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美

（四川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8）

瑞典学习圈运作特色研究*

陈建美

（四川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8）

瑞典视成人教育为社会进步的一大工具，而学习圈作为一种大众现象为瑞典成人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著贡献。瑞典学习圈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具有注重民主、强调平等；话题多样、方式灵活；成本低效益高、经费来源多样；相对独立、管理规范等运作特色。瑞典学习圈的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这对开展成人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至关重要。

瑞典；学习圈；运作特色

一、瑞典学习圈概述

学习圈，以小组成员面对面坐成一个“圈”进行交流和讨论而得名，[1]在瑞典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目前，对于学习圈的理解几乎都是描述性的，一般认为，学习圈又称“学习小组”或“读书会”，“是朋友或熟人组成的团体，他们为共同的目标而组织在一起，并且进行预订的科目或问题的有计划的学习”[2]。瑞典《成人教育法》对“成人学习圈”所做的定义则是：“一群朋友在有计划的基础上对预先规定的科目和课题进行共同学习。”可见，学习圈是一种相对自由的、非正规的成人教育形式，它的建立不仅能够满足成人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对成人的工作以及生活进行指导。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学习圈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首先，以学习圈成员的招募方式为依据，学习圈可以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基于某种大众运动或组织而建立起来的学习圈，其成员基本上共属于某一运动或组织，讨论的话题也主要集中在与该运动或组织相关的共同话题上，且通常情况下学员都是免费的。目前，这种类型的学习圈依然十分普遍，约占学习圈总量的26%。[3]与之相对的是通过广告或者学习协会网站来招募参与者的学习圈，[4]此类学习圈的成员往往不属于同一组织，彼此互不相识，讨论的话题是成员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并不一定是某个组织或运动的相关话题，且大多数都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

其次，瑞典学者Byström和Säfström以组织者为依据把学习圈分为三类——朋友圈、协会圈、广告圈。朋友圈由相熟的朋友组成，他们共同商议决定组建学习圈，占学习圈总数的27%。此类学习圈由地方学习协会提供学习资源和场所，参与者无须付费，从中推选一名成员担任学习圈领导，并享受津贴。协会圈是最常见的学习圈类型，占总数的43%。这种学习圈由教会、俱乐部、贸易组织等机构组建，其学员也是来自这些组织的成员。学习圈领导者由组建机构人员担任，学员无需付费，经费由所属学习协会提供。广告圈占总数的30%，通常由学习协会自己组建并负责向公众宣传，其学习圈领导者由专门聘请的人员担任，学员需要缴纳学费。[5]

另外，以学习圈研究水平的层次为标准，学习圈还可以划分为初级学习圈、高级学习圈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各类学习圈。

二、瑞典学习圈运作特色

在瑞典，学习圈是最普遍的成人教育形式，其在开展成人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璀璨的，对世界各国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而这一切与瑞典学习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密不可分。

（一）注重民主、强调平等

瑞典强调民主平等，这种观念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瑞典学习圈当然也渗透着强烈的民主观念：

第一，学习圈没有参与资格的限制，向瑞典各个阶层人员开放。首先，只要有学习的意愿和兴趣，都可以加入自己感兴趣的学习圈；每个人只要时间安排得当，可以同时加入若干个学习圈。其次，学习圈不按年龄分类，各年龄段的人混合学习。数据显示，不同年龄段的参与者比例相对均衡。由于其他形式的成人教育大多只针对年纪较轻的成年人，对于一半以上年级较大的成年人而言，学习圈几乎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6]参与学习圈的既有年轻人，也有中老年人；既有在职人员，也有失业人员。参与者在学习圈内都可以满足自己的实际需求。再次，学习圈还特别设置了招收残障人士、失业人员、女性公民、中老年等特殊人群的学习圈，这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忘却失业、年老等带来的各种压力和烦恼，还能在学习交际的过程中重新建立自信。建筑工人Juhani从芬兰移民至瑞典，其在50岁失业后便根据自己的兴趣加入了音乐、手工等多个学习圈。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很多跟他际遇相似的人，甚至还成功制作了五弦琴、十弦坎泰莱琴。Juhani的例子说明：一方面，学习圈能为Juhani提供一个发展兴趣爱好的机会；另一方面，对于一名建筑工人而言，制作坎泰莱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极大地恢复了Juhani因失业丧失的自信心。此外，能在失业的时候参加这些活动，可以说学习圈对这些特殊人群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7]

