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楠，任晓霏

（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镇江，212013）

一、《围城》翻译研究综述

《围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曾被称为“新儒林外传”，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历经时代的考验。学术界对这部小说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围城”和“翻译”为主题词在知网中从1981年进行检索，文章数百篇。其中孙艺风（1995）首次指出《围城》翻译中讹误不少，译文与原文用词语义不完全对等，并且美国俚语使用过多使得围城语言从“仙体”沦为“凡胎”。［1］李悦（2005）指出东西文化差异性导致成语翻译的疏漏和不当之处。［2］这些标志着学界开始从文化的角度探索译文。王磊（2007）指出围城隐喻大多采用直译，优点不言而喻，但是带有“文化负荷”隐喻的翻译应灵活处理不能一味直译，［3］说明学界开始关注文体风格在译文的再现及直译和意译的利弊。这些都为后期学者研究围城的文体特征及翻译的不同策略提供了范例。随后陆续有学者研究围城的典型文体特征，如象征、幽默、比喻等在译文中的再现情况。相比较而言，对《围城》通感的研究很少，译本更少有提及，在知网中只发现两篇关于通感的论文：崔惠波（1985）和伍立场（1988）［5］。然而，他们的研究仅限于举出少数案例，侧重分析其修辞本身的艺术效果，均未涉及在小说叙事中文体效果和译文中的再现情况。《围城》能饮誉世界文坛，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大量自觉地使用通感。本文期望借助语料库手段客观直接地反映文中的通感文体特征，探讨钱钟书先生使用通感的规律，考察通感的文体效果、美学价值及其在译文中的再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