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玲玲，金喜在

(1.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2.东北师范大学 商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在我国，“农业转移人口”一词最早出现在2009年中央经济会议上，后在2010年部署全国经济工作时明确 “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随后，因其简洁精炼、高度概括而又切合我国国情而被广泛采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清除制约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推进经济平等交换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均等分配，充分展现了我国政府大力推进城镇化，切实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决心。

一、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教育必要性的相关研究

马克思指出：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按照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所有工作的净利润趋于相同，因此，那些脏累差和危险的工作以及需要更多教育和培训投入的工作，就必须提供高工资，以便对那些损失做出补偿。”[2]按照工资补偿理论，工作环境较差的员工获得的薪酬应高于工作环境舒适的员工，高出的部分即为补偿性工资。纵观世界发展史，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基本上从事最脏最累的工作，但却难于追求效用最大化，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可选择的替代性工作种类少而无法得到高工资补偿。按照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劳动者技术和教育的投入可以提高工作能力和劳动熟练程度。作为对人的资质的一种投资，教育既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是使人自身潜能得以开发从而增加收益的一种投资。应该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人口的原始素质差别不大，之所以劳动生产率不同，主要是由于受教育的水平、层次和内容上存在差异。“二元劳动市场理论认为，城市中存在着主导部门和辅助部门，主导部门的薪水和工作条件较好，而辅助部门这两项相对较差。一般而言，本地居民多数在主导部门工作，而辅助部门由于对本地居民缺乏吸引力而导致长期用人不足，因此需要从外部引进和吸收来进行补充，由此就产生了人口迁移的动力。”[3]

我国学者也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孙立平认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民由于个人素质的原因处于就业劣势，即使是将农民进入城市的全部制度性限制破除，他们想要真正进入城市也十分困难。[4]赵延东等认为，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有利于劳动者提高收入和竞争力。这一点在国外移民所获得的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得以证明。[5]刘林平、张春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培训、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的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水平和接受培训水平高的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更容易找到收入相对高的工作；此外，年龄和性别也会对农民工的工资产生影响。[6]俞玲也认为，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接受过专业培训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提高就业层次的主要因素。[7]综合各位学者的研究，目前我国的农业转移人口收入层次低、生活无保障、职业选择空间狭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欠缺文化和技术等正规就业的先决条件。

二、农业转移人口培训的经济学分析

(一)基于厂商角度的分析

图1 厂商和工人分担培训的成本与收益

我们先设定厂商为理性主体，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劳动者的知识技能能显著改善个人及企业绩效。原则上厂商可以通过培训投资增加利润。在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上，许多厂商担心农业转移人口的高流动率会导致无法收回培训成本，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但实际工作又要求提高劳动者素质，因此厂商往往倾向于对能够快速掌握技能并长期稳定地在企业工作的劳动者进行培训。如图1所示：W0为培训期间工资，WS为培训结合后工资，Wu为培训前工资，MRPL为工资率。

只有当EsEoGoGs的面积大于WoWuEuEo的面积时，即：

其中R为贴现率，也就是培训的收益现值大于成本现值时，培训才有可能发生。上述分析要求雇佣双方存在长期劳动关系，如果工人在T0期限内离职，企业就会遭受损失。因此，若能让工人分担培训成本，既可以减少企业风险，也可以提高工人收益。但实践中，多数农业转移人口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承担培训费用，导致双方无法缔结长期契约。

(二)农业转移人口培训供求分析

1.农业转移人口培训需求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对培训的需求是指个体对是否要接受培训的认可程度。在培训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其自身的知识技能水平越低下，培训的愿望就会越强烈，在图2中需求曲线Q就会越向右。

2.农业转移人口培训供给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培训的供给是指培训市场在一定的价格下为获得最高利润而培训的最多人数。受培训价格的影响，培训曲线是一条起点不为零且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起点不为零是因为培训不可能免费提供。图3中的p*点是培训规模为零的点，该点表示可以弥补培训成本支出的最低价格。

3.农业转移人口培训供求关系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是一种内在化的收费性服务，所以具有排他性。由于培训资源和可接受培训的人数有限，增加培训人数的边际成本不会为零。因此培训服务不同于公共产品，提供者可以得到一定的价值补偿，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农业转移人口培训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决定了其供求关系的复杂性。结合供求曲线得出培训市场的均衡图，如图4。

由于培训的正外部性十分明显，社会效用应大于私人效用，在资源配置上需要政府予以一定补贴，如图5所示。农民愿意支付的培训费用为P3，而市场供需均衡的价格为P2，在此情况下会出现资金缺口。为保证接受培训人员的数量和培训的质量，政府就必须提供(P3-P2)这一部分的补贴。若政府资金补贴缺失，或分配不合理，就会造成结构上的供不应求和效率损失，损失的值为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即：

