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静

(安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中国文化输出的顺应策略——《红楼梦》两英译本中麻将等游戏情节的语言翻译对比研究

张静静

(安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南232001)

摘要：面临文化全球化和中外文化翻译作品严重逆差境况，作为我国对外文化战略中的可持续发展策略——文化输出迫在眉睫。然而对于“输出”的方法和途径，争议颇多。选取被誉为“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麻将等游戏，根据顺应论，从语境关系及语言结构的顺应的角度，对比研究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两译本中麻将文化的翻译策略,以期为中国译者确立正确的翻译价值取向、选择恰当的文化输出策略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文化输出；麻将文化；顺应论；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

在当今世界倡导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强盛，经济高速发展。然而，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界学者却对“全球化”这一概念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误读。全球化是否意味着“一体化”或者“西化”？ 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提出了“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1]和“走出东方”[2]观点，胡适倡导“充分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3]论断。他们在照搬挪用西方新潮思想和先进观念的同时，势必造成本国文化的低迷，从本质上来说是急功近利。与此同时，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掀起了对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热潮，造成了文化领域，尤其是中外翻译著作上严重的“逆差”。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受这种“全盘西化”和“拿来主义”影响，在全球文化交流中一度处于弱势地位，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和殖民。如何重建中国文化和精神生态平衡，抵御外来强势文化的侵袭，成为中国文化在本世纪的首要任务。

对此，王岳川教授提出了“文化输出”这一可持续发展策略。“文化输出(Culture Export)是当前中国在“文化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文化输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向国外传送中国文化，而是新世纪中国文化战略问题。”[4]在这一战略背景下，翻译，作为沟通文化交流的桥梁，传递两国文化的“使者”，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翻译可以使本国文化精髓“走出国门”，纠正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书店中最多的是‘风水’、‘易经’‘八卦’‘菜谱’，当然还有一些有关形形色色的不准确、甚至是歪曲我们中国现实的图书，很少有真正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文化和以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出版的介绍当今中国的图书”[5]，因此文化输出需确立正确的翻译价值取向以及输出能代表中国浩瀚历史沉淀的传统文化。本文选取被誉为“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中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麻将等游戏，以顺应论为观照理论指导，对比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两个译本中的具体翻译策略，以期得出对文化输出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的结论。

一、顺应论简介

顺应论(Adaptation Theory)是语用综观论(a perspective on language)的核心内容，属于宏观语用学范畴。1987年，比利时国际语用学学会秘书长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在Pragmatics: a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一书中否定了长期以来语用学被认为是类似于语音学、句法学、语义学等分支的语言学的分相研究，跳出语言学的视阈，认为凡是与语言有关的领域都属于语用学的研究范畴。在这一著作中，“顺应”理论崭露头角。1999年，维索尔伦在新作《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一书中，进一步诠释和完善了顺应理论，并将英美学派的语用分相论和欧洲大陆学派的语用综观论结合起来，构建出一个新的全面的语用学理论框架。他认为，语言的使用就是一个在不同意识状态下不断对语言进行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说到底是由语言内部(即结构)或者语言外部的原因所驭动。选择可以同时发生在语言内部结构的任何一个层面上，包括语音、语调、词汇、句法、篇章等；语言使用者不仅选择语言形式，同时还选择使用策略。为了在语言使用中作出适当的选择，使用者还必须掌握语言本身所具有的三种特性：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以及顺应性(adaptability)，三者紧密相关，变异性和商讨性为顺应性奠定了基础，顺应性是核心。