第二，学习圈内没有教师，只有领导者。与学校教育不同，学习圈不设专职、兼职教师，每个参与者都是具有不同背景、经历的成人，他们的隐性知识也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可以说学习圈中的每个成员既是学生又是教师。每个学习圈都有一个领导者，而领导者则是由学习圈成员担任，并由圈内成员共同推选产生。对于领导者资格没有硬性的规定，领导者不一定要是专家，具备的知识不一定最多，能力也不一定最强，只要得到圈内成员的一致认可即可。此外，领导者确定之后还要接受所属学习协会对其进行的专门培训。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学习圈中存在着专门的领导者，但是领导者的地位与其他成员是一致的、平等的，因为领导者存在的意义并非领导大家，而在于担负起组织学习材料、保证学习圈顺利开展、确保讨论紧紧围绕主题进行、确保所有成员有相等的机会充分参与其中、鼓励成员互动提问的责任。

第三，学习圈强调成员之间的平等、强调对话机会的均等。Oscar•Olsson将自然的日常谈话看做是学习圈的奠基石，主张所有学习圈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学习圈应该是非正式的谈话或讨论，就像朋友之间一样轻松自然，但是对于谈话的态度却应该是严肃而深入的。学习圈哲学也认为，每个公民都是自由独立的个体，有权参加各种学习活动，同时也对社会负有相同的责任。因此学习圈的每个参与者都有发言权。[8]也就是说，学习圈成员是积极的参与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尊重基于事实的辩论，并且能够容忍不同的观点。而且学习圈的参与人数相对较少，与普通班级相比，这无疑为更高的参与度提供了机会。[9]在这种民主平等的氛围下，不会产生被束缚和压抑的感觉，相反会获得更多的交流学习机会。当然，也有的学习圈注重动手能力，比如手工、绘画、音乐等，这种情况下成员之间的关系在民主平等的前提下更侧重于个性化。

（二）话题多样、方式灵活

瑞典学习圈的话题范围很广，并且是由参与者自行决定的，主要目的除了增长知识、提升技能外，还包括陶冶性情、发扬民主风范、增强文化包容力等。关于学习圈的话题范围，Oscar•Olsson曾建议，如果工人阶层加入到学习圈当中来，可以把文学和艺术问题作为比较适当的开端。[10]另外，瑞典在20世纪70年代出台了新的文化政策，倡导将文化推向市民，让市民了解文化、参与其中。在这个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瑞典大多数学习圈都与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有关，从而使瑞典成为仅次于丹麦、芬兰之后的欧洲最具文化活力的国家。[11]另据瑞典成人教育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美学领域的话题是瑞典学习圈中最常见的讨论内容，占据了所有学习圈活动的60%，这些学习圈大多与音乐、剧场和舞会相关。人文领域（语言、历史等）约占14%，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占6%。其他领域占比重较大的包括个人服务（烹饪、旅游、保健、运动、消费科学等）、农业、园艺、林业和钓鱼等。[12]瑞典学习圈多以其讨论的话题来命名，这些学习圈的名称正好印证了话题多样化这个特征：[13]英语、音乐、圣经诠释、乐器制作、编织、钓鱼、走向未来、电脑、老年痴呆患者亲属圈、写作、婴儿歌曲、田间夏日、日本缝纫、我的农场在欧盟、瑞典矿产、“歌唱吧，瑞典人”、园艺、烹饪、“Bergsmansgårdens Lina”文学圈、中世纪歌舞、你的宠物犬、健康运动、英语初学者、裁判圈（足球）、唱诗班、陶器、德语、社会与环境、凭借自己的实力、退休人员影响因素、水的颜色、摇滚乐、生命对话等。[14]事实上，只要这个话题适合参与者，他们就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会议主题；只要参与者有实际需要，即便是普通学校的课程也可以作为学习讨论的内容；只要参与者有时间、有意愿，利用整年的时间按照计划系统的研究探讨一个问题也无不妥之处。虽然学习内容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学习活动依然是有计划性的。每个学习圈领导者都会制定一份关于本学习圈的详细规划表，标明会议次数、持续时间、参与人数等，并在学习圈结束之后上交学习协会。