三、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在于融入城市，成为能在城市立足的市民，而在城市立足的关键在于就业，而就业的关键则在于掌握一技之长。对于农业转移人口来说，掌握一技之长要依靠正规的职业技术培训；换言之，正规的职业技术培训是使农民具备成为市民之能力的必要条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改革开放37年来，我国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7.49亿人。大规模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对我国传统经济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虽然在劳动力市场上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庞大，但由于求职者整体素质低下，导致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同时还存在结构性短缺，即企业招不到工人的“民工荒”和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民工荒”并存。2014年《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仅占32.7%，接受非农培训的占29.9%，而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的占到67.3%。可见许多劳动者仍处于入职教育不足、边干边学的状态。

职业技能培训作为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方式，广义上要求受教育者在文化素质、工作技能、价值观、行为方式以及生活习惯等多方面得到全面提升；狭义上则主要强调通过就业技能培训和岗位技能培训，强化受教育者的职业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某种程度上说，狭义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让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先上车，后补票”——先获得在城市安家的技能，日后逐渐通过学习、提升素质而成为真正的市民。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为我国城镇化发展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确立了基本的原则和框架，其中最为根本的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表明了中央政府扎实推进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意志和决心。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提升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综合素质。政府应主导和推进建立完备的培训体系，培养劳动者自主学习的意识，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职业技能培训得到持续性的贯彻落实。

当前，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不到位，致使这一群体在城市就业的前景不容乐观。由于大多数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相对偏低，在城市就业上有诸多不利条件。虽然有的地方政府已经摸索出一些成功经验，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低下。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投资的累积，凝结了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健康等决定劳动生产率的要素。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最明显的壁垒就是人力资本存量低下。在知识经济时代，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专业技术已经成为任何资本都无法代替的最重要的资本。人力资本存量的高低决定了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职务、收入、福利待遇和晋升空间。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在人力资本约束下面临双重困境：一是职业要求和劳动力素质的偏差造成了农业转移人口的结构性失业。在劳动力市场上，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因人力资本存量低下而无法迈过企业招工的门槛，被排斥在用工企业之外。二是部分劳动者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人力资本，未来的职业规划定位超过了个人能力，且缺乏人力资本投资观念。出于降低管理成本的考虑，许多企业对其员工在提高素质和进行人力资本再投资方面有着强烈的需求，而农业转移人口最先关注的往往是稳定的城市生活以及权益保障问题，大多在进城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意识到提高自身职业技能的重要性。先天的积累不足加之无法获取后天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高回报，使得许多农业转移人口陷入低收入—低投入—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中。因此，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可以加速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更有助于深化其融入城市的程度。

2.农业转移人口未纳入公共就业服务范畴。在我国，基于户籍制度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导致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不均等现象一直存在。推进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应把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就业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并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这就对劳动力市场管理和公共就业服务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劳动力的管理和配套服务来看，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城乡一体的就业信息网络和组织体系的建设)、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失业登记和失业救助、就业管理)和市场监管体系的建设(就业登记、劳动合同管理、劳动执法和劳动争议处理)。统筹城乡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充分就业的一个关键点，打破地区就业壁垒和户籍制度的限制，实现城市与农村就业者公平就业，建立跨省市、跨乡镇的统一就业服务市场势在必行。许多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也无法像城镇劳动者一样享受免费的职业介绍和就业服务，在城市以非正规就业为主。相对于正规就业，这种就业形式虽然门槛低、机会多、灵活性强，但却是以忍受极大程度的不公平待遇为代价的。比较而言，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通常要高于他们的父辈，在就业观念上往往会参照市民的标准，其中一部分人在城市受到不平等待遇后会沦落为无业者或重返农村。这无疑会延缓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3.农业转移人口对职业培训存在认识误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数量巨大，要满足如此庞大的群体的培训与就业服务需求，仅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政府的推动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牵引社会培训机构和各界力量参与进来，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社会培训机构举办职业培训活动通常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我们注意到，由于接受知识能力的差异，农业转移人口中的许多人认为参加培训的回报率低，付出的时间和金钱可能变成沉没成本，从而放弃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应当加强宣传教育，积极引导农业转移人口认识到非正规就业的局限性，激发他们积极主动地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

4.农业转移人口的培训投入严重不足。长期以来，国家一直把职业培训的重心放在城市，资金及技术投入也向城市倾斜，而对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则重视不够。教育是百年树人工程，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它既需要时间成本，也需要社会财富的大量投入。对于转移农业人口的成本，《规划》中提出了政府、企业、个人三者分担的机制：“政府要承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义务教育、劳动就业、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以及市政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成本。企业要落实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制度，加大职工技能培训投入，依法为农民工缴纳职工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费用。农民工要积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并按照规定承担相关费用，提升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明确规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的成本由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这在施行中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方面，就企业而言，它们更愿意把有限的培训费用花在那些高层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等投资回报率较高的人员身上，而对流动性强、替代率高的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有可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另一方面，对农民工个人而言，他们微薄的收入以及投资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导致许多人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和主观意愿进行职业教育投资。