顺应论以一种全新的视角，从认知、社会、文化等宏观方面对语言的使用和交际进行综合考察。根据顺应论，我们可以从四个视角来研究语言的选择与顺应：①语境关系的顺应；②语言结构的顺应；③顺应的动态性；④顺应过程的意识突显(salience)。语境关系的顺应侧重于语言外部环境，语言结构的顺应则倾向考察语言内部的因素，顺应的动态性指的是语言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顺应过程的意识突显程度考察的是交际者在语言使用和选择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和心理因素。在顺应论的理论框架内，翻译就是“译者在不同意识程度下动态地对译文语境以及语言结构等层面做出顺应性选择的语言转换和文化传递的过程。”[6]翻译实践中，译者在选择语言、作出顺应的过程中，要涉及译者的某些认知因素和意识形态，即译者在“语言使用中表现出来的有一定语用功能特性的自返意识。”[7]67因此，译者的意识程度和意识形态对于语言的选择和意义的生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翻译，究其本质而言，是跨文化交际活动。正如维索尔伦所说：“与其说翻译是语言使用的独特类型，莫如将其看作一种交际活动，与其它以言行事的活动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语用综观论不仅意在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语言使用，也会对认识翻译现象大有好处。在翻译与其他语言使用形式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体，即是说，任何人使用语言都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翻译”[7]55-56。因此，我们可以借助顺应论的视角对翻译全过程进行审视，从而作出更准确的选择。

二、顺应论视角下《红楼梦》两译本中麻将文化的翻译策略

《红楼梦》中对于麻将等游戏有大量的描写。据史料记载，麻将起源于两千多年前风靡宫廷和民间的一种游戏——搏戏。搏戏由于其强烈的娱乐性和博彩性受到了帝王和民众的青睐。到元末明初时，搏戏的发展日趋完善，麻将的雏形基本形成；而至清朝时期，麻将成为正式的牌名，由原来的纸质改为更类似于现代所用的骨牌形式，并形成了一套144张牌和每把13张的定型打法。《红楼梦》中所描绘的社会背景正处于麻将新旧形式交替时期，因而本文所研究的麻将等游戏，既包含现代意义上的麻将，同时也涵盖了麻将的早期形式——搏戏。由于麻将是中国民间历史最悠久、普及面最广的一项传统娱乐方式，在英美文化中并没有完全对应的实体和词汇，因而在翻译时，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策略来传输这一文化意象。以下将分别从语言结构顺应和语境关系顺应的角度来对比研究两译本的翻译：

(一)语言结构的顺应

语言结构顺应是指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使用者对于语言的选择必须顺应语言内部各层次的结构，包括语言、语码和语体的选择，也包含语言构建成分的选择，比如词汇、句法和段落。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汉语注重意合，讲究形散神不散，强调语言在意思上的整合统一；英语注重形合，强调结构上的衔接连贯。在翻译时，译者选择译文语言必须考虑到不同语言结构的特点而进行动态的顺应。以下着重讨论在词汇、句法和段落层次上的顺应。

1.词汇层面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联想意义构建、分类以及词汇搭配上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应顺应它们各自的特点，运用上义位词概括、对等词替换、加注或借用相关词汇等策略，才能更好的传递原作词汇中负载的信息，达到读者的期望。以下用表格的形式将《红楼梦》两译本中对于出现频率较高的麻将等游戏名称的翻译做一直观对比(见表1)：

表1　《红楼梦》两译本麻将等游戏翻译对比

例①选自《红楼梦》第十九回“因此，宝玉只和众丫头们掷骰子赶围棋作戏。”“掷骰子，赶围棋”指的是参与者使用围棋棋盘，扔两个骰子，根据骰子点数走围棋子步数，先到达终点的赢钱。根据此游戏规则，杨宪益夫妇选择用译语文化对等物“dice or draughts”替换。其中“draughts”指国际跳棋，起源于欧洲，与中国传统的“赶围棋”无论是形式还是玩法上均存在着很大差异，因而无法准确传递原文所负载的文化信息；而霍克斯将其译为“racing-go”，并加注释详细解释其具体玩法，为译文读者引入了这一全新的中国古典娱乐方式，更好地顺应了两种语言在联想意义构建上的差别。

根据冯其庸和李希凡所编著的《红楼梦大辞典》记载，“抢快”为骰戏之一种，所用骰子多为三枚，掷出点色相同(如三个“四”)或相连(如“三”“四”“五”)者获胜。在此，杨宪益夫妇使用译入语中更具概括性的上义位词“dice”，虽笼统概括其类别，但失其文化韵味；而霍克斯选择直接移植源语词汇，在名称中大致涵盖其特征和玩法；“赶羊”作为骰戏的一种，杨宪益夫妇将其译为“cards”明显有失偏颇，容易给为译文读者误解；霍克斯在译文中，先给“赶羊”大致定位为“dicing game”的一种，再直译其字面意思，同样的方法还用在对“打天九”的翻译上。这种传统的异化策略顺应了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保留了汉语的语言特点和文化意象，将中国这一传统游戏引入读者视野。