另外，学习圈没有固定的模式，其操作方式灵活多变。正如工人教育协会首任领导Richard•Sandler所言：“如果有人告诉你：‘这就是学习圈看起来应有的样子、这就是学习圈应有的运作方式’，那你必须直接告诉他：‘你是个骗子，先生，不折不扣的骗子。’”[15]实际上，在学习圈的整个发展历程当中，时刻充斥着各种冲突和矛盾，关于什么样的学习圈才是理想的学习圈、什么样的活动不属于学习圈的范畴等的争论从未停止。[16]Oscar•Olsson也认为学习圈的具体形式应该与具体环境和条件相适应，而且还应适时进行调整变化。

模式的多样性决定了方式的灵活性，瑞典学习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十分注重灵活性。首先，就学习时间而言，完全是从成员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学习圈每周见面3个小时，中间休息一次。一个学习圈一般包括10到15次会面。为了方便下班后参加，经常在晚上举行，但是也有很多例外，很多退休人员会在白天参加学习圈。[17]其次，就学习圈的地点而言，既可以是某个组织所在地，也可以是某个咖啡厅、面包店、会所或社区服务所，还可以是某个成员的家中。而且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成熟和普遍应用，远程虚拟“网络学习圈”也应运而生，也就意味着学习圈已经拓展到网络虚拟世界当中。再次，就学习方式而言，瑞典学习圈强调的是“会谈讨论式的学习文化”，主张成员之间围绕谈论的主题开展自主学习，通过讨论、对话、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等形式，自由轻松的发表意见、参与讨论，而非讲授式教学。最后，就评价方式而言，与学校考试评价机制不同，当学习圈结束时既不评定学习成绩，也不授予结业证书，而是由参与者分享学习心得，进行自我评价，即是否获得了新知识，是够有所裨益，是否达到了学习目标。当然，如果成员在学习圈学习中完成了大学程度的高级课程，可以参加大学的专门考试，并可以从大学获得学分。[18]

（三）成本低效益高、经费来源多样

瑞典学习圈经过多年的发展完善，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不同的参与者而言，学习圈有着不同的意义，为了了解参与者加入学习圈的目的，Anderson、Laginder、Larsson、Sundgren等人在1996年开展的一项实证调查中对“学习圈社会”的63名成员进行了采访。调查发现，参加者往往会创造性的利用学习圈满足自身需要，且对参与学习圈意义的理解有近44种解释，大体可以划分为6大基本类型：第一类，纯粹为了发展兴趣而参加；第二类，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学习圈来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学习，比如学习语言、农业知识、获取国内外消息等；第三类，通过学习圈开展社交活动；第四类，通过参加学习圈提升自尊、发展人格；第五类，将学习圈看作一种民主论坛，自由的表达意见；第六类，将学习圈看成是区别于学校教育的一种学习形式。[19]而经过学习圈的学习，参与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自己加入学习圈的预期目标。根据Anderson et al报告显示，49%的人认为通过学习圈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知识和技能；45%的人认为“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超过60%的人认为自己的幸福感和舒适度有了提高；40%左右的人认为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学会了如何更好的表达自己、如何合作和更好地进行决策。[20]总之，瑞典学习圈的开展，缩减了不同人群的差距，提高了全社会的责任感和创造力，弥补了教育差距，推进了社会民主进程，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效益。而这一切又与瑞典学习圈成本低廉、经费来源广的事实息息相关。

图1 2002年瑞典地级学习协会财政收入表[21]