5.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就业错位现象突出。我国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与当时正处于资本主义初期的英国的“圈地运动”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无需培训就可以承担起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工作，不存在劳动力就业错位的问题。我国当前的城镇化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进城务工的情况，当时仅需要进行简单的培训就可以进入工厂工作，这也符合当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迅猛发展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陆续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这表明我国出现了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之间的错位。时至今日，我国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大批没有一技之长的农业转移人口面临着进城就失业的严峻问题。而快速无序、不设前提的城镇化，则会将这一问题变为巨大的城市顽症。

四、关于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教育问题的政策建议

第一，充分重视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教育问题，着力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素质。首先，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完善资金管理。政府在这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企业作为用人主体和劳动者技能提升的最直接受益者，也应承担一部分费用；从个人利益上看，技能决定收入水平，因此农民工个人也应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其次，整合教育资源，明确学习目标，提高培训效率。农村青年选择对口的职业技能教育是其进入城市的最佳选择。因此，应在现有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建设一批有示范和带动作用的教育基地，扎实开展知识技能培训。再次，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和能力都较强，对其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对于促进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个人收入都将起到十分显著的效果。

第二，完善公共就业服务。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必须从职业培训、劳动保障、支持创业等方面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首先，引导潜在的农业转移人口树立职业规划意识，安排那些已完成义务教育并有意愿进城务工的农民子弟参加必要的职业培训，使其具有一定的职业技能水平，以适应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提升他们在城市生存和生活的能力；在农村地区和贫困山区开设专门的适应城市就业需求的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培训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保证培训资金的专款专用和资金投放后的监督与管理，避免资金的浪费和重复建设。其次，保障城乡公平就业。城市用工单位对原户籍人口和农业转移人口应一视同仁，按照法律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在薪酬、工作时间、工作待遇以及各项保险费用的缴纳方面平等对待；确保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劳动者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时不受歧视和限制。针对我国社会保障缴费标准高和农业转移人口流动性强等特点，各级政府和用工单位也应该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充分就业。再次，合理分配资源，提供完善的公共就业服务，为那些有就业和创业需要的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必要的帮助；部门联动，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服务功能，完善文化卫生、职业教育和公共就业服务体制；改善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市场上的弱势地位，鼓励有一技之长甚至有能力创业的劳动者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

第三，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在我国，职业技能培训对经济发展的稳定与促进作用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在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农村劳动力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高达70%以上。在瑞典，失业培训不仅是免费的，而且参加培训者还能拿到一笔救济金。美国通过颁布《再就业法》、《就业培训合作法》等法案将职业技能培训纳入了法制轨道。为了顺利推进城镇化战略，我国必须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大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增加培训的种类，扩大培训的覆盖面；拓展培训的深度与广度，开展多样化、全方位的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通过开展远程教育、网络授课、集中培训、订单培训等形式向农业转移人口提供简单实用、高效便捷、质优价廉的技能教育；给予职业技能培训以强大的资金和物质保障，确保培训能够长期有效地开展下去；强化企业职业技能培训的责任，鼓励企业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培训活动；积极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鼓励农业转移人口考取相关证书，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降低职业鉴定资费，推动职业培训上档次、上水平；开展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专项培训，依托重点培训机构，加强实训设施建设，合理设置课程和培训内容，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第四，加大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财政直接投入力度。无论是从工业反哺农业的国家战略出发，还是从弥补长期二元制下农业人口所付出的经济代价的正义性出发，政府部门都应当成为农业转移人口成本分担机制中的主体，特别是在职业教育的投入上。无论在财力上还是财政管理技术水平上，目前我国已完全具备对农业转移人口实现数字化精确管理的条件。建议参照农业“四大直补”的做法，直接发放职业教育补贴，汇入个人专门的培训账户并专款专用。这样，既有利于激发农业转移人口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又能够促进社会各类职业教育机构提高办学能力。

第五，因地制宜地在农业转移人口中开展职业教育。各地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教育不能搞一刀切，要与当地的人口发展、产业规划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培养符合本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的实用型人才，以利于加快转移人口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发展的融合度。

总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国家的重大战略举措，而职业教育则是关键环节。搞好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教育，可以将人口转移与人力资本升级、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破解人口红利拐点的难题。我们可以将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看作是一个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的良好契机，一方面弥补我们对农业转移人口权利保障的制度缺口；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有效提升劳动者的素质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这种意义上说，低端劳动力红利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人力资本提升所带来的高素质劳动力红利刚刚开始显现。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0.

[2]德克思·博斯沃斯，彼得·道金斯.劳动市场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415.

[3]钱文荣，黄祖辉.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6-17.

[4]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8-110.

[5]赵延东，王奋宇.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2002，(4).

[6]刘林平，张春泥.农民工工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还是社会环境？——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模型[J].社会科学，2007，(6).

[7]俞玲.农民工职业层次分析与人力资本约束[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