2.句法层面。 前文提到，汉语注重意合，强调句子在意思上的连贯；而英语更倾向于形合，关注句子之间的衔接连贯。因此，在汉译英时，译者需按照汉语和英语在句法结构上的差异，顺应英语重形合的特点，在句式上对语言进行重组，使译文符合英语行文习惯，意思连贯，逻辑清晰。如原文第五十六回中：

原文：那不得管地的，听了每年终无故得钱，更都喜欢起来，口内说：“他们辛苦收拾，是该剩些钱粘补的；我们怎么好‘稳吃三注’呢？”[8]283。

杨译：Those with no special assignments were also pleased to learn that they would be getting something for nothing. “If they do the hard work they deserve to make a little money, ”they said. “How can we sit idle and rake in a profit too?”[9]589

霍译：After all the hard work they’ll be putting into it they ought to have a bit extra for themselves. Doesn’t it seem right that we should sit back and collect the jackpot without having to do anything for it![10]51

在本句中，“稳吃三注”是麻将等游戏中的术语，三注原指“押宝时在上门、下门、天门三处的赌注”[11]，后经过历史文化的润色，逐渐俗喻指人不劳而多得。原文中借用这一麻将游戏的术语及设问句来描绘园中婆子们对探春这一提议明拒实喜的肯定态度。杨宪益夫妇在翻译时，采取了意译的策略，诠释“稳吃三注”这一术语的含义，但保留了原句的疑问句式没有表达出说话人的实际态度，可能会误导目的语读者。而霍克斯在翻译时，为了再现这一文化意蕴，用jackpot(赌注，积累的赌金)代指“三注”，并将原文的设问句译为感叹句，清晰明确的表示出说话人的态度，从而充分地表达出原作的文化信息和语言色彩，保证了跨文化交流的顺利实现。

3.段落层面。 段落层面的顺应指的是整个段落中句子之间的连贯，包括句子的组织、结构以及搭桥参照等关系。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形合和意合上的差距，在翻译段落时，为了顺应英语的行文习惯和读者的逻辑推进模式，译者往往需要对原文的信息结构和语义焦点做一定调整，以符合英文的话题开展和推进模式。如以下段落：

原文：贾珍志不在此，再过几日，便渐次以歇肩养力为由，晚间或抹骨牌，赌个酒东儿，以后渐次至钱。如今三四个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的赌胜于射了，公然斗叶掷骰，放头开局，大赌起来。家下人借此各有些利益，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局势，外人皆不知一字[8]52。

杨译：But since Chia Chen had other ends in view, alleging the need to relax after their exertions he soon started arranging card games in the evenings and they laid wagers while drinking. So little by little these turned into gambling parties. Now after three or four months, gambling had priority over archery and they played card, diced and gambled quite openly day and night. The servants, getting more perks, encouraged this and so it was now routine - quite unknown to people outside the family[9]602.

霍译：But it was not of course in the archery that Cousin Zhen was interested. On the grounds that resting the muscles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one’s training, he was soon advocating a little cards or dice in the evenings as a means of relaxations. At first they played only for drinks, but soon they were playing more and more for money; the time spent on gambling gradually encroached on the time devoted to archery; betting became more open; and finally with the formal opening of a “bank”. Some three or four months previously, regular, organized gambling for heavy stakes had become a daily routine. The Ning-guo servants, who grew fat on the pickings, were delighted with these new arrangements and, if possible, for ever, took very good care that no one outside the mansion should get to hear about this.[10]492

该段选自原文第75回，描述贾珍以休息为由开展赌博活动的发展。根据汉语重意合的特点，原文在行文中并无连接词，意义上却连贯，两位译者在翻译时均根据一定的逻辑顺序，将关联词补上，以符合英文的上下文衔接和语义连贯。杨宪益夫妇在翻译时更偏向按事情发展顺序安排译文，而霍克斯则加入了如“at first, but soon, finally”等表示时间顺序的词语。两者均对原文信息出发点与行文结构做出了较大的改动，以顺应英语读者的逻辑思维方式。

