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鲁 宋学锋

（1.中国矿业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221116；2.南京财经大学，江苏 南京210046）

一、引言

伴随科技的迅猛发展、政府管制的放松以及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或者被迫走上业务转型之路。业务转型也是一个充满风险和挑战的过程，大量企业甚至是行业的领导者在转型中被淘汰，例如AT＆T、柯达、苏常柴等。在此现实背景下，企业业务转型的动因、战略选择及转型绩效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现有研究大都将产业衰退和业绩下滑看作是企业业务转型的根本驱动因素，认为业务转型是企业应对衰退的一种适应性反应（Zook，Allen，2010）［1］。然而事实上并非所有企业转型前都处于衰退产业或出现绩效严重下滑现象，许多仍具成长空间的绩优企业也热衷业务转型。

企业业务转型就本质上而言只是一种经济现象，真正值得探究的是隐藏在其背后的制度因素，尤其在一些转轨经济国家，企业业务转型往往与政府行为紧密相连，从制度视角探讨企业业务转型可能是一个较好的思路。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各级政府都属于强势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贺小刚等，2013）［2］。严重的行业壁垒、产权歧视和市场分割都是影响企业业务转型的重要因素，而政治关联可能会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转型资源。因此，研究政治关联与业务转型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从新的视角理解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逻辑；进一步，还有必要将管理者过度自信纳入研究框架，这是因为：（1）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并非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而是存在认知的巨大偏差。尽管政治关联帮助企业在与政府的互动中获得更多资源，但这些资源是否会用于建立新的主营业务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建立新业务，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管理者心理认知的影响。（2）在认知偏差的众多表现形式中，过度自信被认为是最稳健的发现。从民营企业发展历程看，其管理者更容易过度自信（王德鲁，宋学锋，2013）［3］。由于中国各种法规制度的不完善，一些民营企业的发展往往是采用非市场手段，但管理者可能并未意识到企业发展的真正原因，容易高估自身经营管理才能。

综上分析，现有文献大都从产业生命周期特征和企业财务特征的角度来研究企业业务转型问题。与此不同，本文旨在基于“转型动机→战略选择→企业绩效”的研究范式，立足中国特殊国情、制度和文化背景，从管理者外在社会关系机制和内在有限理性特征双重视角出发，将政治关联、过度自信与业务转型这三类独立研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通过实证分析阐明管理者政治关联和过度自信对企业业务转型进而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作用。这不仅促进了三类研究的交叉与融合，而且为我国民营企业业务转型动因、战略选择和绩效异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二、研究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政治关联与企业业务转型

中国作为最大的转型加新兴市场国家，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政企分开机制（潘红波等，2010）［4］。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和规制在很多领域还存在规则空白，执行者的自由裁决权较高，为官员和企业都提供了操作空间。民营企业在行政系列中“身份”也低于国有企业，在一系列形式上公正的行政规制中难以享有同等的待遇和机会，企业家往往需要与政府建立某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关联才更有可能获得政府扶持之手，比如产业准入许可、廉价的土地等（Faccio，2010）［5］。因此许多民营企业不惜利用各种制度途径甚至非法手段与政府建立关系。作为一种专有性资源而非专用性资源，政治关联带给企业的好处并不会因其所从事的行业或业务变化而消失，由此政治关联很可能会对公司业务转型产生重要影响。首先，由于企业通过政治关系所获取的资源能够牵动诸多资源的流动并影响其流向，因而是一种具有经济意义和资源配置功能双重特性的资源，在政府短期绩效预期的影响下，企业在获取政策、资金等资源优势后更加倾向于将其投向获利快的产业（Gentry，Shen，2013）［6］。其次，政治关系的建立和维护需要民营企业付出高额成本，为实现政治资本的价值最大化，民营企业具有强烈的动机投资成长性更高的行业，以谋取更多的超额利润和市场力量。政府官员为了获取政治与经济租金也乐于为与其具有良好关系的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最后，政治关联还是企业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社会声誉的一种信号显示机制，能够为企业带来优惠的融资待遇（余明桂等，2010）［7］，从而使企业拥有更多资源实施业务转型。由此提出假设。

