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文

2016年2月1日，由山西博物院、河北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四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晋冀之旅——张守中考古60年手迹》展，在山西博物院艺术中心开幕。

此次，展示了先生出版的十四种著作，包括在学界非常有影响的《侯马盟书》《中山王厝器文字编》等。而几部手书的“文字编”书稿，更是引人注目，书稿上那些标红的字体，显示着从一稿到二、三、四、五稿，乃至最后的定稿，无不倾注着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开幕式上，张守中先生山西的同事、河北原单位的领导以及山西、河北两地的学生，纷纷发言。他们对先生的讲述，真实而生动，对观众观摩解读张守中先生的作品非常有帮助。

这种展览形式，以及四家省级文博单位为一位老先生联合主办展览，在文博界尚属首次。那么，这位张守中先生是什么样的人呢？

一

张守中先生1935年生于北京，祖籍河北丰润。1955年，20岁的他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山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从此，他与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6年，他的考古人生迈出了第一步。由文化部、中科院联合组成的黄河水库考古队，抽调全国各省市人员参加，他便是其中的一员。考古队长由中科院考古所夏鼐所长担任，安志敏担任副队长，工作一年。

在黄河水库考古队工作期间，他听了不少安先生的课，如调查发掘方法、新石器时代考古等。他所在的小组，调查了山西的永济、芮城和平陆，那些日子，他们带着小镐和手铲，每天步行数十里，食宿在老乡家。在调查中，有机会参观了永乐宫旧址，看到了大气精彩的元代壁画。刘家峡的考古调查，他们小组分在洮河流域一线，马家窑、齐家文化遗物的丰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间，又参观了炳灵寺、龙门石窟等。

那一年，对他来说，真是眼界大开，收获颇丰。

1957年春天，他来到侯马，经历了侯马考古工作站的初创期、侯马考古大会战，参加了铸铜遗址、盟誓遗址、上马墓地、乔村墓地发掘，也参加了牛村、平望、台神古城址的勘探等工作。那时，他的文化水平只是初中毕业，从事考古工作算是半路出家。所以，他除了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外，从不放弃业务学习和工作实践的机会，在那里，他积累了许多的实践经验，打下了一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坚实基础。

1962年春，在他的争取下，有了到中科院考古所技术室学习的机会，进修时间长达两年。那两年，他全负荷运转，周一至周六在考古所学习考古绘图，周日到邓散木先生家学习书法，两年中对《说文解字》部首和汉《史晨碑》逐一临摹，收获很大。

1965年底，他参加盟誓遗址发掘，12月中旬，侯马盟书出土，消息传到太原和北京，文化部文物局的谢辰生同志专程从北京赶到侯马。山西省文工会副主任张颔同志请假赶到侯马，查看了那些出土的玉片文字，赶写了一篇简报，并嘱咐他对标本文字作了临摹。12月下旬，谢辰生同志带着部分玉片朱书标本和简报返回北京。1966年，《文物》第2期发表了张颔同志的《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和郭沫若院长的《侯马盟书试探》，文章中都采用了他的盟书摹本。

同年夏天，“文革”骤起，《文物》和《考古》刊物停办，文物考古工作进入停顿状态，侯马盟书标本也装箱封存。

1972年，《文物》復刊，编辑部向山西约稿，为此，考古工作者对盟书开箱整理，发现156坑出土盟书新的盟辞类型，内容之丰富，实为罕见。陶正刚、王克林执笔的《侯马东周盟誓遗址》一文，盟书的摹本仍然是他完成。资料传到北京，郭老再次撰文《出土文物二三事》，对156坑新盟辞作了释文，同时，对前文中的一些误释进行了订正。侯马盟书新一批材料的公布，再次引起学术界关注。

1973年8月，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去山西视察工作，他提出尽快将侯马盟书整理出版，把资料公布于众，便于学术界共同研究。随后，侯马盟书整理小组成立，有张颔、陶正刚和张守中先生三人，他负责报告的插图和盟书临摹工作。

盟书文字笔画细小，出土久了，潮气散尽，朱书多有褪色。观察原物时，需强光照射，并以试管滴注清水，以重现原文字清晰度，并辅以放大镜观察，方能下笔。摹写时需精心操作，不能心急。

他对挑选的656件标本约三万余字进行临摹，费时一年。摹本送到北京，出版社编辑经过审核发现了问题，摹本与照片文字不相吻合，要求返工。为了书的质量，摹本只得返工。这次运用了高清晰度的原大照片，摹写起来顺畅许多，不但速度快，而且质量有提升。前辈学者唐兰、商承祚先生看到盟书摹本啧啧称是。那两年，他先后临摹盟书八万余字。

1976年12月，《侯马盟书》问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均发了消息。

二

1976年秋，他调回了河北，机缘又来了。

1977年，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厝墓出土了大量铜器，铜器上铭文数量颇多，无论是在考古发掘工地，还是在石家庄和北京的展厅，他曾多次受命参加文字临摹工作。