图1是2002年瑞典地级学习协会财政收入情况表，其中国家、地方和其他财政补贴占瑞典学习圈经费来源的60%左右，学费及其他收入约占40%。而2007年瑞典成人教育全国成人教育委员会对学习圈和民众中学的财政补贴约有325,000,000欧元，其中学习圈补贴165,000,000欧元（1.6亿克朗）；地方补贴4亿克朗；县议会补贴3.8亿克朗。[22]

图2 2002年瑞典地级学习协会财政支出表[23]

图2是2002年瑞典地级学习协会财政支出情况表，其中瑞典学习圈员工工资占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就员工构成来看，其工作人员主要是由学习机构的管理者及官员组成，学习圈领导者只占一小部分。以2007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学习协会共聘请了4,155名非学习圈领导者作为工作人员，而112,756名学习圈领导者中，只有524名领导者成为全职员工，39,253名领导者是零时工，余下的72,979名领导者则是义务工作者，约占总人数的65%。[24]

从瑞典地级学习协会财政收支情况表可以看出：一方面，瑞典学习圈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和地方补贴，其中“其他补贴”包括县议会提供的资助，此外还来源于学习圈学员所交学费等，这些收入为学习圈的顺利开办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学习圈的财政分配与学习圈活动直接相关，即学习圈的活动水平是决定该学习圈获得财政支持多少的重要依据之一。学习协会将依据学习圈的活动层次决定投入程度，对于像移民、失业者、残障人士之类的特殊人群还会有额外的资助。另一方面，从瑞典学习圈的支出表可以看出，除去员工工资，支出相对较大的包括办公设施及学习材料费用。但是，学习圈所使用的学习材料大多可以从当地“学习圈图书馆”借阅，还可以由学员自己提供，这就极大地缩减了学习材料的开支。同时，学习圈的学习场所无需专门设定，也不需要专门的教师开展教学，因此，也大大减少了学习圈关于办公设施和员工工资的支出。所谓开源节流，学习圈作为一种费用低廉但却行之有效的教育形式，降低了学习成本，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也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

（四）相对独立、管理规范

瑞典学习圈虽然获得了政府的财政资助，但在运作上却是相对独立的，必须是以民主和自愿的方式组织，政府不得干预他们的活动和学习。[25]在瑞典、挪威等国，学习圈是通过学习协会这些组织加以制度化的，它通过促进、管理和报告学习圈及参与者的数量来获得国家的财政支持。[26]学习协会是“由成人教育工作者组成的具有专业性、服务性、互利性的群体。它在保护成人教育专业人员的声誉、保护成人的利益、孕育成人教育专业服务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扮演着关键角色。”[27]目前瑞典公认的可以举办成人学习圈的学习协会包括：工人教育协会（ABF）、成人学校协会（SV）、市民教育协会（MBSK）、工资劳动者教育协会（TBV）、民众高等学校协会（FU）、自由教会教育协会（FS）和YM-CA.YWCA学习协会（KFUK-M）。[28]这九个学习协会之下又包括500个地方分支机构，每个协会都有自己独立的管理部门，且协会之间也相互独立。这些协会可以分为国家级、区级、地级三个层次。学习协会基层分支机构组织学习圈活动，而各级学习协会则对其进行行政管理、提供政策指导、开展监督评估工作等。

为了保证学习圈的正常运转，瑞典制定了一系列学习圈基本原则：1.学习圈时间不能太短，必须有充足的时间计划和完成学习任务；2.必须留有足够的时间让参与者消化吸收新的经验，并为下一次学习圈会议做好集体和个人的准备；3.学习圈会议不能太冗长劳累；4.参与者要充分利用自身具备的知识和经验，并鼓励他们通过外部资源搜集信息，但是不能影响学习圈的正常开展；5.学习圈应与其他学习圈建立联系，但也要预留足够的时间保证本学习圈的进行；6.学习圈人数要能保证小组活动的开展，但为了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充分参与，参与人数也不能太多；7.尽管学习圈事务可由内部成员自主决定，但其计划必须获得相关部门批准，同时，学习圈可以自主选择其领导者，但学习协会有责任确保领导者掌握学习圈规则、接受适当培训等。[29]