H1 企业政治关联越强，越热衷于业务转型，而且在转型过程中的投资规模更大。

根据企业新进入产业与原主营业务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可以将企业转型方向划分为强相关转型和弱相关转型，前者是指企业继续在与原主营业务相关的行业领域内经营，后者指企业彻底脱离原产业而建立全新的主营业务。例如本田公司由摩托车制造业向汽车制造业转型属于强相关型，格兰仕由羽绒制品行业向微波炉行业转型则属于弱相关型。有关研究表明，原主营业务与新进入产业间的相关性与企业转型绩效显著正相关（Pehrsson，2006）［8］。这是因为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均或多或少地利用了其在原有产业中积累的知识和能力，而跨度较小的业务转型有利于提高企业对原有资源、能力的再利用率。由于非政治关联民营企业不仅难以获得管制产业的进入许可，而且进入其他弱相关或者不相关产业很可能面临效率损失的风险（Almeida，Wolfenzon，2006）［9］，因而这些企业可能更加倾向于通过产业延伸进入与原主营业务相关的行业，以便充分利用企业在原产业中所积累的技术、知识、经验和诀窍而获得竞争优势。相比之下，政治关联企业则更可能选择进入政府管制产业实现业务转型，而这种转型通常是与企业原主营业务不相关的弱相关转型。由此提出假设。

H2 政治关联企业更加热衷于选择进入弱相关的产业来实现业务转型。

企业业务转型包括并购和内部培育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指企业通过兼并或收购获得目标企业的所有权或控制权，后者指企业依赖自身资源和能力完成新业务从种子期到成长期的培植过程。Biggadike（1979）［10］研究指出，内部培育的新建业务大约需要7—8年时间才能取得正的投资报酬率，而采用并购方式可立即从这项业务中获利。因而相较于周期长、见效慢的内部培育方式而言，并购方式更容易受到企业的采纳，对于具有政治关联的中国民营企业企业来说，这一点更是如此。首先，政治关联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并购资源。在中国，并购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企业间的并购行为会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要影响（Liu等，2013）［11］。出于对税收、就业和官员晋升等考虑，许多地方政府会对本地区企业间的并购行为予以控制，有并购需求的企业很可能会通过向政府或政府官员“寻租”而获得支持。因此政治关联企业不仅会获得更多的并购机会，而且地方政府可能会通过降低准入门槛、降低税率等途径帮助企业达到转型的目的。其次，当政治关联企业更容易通过政府获得业务转型所需要的资金和其他资源时，它们显然有强烈动机利用这种非政治关联企业所不具有的优势实施大规模的并购，借此来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最后，如果民营企业是通过聘请离任官员担任高管建立政治联系，那么这些高管有强烈的动机帮助企业通过并购实现业务转型，以便在尽快提高企业获利能力，从而构筑职位“壕沟”，巩固其职位和地位。由此提出假设。

H3 政治关联企业倾向于采取并购方式实施业务转型。

企业通过并购完成业务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对新产业的进入成本，迅速增值其可支配资本。企业进入一个新的产业时将面临多方面的障碍，除了进入新领域的学习成本外，还有来自在位企业的排斥问题。新产品的研制、市场渠道的建立都需要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在位企业对新竞争对手的本能抵触也会成为企业的进入壁垒。尤其是如果企业完全采用投资新建方式进入新产业，新增产能对市场供求平衡的影响可能会导致产能过剩而引发价格战。而企业采取并购方式不仅能够迅速获取竞争对手资源，还能够在短期内保持行业竞争结构不变，大大降低企业招致报复的可能性。前已述及，政治关联企业倾向于采取并购方式实施转型，因而有助于降低转型成本，改善短期经营状况。然而，企业并购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Gomes等，2013）［12］，例如并购企业需要对被并购企业的组织、文化、技术等进行有效整合。此外政治关联还会弱化企业对核心能力建设的投入（杨其静，2011）［13］。首先，企业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来建立和维护与政府间的政治关系，从而削弱了企业对核心能力建设的资源投入；其次，政治关联会软化企业预算约束，缓解市场竞争压力，从而抑制企业核心能力建设的积极性；最后，政府官员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往往迫使企业形成特殊的治理结构，给企业带来持久负面影响。综合前文分析，由于政治关联企业倾向于将并购作为业务转型的占优策略，他们在业务转型过程中更加注重转型的速度和规模，而对于并购后的整合以及企业核心能力的再造投资不足。因此，这些企业实施的业务转型虽然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短期经营状况，但却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由此提出假设。

