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智，徐心怡，周 楷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被迫进行大裁员，造成了大量农民工失业。农民工由于自身的流动性大等因素，被迫返乡。同时，随着沿海大批粗放型产业开始向内陆地区转移，不少农民工在这种形势下选择了返乡。（马芒等，2012）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迁移理论开始把目光转向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农民工流动不仅取决于城乡之间的预期收入差距，还取决于家乡和迁入地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在城市内没有找到体面的工作，家乡生活的成本更低，家庭分解的风险更小都是农民工选择返乡的重要原因。（Stark，2003）

研究中国劳动力迁移需要结合本国的特色。国内关于回流农民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返乡的原因和返乡后的出路两部分。从宏观来看，中国的户籍制度、产业转移与城镇化等是造成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原因（杜鹰等，1997），而对于返乡后的出路，有就业或自己创业。一些学者则将目光集中在返乡就业上，从返乡就业现状、影响返乡就业的因素及如何推动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李后建等，2010;马男等，2014）。

国内的研究虽然涉及了回流劳动路的出路问题，但对就业问题研究较少。同时返乡农民工就业的研究多集中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情况研究较少，对西部地区返乡农民工就业研究的空白亟待弥补。

二、数据及研究设计

（一）数据特征

课题组把在外省连续打工1年以上返回家乡的具有农村户口的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在重庆市区县发放问卷。共发放140份问卷，经整理后有效回收134份，问卷回收率为95.7%。其中男性90人，女性44人；98人现已有工作，36人没有工作；了解就业帮扶政策的有76人，不了解的有58人。

（二）变量设置

为了更深入的分析影响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因素，研究将影响就业因素分为自身因素、工作经历因素、家庭因素（马芒等，2012）和政策因素（马男等，2014），各因素的内容及其解释如下。

三、实证分析

在设定模型时，选用因变量为二分变量时的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模型的设定，该模型的标准方程式为：

Y为因变量，即：是否有工作，此处赋值形式是“0=有工作，1=没有工作”Xi为影响再就业因素，βi为回归系数。

经过逐个回归以后，留下了7个显著的影响因素，并对着7个因素采用Enter方法，借助SPSS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从模型的整体检验效果来看，参数都达到了规定的要求，该模型拟合程度良好，以下为各影响因素的分析。

（一）自身因素

1.性别变量P<0.05，性别对返乡后是否能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性别为男的返乡务工者在返乡后找到工作的几率比性别为女的高出6.3倍，由于男性返乡务工者体能更强，技术型岗位更加适合男性，同时在调研中也发现部分的女性是因为结婚、带孩子等原因暂时没办法去找工作。

2.年龄变量P<0.05，年龄对返乡后是否能找到工作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年龄增大一岁，能找到工作的概率下降0.9，由于年龄大的劳动者身体素质和学习能力下降，许多岗位没办法从事。年龄较小的返乡务工者普遍身强力壮，学习能力强，他们找到工作的几率更高。

3.受教育程度变量P>0.1，受教育程度对返乡农民工是否能找到工作没有显著的影响。这是由于返乡就业者家乡多为村镇，这里提供的岗位专业性不强，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即使文化不高也能通过实践很好的掌握这些技术。

（二）工作经历因素

1.返乡前工作的工资变量P=0.161>0.1，返乡前的工资对返乡后能否找到工作没有显著的影响，但P值与0.1接近，这可能是由于样本量较小导致的。

2.技能培训变量P≤0.01，培训情况对返乡后能否找到工作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接受过技能培训的人比没有接受过培训的人找到工作的概率高出18倍。这是因为有一技之长的返乡就业者更能适应专业岗位，并且学习能力比较强，他们更能被优先录用。

（三）家庭因素

家庭人均月收入变量P<0.05，家庭的人均月收入水平对返乡后是否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人均月收入高1元，则其找到工作的概率提高1倍。笔者用家庭人均月收入衡量该家庭的经济水平，收入越高，表示该返乡就业者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通常家庭收入较高的家庭能为返乡就业者提供更多资源，帮助返乡的家庭成员找到工作。

（四）政策因素

是否了解政策变量的显著性P<0.05，政策了解情况对返乡后能否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了解返乡就业帮扶政策的返乡务工者比不了解的找到工作的几率大13倍。这是因为了解政策才能从中发现好的机会，使自己享受到帮扶政策，在政策的帮助和支持下，他们能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增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完善登记制度、加强就业信息的收集与发布

返乡农民工外出就业途径狭窄，主要是靠熟人和亲戚介绍，劳务和中介机构组织农民工劳务输出功能不明显。政府应当实行失业登记制度，将在城镇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失业后的农民工纳入失业登记范畴，平等享受职业介绍、职业技能鉴定、职业培训等公共就业服务，并按规定享受就业援助政策。同时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加大监管力度，在居委会、村委会等单位长期设立招工联系点，建立招工网站、微信平台、信息发布栏，发布相关信息。

（二）适当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

收入差异大会导致农民工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减弱、增强社会不安定因素。政府需在价格机制的主导下适当调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帮助农民工和企业形成较好的信息流通，促进农民工返乡就业竞争的市场化，调节资源的合理配置。

（三）开展培训，提高农民工技能

政府应当对就业劳动者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工作的统筹管理，制定农民工培训计划，投入培训资金，合理确定培训补贴，落实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政策。改进培训补贴方式，重点开展订单式培训、定向培训、企业定岗培训，面向市场确定培训职业（工种），形成培训机构平等竞争、农民工自主参加培训、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鼓励企业组织农民工进行培训，符合相关规定的，对企业给予培训补贴。

（四）政府应当转变农民工就业观念，培养竞争型人才

农民工就业难问题跟他们自身就业观念陈旧有密切关系，所以政府单单给予就业信息是远远不够的，更要培养农民工主动从不同渠道获取信息、评判信息优劣的能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加快转变返乡农民工的就业观念，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

[1]马芒等.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12(2):95-112.

[2]杜 鹰，白南生，等.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3]马 男，魏 凤，等.返乡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省3市6县为例[J].贵州农业科学，2014(1)：224-229.

[4]李后建，等.农民工个体因素对就业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金融危机下返乡农民工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0(3):62-70.

[5]Oded Stark.2003.Tales of Migration without Wage Differentials: Individual， Family，and Community Contexts[A].Paper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on African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ohannesburg，South Africa:p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