(二)语境关系的顺应

根据顺应论，语境关系的顺应指的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使用者对于语言的选择必须与相关的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顺应。语言语境包括上下文、语篇内衔接、篇际制约和线性序列等；交际语境指的是语言使用者的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以下将重点讨论译者对交际语境的顺应：

1.对物理世界的顺应。 对物理世界的顺应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时间和空间的指示关系，也包括交际者的肢体语言、手势语、生理特征、外貌等。时间包括事件时间、指称时间和说话时间。空间指绝对空间和参照指示对象的相对空间。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译者担当了双重身份，既是原作的阅读者，又是译作的信息发起者，因而译者往往需要站在“联系古今”以及“沟通中外”的角度上，顺应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物理世界和文化思维上的差异，选择合适的语言，以满足译语读者的阅读视野和审美期望。例如：

原文：“一时鸳鸯来了，便坐在贾母下首。鸳鸯之下，便是凤姐儿。”[8]306

杨译：Presently Yuan-yang arrived and took a seat between the Lady Dowager and HisHsi-feng.[9]95

霍译：Presently Faithful arrived and sat in the place below Grandmother Jia. Xi-feng sat below Faithful[10]409.

原文选自《红楼梦》第四十七回中描述贾母和众人打麻将时的场景。中国麻将的布局一般为四人一桌，分坐东西南北四方位，相邻的两个方位分别称为上家和下家，这里的上下并不是空间意义上的指示关系。因此原句中鸳鸯坐在贾母下首，凤姐坐在鸳鸯下首，实际上指的是鸳鸯坐在二者之间，以方便向王熙凤提示贾母需要的牌。杨宪益夫妇在翻译时，考虑到麻将的座位特征，顺应文化上的差异，作出适当的调整，将“下”翻译为“between”；而霍克斯直接将其对等为绝对空间意义上的“below”，难免造成译文读者对原文信息的误读和困惑，从而无法顺应源语文化和读者的接受习惯。

2.对社交世界的顺应。对社交世界的顺应指的是交际者在语言的选择中必须符合社交场合、社会环境对交际者的言语行为所规范的原则和准则。社交世界中最重要的因素即为文化，因为不管是语言使用者，抑或是译文期待读者，都生活在具体的社会文化中，其历史文化、社会规范，甚至社会制度等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翻译时，译者要顺应原作中社交世界的规范和礼仪，同时还需顺应译文预期读者的社交世界。如：

原文：贾母规矩是鸳鸯代洗牌的，便和薛姨妈说笑。不见鸳鸯动手，贾母道：“你怎么恼了，连牌也不替我洗？”鸳鸯拿起牌来笑道：“奶奶不给钱！”[8]306

杨译：The Lady Dowager always made Yuan-yang shuffle the cards for her, but now as she chat with Aunt Hsueh, she noticed that the girl had made no move. “What’s the matter?” she asked. “Won’t you even shuffle for me?” Yuan-yang picked up the cards the, asking, “Isn’t Madam Lien going to pay?”[9]95

霍译：When Grandmother Jia played cards it was her unvarying custom to let Faithful shuffle for her. She had been talking to Aunt Xue through Xi-feng’s bit of by-play, but broke off when she became aware that Faithful had made no more. “Come child,” she said, “You’re not too upset to shuffle for me, are you?” Faithful took up the cards with a laugh. “No, only Mrs Lian hasn’t paid up yet.”[10]409

原文选自《红楼梦》第四十七回打麻将场景中的一段对话。其中贾母对于鸳鸯问话，杨宪益夫妇译为“What’s the matter?”“Won’t you even shuffle for me?”；而霍克斯的译文 “Come child,”“You’re not too upset to shuffle for me, are you?”。由于贾母是贾府的最高权威，而鸳鸯只是她的贴身婢女，杨宪益夫妇的译文显然更符合贾母的身份和她常年身居高位的语气，而霍克斯在翻译时“child”以及反义疑问句的使用，不符合贾母和鸳鸯的身份差距和封建社会严厉的等级制度，亦没有顺应原作中社交世界的规范和礼仪。

