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爽

美国大学招生中的政策平等问题研究
——以加利福尼亚大学为例

●李 爽

美国大学招生中存在极大的不平等问题，社会经济形势不利和少数民族群体学生在大学入学率和入学层次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为促进教育机会平等，加利福尼亚大学对当前的大学招生不平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调整了现行招生政策，全面考虑学生基本能力和家庭状况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并利用能力指数和成就指数公式整合学生的考试成绩，使录取学生的标准相同，以有效弥补社会经济形势不利和种族差异带来的不平等。

美国大学；招生政策；教育平等

社会平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而教育平等则是促进和实现社会平等的有效手段。科尔曼指出，教育平等的核心是参与教育的机会均等，使社会出身不同但组别比例相同的人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同等的教育机会。因此，大学招生制度应该保证社会经济不同、种族背景迥异的学生均有平等的教育权利。经过多年努力，美国大学招生基本上实现了平等。然而，形式上的招生平等并没有带来入学机会的实质平等，美国大学招生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学生社会经济状况和种族差异因素的影响，学生入学机会和就学层次等存在明显差距并有逐渐扩大的态势。

一、美国大学招生政策不平等的影响因素

杜鲁门提出，无论在地区、州，还是联邦一级，政府要确保每一个有能力、有资格的年轻人不因财政困难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如果进入大学的机会被限定在那些高收入阶层，那么就会铺就开创阶级社会并使之永存的道路，而这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并不具有的。[1]但不幸的是，美国大学招生制度的公平理想和现实之间依然存在巨大差距。

（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美国大学招生中由于社会经济形势不利导致的不平等早已有案可稽。调查数据显示，社会经济形势不利的白人学生还不到白人在全国总人口比例的10%，而黑人学生则高达33%。[2]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家庭收入最低的学生的入学率比收入最高的学生的入学率大约低三十个百分点，迄今为止，缩小这种差距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实质成效。整体上看各阶层学生的入学率与以前相比普遍有所提高，但最低收入家庭与最高收入家庭学生之间的入学率差距基本保持不变。不仅如此，学生入学层次受社会经济差异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在美国大学的梯层结构中，最高层是名牌公私立大学和知名州立大学，中间层是普通州立大学和学院，而最低层则是社区学院，不同层次的大学在教育质量、社会影响力、教育结果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对学生的就业选择、未来生活会产生巨大影响。统计研究发现，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考取二年制学院的比例分别是11.5%和62%；而进入四年制私立大学的比例则是41.8%和31%。[3]同时，高收入家庭学生进入四年制私立大学的比例远高于低收入家庭者。

（二）种族差异的挑战

美国大学招生一直受种族差异的困扰。尽管《公民权利法》等在法律层面上实现了种族平等，各大学也都采取了表面上的无种族歧视招生政策，但不同种族学生在大学录取中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各少数民族（美国是多种族、多民族融合的移民国家，没有严格意义的少数民族称谓。文中的少数民族主要指西班牙裔、黑人以及亚裔等亚、非、拉国家移民的后裔以及美洲土著的印第安人等；而白人主要是欧洲国家移民的后裔，他们是人口的主体和社会的主流力量）群体在入学率和入学层次上都与白人学生存在显著差异。

衡量教育机会均等的重要指标是该民族学生在大学中所占的比例与该民族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是否一致。2005年，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对不同种族学生大学升学率的调查统计发现，自1972年到2002年的三十年间，黑人学生的大学入学率一直比白人学生低十几个百分点，西班牙裔学生的大学入学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白人学生相差不大，但进入八十年代之后也比白人学生低近十个百分点。[4]据美国学者对近年来不同种族学生就读大学情况的统计发现，印地安人、黑人以及西班牙后裔学生进入公立两年制大学就读的人数占其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50.9%、39.0%、52.5%，接近或超过了各自总人数的一半，而白人仅为34.0%，明显低于少数民族所占的比例。印地安人、黑人以及西班牙裔学生进入公立大学的比例分别为12.7%，9.3%，9.2%，白人学生则为18.6%，大大高于少数民族学生。[5]这表明，大学招生制度在大学教育机会分配方面存在明显的种族特征。

二、加利福尼亚大学对招生政策的调整

有学者强调，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白人学生数量要超过少数民族学生，尤其在高学历群体中，因此优先照顾低收入学生的招生政策无益于种族平等。[6]但是这种研究混淆了绝对数与相对数的差别，尤其忽视了环境的巨大作用。[7]在当代，环境已成为威力巨大的制掣力量。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在“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的最新研究表明，如果家庭条件相似的学生就读于水平差距悬殊的学校，那么他们阅读能力的差异要高于在相同学校中不同家庭的学生。加利福尼亚大学认为，在大学招生中考量环境因素能促进社会经济平等，增加少数民族学生在大学中的比重，基于这种理念，他们对大学招生政策进行改革，以填补社会经济差异和种族之间的鸿沟。

