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保柱

上世纪九十年代，杨润身老师在他的家乡平山县挂职体验生活时，我曾到他的住处看望过他，但更长时间的一次接触是在北京鲁迅文学院。那是2000年的冬天，鲁院要召开建院50周年庆祝大会。我的隔壁住的就是杨润身老师，饭前饭后，我们常在学院门口的小街上散步聊天。

他是一个很正直、很善良、对老百姓有着很深感情的人。1959年搞“大跃进”时，全村的人都吃起了食堂的大锅饭。他看到社员干活的积极性减弱了，天冷了，满地的秋庄稼和瓜果蔬菜都冻毁了收不回来，他心疼得厉害。在一次单位召集的全体会议上，他激动地说，“这样搞下去，老百姓会饿肚子的……”就因为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被打成了“右倾主义分子”，经常挨批斗。他怒气、怨气郁结于胸，不久肝病复发，得了肝硬化、肝腹水。在医院治疗期间，同样是十多岁入党的老伴儿，夜里紧紧攥着他的手，安慰他，精心照料他。

造反派关起门来，拳打脚踢，数不清把他打了多少次，他昏死过去多少次。一天，老伴儿来给他送饭，饺子里用糖纸裹了个小纸条，上面写着：老杨，你不能死，好好活着，我和孩子们等你回来！

有亲人精神上的安抚和鼓励，也有着对共产党的坚定信念，杨润身这条硬汉子，经受了十多年的残酷折磨，终于挺过来了！可是，这时他却不能写东西了。他手握不住笔，写不成字。他感到极度的痛苦。一天，平山老家的人来看望他。他们聊着村里的乡亲，村里的事儿，他心里感到从没有过的痛快。这时，他心里一下子明白过来——原来，他生命的根在家乡，他创作的活的泉水也在家乡。于是，经过反复思考，他毅然决然离开了繁华舒适的天津市，回到“生身养命”的家乡故土——挂职任平山县委常委，长期到农村深入生活和写作。他后来曾对人说：“我正在寻找失去的创作感觉，我的笔丢了，要到故乡，革命老区平山县去找……”

家乡，是多么亲切、多么难忘的地方！在这里，他十四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在这里为革命流过血流过汗。他回到这里，觉得浑身发热，身心振奋;他回到这里，瞻仰当年战友们流血牺牲的地方。他谢绝了县委配给的小轿车，整天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深入农村，在田间、地头儿、炕头儿与农民促膝谈心;他热情接待文学青年，参加他们的作品讨论会……挂职30年来，他先后创作出版了《风雨柿子岭》《九庄奇闻》《魔鬼的锁链》《危险的火花》等多部长篇小说，共计200多万字。为此，他深有体会地说：“我来到家乡人民生活中间，觉得像鸟儿入了林，鱼儿入了水，一棵小草长在沃土上，觉得是世界上一个最自由的人，最愉快的人，最幸福的人……”

杨老师十分关心和支持家乡的文学刊物。他在写长篇小说的空暇，曾为家乡的《当代人》文学月刊撰写过《被囚的歲月》《笑忆阳光明媚的日子》等多篇散文作品。

润身老师每出版了新作总是及时寄赠给我。在他给我的《危险的火花》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深深热爱着自己的家乡，热爱着生活还很不富裕的平山乡亲。我抛不掉故土之情。我的故乡在革命老区，每一片泥土都洒着受难同胞的血泪，每一片山石都刻着先烈的无私，故土成了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