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明

作为一个从事20世纪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与《新青年》结缘是必然的。毕竟，那是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就这个研究对象来说，它属于过去，是曾经存在过的辉煌。谁都不能否认，《新青年》是我国现代思想史上可遇不可求的精神贵族。

但是，贵族也需要贵人。作为故纸堆中一方静态的存在，如果没有“知遇”，“永远的《新青年》”也只能永远以废墟的形式蜷缩在图书馆的一角以醉卧状“永垂不朽”着。这一“存照”，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一次艰难的选择，更是可遇不可求的百年等一回

作为20世纪一轮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多少人期待《新青年》有被激活的那一天。在众里寻“她”千百度之后，还需要寻找另一个“他”。将这个“他”与“她”相提并论的话，醉翁之意不在酒，最终还是要看：谁能与“她”同醉。而这个“谁”比千百度地寻“她”更难，甚至有众里寻“他”千万度的艰难。

这是一次艰难的选择，更是可遇不可求的百年等一回：那人，不是在灯火阑珊处，而是一种来自你情我愿的千呼万唤：“和你化作一团火焰。”于是，这才有了我们今天打捞那场尘封的历史记忆。

1995年初夏的一天，我在南京大学接待了专程来访的王国钦先生。当时，我在南大做博士，还比较年轻；他在河南人民出版社文艺处做编辑，长我一岁。我们在南苑餐厅边吃边聊。国钦兄希望能挖出些“金矿”，从我的头脑里产生“风暴”，然后纳入自己的创意；我则希望他有合适、轻便而且手到擒来的命题作文。不过，双方一个共同的希望，就是在相互交流中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