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瑞典于20世纪80年代颁布了一本专门针对学习协会如何组织学习圈的手册，规定每个学习圈最少15个学时，每学时45分钟（不包含休息时间在内）；包括领导者在内，每个学习圈最高人数为20人，最低为5人；学习圈持续时间不得少于4周，每周允许开展2次以上学习圈会议，但每次不得超过3个学时；学习圈的学习计划须经学习协会批准等。[30]2007年起，学习圈最低学时调整为9学时，学习圈会议每周不低于3次，最高人数调整为12人，最低人数为3人。[31]1991年之后学习圈发生了新的变化：第一，政府对学习圈的控制力度逐渐缩小，财政补贴的分配和管理权力由国家学校董事会转移到学习协会下的组织手中，且财政补贴的多寡原则上取决于目标实现的程度。第二，对学习圈的管理主要通过设定活动目标以及调查学习结果（即完成目标的程度）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学习协会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找最好的方法达成目标，而不是制定一大堆法规。[32]

三、瑞典学习圈引发的思考

学习圈为瑞典成人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作为一种方法，它已经引起了其他国家人们的仿效”，“……对许多国家的成人教育思想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33]它的许多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在借鉴模仿的同时，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模式虽好，但不能不顾实际情况而照搬照抄。

首先，需要考虑两国的实际差异。中国和瑞典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这些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如：瑞典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被视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以及极力追求平等的现代化福利社会。其在1991年颁布的《平等机会法》，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确保机会平等和调节贫富差距的法案。瑞典政府呈报给议会的1998年提案中写道：“今天大众成人教育的角色仍然是捍卫、激发和发展民主......”[34]。而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达程度远远低于瑞典，通过成人教育推进社会民主的成效和力度也远落后于瑞典。另外，瑞典学习圈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其学习时间、内容、形式等不受政府的干预和控制，但在中国，凡是由政府资助的机构和项目，政府的参与度都比较大。此外，瑞典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国土面积45万平方公里，不到中国领土的5%，大致相当于中国的黑龙江省；瑞典拥有900万人口，相当于中国人口的0.7%。21岁以下的人口占25%，而65岁以上的人口约占17%。瑞典的各级教育全部免学费。全国1500家图书馆均提供免费借阅。[35]两国的实际差异客观上要求我们在借鉴的同时必须考虑本土情况。

其次，需要意识到学习圈模式并非适用于所有的成人教育，而更适用于非正规成人教育。成人教育可以划分为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从瑞典学习圈的特征可以看出，学习圈是固定的正规教育系统之外开展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旨在为一定的学习主体和学习目标服务。因此，在借鉴学习圈经验的时候不能盲目的套用于所有的成人教育形式。

再次，需要注意到尽管瑞典学习圈的发展已经趋于完备，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学习圈推选领导者的目的在于维持、促进学习圈的顺利开展，但是现如今有些学习圈的领导者是受薪人员，而普通教师有时候也会被聘请过来担任领导者，这就意味着领导者的意义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第二，尽管学习圈强调学习过程中对话机会的均等以及成员的平等，但是这个要求执行起来难度较大，特别当领导者是学习圈讨论话题方面的专家时，成员间话语机会的均等性就更难保证。第三，如何科学合理地评估和衡量学习圈的成效，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学习圈讨论的内容范围相当广泛，没有国家课程、自由度大，且学习协会之间相互独立，这些客观原因使得我们很难对学习圈的成果进行量化。此外，与国家财政补贴直接挂钩的政府设定的学习圈目标往往非常宏观、模糊，很难照顾到所有参与者的学习诉求，这也使得评估的科学性难以得到保证。第四，在财政补贴的分配问题上，国家评估和成人教育全国委员会都对学习圈的数量、学时提出了质疑，并指出学习协会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在组织学习圈的时候往往会优先考虑学习圈的数目而非质量。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更加科学合理地发展成人教育有着重大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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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29

A

1672-0385（2015）01-0015-06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三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术发展史（1978－2012）”（项目编号：12YJA880095）。

2014-09-27

陈建美，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成人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