（一）关注基本能力与家庭环境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学生大学入学前的成绩可以分为两类，即可知成绩和可能成绩。通常情况下，可知成绩受入学前两种因素的影响。一种是基本能力，即学生的智力水平、努力程度、学习动机等能够促进学习成绩提升的个人素质，主要体现学生学习的内在特点，是学习成绩的主要决定因素；另一种是学习环境，这是影响学习成绩的外部特征，主要由家庭状况和社会环境构成，包括诸如家庭经济收入、父母受教育年限、受教育程度、学校教学质量以及邻里关系和平均就业率等。可知成绩是学生智力水平、学习动机和学习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可能成绩主要取决于智力水平和学习动机，仅与基本能力有关，是独立于环境的个体存在。可能成绩与基本能力成正相关关系：学生的基本能力越强，他的可能成绩会越高，反之则越低。对于父母受过良好教育、学校教育质量卓越的学生来说，他们的可知成绩和可能成绩基本是相同的，但对于环境较差的学生，其可知成绩会低于可能成绩。

当大学毕业时，学生的最终成绩由可知的入学前成绩和基本能力决定。如果两个学生可知成绩相同但学习环境迥异，基本能力更高的学生在大学毕业时的最终成绩会更加优异。因此，可知成绩和基本能力都会影响学生的最终成绩。既然学生的可能成绩与基本能力呈线性趋向，因此也可以认为最终成绩由可知和可能的大学入学前成绩决定。

（二）以能力指数和成就指数公式整合学生的考试成绩

鉴于环境对学习成绩的重大影响，加利福尼亚大学采用了一套复杂的指标体系来掌握影响学生学习的环境变量，主要包括学生的家庭特征、邻里关系和就读的高中质量；家庭特征的参考数据为家庭收入、父母双方的受教育水平、英语是否为母语等，而邻里关系主要以邮政编码界定。通常情况，美国大学招生考试主要采用两类指标来测量申请学生的大学前成绩，即学术能力评估测验分数（SAT）和课程平均成绩（GPA）。学术能力评估测验分数与环境具有内在的联系，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母语为英语能极大提高测验分数；而课程平均成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尽管稍弱于上述两者的关系，但也具有相似性，虽然父母学历的高低对学生课程成绩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母语是否为英语与其有直接的关系。

环境是学习成绩的重要预测因素，使用统计回归技术可以准确估计环境和学习成绩的内在联系，在特定环境下充分利用这种联系，建构回归模型，并通过这种模型预测学生在该环境下的学习成绩，然后把该模型运用到不同学生的学习环境中，就可以知道每个学生的学习成绩。为掌握学生基本能力的数据，加利福尼亚大学主要采用下述方法：

学术能力评估测验分数（基于学习能力）=已知分数―预测分数（基于环境）

课程平均成绩（基于学习能力）=已知成绩―预测成绩（基于环境）

在制定招生政策时，把测量学生可知入学前成绩的两类指标——学术能力评估测验分数和课程平均成绩合并为单个的成绩指数，通过赋予这两类指标不同的比重形成一个统一体，使所有学生的录取标准都相同。

成绩指数=2.5×学术能力评估测验分数+1000×课程平均成绩

本着相同的方法和原则，通过把基于学习能力的两种成绩测量数据融合，我们也可以创造一种能力指数：

能力指数=2.5×学术能力评估测验分数（基于学习能力）+1000×课程平均成绩（基于学习能力）

加利福尼亚大学主要使用这两种指数作为学生录取的依据，把所有学生的学习成绩置于同一起点进行比较，以此来全面考虑学生能力和环境等主客观因素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最大程度保证弱势群体的平等受教育权利。

（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具体招生政策

学生的学习成绩并非固定不变的，图1直观显示了大学申请前后学生成绩的变动轨迹，其中实线说明基本能力较高的学生的成绩一直呈上升趋势；同时也表明了学习环境差的学生在大学期间可以缩小与学习环境好的同学的成绩差距。如图所示，这两类学生在最终成绩上的差距要小于其可知成绩的差距。虚线表示基本能力低的学生与其余同学在大学期间成绩差距基本不变，这种差距可能主要源于能力，而与学习环境的优劣无关。