3.对心理世界的顺应。 心理世界指交际者的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等，包括交际者的个性特征、情绪、愿望意图和信念系统等。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是译者和原作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心智与心智的交流，因此在翻译时既要考虑原作作者的心理世界，也要对处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译者的心理世界有高度的敏感与准确的把握。如：

原文：又向薛姨妈笑道：“我不是小气爱赢钱，原是个彩头儿。”薛姨妈笑道：“我们可不是这样想，那里有那样糊涂人，说老太太爱钱呢？”[8]306

杨译：She turned to Aunt Hsueh. ”It’s not that my miserly and out to win; I play for luck.” “Of course, madam,” replied Aunt Hsueh with a smile. “Who’s so foolish as not to know that?”[9]95

霍译：She turned to Aunt Xue, “You musn’t think I’m grasping, Mrs Xue, I don’t play for the money; but I do so enjoy winning.” “Of course,” said Aunt Xue, “No one would be so idiotic as to suppose that you played for the money.”[10]409

从某种程度上说，贾母的麻将桌其实是贾府女性人物的政治舞台，而王熙凤、王夫人和薛姨妈则是麻将桌上的常客。为了在这个微型政治舞台上讨贾母的欢心，王熙凤等人可谓煞费苦心。不但要不动声色的打贾母需要的牌，还要天衣无缝的配合哄得贾母心花怒放。薛姨妈的话正是反映了这一心理特点，两位译者均顺应了交际人的个性特征和交际意图，通过翻译将薛姨妈巧妙恭维贾母的神态和心理刻画的惟妙惟肖。

三、结语

从顺应论的角度来看，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在翻译描绘麻将等传统游戏的语言时，都尽可能地以中国文化为基准，针对源语和目的语在语言结构和社会文化上的差异，以译文读者认知为导向，在语言使用和翻译策略上做出准确的选择和顺应。然而由于顺应的侧重点和目标不同，他们所选择的翻译策略也有所差别。杨宪益夫妇倾向于传递原文的语言形式、保留中国文化特征以及原文作者的意图等，因而在翻译中大多采用异化策略来向外国读者传输《红楼梦》中所包含的中国特色文化；而霍克斯以读者的阅读期待和接受视野为侧重点，强调译本的可读性和愉悦性，对于一些中国特色文化往往会采取目的语上义词替换或者是解释补充的手法。

尽管《红楼梦》两个译本的翻译策略和顺应目标不同，但他们对于翻译的处理和传输中国文化的价值导向，对于文化输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古语有云：“学术，天下之公器也；学者,天下之良心也。”中国学者应当树立“文化输出”的意识，以翻译为“武器”，向国外传播中国历史文化优秀作品，以扭转中国文化弱势地位，重建中国的“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1]陈序经. 中国文化的出路[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9.

[2]陈序经. 东西文化观[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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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岳川.“发现东方”与中西“互体互用”[J]. 文艺研究，2004(2)：1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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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Tran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9.

[10]Hawkes D. Tran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M]. Harmondworth: Penguin, 1973.

[11]冯其庸，李希凡. 红楼梦大辞典[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689.

[责任编辑：吴晓红]

On adaptation strategy for Chinese culture export

——a comparison between languag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Mahjong

and other traditional game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ZHANG Jing-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unbalanced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culture export has become a crucial sustainable strategy against the shock from the western culture. With Verschueren’s Adaptation Theory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textual correlates and 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y, this paper, based on Mahjong and other traditional game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extolled as “Chinese cultural encyclopedia”), contrasts the specific translation strategies manifested in the two English versions about Mahjong culture for the purpose of setting up correct value orientation of translation and offering certain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choosing appropriate strategies for Chinese culture export.

Key words:culture export; Mahjong culture; Adaptation Theory; 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adaptability; 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

作者简介：张静静(1986-)，女，安徽合肥人，文学硕士，助教，主要研究翻译理论和实践。

基金项目：安徽理工大学青年教师科学研究基金资助

收稿日期：2014-11-25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3-007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