铜器铭文临摹难点在于铜器上的刻铭，如大鼎、方壶，其文字极具艺术化，笔画纤细，但又横平竖直，十分挺拔，曲线用笔多为对称，且十分流畅，徒手临摹难度极大。不知失败了多少次，他找到了窍门，那就是充分利用考古绘图硬笔操作，精心修疵。此外，他还得到了商承祚先生的热心指导和严格把关，凡不合格的，商先生都用红笔批改，要求返工重写——经过三个年度不间断努力和数次修订，临摹书写总字数万余字，他终于完成了百余件铜器2400余铭文的临写，并编撰了《中山王厝器文字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中山三器铭文迅速在海内外传播，著名古文字学家陈邦怀先生撰文：“今读张守中同志编写之《中山王厝器文字编》，其征集资料之全，摹写文字之精，成书传播之速，为网罗一国文字之第一部书，信难能而可贵矣。”香港《中国语文研究》刊载曾宪通先生书评：“张守中先生的摹本忠实于原铭，不止要其形似，更要其神合，看他用笔轻重有度，旋转自如，使刻画刚柔相济，颇存刀笔神韵。没有机会观摩实物的人，也可仿摹古人章法，与一般字书比较，可算是本书的特色。”

1973年，定县（今定州市）汉简出土，竹简经过盗墓者火烧，已经炭化，呈黑色，墨书文字颇难辨识。1975年送北京，经专家释读和录文，得知有《论语》《文子》等多种重要文献。1978年，他被派往北京，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对这批竹简进行临摹。

竹简断残、干裂、扭曲，变形严重。上世纪80年代，张守中先生曾带我看过几枚定县汉简，那些已经炭化的竹简，上面的墨迹，在普通光源下需要调整到某种角度，才能看清楚。张守中先生采用二次临摹法，先在白纸上绘出竹简原大图形，写出简上文字初稿，然后用透明纸铺在初稿上，依照实物作第二次临摹，完成正品。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他临摹了定县汉简1713只，28000余字，圆满完成了任务，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

編撰古文字工具书，是非常耗费精力和体力的事情，且经济效益极低。工作中的繁琐和枯燥，若不是亲身经历，是难以想象的。我曾跟着张守中先生，编撰《郭店楚简文字编》，对此深有体会。在工作过程中，他写下叶剑英的诗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来鼓励我。

“文字编”撰写头绪纷繁，需要经过编制文字索引、编排单字顺序、挑选典型字例等近10道工序。如挑选典型字例：一个单字便有上百种甚至数百种字形，首先需要将这些字形分类挑选，字形基本相同的合并，这一步是靠编撰者的记忆完成。然后，用硬笔把字形不同的字一个个临摹下来，之后，才有文字编的初稿。数稿后，才能定稿，非常不易。

上世纪90年代，他先后完成了《睡虎地秦简文字编》《包山楚简文字编》《郭店楚简文字编》的临摹和编撰，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2008年开始，他又奋战3年，编撰了《张家山汉简文字编》，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为书作序，评价他“在几十年间的研究工作中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是效绩最丰的一位学者”。

三

张守中先生是一位肯下“笨功夫”的人。当年，《金文编》一书市场脱销，他借来了书，花费数年时间，用毛笔将《金文编》工工整整抄写了一遍，然后装订成册。他觉得，这样做既认了字、学了知识，还得到了书，方便以后查阅，可谓两全其美。

在临习碑帖上，他下的功夫很大，临摹的碑帖不计其数。做过统计的有：临摹《大麻姑仙坛记》40通;为了编撰古文字工具书，练习小楷，临写《黄庭经》40通;为整理张人骏家书日记，识别书信中那些草字，58岁时又下苦功夫，用了数年时间，临了40通书谱，掌握了那些草字。

编撰古文字编，通过反复的观摩、临写，那些字早已熟记在心。他常把侯马盟书、中山篆等文字融入到自己的书法艺术创作中。他的书法作品，注入了他的学识和素养，技艺娴熟，内涵丰富，格调高古，有浓郁的书卷气。那些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古代文字，就像一棵古老的大树，他的书法作品则像大树上长出的新枝。它们形神兼备，各具风采，焕发着勃勃生机。

张守中先生的曾祖父张人骏，是晚清重臣，曾任两江总督。张守中先生从1979年开始收集丰润张氏资料，曾辗转京、津及丰润故里调查访问。后来，张人骏家书日记发现于北京其后裔旧宅，1987年，张守中先生有机会阅读并整理那将近10万字的草书原件，释文、断句、注解，难点很多。为了释文，他抓紧学认草书，边学边干。两年过去，家书日记粗能看懂，但留下了两百多个疑难字不识。他向同事孟繁峰先生请教，甚至乘火车赴太原，请教山西省博物馆的饱学之士吴连城老先生，最后还剩下10个不识之字。1990年春天，史树青先生来河北讲学，又将其中的7字逐一解疑，另外3字留作存疑。

1993年8月，他编撰的《张人骏家书日记》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之后，又编写并出版了《张人骏墨迹选集》《张人骏考略》《方北集》等著作，为晚清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如今，张守中先生已是耄耋之年，却仍在伏案工作。他说：“我已经过了80岁，趁着精神还好，把从事文物考古工作60年来，旧藏的4300封信，选有价值的出本《藏信选集》，力争尽速完成。”

回顾自己这几十年的工作，张守中先生觉得有两大幸事，一是得名师指导，如邓散木、商承祚等老先生;二是有缘与古人面对，临摹古文字。他说：“我的人生大戏中，唱主角的就是古文字的临摹，还有古文字工具书的编撰。”他很庆幸自己从事的事业，觉得“这辈子赶上了好多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