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宁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金融系，吉林 长春 130028）

一、历史回顾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列强用经济和战争的手段，一步一步闯入中国的大门，在长达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对中国进行侵占、掠夺、控制，甚至是统治。在各国列强中，入侵时间最长、破坏力最大、对国民影响最深的，当属日本。而由于旧中国国力衰弱，无力在政治外交和战场上实现国家诉求，故几度出现了“以经济促政治”的民间运动，即抵制日货运动。这种运动，即便是在抗战胜利半个世纪之后，也爆发过若干次。因而，抵制日货运动在中日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本文无意深究抵货运动的历史渊源和政治意义，只期望对其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以便为我们能理性地对待抵制日货运动提供参考。在此，先对规模较大、且影响比较深远的几个阶段作一简单回顾。

（一）1908—1919年抵制日货运动

1908年，因日本商船为革命党走私军火引起纠纷，而后清政府屈服于巨大压力不得不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由此引发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1909年，因清政府无奈接受日本改建安奉铁路的强硬要求，抵制日货运动再起。1915年，因袁世凯签订日本提出的企图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运动再起。1919年，因《凡尔赛合约》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而掀起“五四运动”，抵制日货运动再起。

（二）1931—1933年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因“万鲜案件”使抵制日货运动再次萌发，后因九一八事变达到高潮，“上海事件”后开始逐渐衰落下去，到1933年夏天告终时已持续两年之久。此次运动中，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反日组织和团体，他们有着严密的组织和细致的分工，对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次运动也得到了社会各界、各阶层广大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在运动初期并没有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干涉。同时，这次运动也引起了日本当局的关注。他们除了通过外交途径表示抗议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和经济手段试图挽回这场运动带来的经济损失。［1］在茅盾先生创作于1932年的《林家铺子》中，我们可以间接地体会到这场运动给当时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

（三）21世纪初抵制日货运动

随着日本战败和新中国的成立，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四十年中，日货似乎没有了踪影。但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日本政府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上的一系列不适宜的行为，抵制日货运动又重新燃起。200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议通过的《新历史教科书》中篡改历史事实；2010年，中国一渔船在钓鱼岛海域与日本巡逻船相撞，日方以涉嫌违反《渔业法》为由逮捕中方船长；2012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竟出现了石原慎太郎筹款购岛（即钓鱼岛）的闹剧，最终日本野田佳彦政府决定将钓鱼岛“国有化”，使中日关系日趋紧张。而几乎每次伴随着政治外交的摩擦，民间都会自发地出现抵制日货运动。

二、1931—1933年抵制日货经济效应的分析

（一）抵制日货的整体影响

对于九一八事变后中日间经贸关系的变化，在陈正谟的《九一八后中国排斥日货之检讨》中，以及当时的进步报刊上，有着详细的调查和统计（见表1）。

表1 1931年9月以后日本对华贸易金额表 （单位：千元日币）

表1中的数据告诉我们，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输入贸易金额较前一年相比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1932年4月和5月的数据变化是因为国民政府对抵制日货运动进行镇压，以及日货输华渠道重新畅通的原因。那么，这些变化是否完全是抵货运动的结果呢？考虑到当时发生的长江水灾，以及世界各国经历的经济危机，国民的购买力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这也是造成日货输华下降的一个原因。除日本外，其他国家对华输入的同步下降也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因此，要掌握抵货运动本身的经济效应，还需做进一步考察。周石峰（2009）在《抵制日货的计量检视：1931—1934年》一文中提到，“假定日本以外其他各国进口之指数可以表示中国购买力”和“以所有外货总进口之指数表示中国的购买力”两种方法考察抵货的经济效力，然后再将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进行折中，最后的结论是：1931—1934年间，因抵制日货运动而减少的日本商品进口额用美金计算为234百万元，用国币计算为441百万元，用日金计算为247百万元（具体见表2）。这组数据基本可以反映当时抵制日货运动所产生的经济效力。［2］

表2 1931—1934年中国抵制日货的经济效力 （单位：百万）

（二）抵制日货与产业发展

抵货的同时，伴随的是民族产业的发展。以1930年数据为基数，在1931—1933年中，多种国货的出口数量均明显上升，包括棉布、糖、纸、棉纱、面粉、煤、海产、玻璃、电器、橡胶、机器等。同一时期内，中国船只的数量和运载货物的数量也呈上升趋势。此处以棉布类商品为例，分析一下民族产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表3反映的是各年份与1930年相比，棉布类商品值的变化，其中“—”表示减少。

表3 1931—1933年棉布类商品变化值

表3中一升一降的数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考虑到日本在华开设了大量的纺织厂这一事实，这组数据是否能表明中国纺织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呢？根据陈正谟（1935）对1930—1934年国内华商、日商纺织厂发展情况的统计，华商工厂纺锤与布机增加的指数不如日商。就棉纱产量而言，以1930年为基数，华商1932年减少了3%，1933年增加了13%；而日商1931年约增加了10%，1932年增加了7%，1933年减少了23%。以出产指数计算，同样以1930年为基数，华商各厂1931年增加了3%，1932年增加了24%，1933年增加了44%；日商各厂1930年减少了7%，1932年增加了25%，1933年增加了7%。因此，综合来看，表3中数据的变化主要是华商的发展优于日商所致。所以，抵制日货对纺织等民族工业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2012年抵制日货经济效应的分析

