是在社会中进行明确区分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日本的茶道呢？查尔斯·E·亚特伍德（Charles E.Atwood）认为，日本茶道是一种以茶叶完成的礼仪，它在日本拥有着最高的严肃性与敬畏之心，达到了优雅的最高境界。

可以这样认为，日本茶道是一个庞杂的概念，就如同中国茶文化一样，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很难形成一个公认的权威的定义。日本茶道总体上包含着物质性内容，比如茶室、茶会、茶庭等，也包括精神性内容，甚至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另外就是茶事的流程，也就是在制茶、敬茶、饮茶等动作中的程序与方式。从思想方面而言，日本茶道一般包括“和、敬、清、寂”四个核心内容。“和”注重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沟通与默契；“敬”注重的是一种无差别之礼；“清”注重的是无杂念的清净之心；“寂”注重的是一尘不染的心境。日本茶道也称作“茶之汤”，即村田珠光对茶道的直接阐释。为完成茶之汤，就需要主客之间的良性互动，包含物质性内容、精神性内容以及程序与方式。

显然，日本茶道的形成与发展是一种社会史的进程，也是一种文化在接受、生根与濡化的过程。在其中，中国茶叶与文化的影响不能抹杀，而中国社会中的诸多元素也通过这种茶叶的社会进程传至日本，成为日本茶道元素中的重要构成。

[1][2]张宏庸.茶的历史[M].茶学文学出版社,1987.

[3]福冈通讯《亲上加亲》[N],人民日报,1956-6-26.

[4]陈椽.茶业通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5]棚桥篁峰.日本茶道的渊源与演变[J].彭璟,郭燕译,农业考古,2012(2).

[6]Arthur Gray.The Little Tea Book[M].New York:The Baker&Taylor Company,1903.

[7]罗国中.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7(1).

[8]牛致功.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9]靳飞.茶禅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10]Okakura-Kakuzō.The Book of Tea[M].New York:Fox Duffield,1906.

[11]Charles E.Atwood.The Romance of Tea[M].New York:Irwin-Harrisons-Whitney,Inc.1934.

[12]赵方任.日本茶道逸事[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13]施由明.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比较略论[J].农业考古,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