H4 政治关联企业实施的业务转型，（a）有助于提高企业财务业绩，（b）但却导致企业价值受损。

（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

过度自信是指管理者高估自身管理才能、所掌握信息的准确性以及决策收益，同时低估决策风险的心理偏差。业务转型作为影响企业长远发展的重大决策，不但管理者很难与以往的经验进行对照，而且转型效果也难以很快体现出来，导致他们无法参照过去的“行为坐标”来对目前行为进行判断，从而产生盲目的成就感。业务转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多元化，其实质是企业建立起能支撑自身持续成长所需的新核心业务并伺机退出原核心业务。因此，业务转型尤其是脱胎换骨式的转型过程实际上是企业资源的转移和再配置过程。同时，由于企业核心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组织结构、运营模式、资源投入、文化特征等。因此，业务转型尤其是弱相关型转型必然会引起包括企业组织结构、管理模式、资源结构、企业文化等在内的多层面变革和转型，是一项涉及多个层面和多个因素的复杂系统工程，也是难度最大和风险最高的一种企业变革，一旦转型失败，不仅影响到企业的成长甚至会危及生存。对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而言，他们通常表现出一定的知识幻觉，即高估自身掌握知识的精确性和对不确定性事件判断的准确性。在这一心理作用的驱使下，他们在面对获利性更高的产业投资机会（即使这些产业与企业主营业务并不相关）时，往往会坚信自己必然成功，而忽视业务转型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客观条件的约束，从而诱发企业的业务转型。而且，当企业通过政治关联而获得更多的资源优势后，管理者拥有更多的资源用于业务转型。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5a 管理者过度自信正向调节政治关联与企业业务转型倾向间的关系。

H5b 管理者过度自信正向调节政治关联与企业进入弱相关产业的可能性间的关系。

对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而言，他们往往重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弱化政治关联与并购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首先，与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不同，管理者过度自信假说认为管理者是忠于股东的，其做出的战略决策并不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仅仅是因为自信。因此，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能够克服短视心理，追求R＆D投资所带来的高回报。其次，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要比理性的管理者更加具有企业家精神，而以创新与冒险为主要特征的企业家精神会极大地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Knight，2012）［14］。而且，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进行研发投资决策时，很容易高估技术创新项目的收益，低估创新失败的风险，因此也就更加乐于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高风险性的技术开发项目。再次，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普遍存在控制幻觉，他们热衷通过创新行为来显示他们对于市场的控制能力。Hirshleifer（2012）［15］等人的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CEO更加倾向于将技术创新活动作为其管理视野的展示方式，因此过度自信的CEO更加倾向于投资研发项目，以便获得更多的专利和专利引证。由此提出假设。

H5c 管理者过度自信负向调节政治关联与转型企业的并购方式偏好间的关系。

基于前文分析我们进一步推测，由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并购和内部培育都较为重视，两种转型方式的综合运用不仅能够加快企业转型速度，改善企业经营状况，提高企业财务业绩；而且有助于企业不断获得核心能力并予以巩固和提升，促进企业长远发展，提高企业市场价值。由此提出假设。

H6 管理者过度自信正向调节政治关联企业业务转型与企业业绩和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转型企业做出具体界定：如果企业所属的产业四位代码发生变化，那么该企业即为转型企业，当新建主营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超过30%时，该企业即完成了转型①行业分类标准的修订也可能会导致没有实施业务转型的企业被误判为转型企业，故而对比分析了每一个企业转型前后的主营业务，以避免误判情况的发生。。选取2001-2010年期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并剔除金融类公司和主营业务不突出的综合类公司、期间董事长或总经理发生变更的公司、年报中相关数据、资料不完整的公司、1%和99%分位数之外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异常值的公司，最后得到3 082个基础样本。继而我们收集了样本企业主营业务的数据资料，期间完成转型的公司有239家。为确保结论的稳健性，剔除＊ST等企图通过卖壳进行转型的公司27家、属于关联交易的企业10家，最后得到202家完成转型的企业。企业转型方式与方向、转型开始和结束时间由作者根据公司年报进行判别，政治关联数据由作者手工整理得到，其他变量数据来自CCER色诺芬数据库。

（二）变量

政治关联（PC）。参照 Chen等（2011）［16］的做法，以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曾任政府官员的董事占董事会成员总数的比重表征政治关联程度。

管理者过度自信（OCD）。目前对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测量大都采用CEO股票期权持有情况或相对报酬等替代变量。鉴于中国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尚不普遍，采用姜付秀 （2009）［17］的做法，用“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之和占所有高管薪酬之和的比重进行测量。

转型战略。设置业务转型（Trans-DUM）哑变量，如果企业主营业务发生变化赋值为1，否则为0；采用并购金额（MA）和是否并购（MA-DUM）作为并购的替代变量，采用内部投资额（INInvest）作为内部培育的替代变量，总投资额（Invest）则等于内部投资额与并购金额之和。为了研究两种转型方式间的关系，设置了“并购金额是否大于内部投资额”哑变量（MA-INInvest），如果大于赋值为1，否则为0。根据企业新进入产业与原主营业务的相关性（Relation），如果弱相关赋值为1，否则为0。