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2012年的抵制日货游行最先于8月18日出现在西安，由此拉开了持续数月的抵货运动。因此，将当年上半年中日两国对外贸易数据与下半年的数据进行对比，以便对抵货运动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此处用到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文中不再详细列示。

（一）总体影响

1.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变化。2012年全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均呈现上升趋势，在抵货运动开始后的下半年，月度数据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

2.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变化。日本在2012年下半年的进口和出口均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与上半年的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对外贸易总额增量在6月份开始由正转负，在8月和12月较为严重，同比分别下降了7.6%和8.9%。中国作为日本当年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抵货运动大范围进行的情况下，有这样的变化是不足为奇的。

（二）贸易伙伴间影响

1.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日本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下半年与上半年相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为4.5%。其中，对中国和韩国的出口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3.9%和4.6%。同时对美国的出口却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上升幅度为0.4%。

2.日本自中国的进口。虽然在总体上看，日本下半年的进口量较上半年有所下降，但其自中国进口的数量却明显上升，上升幅度为6.4%。

（三）进出口构成的影响

1.日本对中国出口主要商品构成的影响。中国是日本的重要出口目的地，每年出口的商品种类繁多。其中数量最大的三类分别是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皿；电机、电气、音响设备；车辆。这三类产品在2012年下半年的出口量均出现明显的下降，尤其是车辆，其下降的幅度达到了27.9%。事实上，在2012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受冲击最直接的就是日系汽车。在运动初期，停放于街面的日系汽车无辜被损的“警告”，使日系汽车在华销量一再下降。

2.日本自中国进口主要商品构成的影响。日本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在2012年下半年有所上升，其中电机、电气、音响设备上升了14.8%，但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皿却出现了9%的下降。

2012年出现的抵制日货运动对中日经贸关系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整体上对日本的影响要大于对中国的影响。具体而言，日本对外贸易总额明显下降，而中国同期没有出现剧烈波动；中国自日本进口的产品明显下降，以车辆类产品表现最为突出；中国对日出口呈现了一定的上涨态势。

四、不同时期抵货运动的对比

（一）历史环境不同

1931—1933年，中国的抵货运动发生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家处于危难时刻且国力衰弱的年代。而日本等列强国家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革命运动，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比我们强大。我们在政治外交上一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国民政府虽有心抵抗，却也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抵制日货便成了民间爱国人士发起的一场爱国运动。2012年的抵货运动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硕果累累的年代，作为金砖国家之一，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国际国内环境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舞台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表达政治诉求显然有比抵货运动更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

（二）经济效应不同

根据前文的测算，1931—1933年的抵货运动确实使进口日本商品的数量下降，并对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当时中国的落后境地使国民在日用品的使用方面没有太多的选择，因为对于日货而言，国内没有充分的替代品，这使得抵货运动收效甚微。1933年5月31日签订的《塘沽协定》意味着这次运动并没有对日本经济造成实质的影响，更没能阻止日本侵略中国的脚步。很快，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2012年的抵货运动使得日本在对外贸易总额、对中国出口额两方面均有明显的下降，表现最为突出的便是汽车产业。根据中汽协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9月份日系汽车在华销量同比下降达40.82%，10月份呈继续下跌态势且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跌破10%，一些商家不得不降价以挽回损失。丰田、日产等大型的汽车生产厂商也纷纷表示将在华减产，甚至一度关停工厂。日本汽车企业的股票在当时也出现大跌，同时与中国市场紧密联系的一些家电企业如松下、佳能、索尼等的股票也随之下跌，导致日经指数重挫。可以说在“爱国”的旗号下，中国扼住了日本企业的喉咙。

但是，上述提到的日本企业，并非是日本本土的企业。自1978年松下成为进驻中国的第一家外资企业起，日本企业陆续来华开设工厂。这一方面给我国政府增加了税收，另一方面也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较多的日货也多数出自这些工厂。但恰恰是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成为了抵货运动的冲击对象。这不免会让我们反思，抵货运动在削弱日本经贸实力的同时，是否也同样削弱着我们自己呢？由于数据的缺乏，无法统计这一时期日本在华工厂员工的失业等情况，但从逻辑上讲，在工厂停产甚至是关门的情况下，受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工人的收入和就业。

五、结论

历史上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几乎都伴随着中日间政治、外交上的摩擦。一方面，国民以这样一种激进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希望以这种方式向日本发出一定的警示，即妥善处理中日关系。就其产生的经济效应而言，虽然看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总的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并且其中还夹杂着对我们自身的负面影响。因此，要想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公平的待遇，不要寄希望于简单的抵货运动，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才是根本。［3］

［1］席宁.1931—1933年抵制日货运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黑龙江史志，2014，（5）：38.

［2］周石峰.抵制日货的计量检视:1931—1934年［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1）：112.

［3］印少云.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与现实［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