图1 学生成绩变化轨迹示意图

加利福尼亚大学主要利用学生可知的入学前成绩和高中测验分数，在掌握体现学生基本能力或可能大学前成绩的信息的基础上，根据学校的招生目标和拟录取学生数量来制定不同的招生政策。[8]这些政策主要包括：（1）录取可知成绩最好的学生。在通常情况下，大学认为可知成绩最好的学生是最具潜力和前途的，尽管他们也希望根据学生的基本能力进行招生，但是相关的信息不足并且难以把握，因此，大学只能根据学生的可知成绩，录取名次最高的学生。根据图1，他们会录取学习环境好的学生而不考虑基本能力的差异，尽管基本能力低、学习环境好的学生可能会比基本能力高、学习环境差的学生的最终成绩更低。（2）招收每一种族中可知成绩最高的学生。该政策以促进种族平等的肯定行动为基础，主要根据成绩指数，招收在本种族群体内成绩最好的学生，并且协调学校中不同种族学生比例的合理性。该政策关注不同种族学生的可知成绩的差异，以及学生的基本能力和学习成绩受环境影响的大小，并把种族差异作为环境的主要代表因素。（3）录取基本能力或可能成绩最高的学生。如果人们相信基本能力高或环境好的学生的成绩会更优异，他们会根据能力指数招收名次最高的学生，或入学前成绩最好的学生，并在招生过程中参考提高学生成绩的环境因素的作用。根据图1，他们会招收基本能力最高的学生，而对环境因素考虑很少。（4）录取大学毕业时最终成绩最高的学生。该成绩是对学生的可知入学前成绩和环境预测的结果，如果人们认为最终成绩高的学生最具价值或在毕业时能获得最佳发展，则一般采用这种政策。

人们普遍认为，少数民族学生比白人学生的社会地位更低，但是其基本能力与白人学生几乎没有任何差别。通过上面的分析，政策（1）强调环境对学生可知成绩的直接影响，因此，社会经济不利、环境较差的学生升入大学的可能性要小，因此少数民族学生在大学中的比例严重不足，政策（2）将会弥补这一缺陷。但根据这两个政策，未被大学录取的学生的基本能力可能会更高。根据政策（3），大学不会招收可知成绩最高的学生，而是录取特定环境下成绩最好的学生，因此在招生名额中，少数民族以及经济状况不佳的学生会有适当的比例。政策（4）需要厘清两种极端情况。第一，如果入学前成绩的差距可以通过努力弥补，即根据学生的基本能力招生，结果会与政策（3）相同；第二，假如入学前成绩的差距持续存在，即依据学生的可知入学前成绩招生，结果会与政策（1）基本相同，但实际情况可能会介于二者之间，因此政策（4）的结果将会介于政策（1）和政策（3）之间。

三、结论及启示

任何一种政策都有缺憾，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加利福尼亚大学为促进招生平等的尝试也不例外。尽管这些政策建立在大量统计数据的基础上，但仍然无法涵盖环境的全部特征，而且，环境的重要变量之一是种族差异，但无论是内部永恒特性还是社会强加影响都无法充分阐释这种差异，通过这些政策可以更加深入地解释种族差异和社会经济差距及其对学生学习的影响。通过调整招生政策，划定新的最低录取标准，确实能够使更多具有潜力的学生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但是人们担心这会鼓励学生虚假填报环境信息。然而，加利福尼亚大学主要依靠学生自我填报信息来制定录取标准、确定招生比例，这能够减少学生不诚实的动机，而且严格的审查程序和从重处罚伪造材料的行为也是一种有力震慑。[9]总之，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大学能够招收到更多高素质的学生，尤其是那些社会经济和种族处于弱势，以及在传统招生标准下被排除的具有较高能力的学生。

我国招生政策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这种平等掩盖了诸多不合理现象的存在。当前在大学录取时，城乡学生和不同社会阶层学生在大学入学率和入学层次上存在明显差距，而现有的招生政策不仅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而且，我国的招生政策大都以生源户籍所在地为标准，在相同情况下，先进城市的学生进入名牌大学的分数线更低，比例更高，这不仅将很多具有潜力的学生拒于大学之外，而且容易引起社会不平等。美国为促进招生平等所做的尝试对我国大学招生极具借鉴意义，各大学在制定招生政策、确定录取名额时，应全面考虑影响学生成绩的主客观因素，包括家庭情况、所处社会阶层、户籍地域等，按照科学的标准对这些因素赋值，利用合理的比例把数值合并，统一所有学生比较的基点，使学校录取学生的标准和要求相同，以此维护弱势群体学生的利益，切实推进招生工作的公平与公正。

[1]Donald E.Heller.Condition of Access:Higher Education for Lower Income Students[M].Westport，CT：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nd Praeger Publishers，2002，27.

[2]William G.Bowen，Derek Bok.The Shape of the River: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Considering Race i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dmissions[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224-228.

[3][美]S·鲍尔斯，H·金蒂斯.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M].王佩雄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316-317.

[4]黄书成.美国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公平性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9，19.

[5]George Thomas Kurian.Year Book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1986-1987）[M].Inc.New York：Gardland Publishing，1988，218.

[6]Thomas J.Kane.Racial and Ethnic Preferences in College Admission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8，431.

[7]Roger E.Studley.Inequality，Student Achievement，and College Admissions:A Remedy for Underrepresentation[J].Research& Occasional Paper Series，2003，（2）.

[8][9]Zwick.R.Rethinking the SAT: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November 2001 Confer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M].New York:RoutledgeFalmer，2004:ix，201-204.

（责任编辑：冯永刚）

李 爽/济南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学、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