转型绩效。本文采用ROA来表征企业财务绩效，采用Tobin’sQ值来表征企业市场价值①ROA＝净利润/期初和期末平均总资产；Tobin’s Q＝［流通股股数＊流通股股价＋（总股数-流通股股数）＊流通股股价＊（1-82%）＋负债的账面价值］/资产的账面价值。。在测量企业转型绩效时，分别以这两项指标转型完成后第1年的数值减去转型前1年的数值所得到的差值来度量企业转型绩效（△ROA和△Tobin’sQ）。

控制变量。根据以往文献选取的控制变量有：转型前1年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MSH）、董事会规模（Board）和高管持股比例（Top1）；上市年限（Age）、转型前1年企业规模（Size）、现金流（CF）、负债比率（Lev）、经营风险（BETA）；企业转型年度（Year）和转型前所属产业（Industry）两个虚拟变量。

（三）计量模型②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各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了共线性分析，发现VIF都小于6，说明自变量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共线性问题；然后对有关回归模型进行了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面板数据拒绝随机效应模型更优的假设，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于混合截面数据OLS回归可能存在偏差，需要对回归标准误差进行个体和时间双重cluster调整以减少偏差［18］。因此在层次回归分析中，当被解释变量为MA等连续变量时，本文对回归模型采用个体和时间双重eluster调整；当被解释变量为MA-DUM等离散变量时，采用probit模型。

为检验假设1-3，构建了计量模型

为了检验假设H4，构建了计量模型

为了检验假设H5a-H5c，构建了计量模型

为检验假设H6，构建了计量模型

（四）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转型样本的所有董事中28.2%的董事具有政治关联，说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普遍热衷于与政府建立联系。就管理者过度自信而言，202家转型企业样本均值为0.316，高于3 082个基础样本的均值0.283。就企业转型绩效而言，△ROA的均值为1.344，标准差为10.125，说明转型企业的财务业绩整体较好，但不同企业之间差异较大；△Tobin’sQ的均值为-2.379，标准差为9.146，说明转型企业的市场价值总体降低，且不同企业之间差异也较大。就业务转型方式而言，62.7%的企业的并购金额超过内部投资额，意味着民营上市公司更加热衷于采取并购方式实施业务转型。就业务转型方向而言，68.2% 的企业进入了与原主营业务不相关的新产业。

表1 转型企业样本的描述性统计① 转型企业样本的规模、年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控制变量的标准差较大，说明转型企业样本之间的差异较大，意味着业务转型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囿于篇幅，在文中没有报告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政治关联与业务转型战略的回归结果

表2报告了计量模型（1）的检验结果。在以Trans-DUM为因变量的模型中，P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与非政治关联企业相比，政治关联企业更加热衷于业务转型；在以Invest为因变量的模型中，P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治关联企业在业务转型中的投资规模显著高于其他公司，从而假设H1得到验证。在以Relation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P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治关联企业更热衷于选择进入弱相关产业；而且企业政治资源越丰富，其实施弱相关型业务转型的动机越强，从而假设H2得到验证。在以MA-DUM、MA、MA-INInvest为因变量的模型中，PC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而在以INInvest为因变量的模型中，PC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因此相较于内部培育方式，政治关联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并购方式，从而假设H3得到验证。

表2 政治关联与业务转型战略的回归结果

（二）政治关联、业务转型与绩效的回归结果

表3、4报告了计量模型（2）的检验结果。表3中PC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政治关联对转型企业的财务业绩会具有积极影响。MA-Invest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非政治关联企业将并购作为业务转型的占优策略容易导致企业财务业绩下降。PC与MA-Invest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MA-Invest和MA-Invest＊PC的回归系数之和为负且F检验均显著，表明政治关联企业优先采取并购方式实施业务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财务业绩。Invest和Invest＊PC的回归系数全部显著为正，表明政治关联企业转型过程中的投资规模越大，企业财务业绩越好。Relatio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非政治关联企业进入弱相关产业很可能会降低财务业绩。Relation＊P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Relation＊PC和Relation的回归系数之和为正且F检验均显著，表明政治关联企业进入弱相关产业有助于提高企业财务业绩。综上假设H4a得以验证。

表4中PC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政治关联对转型企业的市场价值具有明显消极影响。MA-Invest和MA-Invest＊PC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无论民营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如果企业将并购作为占优策略都将会导致企业价值受损，而且对政治关联企业而言，其市场价值受到的损害更大。Invest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非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的投资规模越大，其市场价值越高。Invest＊PC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Invest和Invest＊PC的回归系数之和为负，且F检验都显著，表明政治关联企业的投资规模越大，其市场价值越低。Relation的回归系数显著正，表明非政治关联民营企业进入弱相关产业将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Relation＊PC的回归系数以及Relation和Relation＊PC的回归系数之和均显著为负，表明政治关联企业进入弱相关产业将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从而假设H4b得到验证。

（三）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政治关联与业务转型战略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5报告了计量模型（3）的检验结果。以Trans-DUM和Invest为因变量的模型中PC＊OCD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正向调节政治关联与业务转型倾向、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即管理者过度自信强化了政治关联对企业业务转型的促进作用，从而假设H5a得到验证。以MA-INInvest为因变量的模型中PC＊OCD的系数显著为负，PC＊OCD与PC的回归系数之和为负，表明对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而言，政治关联企业对并购方式的选择偏好得到抑制，而企业的内部投资得到增强，从而假设H5b得到支持。以Relation为因变量的模型中PC＊OCD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负向调节政治关联与企业进入弱相关产业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从而假设H5c得到验证。

表3 政治关联、业务转型与△ROA的回归结果

表4 政治关联、业务转型与 △Tobin’s Q的回归结果

表5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政治关联与业务转型战略关系调节作用的层次回归结果

（四）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政治关联与转型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6、7报告了计量模型（4）的检验结果。表6中MA-Invest＊PC＊OCD和Invest＊PC＊OCD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但Relation＊PC＊OCD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强化了转型企业的总投资规模和并购规模，促进了政治关联对企业财务业绩的正向影响。表7中MA-Invest＊PC＊OCD、Invest＊PC＊OCD和Relation＊PC＊OCD的系数均为正，而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弱化了政治关联对转型企业长期绩效的不利影响，因此，本文假设H6得到验证。转型企业的财务业绩主要受到企业的资源基础、投资规模、转型成本和新业务的获利能力的影响，长期绩效则更多地取决于新的主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根据前文分析结果可知，对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而言，他们在企业转型过程中的投资规模更大，而且倾向于同时采取并购和内部培育的方式实施业务转型，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更加有利于新业务竞争力的培植，从而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五）稳健性检验

政治资源与业务转型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关系，为此利用Heekman两步法修正这种选择性偏差。首先构建一个政治关联选择模型，然后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并代入计量模型进行回归①对于政治关联的选择模型，参照陈爽英 （2010）［19］的做法，选取的解释变量为上市公司中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所占比例（VPore1）、民营企业家是否为无党派、知识分子、女性和少数民族（VPore2），这些变量可看作是外生变量。。政治关联和转型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可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为此对绩效方程做出如下调整：以t＋1期的△ROA＋1和△Tobin’sQ＋1作为因变量，并且增加Invest＋1及其与PC的交叉项；以t＋2期的△ROA＋2和△Tobin’sQ＋2作为因变量，分别重新回归。参照Li（2008）［20］的做法，以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是否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曾任政府官员测量PC，如果是赋值为1，否则为0，并重新回归。检验结果显示基本结论未变。囿于篇幅，文中没有报告上述结果。

表6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政治关联与△ROA关系调节作用的层次回归结果

表7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政治关联与△Tobin’s Q关系调节作用的层次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 、1% 水平上统计显著；囿于篇幅仅报告了部分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取2001-2010年中国沪深两市的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管理者政治关联、过度自信对企业业务转型及公司绩效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政治关联企业为了充分发挥政治关联所创造的资源优势、实现政治资本的价值最大化，他们更加热衷于业务转型，而且转型过程中的投资规模更大。（2）政治关联对企业业务转型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而且政治关联企业实施的业务转型虽然有助于提高企业财务绩效，但却导致企业价值受损。（3）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政治关联与业务转型、转型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根据以上研究发现，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管理启示：（1）任何被迫或盲目的业务转型都是企业缺乏战略远见的表现，企业应认识到业务转型的高风险性，努力提升自身战略管理能力。（2）政治关联企业需要处理好并购与内部培育两种转型方式之间的关系，有效配置企业资源，确保企业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兼顾。（3）企业在选拔管理者尤其是高管人员时应充分考察其心理特征，这对于提高企业转型战略决策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管理者的性别、年龄、经历等都会对其心理认知产生影响，这就需要企业完善传统的人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4）政治关联虽然有助于规避市场机制不完善给企业造成的消极影响，但也在引导企业回归旧的经营体制。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不断健全各类市场体系，完善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和信号传递机制，引导公司业务转型行为回归理性，并保证民营企业这一“本能”行为能够在一个“公平、公开、开放”的平台上实施，从而降低企业转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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